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恩怨（上）

   ____终于有明白人把红军与张国焘的恩怨给说通透了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