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路径和转型（摘编） 荣剑 这里将重点探讨中共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和革命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 一、中共的合法性问题 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其现在的合法性。当下中国的一系列危机，归根到底，是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习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中共要防止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Trap），即陷入于政府不管说什么，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人民都不信的困局中。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已经深深陷入在“塔西佗陷阱”中，政府的公信力已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国家和社会分裂，官民对立严重，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出了大问题。 从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来看，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来源于人民的支持。以这些标准来看，中共政权有合法性吗？中共显然认为它是有合法性的，但中共这些年来对其执政的危机程度还是有足够的估计，认为搞得不好会亡党亡国，这是写在了十八大报告里。 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是不是已经到了它即将崩溃的程度？中共执政60多年了，一直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它所主持的任何一次选举都不是宪政民主制度意义上的选举，由此判定它的合法性缺失，理由是足够的，但由此认定中共会因为合法性的缺失而崩溃，理由则是不够的，因为中共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合法性危机而并没有走向崩溃。中共的制度之所以没有因为它的合法性问题而崩溃，有它获得长期存在的其他支持性因素。 毛的时代，中共的合法性是建基于“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暴力革命的法则。国共两军对垒，以弱胜强，的确有民心向背的因素。1949年中共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人士占据一半席位，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为中共新政权涂抹上合法性色彩，以显示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这个合法性游戏只玩儿了三年时间毛就不想玩儿了，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搞合作社集体化，城市搞工商业改造。1957年的“反右”后，民主党派彻底沦为政治花瓶。合法性游戏不玩儿了，中共此时却并未像匈牙利、波兰等几个东欧国家那样陷于合法性危机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上街，即使后来遭遇了三年大饥荒，毛在人民群众中仍然享有巨大威望，中共的统治仍牢不可破。毛时代中共真正的合法性危机是由林彪事件启爆的，这是对毛政治信用的巨大打击，毛以往依靠暴力、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所塑造出来的合法性开始崩塌。 邓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同时也是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注入了新的资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对全世界打开大门，这些措施大大缓解了执政党的政治压力，并且为它后来克服和消解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1989年的政治风波，大到了足以可以颠覆中共政权的程度，学生的和平抗议运动遭到了军队的血腥镇压，大凡经过这段历史的人，在当时几乎都有相同的疑问：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雪崩之后，这个疑问更加普遍和强烈。然而中共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以苏东的方式崩溃；这显然是要归功于邓1992年的南巡讲话，这个讲话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的方式消解了政治压力，由此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邓本人。 邓南巡讲话之后，是中国的黄金20年，当然，这是从经济上来说的。在市场经济的渠道被打通之后，政治就不再是知识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场所了，原来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满和抵抗情绪，既是被政治的高压所消解，也是被商业化的大潮所稀释。正是在这么一个“和谐”的大环境里，中国经济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政治阻力的情况下得以高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发展掩盖了中共的合法性问题。不过在近十年里，原来潜伏在体制深层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暴露出来，以前可以视而不见或可以暂时搁置的问题，现在已经无法回避。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问题解决了吗？从整顿腐败、整顿吏治、整顿党风和整顿军队这些领域来看，新的中央领导集团真能做些表面文章。但正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着眼于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而只是限于重新建立个人权威，并依靠非制度化或政治化的方式来推进反腐运动。在最近四年里，旧的问题没有被根本解决，新的问题又被制造出来了。 然而中国还没有崩溃是一个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只能基于事实判断。那么，支持这个事实判断的究竟有哪些因素？这是需要我们理性思考的。认识中国制度的性质必须基于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个概念：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从这四个维度来观察中国，或许才能构成对中国的一个完整认识。 合法性主要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性，合法性是“正当性最普遍的形式”。可以对合法性和正当性做一个简要的界定：合法性主要是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正当性主要是一个实体正义的概念，有合法性必有正当性，有正当性未必有合法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分离的。用这两个概念来认识中国的制度性质，可以作出两个判断：一、中国现有的统治秩序没有任何合法性；二、中国现有的统治秩序有部分正当性，基于传统、感情和某种价值信仰，也基于这个统治秩序给人民所带来的各种实际好处。 合理性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的科学评价，因此，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中国帝制两千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但有着现代意义上的合理性。当下中国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很多都是来自于农民阶层或城市底层，他们现在身价亿万，对中国影响巨大。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合理性的观察视角，那一定是有失偏颇。 有效性概念是对制度的绩效评价，现在人们经常在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在二百年时间里才完成的事情，可见中国制度的效率之高是非常惊人的。 依据上述四个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合法性，但有部分正当性，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这四个概念出发，中共沉重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没能如人们反覆预期的那样引发它的崩溃，是因为它开发出来的部分正当性、制度安排的某种合理性和有效性，大大缓解了它的危机程度。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边缘革命”，即改革是来自于一些边缘力量的推动，比如小岗村的农民、乡镇企业家和城市个体户，是他们而不是邓小平实际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邓小平的贡献仅仅在于“事后”批准而不是否决了这个改革。近三十年来，恰恰是中国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活力和创造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同时也在不断地稀释执政党日趋沉重的政治压力。这个情况至今没有变化，虽然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意味着支持中共合法性的经济因素开始衰竭，经济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但客观地说，这个态势目前还没有出现。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局中，中国依然存在着三个巨大的比较优势：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消费主体和巨大的商业机会。 