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敏

刘军宁说：“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是错误的。说中国的自由传统比英美少是正确的。在一个社会中，哪怕是只有一点点自由，也能形成传统，历史上的自由越多，传统中的自由也就越多。反之，则越少。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差别只是多与少。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必然要反映到日常行动和文化传统中去。”

如此说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这种观点，不能苟同。

一，天性自由不一定能成为自由传统

麻雀、大雁天性自由，它是动物的本能，不是文化。人的天性自由也是本能。如：自由地吃饭、自由地睡觉、自由地望天，这些自由在动物中就存在，不是人特有的。

人类的自由不是指的自然生活。譬如：个人或一家人隐居于山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不与人接触，“老死不相往来”，“复归于婴儿”，靠自然生活。按道家观点，这是随心所欲的返璞归真的自由，可是，离群索居已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何谈自由？把离群索居或把婴儿的活动当自由是可笑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孤独不过是“举杯邀明月”的孤芳自赏。

一位网友说：“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儿在一岁半左右就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他的生命本能非常渴望自由探索，一旦监护人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玩，他就会发脾气，闹得无法无天。但是中国父母的做法却是：用人将他看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有眼睛盯着；或者把所有有趣的东西束之高阁，叫他够不着。假如他无意中够着了破坏了，家长就狠狠地训他、惩罚他。到他上学时，想像力和好奇心大约还有一半吧，可是老师们用意识形态那一套来束缚他，用标准答案来限制他。久而久之，他便从骨子里认为：这个社会是铁板一块，每个人都是砖头或螺丝钉，自由发挥意味着处处吃亏，于是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官做狮子，要么为民做蚂蚁。蚂蚁永远是多数，还互害吐口水……”可见，中国人的天性自由未上升为文化就被扼杀了。

人类的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容忍的限度即底线（道德法律约束）；个人的发挥空间及其边界（这些都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超过了边界就可能引起冲突。换言之，自由指的是人际矛盾中尤其激烈的斗争中必须以人权为底线，不能乱来。

中国几千年的都缺乏私有权这样的底线，从大禹王杀迟到的防风氏，到汉武帝滥杀商人、到八王之乱……到文革，中国的斗争根本没有建立尊重人权的底线，哪里有什么自由传统，有的是食肉寝皮、斩草除根诛九族的传统！当吴起杀老婆当上大将时，当晋文公的齐国老婆随意杀死其女奴时(河南大学那个教授没有谴责这是侵犯人权)，当汉武帝下达杀死所有监狱中犯人包括他的几个月的曾孙即后来的汉宣帝的命令的时候，……当黑砖窑的老板随意杀死工奴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了华人的“绝对自由”，绝对奴役他人的自由，举世罕见。在一个杀人如割草的国度，谈论自由传统是荒谬的！

只有把自由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自发的社会自治活动，才能说该社会形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传统。刘亚洲谈到911的时候，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上，作为乘客的美国人沉着应对，自发地投票决定应对措施，避免了对白宫的恐怖袭击。这就是自由传统。或曰：中国的学生选举学生干部也是自由投票啊。可是，那是老师指挥领导下的投票，不是自觉自发的社会自治活动，所以，不能构成自由传统。

二，自由是复杂的，中国人讨厌复杂，所以无自由

中国人思维懒惰，总是图简单，就会简化思想深邃者的话语，篡改了其意思。这样篡改，就是混乱、内斗根源。墨子说，一人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个人有十个义，交相非也，混乱不已，所以，必须向领导看齐，向天子看齐。孟子说国家必须“定于一”。孔子干脆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并主张“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老百姓不议政是有道或治的标志，而且人们的“言听视动”都要符合“礼”。老子主张老百姓像水象“刍狗”一样沉默无言，而且还要求“智者不言”。可见，中国古人就是怕乱，尤其怕思想乱即思想解放。有人把“子产不毁乡校”说成言论自由的传统，错了。子产并没有言论自由的观念，他只是想以此知道为政之得失，他还杀了自编法律书的邓析；可见，为了巩固权力，他是不惜践踏言论出版自由的。连思想言论自由都不容许，哪里会有自由传统？

中国人喜欢简单，“大道至简”，越简单越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维习惯是贪图简单，《老子》、《论语》都是简短的生活格言，没有论证过程，没有逻辑，杂乱无章。柏拉图（等人）借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名义写了36集对话录，这36集对话录成了西方文化的发展根源，也是当代西方思想和文明的基础。孔子思想是儒家的发展根源；孔子的学生只写了一集对话录《论语》。36比1，中国人没啥思想嘛。人类的自由首先是种思想现象，没有思想的猪是不会有自由要求的，没思想的中国人怎么会有自由要求？

