苏珊·桑塔格为什么不再去中国？
瑞典茉莉
中国正在兴起一股“苏珊·桑塔格热”。这位被布罗茨基视为是“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在前不久去世之后，更为世人所怀念与欣赏。虽然不赞同桑塔格的一些政治观点，但笔者对这位博学多才的作家、充满个性的“好战的唯美主义者”、高挑身材头发黑白相间而又举止激烈的女性，有一种爱之入骨的感觉。
然而，一些中国新左派文人对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却是有点时空错位、一厢情愿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是以反美反战著称的，这一点似乎很得中国新左派的赞赏。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总是批评自己祖国的美国左派桑塔格，骨子里，和中国新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从桑塔格不愿再去中国访问这一点，就可见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说法，她与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因为她的父母在那儿住过。 桑塔格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犹太商人，三十年代时曾经在中国经营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回了美国，桑塔格出生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她的父亲甚至是在中国去世的。
在接受中国作家贝岭采访时，桑塔格说：“即使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我也会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个对世界感兴趣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呢？ ”
出于对中国的兴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里，曾经两次去中国访问。那时，她是一个自由不羁的前卫青年艺术家，激烈地反对越战、支持古巴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的中国之行被视为“政治朝圣”。
结果，她发现自己受骗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伦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访，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时，回忆了她当年的中国之行。
“我记得，1973年1月我去中国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指派给我的一个女翻译关系很友好。……她是一个可爱而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朋友家。”
这位目光异常敏锐的美国女人，坚持要看看这位中国女翻译的住所，结果真相清楚了，原来这位女翻译就住在宾馆的一个地下室，一间小得像壁橱一样的房间。在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位异国女性有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
“有一天，这位女翻译暗示我她住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邀请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软的英语非常迟缓地问我：‘你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19……’当我听到‘19’这个词时，胸口顿时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将要说什么。‘–84。’ ‘1984，’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更为烦乱。‘是的。’她微笑着说，‘中国就像那样。’”
凡是了解《1984》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为什么年轻而狂热的左派桑塔格在听到这个书名时，胸口会突然疼痛起来。《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拟的一个故事，它描写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人们的悲惨命运。
与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女翻译的邂逅，是桑塔格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一个开始，也是她后来激烈谴责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因。已故的桑塔格有一本来不及完成的书，题目叫《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其中就谈到对西方旅行者前去社会主义国家易受欺骗的问题。她认为，共产党政府一度吸取了非常好的理想主义资源，例如三十年代的欧洲，一些优秀的人们被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但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
从中国之行中清醒过来，桑塔格不再对社会主义抱有天真浪漫幻想，她在反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更提高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声调，并经常谴责共产主义钳制知识分子。1982年，在抗议波兰镇压团结工会时，桑塔格发表了一个激怒西方左派战友的惊人论断：“共产主义是带着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
自此，西方左派和右派一样被她惹恼。她毫不留情的批评西方左派，指责左派拒绝认真对待斯大林恐怖下的流亡者、异议人士和被谋杀的牺牲者，也批评前苏联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知识分子随大流。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她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缺乏道德承担。
2002 年8月，中国诗人贝岭入狱，桑塔格为之奔走呼号，从北京狱中将贝岭营救出来。当时，桑塔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中国传送思想的罪行》，鲜明地表达其人道立场。她说：“如果对贝岭沉默，对他而言只剩下恐怖——也包括对其他中国人（两天前他在北京的兄弟也被捕了），那就意味着给中国政府开绿灯：它可以肆无忌惮地这么干；而且，它可以扩大它的迫害范围，恐吓独立思考的人。如果大家都沉默，给中国政府的信息就难以更清楚。”
这也是桑塔格不再去中国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因言论和写作入狱的知识分子，桑塔格无能一一援救，因此，在贝岭的采访中，她诚恳地说：“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是，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的人有利的情况下才去，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凡事要问一个是否“道德”的问题，这是自称为“执著的道德家”的美国左派桑塔格，和那些对大批政治犯入狱状况视而不见的中国新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从桑塔格几十年的人生之路来看，她并非要坚持“左”或者“右”的政治立场，而是要坚守关注弱者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不媚俗，不讨好，毫不客气地对一切权力——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权力——进行审视和批判。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遁入道德虚无主义之境时，她回归启蒙主义的理想。
被人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对于离经叛道的桑塔格，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严肃荣誉。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已经离世的她，将在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长存的同时，也将作为这个时代濒临绝迹的的知识分子道德家，长存于我们心中。
2005-01-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