中国，正是因为社会在近几十年里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受到限制之外，在其他一切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空间，因此，中共当前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在别的国家或许早就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而在中国则可能迅速被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那些不问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或对政治恐惧的人，是不会关心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的，他们更多地会从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实。 二、中国改革和革命的二难选择 中国当下最大的挑战是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源自于中国不断调整的政商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包括60项改革的大清单，又于2014年召开四中全会，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明确了两个方向：在经济上，继续坚持和深化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这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最主要的诉求，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外国的投资者普遍期待中国在新的十年里，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一个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此为中国未来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在这两个文件出台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并未明确地呈现出向市场化和法治化方向发展的势头，相反，却是出现了一系列和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和措施。国企改革已经彻底停止，国企不是向民企方向发展，而是向党企方向发展，党委取代董事会成了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 倒退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司法、意识形态、大学教育、新闻出版、历史研究、大众媒体等一系列领域，可以说是出现了全面倒退的现象，毛时期的政治语言，甚至是文革景象，又卷土重来。从2013年起，持续不断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公开反宪政，公开与普世价值为敌，从原来的“五不搞”发展出“七不准”、“八不讲”，最近四年的法治状况没有改善，反而是愈加恶化了。为了维稳这个大目标，最高当局一次又一次地放纵来自基层执法部门所制造的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恶行，以致使中国的法治目标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 因此，在所谓“新政”四年之后，中国如果还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挑战，那就意味着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改革已死。社会各界所期待的确定性是改革，是通过进一步改革以求达到市场化和法治化的目标，但他们在近四年看到的并不是改革，而是在改革名义下出现的对改革的反动和倒退。于是，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不改？改革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注入了巨大的支持性因素，改革有这么多巨大的好处，为什么不改？ 执政党改与不改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一、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二、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三、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四、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五、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 执政党不改，很显然是它无法突破上述五个约束条件。上世纪80年代，执政党的改革动力大，愿意主动改，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大到城市，从经营体制扩大到所有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大，并在改革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广度。执政党那时之所以愿意改，是因为利益包袱不大，需要打破的坛坛罐罐还不多，但经过三十年之后，改革让权贵集团获取的“红利”之大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大的权贵集团掌握的资产达上万亿，已经是富可敌国。有这么大的一块既得利益，岂是改革能够重新调整？ “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许多人回答说，不改革，就革命。这其实就是近年来年民间热议的主题。大致相同的问题，让国人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夜。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但是，一旦把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晚清作全面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下远远还没有达到晚清总体性危机的程度。从上层来看，现在中共掌握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和话语资源岂是晚清统治集团能够相比？它可以说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从中层来看，晚清时期的地方和民间势力已经壮大，地方财政已经占全国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经形成，民间社会已经有很大空间；而现在是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无地方自治，也无公民社会，言论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地方和民间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从下层来看，目前底层社会的无组织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于晚清时期，乡村的宗族约束和乡绅治理已经被完全摧毁，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员流动和迁徙没有形成良性稳定的底层结构。从合法性上看，晚清统治集团作为异族政权，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败无能而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旗帜能够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现在的执政党重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依靠庞大国力转向民生经济，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断言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必将重蹈晚清统治集团的覆辙，理由显然还不充分。 革命除了需要有客观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主观条件，革命的主体是谁？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哪里？革命家的作用何在？然而朝中没有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改革已死，革命不能，中国未来的出路何在？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 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在改革已死、革命不能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转型会以什么方式完成？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的相关政治理论，在我看来，福山先生的著述为中国社会转型展示出一条“福山路径”（Fukuyama' Pathof Chinese transformation）。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欧美世界和中国都有着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宣告西方民主制度即将彻底胜利、东方专制制度即将彻底失败的一个历史性宣言。作为这个宣言的作者，福山先生理应遭到中国的排斥，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去年，福山先生先后被中国目前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王岐山和习近平接见，负责中国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曾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以欣赏的口气谈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变了。中共高层为何会在现在这个时候高度关注福山政治学？我认为，这是因为福山先生最近说出了中共领导人一直想说并企图力行实践的那些想法。 2011年，福山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专著《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年，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出版。