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元老李维汉根据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建议邓小平补上反封建这一课。李维汉说，毛泽东等几个领袖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个人崇拜这些封建遗毒，在文革中是一次大爆发


　　老高按：从去年9月底迄今，我对住在新泽西的年过八旬的中共党史专家阮铭先生进行了几十个小时的专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至少有十来次，他提到1980年中共元老李维汉向邓小平建言：中共要补反封建这一课。
　　阮铭告诉我，那年起先是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华国锋还是党的主席），去看望时年86岁的李维汉时，李谈起反封建的重要性，胡耀邦深以为然，认为这对于中共痛定思痛、吸取文革教训，是一个极重要任务，但他希望李维汉亲自向邓小平建言。李维汉果然找机会，跟邓小平当面谈了这一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296页）。李维汉本人也出席了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阮铭告诉我，邓小平的这个报告与李维汉与邓小平的谈话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蹊跷的是，反封建这件重要任务，却没有及时、得力地贯彻下去。邓小平在报告之前，只招来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人，对他们讲述了李维汉的建议和自己的想法。
　　谁都没想到的是，可以说就在邓小平做了重要报告过后没几天，1980年8月31日，发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惊天动地的“大地震”：波兰诞生了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中国，震惊了中共领导层，邓小平、陈云的关注重心，顿时转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上来。本来中共中央已经发了文件，要求全党贯彻落实邓小平包括反封建内容在内的这一重要报告，这时又紧急传达：马上刹车。
　　对于中华民族重新确定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此胎死腹中！
　　阮铭不胜惋惜，我也叹息再三。
　　李维汉到底跟邓小平究竟说了些什么？二十多年未见披露。直到本世纪初，《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披露了《人民日报》原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教授和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历史学家宁培芬女士，在1980年6月（即邓小平重要报告之前）对李维汉的专访，李维汉讲述了他的想法。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也就是他对邓小平所讲述的主要内容。
　　现在，在习近平控制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起海内外轩然大波之际，中共元老李维汉对汪子嵩和宁培芬的讲话“重现江湖”，我读来不禁感慨系之。不能不钦佩：这是38年前，文革刚刚结束后一位86岁老人的认识啊！何等透彻，何等明晰，又何等热切！比起今天朝野诸公，胸襟眼光高出多少！如果说，李维汉这篇讲话，就是对习近平提前38年就预见到而专门提出的规劝、警诫，我想也一点也不是夸张！
　　李维汉，资历显赫：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前长期担任中共党内高层领导职务，中共五大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7年7月后任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1927年8月，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担任会议主席之一，并成为新政治局常委，这恐怕是他担任的中共最高职务。后来的职务，没有这么显赫，逐渐边缘化，但是也都非同小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文革之后，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维汉与邓小平的关系，很长时间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曾经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在邓小平1933年因“邓毛谢古事件”遭批判之后，改嫁给李维汉。金维映曾参加红军长征，生下了李铁映。李铁映后来飞黄腾达，在中共改革开放年代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例如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家体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等，还早早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人八卦说，李铁映其实是邓小平的儿子，所以后来才青云直上。在我看来，纯属胡扯！邓小平对自己前妻与新丈夫李维汉所生的儿子，再三拔擢，不失为一段佳话。
　　但是很可惜，我听许多人，包括我在国家教委工作的岳父，都谈起过李铁映，普遍反响不佳。据前中组部青干局官员、曾经为“第三梯队”考察过李铁映的阎淮告诉我，李铁映在辽宁工作时，口碑甚佳，公认很有改革意识。那么后来政绩平平，就要归咎于中共体制对人才可怕的吞食、同化效应了！
　　顺便再说一下：李铁映的同父异母弟弟李铁林，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铁映的夫人，是中共前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的女儿秦新华……“红二代”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红楼梦》里所写的四大家族和“蒋家王朝”四大家族的各种联姻的亲属关系，更百倍地让人眼花缭乱！


