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被灌输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中国人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是对的。没有人想过这个说法是错的。列宁还有过一个精辟的解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是错的。尤其是列宁的那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精辟，其实毫无根据。那么我又有什么理论能说明他们的理论或说法是错的呢？读者需要有一点耐心。

我自己写的书（Xing Yu, 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irst Revised Edition）于今年5月再版。我自己创造了一套政治理论，我对此很有信心。如果有读者读过我的书，他们一定会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产生疑问。于是，在再版的时候，我在后记的部分增加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批判。其中，主要批判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马克思在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里面说，由自然科学主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生活中的法律，政治、文化以及精神。例如，人们的财产权会有一个法律的表述。他基本上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主导了社会的管理和人的精神构造。比如，国家的管理权总是掌握在在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手中。而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影响。人的精神生产也是其物质生产的反映。人们后来将其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他的这个理论有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先从这个角度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我也能论证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固然，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先从事生产满足其物质需要，人类才考虑其社会的管理和其精神建构，但是，反过来说也一样成立。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高度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高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过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出版后也成为经典。这本书论证信奉新教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优于信奉天主教的地区。欧洲北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好于欧洲南部地区。简而言之，可以认为，就是论证了人们的精神构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韦伯了解马克思的理论，于是，他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相影响。这样，这个解释就沦为二元论，成为一种循环论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追问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相反，恩格斯说互相影响，但是最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马恩在此已经陷入二元论证。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换一种角度来论证。也就是说，有时人们的思维会陷于一种互相否定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人们的思维路径走错了。应该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而不是继续争论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我个人认为，马克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盲点。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越弄越错。一个主要表现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不周延，有漏洞。没有发现这个漏洞的时候会认为这个论断没错。发现这个漏洞的话，就只能修改这个论断，甚至放弃这个论断。那么，这个漏洞是什么？如果人们用历史事实来验证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的话，就发现问题。这个论点没有普世价值。换言之，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在自己的那本书里说，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会导致社会革命。这是他的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可惜，这个说法无法得到有效验证。马克思说到社会革命，人们很快会想到法国大革命。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距离法国革命不远。于是，人们觉得马克思的说法有道理，深刻，也有系统理论提供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从欧洲移开而转向亚洲，我们会很快发现这个说法不对。比如在中国，经历过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是，如果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常性处于矛盾之中的话，那也仅仅导致农民造反或起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革命。因此，至多可以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影响，但还没有到“决定”的程度。换言之，经济基础是一个影响因子，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影响因子。那么，为何在欧洲能爆发社会革命，除了法国革命以外，其实其他国家也曾经爆发革命，而在中国没有爆发革命？我个人的看法是，欧洲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启蒙主义思想家，这些人士鼓吹自由和平等，影响了这个社会。由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那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人民起而革命。在中国，没有出现那样的思想家。中国或许出了王阳明、顾炎武这样的思想家，但是，中国的思想家基本承袭孔孟学说或者道家学说，在追溯远一点，出现过儒家或法家思想家，但是，所有中国的思想家都致力于维护既有体制，没有人提出革命性的思想。所以，社会革命一定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影响之下发生的。如果说社会革命推动历史进步，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人的思想的进步推动历史的进步，甚至能解放生产力。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但是，这样论述仍然会陷入二元论。因此，本人提出一个三元论述方法。

我在创立自己的社会理论的时候提出，人类在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建立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三者合体成为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互相影响，但各自有其独立性。政治与文化应该分开，而不是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均属于上层建筑。无需采用基础或上层建筑的说法，而只是说三个共同体互相影响和制约，并且合为一体。这三者的互动能说明为何人类社会有时会爆发社会革命。关键的一点是，政治与文化要分开。我自己的划分方法就是，人类的政治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语言通讯过程，这个语言通讯过程是一种政治语言通讯过程；人类的文化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语言通讯过程，这个语言通讯过程是一种社会语言通讯过程。社会语言通讯的距离长于政治语言通讯的距离。当然，经济生活中也有一个语言通讯过程，这是一个个人/社会语言通讯过程，通讯的距离最短。在人类社会的运行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的是文化。这种文化的运行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过程。社会的正义、自由和平等最终取决于文化，而非政治。换言之，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政治生活是一种分配利益的过程，如果既要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和平等，最终取决于一种语言解决方案，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端赖于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希望在于发展一种先进的文化。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在此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怎样实现的，语言解决方案又是怎样的方案，你当然需要读我的书。在此方面，只有我一个人创立了一个理论。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

拷贝以下的链接可看到Google网站上登载本人的书籍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一部分。该网站从出版商那里得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即电子书，但是，因版权原因，不能全部登载，只登载一部分，做广告。序言部分就是简单说明国家是怎样起源的。在序言部分也批判了以前的哲学家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以后正文解释人类是怎样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建设国家的。第一章的前面的部分说明原始人的部落的图腾是怎样被后来的人们的家庭的姓氏取而代之。也就是语言取代了符号。这是一个共同体内人的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瓦解的过程。当然，也是人们的语言通讯关系延伸的过程。人的语言通讯的结构就是文明社会的体制。各种语言解决方案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工程的施工图。西方人提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主张，但是，人们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一个整体的表述，因此，人们也无法从一个原初的基点来系统地论述他们的那些成为价值观的诉求。因此，他们的论述大多也就是一些经验性的描述，而非真正的理论。语言学的介入是建构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系统理论的关键一步。它使人们建构一个有关文明进步的总体理论成为可能。学术界的人士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