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詠梅

1956年5月13日香港《華僑日報》報導周恩來弟婦馬順宜（左）途徑香港飛比利時參加聯合國反集中營特別委員會法庭，作證控訴周恩來和中共滅絕人性。此照片攝於香港啟德機場。

我在撰寫披露周恩來為同性戀的《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一書時，發現周恩來家世中，有一宗家族糾紛值得一談，因為這宗家務糾紛不但能反映中共革命時代的殘酷和滅絕人性，也可以對周恩來複雜的人生多一重透視。

這個事件就是周恩來姻親馬士杰之死。馬士杰之死引起的非議和譴責使得其家族發生分裂和對立，其弟婦出走台灣，全世界控訴中共和周恩來，使得周恩來深受困擾。周恩來生前對此耿耿於懷，其侄子周爾鎏受周恩來生前所託，近年專門撰文為周恩來作出澄清。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也移居到南京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並常往中共駐滬辦事處辦事。英國記者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說，這時周恩來見到了他在上海和南京的親戚。有個“弟媳的父親碰到了麻煩，家鄉的共產黨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親屬於整治的對象，他們要求周在這件事上幫幫忙，但周卻無動於衷。經過幾次不成功的請求，弟媳終於與她的父親見上一面，她回來後說，他的臨終願望就是要她不要再見周家的人。極度悲傷的弟媳和嬸嬸一起怒衝衝地闖入周的辦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們對他的無情和對共產黨的憤怒的斥責。”

這個弟媳就是他堂弟周恩霔（周恩來二伯父周貽康之子）的妻子馬順宜，遭到麻煩的是她父親、即江蘇高郵縣著名士紳馬士杰。馬士杰是前清遺老，民國著名文人，在民國時代歷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司長，吆庸こ叹挚傓k等職，並在家鄉高郵興辦實業，開設典當、錢莊、貨號，並有大量田產，為高郵縣首富。因抗戰時立場較傾向中共，曾被中共視為開明紳士。1945年年底高郵縣被中共“解放”，1946年初中共在蘇北解放區開始土改，這位開明紳士馬士杰受到衝擊。因此女兒馬順宜向當了中共大官的堂兄周恩來求助。迪克‧威爾遜書中提到的嬸嬸是周恩來的二伯父周貽康的遺孀程貞儀，即周恩霔生母。

馬士杰卒於1946年8月，因死在土改期間，他的死因就不免引起猜疑。大陸現一些公開資料說馬士杰是患病去世。而馬順宜則聲稱父親在土改中被中共迫害而死。當時周恩來堂弟周恩霔在周恩來安排下，在江蘇鹽城的蘇皖邊區政府的軍部工作，是蘇北中共政權的新貴，馬順宜曾求助丈夫和堂兄周恩來，周恩霔避而不見，而周恩來也拒絕援手。

周恩來兄弟此舉在馬家看來是忘恩負義。因為抗戰爆發後，為逃避戰火，居住在上海的二伯母程貞儀帶著家人到高郵投靠媳婦馬順宜娘家，寄居馬士杰大宅，受到馬家庇護，周爾鎏後來也從上海來到高郵住在馬家。因此馬士杰是有恩於周家。馬順宜為此悲憤異常，因此與丈夫離婚，並將丈夫與前妻生的孩子周爾鎏趕出了馬家。

馬順宜生於1911年，畢業於江蘇光華大學經濟系，是經馬士杰的至交黃炎培介紹與周恩霔結婚，生有二子一女。她親生的長子周爾均現是中共退休少將，妻子鄧在軍為央視導演。周爾鎏則是周恩霔與前妻蔡慶榮所生，馬順宜是他的繼母。在周恩來的子侄輩中他是地位最顯赫的，曾任中聯部、對外文委(文化部)司局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國文化參贊等。在周恩來生前曾多次陪同周恩來接見外賓，但外人不知他與周恩來的親屬關係。因周恩來排行為七，他稱之為七爸，2014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我的七爸周恩來》，其中一個章節就是談馬士杰之死。

1974年周恩來和江青接見澳洲共黨主席希爾，周爾鎏（後排右二）剛好站在周恩來後面。此照片發布後引起鄧穎超的不安，埋怨侄子周爾鎏不小心，恐被人知道兩人的親屬關係。（照片來自《我的七爸周恩來》。

馬順宜在中共上台的1949年帶著女兒周爾美和幼子馬瑞宜避秦去了台灣，次年即發表一書《逃出了赤色的家庭--周恩來弟媳的控訴》，控訴中共的殘暴和中共黨人滅絕人性六親不認，並環繞台灣發表控訴演講。1956年5月曾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出席國際反集中營委員會特別法庭，作證指控共產黨反人道罪行，過境香港時曾接受香港媒體採訪。