自由是复杂的。自由传统不仅仅指纯粹的个人活动自由，而是强调社会是否以正义的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纠纷、冲突并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柏克对英国自由传统解释道：“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调节自己的全部行为。我所说的自由是社会的自由。这种社会的自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这种社会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籍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的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确实，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它由充满智慧的严谨法律来确定，并由建构良好的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可见，自由涵盖了平等、正义、法治等一系列的概念，是复杂现象，只有简单家庭生活的、头脑“至简”的中国人，怎能理解这复杂的自由？

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了，耶稣被钉死了。但西方人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言论绝对自由的步伐却加快了，终于成就自由民主。反观中国，整天就是物质、麻将、性交，连精神都无，根本不会提出精神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要求，稍微有思想人都被视为怪人甚至汉奸，这样民族，谈何自由？只有崇尚为研究而研究，把精神绝对自由当最高目的的民族，才能成就有逻辑的说理文化。大家都习惯于说理、厌恶暴力的时候，自由民主就水倒渠成了。有了言论学术的绝对自由，山巅醉就不成立了，戈巴乔夫公开性就顺理成章了，民主才可能。

三，无个人独立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由

臧人自焚是为了信仰自由，汉人寻死是为了做奴。马青的母亲以自杀来要求她做好奴隶，她的亲友都劝她：不要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仼感，莫管社会之事。她儿子劝道：“反正，我是你生的，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想把我的命收走，你就收走。”也就是说，马青再跨越红线，会使儿子小命不保。“在中国人眼里，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依附于家庭而存在，每个人都和家庭是一个整体，你的言行影响整个家庭的安稳，你要尽可能地压抑你的思想、压抑你的异见，以免家人操心，以免大祸临头、株连九族。”到今天，还有人骂方孝孺，反正做了战俘，何必要从一而终？从了篡位者，就不会有诛灭十族近900人的大祸，方孝孺怎么不考虑他人生命？按照中国拜强权的乌龟活命哲学，只要能活命，篡位者滥杀十族都可以原谅，不可原谅是你不肯重新做奴隶。受这样的理念指引，中国人连自由的概念都没有。

古希腊人说，宁做自由的穷人，不做富裕的奴才。美国人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国人理解不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国人奴性入骨。因为“我们经过《中庸》、《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的一路训诫，孝悌思想、中庸思想、皇权思想、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等奴役奴性融进我们的血液。”

中国历代统治者要求中国人做井底（家里）之蛙或乌龟。乌龟哲学源于老子“曲则全”。后来庄子表示他宁愿做长寿的活乌龟，也不愿做楚国宰相。《庄子》里说：一棵无用树，没人去砍它，才会长寿。长寿是乌龟哲学的最高理想。所以，《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叫“吴用”（无用），以求万寿无疆。在中国，关于乌龟活命哲学的成语、俗话比比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做人要低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个学乌龟的民族绝不会有自由概念。

自由是以承担个人责任为前提的。51岁的日本工程师岸良一在土耳其西北部负责大桥工程，因为电缆折断自责而自杀，他在遗书称，要为电缆折断负全责，强调与他人无关。此举令土耳其当地政府深受感动，并为他立碑做为纪念。中国被晒出来的豆腐渣工程不计其数，还没听说哪个工程师为此深深自责而自杀的！有中国网民评论说：“说明小日本不珍爱生命，从道德良知层面觉悟比较高，但这样了结自己，想过自己的家人，父母了吗，心态有问题，走不出这个结，变态的民族。”恰恰相反啊，变态是中国人，中国没有个人意识，从来不承担个人的责任，总是把自己的责任推给集体或制度。记得甲午战争吧。日本军队到达平壤郊外，那个汉族的指挥官叶志超闻风就逃出了平壤，理由也是“我死不得，我要养家”。“孝”让国人愚活苟活，“孝”使他丧失了信心。孔丘任鲁国大司寇时，鲁国连着打了3次败仗，孔丘问一个士兵打仗时逃跑的原因，士兵说：“我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人养活我父亲了”。孔丘认为他很孝，不但不责备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韩非、商鞅说以儒治国“敌至必削”“必削至亡”。每个中国人都被家庭绑架了，中国就不存在独立的个人和承担责任的个人，人人都成了缩头龟，只能做少数民族的奴隶。可见，丛林度是以人们普遍地“不勇敢”“不正义”和“不自由”为基础的。