　　李维汉邓小平秘密谈话：必须肃清封建遗毒

　　余焕椿，《炎黄春秋》，原题为《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1980年，李维汉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惨痛教训，提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建议邓小平补上这一课。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毛泽东等几个领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遗毒，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
　　反封建主义，自五四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曾使中国革命排除千难万险，取得辉煌胜利。但是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后，为什么又渐渐丢掉了科学与民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没有完成。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东西，阴魂不散，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
   “文革”使许多人上当受骗，吃尽了苦头，但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开始懂得了消灭封建残余影响，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人民日报》在这方面曾经十分投入，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做了不少工作。但问题并不简单，维护封建残余势力的人，他们还有力量，还能够一次次地制造障碍。已故历史学家黎澍曾指出：“不重视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所以，不反对封建主义，就发扬不了科学与民主精神，没有科学与民主精神，也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
　　在反封建问题上，《人民日报》曾受到过很大压力。先是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然是指胡乔木——老高注）出面阻止，后是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肯定就是邓力群——老高注）出面干预。这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不要单独提反封建主义，还是提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民主革命胜利已经那么多年了，宣传战线的任务反而成了反封建，不合乎实际。
　　刚刚兴起的反封建宣传，就这样被压下去了。编辑部感到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又要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衡量新时期的新实践了，凡事都要问一下是姓“社”还是姓“资”。
　　为了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继续下去，编辑部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不久，报社获悉李维汉同志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话题正是反封建，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报社获知这一消息，决定派懂理论的资深记者访问李维汉，以图扭转局面。第一次采访在李维汉家中，担当起此任务的是《人民日报》原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教授和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历史学家宁培芬女士。
　　访问时，李维汉先是惊讶，说他“同邓小平两人讲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继而说，“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只有邓小平比较合适”。接下来谈了很长一篇话。
　　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这个问题，几个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李维汉还说，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
　　第二次采访在北京医院，汪子嵩带刚到报社的年轻人张书林（现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一同前往，这次主要是探视，李维汉在病榻上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邓小平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296页）这个报告与李维汉这次谈话有密切的关系。李维汉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他在8月19日的发言中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
　　采访结束时，李维汉重申，他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威，只有邓小平最合适。但李维汉所谈问题的深度和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编辑部根据所谈情况，整理了一份访谈录，争取公开发表，但因种种原因，终未实现。
　　最近，我去看望采访者之一的汪子嵩教授，同他谈起了这篇访谈录，他为当时未能发表而深感惋惜。他说，李维汉所谈内容十分重要，现在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可惜现在连底稿都找不到了。我说我有同感，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告诉他我保存有一份他亲笔写的原稿，希望他同意，不加任何修饰将它呈现给读者。他高兴地同意了。
　　下面就是这篇尘封20多年的访谈录的全文。