馬順宜單身一人含辛茹苦養大子女，1973年隨幼子馬瑞宜遷居美國南加州。馬順宜很長壽，竟活到一百多歲，2013年以102歲的超高齡獲得親台灣的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的好媽媽獎。其子終身未婚，事母至孝。美籍華人學者許芥昱上世紀六十年代寫周恩來傳記，曾訪問過馬順宜。

1939年周爾鎏和同父異母妹妹周爾美。周爾美1949年隨母親去了台灣。（照片來自《我的七爸周恩來》）。

當年因為馬順宜以周恩來弟媳身份的血淚控訴，加之馬士杰的名氣。這一鬧，確實給周恩來形象很大傷害，周恩來夫婦為之相當困擾，因此希望他的侄子能夠找機會為他澄清。周爾鎏在《我的七爸周恩來》書中說：
“七爸生前還數次對我提到馬老不是一般的清末遺老，而是堅持留在解放區的少數開明士紳之一，他一生追求進步，務求做到「立德、立言、立功」、「有益於人，有利於世」，涉及其平生業績的史料因此不可隨意湮沒。同時，七爸還指出有人在國際上惡意憑空造謠，並且行諸文字，廣泛傳播，甚至一度陳列到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妄稱馬先生是為周恩來、周恩霔兄弟兩人所迫害致死。這雖是荒唐不稽之談，完全不符合事實，但其惡劣的國內外誤解和影響則不可漠然處之，七爸希望我也能對此重視並配合做些工作。”
周恩來所指的有人就是曾經的弟婦馬順宜。

    按馬順宜赴台灣後的控訴。1945年11月19日高郵縣“陷共”（周爾鎏這一方稱為“解放”）後，馬士杰作為當地大地主受到清算，一日數次家中被搜查。次年土改5月馬士杰被拉去批鬥，因已81歲高齡，是女兒馬順宜代替老父上批鬥會，並代父坐牢幾個月，其間曾被押著遊街示眾，還遭到毆打。馬順宜出獄次日，十幾個共幹上門要押走馬士杰，馬家全家跪地痛哭哀求，但不能免。馬士杰和全家人十三口被捆綁毆打，馬士杰數度昏死過去。隨後馬順宜與父親被帶走關押，兩人曾陪過殺場。馬順宜獲釋後即同她的公婆程儀貞（周恩來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園找到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拒絕援助，婆媳二人衝進周恩來的辦公室憤怒指罵周恩來。

    馬順宜說，她從南京回到高郵時父親已獲釋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兩天後即含恨辭世。死前遺言要女兒不要相信共產黨，不要與共產黨合作。

   《周恩來傳》作者迪克‧威爾遜有關此事件的報導，即源自對寓居美國的馬順宜的採訪。迪克‧威爾遜後來採訪周爾鎏，周爾鎏說繼母馬順宜的說法不可信，因為馬是反共的。
周爾鎏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馬士杰之死是完全不同的解釋。他說，高郵1945年底被中共“解放”後，大批蘇北解放區難民逃亡到上海，基於對周恩來和共產黨的信任，馬士杰不顧家人親屬好友再三勸告，留在了解放區。馬士杰是開明紳士，支持中共土改，由當地中共政府安排人力車前往高郵縣中的禮堂辦理土改手續，上交了田契等物。當時作為馬士杰外孫的周爾鎏跟隨馬老前往，他看見“政府的幹部對他很客氣，還派人專人送他回家。”

至於馬士杰之死，周爾鎏說，是由於國軍派飛機轟炸中共佔領區，馬士杰雖然事先躲避空襲轉移到家中西花廳，但住家後花園被夷為平地，因年邁體弱，不勝驚恐，不久就在家中過世。但這非周爾鎏親自所見，是聽馬士杰的一個兒子所說。周爾鎏說，當時周恩來和周恩霔兩人分別在南京和鹽城，不了解馬士杰之死，指責馬順宜所說馬老被迫害致死，“純係一派胡言。”

不過，據周爾鎏自己說，馬順宜確實是為父親在土改中的處境到處找人求援，與馬士杰相知很深的朋友黃炎培曾多次為馬說項，並從南京交來馬順宜的求助信，周恩來收到後，轉交給蘇浙二分區的惠浴宇（按，當時中共蘇浙二分區及四分區專員），“要求當地人民政府按照對待開明士紳的政策來關心照顧馬老本人及其家庭。”周爾鎏還提到他1946年到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單獨見他的七爸，周恩來很詳細地問了馬士杰的處境，以及周恩霔與馬順宜夫婦間的關係。

