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的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近日发布调查称，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53%，近30年来首次超过50%。该公司称，这一高度具有标志性，如今已有占多数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据盖洛普观察，尽管近年来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有所上升，但直到2016年，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数量还是在半数以下（44%）。2017年形势明显变化，当年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者升至50%。而在今年的最新调查中，这个比例进一步升至53%。

1995-2018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表（盖洛普咨询公司网站）

从44%向上爬升至53%，短短几年好感度骤升近10%，盖洛普提到一种可能，或许是因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实力所感到的恐惧有所减少。

无独有偶，2017年4月，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同样发布美国人对华好感度调查，调查显示，超半数美国人把因中国而损失工作岗位视为严重问题，但比例较2015年和2012年的调查都有降低。皮尤认为，这种趋势与美国公众对美国经济越来越乐观是一致的。

精英和大众视角不同

事实上，好感度是一个颇为主观的指标，影响好感度的因素范围也很广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同样会影响到好感度。甚至一个偶然事件也会影响到好感度。盖洛普此次公布数据提到一个转折，“2017年形势明显变化”。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资料图片：2017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举行。 （视觉中国）

2017年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由于其众所周知的“美国优先”，这一年的中美关系也经历了若干波折，包括贸易上的分歧增加，“萨德”、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都轮番上阵干扰中美关系前行。

今年1月，特朗普又在其上任后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把中国、俄罗斯称作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首份《国防战略》报告也公开表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俄罗斯与中国。当美国的一些执政者还在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发展之际，缘何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发生了转折？

资料图片：2018年1月30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年度国情咨文。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对此分析说，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由于不喜欢特朗普。他说，此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民众，民众评价好感度大多基于当下和过去的观感做判断，不会受到太多意识形态左右。这与精英阶层形成反差，精英更多考虑意识形态，强调美国的未来战略，因此在西方也主要是精英在讲“中国威胁”。这次调查更多反映了民众情绪，精英和普通大众的视角还是不一样的。

在王义桅看来，对比过去一年多的美国国内情况，民众在见证枪击案件频发、国家政策走向孤立等事实后，看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感受到了自身与中国形成的对照。

资料图片：2018年2月2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学生游行示威呼吁控枪。（视觉中国）

西方焦虑保守，中国自信开放

特朗普政府2017年主打经济、移民、军事安全三张“美国优先”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出质疑，拒绝伊朗核协议，结果是疏远了盟友，损耗了自身的国际形象。

而在地球另一端，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在气候保护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开花结果，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公路、发电厂、桥梁、网络和其他项目上投入1万多亿美元以扩大市场。这些都在国际上树立起了中国开放包容与改革者的形象。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路透社）

王义桅说，西方呈现出保守、意识形态导向等面貌，包括民粹泛起、英国脱欧、意大利右翼政党占优等等状况的出现，也都在美国民众心中投下阴影。西方整体信心在下降，但民众与精英看待内外部变化的态度存在不同。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在上升，精英却越来越焦虑，这也显示出美国社会的一种分裂。

王义桅认为，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的适应性相较过去肯定已经有所上升，西方能够接受一定程度上的中国话语权增加，毕竟去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英国、印度、法国等六国的总和，但全面适应中国崛起的过程仍将很漫长。

“西方民众较其精英由于没有意识形态、战略考量等框架限制，适应中国变化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精英们对中国表现出不适应、不甘心等反弹也是必然，不过身处不同阶段、居于不同行业的精英也有所不同，比如经济领域往往更快适应变化，战略领域可能就要稍慢一些。”王义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