三，中国一直没有自由的理论，所以中国无自由

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承认等级奴性的人格，而不承认独立自由的人格；只接受宗法思想，而不接受自由思想。中国人从来就怕自由、恨自由，将自由负向解义，一直是专制政权毒化人脑的有效手段。

在最古的商代，甲骨文里的“自”是人的鼻子，“由”是“竹木编的盛器”（引申为凭借、遵从），汉文“自由”代表装“人的排泄”的器皿。所以，“自由”在汉文里一直带贬义。《礼记.少仪》中说：“请见不见退”；汉代的郑玄注释说：“去止不敢自由”。晋.袁宏  《后汉纪.灵帝纪中》：“今方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北史.尒朱世隆传》：“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随情与夺。”可见：中文“自由”是随性任性、为所欲为、独裁专断的意思。“自由”还有：好色、泡妞、独裁专断的意思。《隋书》中记载：（文献独狐皇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隋文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原来皇帝的“自由”是“性交的自由”，皇后却行使了杀人的自由。可见，中国“自由”一词，本身就与“肌肤之亲”的腐败产物。难怪现在的官员“二奶”成村成镇。这些腐败的、负面的自由不可能形成正义的自由文化。

中国一直没有自由的学说和理论，到新世纪都在反对自由化，用儒教抵制普世价值。儒家的孝道理论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是因为父母的动机是爱子女的；即使有错，也只是方法错误，孔子要求儿子委婉地向父母提意见。问题是：在“亲亲相隐”的前提下，内部提意见岂能改变坏蛋家长，家长不改变其坏习惯，儿子岂能获得自由？历史事实是：儿子被家族处死逼死悲剧一再发生。中国的帝王制不过是家长制度的变本加厉，也就是发展了家长制度的坏方面，造成了中国人对权力的膜拜，不知人权、自由为何物。正如利玛窦所说：“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忽视人权”。因此，易牙杀子给国君吃，是舍弃小家顾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武则天通过杀子女来夺取皇权也是“集体主义”的光辉闪现，是后人的表率。所以，1932年1月，曾志为组织筹集经费，将自己两个月大的男婴卖了100块大洋。在红色影片中，一位女裆员为了不让隐蔽的同志们被敌人发现，亲手捂死了哭泣的女儿。子女的生命都被灭了，还谈什么自由！虎毒不食子，中国人比虎还毒。在这样的社会，说有自由岂不是荒唐。

四，中国无正义的法律和正确宗教，所以中国无自由

社会的首要问题是正义问题，正义既不是利他的要求，也不是利己的欲望，正义是超越了亲情或情感关系的互惠原则。只有“六亲不认”，才会有正义！正义女神自蒙双眼、六亲不认。耶稣当众否认了他的生母，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圣经里反复强调不要欺负外来人，可中国的城市就是歧视乡里人。儒家强调有等差的仁爱，实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照顾自己人，歧视陌生人。儒家这种亲情文化极端自私而又违反正义，譬如：在食堂买饭菜，若掌勺者给熟人多些，给陌生人少些，这怎会有正义？在“人情世故”高于一切的社会里，根本就没有正义，只有邪恶的潜规则大行其道。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形成超越血亲和肌肤之亲的平等的正义观，所以，中国没有自由传统。中国的反者往往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以“舍身取义”作为行为的依据，可惜，这些人没有一个诉诸自由，每次推翻了暴君，都以新的恶君的到来作为正义的终结。因此，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持久的正义可言。由此可以断定：没有正义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传统。

所谓自由传统，应该是指：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害者能否以“自由”为理论武器向加害者和有关方面进行抗争，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传统。柏克强调自由是英国人的传统，是与平等、正义、道德、宗教以及宪政制度密不可分的。阿克顿勋爵曾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汉族就是阿克顿所说的等级制发达、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无法自由的民族。在儒教管制下，中国没有形成维护人权自由的法律。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害者伸冤无门。中国人一进衙门，就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县太爷就和稀泥或依照关系远近、贿赂多寡来断案。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定这种理论一定导致犯上作乱……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中国政府强调民必须绝对服从官。因此老百姓受到任何委屈，很难找到申诉机会……”“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低到不可再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不感到什么耻辱……中国司法量刑（判刑）并不重，但酷刑逼供，难免屈打成招……中国没有律师和陪审团……尽管本省人为了避嫌，不能在本省做法官，但送礼风气盛行，原告被告都送礼……中国官吏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一个王朝可以被推翻，皇帝可以被杀害，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却始终如一。”所以，中国没有自由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