　　李维汉同志谈话

　　汪子嵩、宁培芬记录整理

　　时间：1980年6月19日上午
　　地点：李维汉家中

　　你们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写。现在由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我是向小平同志建议，希望他出来带个头，只有他比较最合适。我向秘书讲过，这个问题是不能谈的。你们从哪里知道的？中宣部传达了？我和小平同志只有两个人谈，是他说出去的？这两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决议，我都是拥护的。但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问题怎样解释？我解释不了。还有，周总理也是悲剧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说的这个话。他作了斗争，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使党和国家没有完蛋，他有功劳。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进行了抵制、斗争；另一方面，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又是他效愚忠。我慢慢地想到这个问题上，觉得有许多问题。
　　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我们用武装斗争解决了问题，人民政权取代了旧政权，改变了所有制，这些都做到了。但革命却也到此为止，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现在说阶级已经消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好像肯定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怎样？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我们是革命战争胜利了，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很忙，战争刚结束就抗美援朝，又要搞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不过渡要犯错误。
　　毛主席接触了封建主义没有？接触了。在毛选四卷中他个别地零星地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又放下了。这也有个历史原因，那时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不打行吗？毛主席对于革命战争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没有问题的。毛主席在农民运动中提到要反对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但他提过后也就丢开了。这里面有历史的条件，也有认识的原因，他个人的原因。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是不对的，但后来的发展就不同了。
　　此外的几个领袖的情况，少奇同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全看他的著作，是从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起来的。这篇文章，三九年在延安发表时，我是同意的。现在看，这篇文章应该是给年轻的党员看的吧。老家伙有没有人再拿它作镜子对照自己的呢？对年轻一代，他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个人的话，一共17处，而引证孔孟两个人，倒有15次，什么“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慎独”，全引上了。为什么要引证这些？青年又不熟悉这些，还不得去翻书，翻《论语》，《孟子》，钻到孔孟中去了。少奇同志大概没有想这个问题，他确实读过这些书，我也读过，不过没他那么熟。马恩列斯毛五个人引了17条，孔孟两个人引了15条，分量就相当重了。周总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悲剧。总司令的文章，我没有注意查。
　　总之，从历史上说留下了这么个大问题，是不是？
　　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北京医院的这座楼，是高级病房，里面还有等级。每层有两个大房间，只有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副总理才能住，没有人就让它空在那里。前两天要我搬去住，我不住。七五年我被下放在××，那里也造了个楼，真了不起，楼堂馆所，虽然禁止搞这个，实际上是从中央开始搞起来的。这里有个病人，病得很严重，有人陪他，几个人住在一间，为什么不放到那间大的去？所以，我没有接受搬过去。看着总是有点儿不顺眼。为什么车子、座位，都有等级森严，很周到，哪个地方都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谁有钱就能住，这就不叫等级。
　　还有终身制，现在中央要改，看来是很难很难。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家长制很厉害，从上到下，公社书记、大队长可以打社员，这难道是剥削剩余价值吗？不是的，这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
　　现在中央许多政策为什么不容易落实？就是有些人在那里阻挠。我们当初革命时有什么等级？在白区工作从来没有想到书记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当过两任省委书记，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到老，那时候是连头都保不住的。反正这都是渐渐积累起来的。还有特权、特殊化，派性。派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派性，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那是封建宗法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是青红帮的派性，很多是封建性的。小资产阶级闹事，自己想称王称霸，农民起义，最后想自己做皇帝，洪秀全是这样，陈胜吴广，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做过皇帝，朱元璋也是这样。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地主，拥护皇帝”，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我看就是这样。
　　还有个人崇拜。我曾在一个会上讲话，说：封建时代、帝王时代留下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到将来，搞成纪念馆遍天下。毛主席的纪念馆不少了，现在不香了，仿佛一切错误都是他的，正确的都归于另一个人，又搞他的。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周总理都变成神话了？有个电视剧，写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一面叫“周爷爷你在哪里？”一面往上爬，爬到山顶，周总理果然出现了。现在关于周总理的高楼大厦已经不少了，有些不用他的名义，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搞了自己面上有光，不搞别人有话。前几天有个同志来找我，他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热心搞纪念馆。是不是武汉、桂林、重庆都要搞？他说是进行传统教育。我说，周总理在世时，几次都不许修他老家的房屋。周总理的一生都是朴素的，为什么不拿这点去进行教育，而拿高楼大厦去纪念他？这是拔高他，还是贬低他？
　　现在写小说，写传记，这种个人崇拜不少，有些人有点联系就夸张起来，有的是莫须有的，也要搞点联系。为什么要这样搞？写个烈士，一定要写得从小就是神童。毛主席说过：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有人总要把领袖人物写成完人，硬找些联系，有人将二十年代的烈士写成紧跟毛主席路线的，那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关于杨开慧的戏不是好戏，还有电影《北斗》，你们看了没有？
　　关于领袖人物，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二是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他自己，还有个单位，和集体的关系。看他如何处理这三个关系。总之，现在个人的英雄到处是。