這至少說明，馬士杰確實遭到了麻煩，否則馬順宜不會找到黃炎培求助，而黃炎培也不會多次向周恩來要求幫忙，周恩來也不會把馬順宜的信轉交給當地中共領導人惠浴宇，要求將馬士杰作為開明士紳處理。

而且周爾鎏所說馬士杰之死真相有很大漏洞。我查了高郵縣縣志，國民黨空襲高郵是在1946年1月上旬，即中共剛“解放”高郵之後及國共雙方達成“雙十協定”之前，那時蘇北土改還未展開。相對後來土改的衝擊，馬士杰家花園被炸實在算不了一件致命大事，何況馬士杰半年多後才“不勝驚恐”而死。而且高郵被空襲也不是第一次。抗戰期間高郵縣城被日軍轟炸過整整五次，馬士杰應該已是見慣不驚了，哪能為一次空襲而在半年後“不勝驚恐”而死？

另外，1946年春中共在蘇北地區大規模展開的土改，也絕非周爾鎏所說的那樣溫和，而這場土改更沒有什麼“保護開明士紳”，馬士杰去繳田契是為大勢所迫，絕非心甘情願。

抗戰時中共為擴大地盤，採用了一個稱為三三制的統一戰線政策，在其控制地區的各級政府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所謂的左派進步分子，及包括開明紳士在內的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但事過境遷，中共一旦掌握政權，三三制隨即取消，曾加入中共政府的所謂開明紳士在土改中全部受到衝擊。

研究蘇北土改的南京大學歷史教授劉握宇在他的論文《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還鄉團》指出，1946年春開始的蘇北土改，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財產被分光，有的地主甚至淪為乞丐，大批地主逃亡。不少加入中共三三制的開明紳士成了被批鬥和管制的對象，而且鬥爭和管制的方式讓他們感到羞辱和恐懼。

周爾鎏的書中也提到蘇北解放區的土改導致大批難民湧入上海，他們向聯合國的難民委員會求助，對中共形象非常不利。共產黨指責是國民黨挑動。當時馬士杰的一個兒子馬家駪在難民委員會工作，周恩來還親自前往馬家，希望代表中共作出解釋，將難民披露的土改真相說成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根據劉握宇教授的研究，蘇北土改實際非常殘酷恐怖。他說，對地主鬥爭的方式主要有“開鬥爭會、遊街戴高帽子，規定地主富農沒有公民權，並做上記號以示識別（如剃半邊頭、穿紅背心、掛布條等）；此外，各村還成立管理小組，通過釘鐐或聯保的方式對地主實施人身管制：走路沒有自由，不能參加任何會議，不准早起晚歸，不能與其他地主通話等等。更為激烈的做法是，開會鬥爭動輒對被鬥者實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問題上打死人事情，全華中可能已有上萬的數目”。

試想，即或馬士杰曾經是開明紳士，即或他本人未受到直接批鬥或羞辱，作為高郵的首富，工商業資本家兼大地主，難道他會感到與己不關，自己可以安然度過這場暴風雨嗎？在如此血腥恐怖的情景下，他會是發自內心愉悅地支持土改主動上繳田契嗎？年邁體弱的馬士杰老人驚恐而死，原因到底是七個月之前的後花園被空襲夷平，還是他親眼目睹的這一場狂暴的腥風血雨，或如馬順宜所說是直接遭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受盡羞辱折磨？任何只要有普通理性和常識的人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士杰應該是被中共土改逼死的。

馬家子孫告訴周爾鎏，馬士杰是因國民黨空襲夷平馬家花園驚恐而死，如果是在中共建政之後說的話，那不過是違心的謊言。因為在毛澤東時代，這樣說，既保護了馬士杰，避免了對抗土改的罪名，也給仍然生活在中共治下的後人減少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煩。

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馬順宜的說法顯然比周爾鎏要可信得多，幾乎可以肯定馬士杰是死於中共土改。周爾鎏和周爾均兩兄弟也是在蘇北土改的1946年離開高郵回到上海，恐怕也是為了躲避土改。當然周爾鎏書中是另有解釋。

有關馬士杰之死的第二個問題是，馬士杰土改面臨滅頂之災時，周恩來有沒有伸出援手？
馬順宜指責周恩來兄弟忘恩負義，泯滅親情。而周爾鎏則說，周恩來將從黃炎培轉來的馬順宜的信轉交給惠浴宇，並請以開明紳士對待馬士杰，是幫了的。可能性為二。一是周恩來說的是謊言，他實際沒有幫忙關說。另一個可能是周恩來為幫馬士杰寫了條子給惠浴宇，但沒有讓馬順宜知道，以致馬認為周恩來不顧親情。我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因為馬順宜回到高郵時，馬士杰已獲釋回家。周恩來沒有告訴馬順宜他私下為馬老做了一點小小的關說，可能是怕張揚出去被指責喪失了革命立場。