阅读这部著作后，我发现该书的理论叙事框架基本上是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为参考，认为秦朝凭藉政治权力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制度”，“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 福山先生对秦汉制度的由衷赞美，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这样的概念，由此阐述政治秩序的起源，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叙事，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他描述的从“国家建设”到“法治”再到“负责制政府”的政治秩序演化，并不是中国已经发生的历史图景，而毋宁是中国未来要展开的蓝图，这可能真是中共所需要的蓝图。福山先生的这本著作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 首先，福山先生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极大地满足了中共领导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信心。对一个西方学者来说，在长期目睹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无能之后，很自然地会被中国自秦代以来一直显示出来的强大国家能力和效力所吸引，我前面所说的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判断中国国家能力的两个重要尺度，福山差不多也是根据合理性和有效性来判定中国在秦代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国家建构能力的重要性。福山先生由此把国家能力视为建构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素或第一阶段，显然是符合中共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制度优势的认识。 其次，福山先生把法治视为政治秩序演化的第二阶段，基本上是可以被中共领导人所接受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做保障，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而法治建设将有助于国家建构能力的正常展开。中国领导人对福山说：你讲的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中国文化里有这三个要素。这说明他还是看了福山的书，他能够接受法治的概念，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共不接受司法独立，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法治，最大限度的把党治和法治结合起来。 第三，福山先生提出的“负责制政府”这个概念为中共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这可能是中共领导人目前最需要的一个合法性理论解决方案，因为以“负责制”而不是以“民主制”的角度来看待政府的产生和行为，可以使执政者规避程序正义的挑战，而这是中共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让政府负起对民众的责任，除了是通过选举这个主要的程序来建立负责制，同时也可以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古代中国是通过道德教育来建立君主对民众的责任统治。中共领导人目前就是想回避选举这个程序正义，而致力于通过道德和法律的方式来重建政治合法性。 福山先生提出的以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来依次建构政治秩序的路线图，一定给了中共领导人以深刻印象，而福山先生对西方民主制度低效无能的批评，一定会更进一步提高中共领导人坚持现有制度的信心。他们会认为：既然你们的制度不行了，为什么还要叫我们走你们的路？现在中共领导人已经放出风来了，中国制定的“中国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问题。 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演进的路线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福山先生自己未必认可，而中共领导人也绝不会认为他们的政治智慧会来自于一个美国人的启示，他们至多认为，福山先生关于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可以被中国的经验所证实的，他们当然也乐于看到一个原来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着名学者因为中国的经验而修正了他的看法。其实，不管是福山先生讲不讲政治秩序演进的三个要素或三个阶段，中共领导人都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强国家能力的建构，实行党领导下的法治，并努力建立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依据这条路径，可以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如下三个判断： 第一，中共领导人将会继续加强国家的建构能力，继续实行国家（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继续实行国家主义的发展战略。强化军队建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国家的财政能力，继续垄断重大经济资源，进军新经济领域，掌控互联网龙头企业，通过国家力量建立起对政治、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能主义控制体系。 第二，中共领导人会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有限度的法治，既不会是香港式的法治，也不会是新加坡式的法治，而是中国式的法治。中国式法治的核心是要维护党治，即保证党享有对司法的最高和最后裁量权。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会大幅提高，执法机关会较以往受到更加严厉的法律约束和监督，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依法受到更大的保护，规范社会经济事务的法律体系会更加完备。 第三，中共领导人将继续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即使在法治基本完善的情况下，也绝不会主动放弃或改变这个体制。在国家权力的最基层，中共领导人也不会实行真正的自由开放的选举，更不会实行新加坡式的一党执政模式。中共领导人将继续通过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来重铸其政治合法性，建立起一个尽可能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通过整顿党治、整顿吏治、清除腐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祉这些方式，来改善它的领导，缓和官民矛盾，增强其统治的正当性。 上述三个判断可以说是构成了中共希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理想愿景，也可以说就是它当下正在展开的一个现行路径。从横向的权力结构来看，中共正力图通过构造国家能力和受党治约束的法治之间的一种政治平衡，以求重建它的政治合法性。从纵向的权力演进来看，中共最终是希望通过非程序正义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尽可能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但是，中共的这个路径一定会遭到最广泛的质疑。至少在中共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问题时，它企图依靠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控制方式来继续维持和建构强大的国家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原来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经开始逐步衰竭；党治和法治的内在矛盾不会因为法治的进一步完善而被逐步削弱，相反却会因为法治空间的不断扩大而加剧党治和法治的冲突，党治和法治最终是不可兼容的；脱离选举制来建立一个现代负责制政府，以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来形成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政治责任，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没有真正的选举制度，政府只能对党负责，而绝不会对人民负责。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在中国顺利铺开并达到预期结果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未来仍将长久地陷入在不确定性之中。 以上所谈到的三个大问题均是否定性判断：认为中共现在并不会因为它的合法性问题而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革命都无法展开的二难选择中，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未必能走得通。 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多少仁人志士投身于其间，几代人前赴后继，却依然没有把中国推到宪政的轨道。这是中国的悲剧还是中国一如既往的命运？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中共在大概率会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崩溃，中共在大概率会向宪政转型的情况下没有转型。 ……………………………………………………………… 这篇文章可以说开拓了我看待中国大陆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并未改变我对中国政局发展的看法。那就是中共政权早晚走向崩溃式的覆灭。覆灭的原因不是人民的揭竿而起，而是内部当权者在宫廷争斗中最终不能达成妥协。我认定这将导致中华民族毁灭性的灾难，同时我所希望的宪政中国并不能在毁灭的废墟上自行产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