　　有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最近安徽张劲夫同志乘汽车出去，路上遇到一个女病人，他下车让了车子。那地方的群众传颂很广，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也登了。这在共产党，本来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群众为什么这样称颂呢？因为多少年了，群众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当年打仗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很起码的，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深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不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报上登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反映；但值得我们深思。这样的事情不以为奇，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上面这些问题不是一天发生出来的。像个人崇拜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毛主席自己也反对过个人崇拜，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不是写上了的吗？可是后来自己也搞了。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发展到这样的悲剧。把那么多人都关起来，毛主席不点头能行吗？实在是家长制，一言堂。是不是他自己想这样搞呢？这是事实上中国革命搞起来的。革命遇到那么多失败，是遵义会议才改变了情况。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写的诗中有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诗的，就是说现在革命要从头做起。威信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是很自然的，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行吗？这是从遵义会议走过来的。但是，真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荒谬。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个人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大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纲领口号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等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化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这是很明确的。不是说“打着毛主席的旗子，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吗？说得很对。这是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上的话，那个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四人帮”为了摆脱自己和林彪的关系而造出来的？
　　老人家原来搞理论和实际结合，后来被人包围、割断了，完全走上自己的反面，是个很大的悲剧。小平同志主张维护这面旗子，这是正确的，但要维护这面旗子，还要做很多工作。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只有和封建思想决裂，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上升。无产阶级要有权威，所以我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带这个头。现在说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的体系，但这个科学体系中缺少了反封建这一方面，现在要加以补充。毛主席清算洋教条，很早就讲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山沟中取得胜利。王明路线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把他推翻了，遵义会议才改回来。后来，毛主席又花了十年功夫，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彻底清算教条主义，有破有立，树立起正确的东西。一直到1957年在《夏季形势》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顶峰，到这里就走下坡路了，慢慢走向反面。有的文件中说这是因为骄傲起来了，这是个理由，但不是个人的骄傲。对于个人迷信，我常对人说，为了要说服人，我有。我当然不是“四人帮”，也不是“凡是派”，但也有个人迷信，我也包括在里面。这是在党内，社会上都有基础的，不能怪他个人。周总理就是个人崇拜的典型，发展到知道是错误也跟。党内有这个基础。我原来反对过他，后来承认他正确，以至于遇到了问题，就希望他说一句话。这有社会基础，不能简单归于个人，因此这问题就严重了。现在有人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误，这也不对。这几年大量的文章，把一个人从小到老、从上到下都说成是圣人。我提过意见，看来中央也没有办法解决。《人民日报》的文章是不是也要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看人说话的？我看是有的，看人，看政治气候来抬高或贬低，肯定或否定。
　　上面讲到毛主席反洋教条，但对封建主义没有碰。封建主义侵蚀党很厉害，你们信不信？可以到各方面去看一看，是不是相当严重、普遍？为什么中央的政策不能落实？因为有些人他手中有权。“四人帮”宣传法家，韩非讲“权、术、势”三个字。要有权，有势，还要有术，就是权术。林彪、“四人帮”他们，军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夺权，夺取最高的权，还要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还要耍一些手段。文化大革命中这三者都有，相当厉害，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无论党政军各方面都受侵蚀很厉害。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这个问题，所以去找小平同志。
　　修纪念馆，我认为南京雨花台应该大修，蒋介石统治了那么多年，那里死了多少人？现在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管，我到处提倡，希望报纸杂志要给无名英雄一个位置，小的也好。你们说好不好？好是好，就是谁都不干。这些烈士可以写，几千字不行，几百、几十字总可以吧。我就知道白洋淀有个烈士碑，还有青岛四方有个烈士碑，别的地方也还有。报刊上登一下，那地方的群众看了，说不忘记我们这地方烈士也流过血，就起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如果能开这个天窗，我就高呼万岁！你登了一篇，人家就送稿子来了，这个传统教育不深刻吗？对毛主席搞这么大的纪念堂，最近我才知道，北京医院对面的两个大楼是专为纪念堂迎宾用的。那么多外国人来，毛主席的像的脚这么摆（右腿搁在左腿上），不是那么摆（两腿并摆），为什么不能对人家礼貌一点？马克思现在有几个纪念的地方？恩格斯有没有纪念馆？我不知道。列宁有个遗体，建了个墓。毛主席曾经要大家签过字，死后都要火葬，当时他是注意这个问题的。现在怪谁，怪毛主席吗？现在的纪念堂不是已经超过了列宁的吗？
　　外国人也在这方面投我所好，他要和我们做生意，所以也替我们搞。如果中国自己不搞这个，他才不会搞呢。《人民日报》登过一篇巴黎纪念点的文章，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住过，二四年周总理住过，赵世炎也住过。周总理是好总理，不是要贬低他，问题是我们要按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对不对？《人民日报》第一篇报道的是事实，但过了几天又发表了篇文章，是根据日本人说的，说周总理和蔡和森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没有那回事，是虚构！日本人为了赚钱，就乱编，可是党报登了，人家就当真的了，其实这是神话。
　　有人写回忆录也是这样，抬高别人，自己沾了光。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编辑这样做是无意的，有人却是有意的，搞个人的东西，利用个人崇拜。“四人帮”利用了封建传统，家长制，好处是充分暴露了。没有“四人帮”也不行，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现在是我们怎样去看这些问题。
　　我和小平同志谈的就是这些，我连提纲都没有写，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今天还比较系统一些。
　　现在要我写文章还不能写，我还要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既然你们赞成我的意见，就希望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你们回去告诉胡绩伟同志，现在不要我们写文章，将来可以写，现在他要去做胡乔木同志的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小平同志谈，去发动小平同志来带这个头。我们总得有个领袖，有个权威嘛。我是这样想的：八月份有两个大会，人代会小平同志不好去讲，可是他是政协主席，在政协开会时他讲一下反封建问题，作为文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带回去学习、讨论、酝酿，在历史问题决议中写上，党章也要写一段反封建的，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再专门讲一段，就可以写进十二大决议中，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通过的决议，就好办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