周爾鎏的回憶錄指出，當時他參加中共第二野戰軍南下“解放”西南地區，鄧小平向南下幹部做報告，要求過好三關，其中一關就是“土改關”。他說中共隊伍中出生“地富家庭”的青年知識份子幹部數以萬計，因此他們此時面臨一個重大政治考驗，如果在土改中不能站穩維護貧下中農的立場，就會犯錯誤，甚至離開幹部隊伍。但周爾鎏沒有說的是，中共革命只能參加，是不能退出的，也不能犯錯誤，退出革命和犯錯誤，就是墮入反革命的地獄，生不如死。因此這些地富家庭出生的革命幹部只有狠下心來殘酷鬥爭自己出身的階級，甚至對自己的家人大義滅親。

馬士杰這個親共的開明紳士，論地位和名氣，比起曾率領晉綏士紳參觀團到延安見過毛澤東和朱德，獲得毛澤東讚揚的山西著名開明士紳牛友蘭相差太遠，但牛友蘭仍不免在中共疾風暴雨的土改邉又袦S為革命的祭品，其下場比馬士杰的遭遇還要悲慘。其子牛蔭冠（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雖為中共要員，不但無法保護其父親，甚至黨性為大，滅絕親情人倫，幫助土改暴徒羞辱殘殺父親。批鬥牛友蘭的“鬥牛大會”用鐵絲在牛友蘭的鼻子上穿孔，由他兒子牛蔭冠牽鐵絲遊街示眾，鼻孔當場拉斷，血流滿面。牛友蘭受此奇恥大辱，悲憤絕望，在監禁中拒食三日而死。而牛蔭冠則受到表揚，說他站穩了立場，經受住了考驗。建政後牛蔭冠還當上了財政部副部長。

再如趙紫陽。他是河南滑縣人，父親趙廷賓是當地地主，因兒子投靠共產黨，他本人也是親共的，算得上開明紳士，更諷刺的是其子趙紫陽還是直接領導當地土改的共產黨大員，但在土改的狂風暴雨中也不能倖免，一樣受到批鬥，最後含恨去世。此事在趙紫陽心中是否留下創傷，外人雖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像。

因此不論周恩來的援助還是惠浴宇的高抬貴手都只能私下低調作為，不能幫得太明顯，也不能幫他完全免於受衝擊，否則就會犯上對敵鬥爭立場不穩的嚴重政治錯誤。

中共黨內殘酷的內鬥使周恩來這方面特別小心慎重，特別是在延安整風之後。對馬士杰的困境，在中共土改的狂風暴雨中，他的幫助也只能暗中小心行事。將堂弟周恩霔安排到鹽城工作（抗戰時期周恩霔曾到重慶在周恩來身邊短期工作過幾個月。抗戰勝利後，周恩霔在周恩來的推薦下，曾攜第三任妻子程繡雲一同到蘇皖邊區政府工作過半年，後因肺病復發，經組織同意又返回上海工作，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政府參事，1983年逝世於上海。）也可能是讓他迴避岳家在土改中將受衝擊的尷尬。因此事後對於馬順宜的指責，自然感到委屈，但卻不能公開說明，只能私下與侄子說說，望侄子找機會幫他澄清。而馬順宜以正常的人性情理去判斷，當然無法理解共產黨人獨特反常悖逆人性的行為，自然會覺得非常悲憤，因此對周恩來兄弟痛恨無比。

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與良民百姓無關，換了皇帝，老百姓日子照常過。但中共上台，不僅是城頭已換大王旗，還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巨變，新政權要用一片“血污海”來刷洗所謂的“舊世界”，建立一個“一九八四”的新世界。對此懵然不知的新“解放區”的人民，根本沒有想到，所謂解放的那一天也就是“忍看朋輩成新鬼”血腥清洗的那一天。共產黨新貴，很多和周恩來一樣，出生於所謂的剝削階級家庭，革命專政的屠刀大殺階級敵人之同時，也會砍向他們的家人，讓他們遭受一場天人交戰的慘痛心理煎熬。黨性至上的黨人，如中共高官牛蔭冠可以泯滅人倫，大義滅親。尚有人性的，在殘酷的現實中也無所選擇，只能黨性壓倒人性，至多也只是把對親人的愧疚埋藏在內心深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