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敏，说，此文已经被禁止，在微信公号和猫眼看人都发不了）

有关韩非其人，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写道：“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司马迁将韩非与老子并列而传，说明了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丛林文化。

统治者要树立自己绝对权威，必须消灭质疑自己的人。能够质疑统治者的人当然都是有思想的思想分子。所以，他们成了统治者首要打击目标。消灭思想和思想分子分子的政策被老子说成是“绝圣弃智”。其实，“绝圣”是假，“弃智”是真。老子在《道德经》里自吹自己是圣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指责那些敢言者是“言者无知”，而唯有他是“被褐怀玉”的圣人。对于那些标新立异的“为奇者”，老子要当统治者的杀手——“吾得执而杀之”（ 第74章）！孔子拜访老子后，学到了这一绝招，在鲁国执政7天就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老子要求老百姓过无知无欲无文字（结绳而治）的原始生活。中国的丛林文化就是消灭思想和思想分子的文化，在韩非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

1.韩非关于君主独*裁的思想

韩非把国家视为君主的私有物，从而把君主独*裁说推向了新的高峰。《外储说右上》说：“国者，君之车也。”国家只是君主的一具马车。这与《诗经》鼓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天下一切都归王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天下一切都为王有”，老百姓就是归王有的“刍狗”而已。“个人”只是统治者的“子民”或螺丝钉。

韩非描绘的君主专*制的格局是这样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只要君主执掌了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君主“独制四海之内”，臣属“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易其辞”。“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

韩非主张君主要独*裁——声称“独视者明，独听者聪，独断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只能有一个，这是独*裁的前提。韩非认为：“凡物不并盛”，“夫妻执政，子无适从”。当武则天夫妻执政之时，其子女多被武则天谋杀。韩非把两个天子视为一个巢中的两个雄性动物，是“势不两立”的。他说：“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不同政治派别是“不可两存之仇”。也就是说，任何反对派都必须消灭之，这就是中国不能民主的思想原因，不承认反对者的权利。

2. 韩非鼓吹敌我意识，不择手段地消灭“异己”

韩非鼓吹敌我意识：唯我独尊，我之外皆是敌人。君臣之间是“一日百战”。和臣下共同执政的，就会被臣下杀害。君王的危险，主要来自“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大臣太贵，必易主位；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所以，国君不要相信人，那怕亲生子、生身父，也要心存戒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太信其妻更是这样，“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也”(《备内》)。《内储说上》有一段说得更干脆：“尽敌之”，统统看成可能是敌人，只有“尽敌之、无患也”，因为统统不可信，然后统统加以防备，才能防患于未然。当然，所谓“不信”是说不要太相信，不能依靠人臣的信用和忠诚，而要依靠自己对于“法、术、势”的运用。“恃势不恃信，恃术不恃信”，只有我的权术是可信的。“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恃吾不可欺也”(《外储说左下》)。这来源于《孙子兵法.九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法律严酷则君主神圣不可侵犯）”。《韩非子•八说》道：“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这种反对“仁义”的思想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

韩非告诉君主：“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即圣明人君要的是，国民为之效力卖命，根本不必听他们说些什么。国民赞美也罢，抱怨也罢，人君不必当回事。立功的有赏，不听话的杀头。非常简单。

“术”即申不害鼓吹的统治手段——权术。术是潜规则，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当术与法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舍德而用术。因此之故，术往往被视为阴谋诡计的狡诈手段，但作为许多君主擅长操纵的统治之术，又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

韩非公开地鼓吹邪恶，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藏于胸中，以偶众端（配合各种手段），而潜御群臣（暗中操纵群臣）”；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如：大将将出征，为防止他拥兵自重而谋反，可将他的妻儿亲戚接来“关照”作为人质；可用高官厚禄暂时稳住恃功而傲者，以后再加以杀害；可使臣下相互牵制，来抑制不满；抓住了把柄，就可杀掉他；杀了而无法向天下交代，就偷偷放毒。

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所以，“权势不可以借人”，“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欲为其国，必伐其聚（打击结党拉派，聚议朝政者）”。以上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3.主张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

法家以统一思想为要务，不仅要“禁言”、“禁行”，还要“禁心”。这就是消灭知识。韩非认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他主张：对于知识分子不仅行动自由当禁(“禁其行”)，集会结社自由当禁(“破其群以散其党”)，言论出版自由当禁 (“灭其迹，息其说”)，就连思想情感的自由也当禁(“禁其欲”)(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1959年P335)。“禁心”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最后要达到以君心为臣心，处处“以上为意”，“心出一穴”，就是使人们都失去思考能力和欲望，只知盲目服从。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这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法西斯极权统治术！为害中国两千多年！

韩非进一步提出所有人的思想方式和言论准则都要“以法为本”；“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还提出了“以吏为师”的愚民教育（是列狞“灌输论”的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的布裆法习斯，比俄国早了两千多年）。《韩非子•五蠹》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从教育的角度讲，“以吏为师”与当时流行的以贤为师有重大的区别。以贤为师看重的是知识和道德。“以吏为师”把知识、道德等内容抛到了一边，使教育完全变成了君主的从属物。这当然不利于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探讨。

诸如个人权利如自由之类，对韩非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韩非子•诡使》云：“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所有的个人权利，无论是家室财富，还是思想言论，通通都得被剥夺干净，否则，人君就会有“道私者乱”的危险。尤其是“圣智成群”，亦即是知识分子成堆，假如“上不禁塞”，那么等于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这即是说，所有具有思想言论能力的人们都不能享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一如拥有武器的国民不能有“私剑之捍”。

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主张控制舆论，统一思想，杀戮学者，实行文化专制，“不为君用”是独立罪，“二心私学”是思想罪。《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听的，也会去做的。总之，法家就是要使人民只知道服从、听命，此外，不得有任何知识与想法。

韩非告诉秦始皇，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因此，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或压倒另一方。

1）如果能吃掉的，吃掉是上乘，比如：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徒称为“五蠹”，主张严加取缔，直至灭身。后世的希特勒想要清除的，也不过是犹太人而已。韩非设置的清除对象，竟然比希特勒想要消灭的还要众多。这与残酷镇压阶级敌人的红色革命倒是有一比。难怪枭雄有言：秦始皇算什么？比起两千多年后的镇压反革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小巫见大巫了。韩非的法习斯思想文革走红，乃是丛林社会历史的必然。

一切臣民的言行必须尊君利上。“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八经》)。韩非认为，称颂古圣者都是借古讽今主。要是当儿子的常对父母夸赞别的老人好，这是“谤其亲者也”。同样，“为人臣常誉先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为了挑起君主的猜忌，又说诸子百家称颂尧、舜是鼓动人臣造反。韩非认为尧、舜、汤、武都是人臣篡主之辈，“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先圣，都是奸劫弑臣。儒、墨歌颂这些人，分明是鼓动人们犯上作乱，“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于是要求君主采取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取缔儒、墨等派，直至灭身。因此，“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忠孝》)。当然更不许借古非今，说君王的不是。后来，就连非议本朝列主列宗也会杀头的。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

2）有些不能吃掉，如君对臣民，但君一定要控制住臣民，使之慑服。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就象对待牲畜一样。他说：“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鸟……驯鸟者断其下翎，则必待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是人类有理性思维、有丰富的精神生产，把法作为人们的行动规范，从法学观点看，是有道理的，但用来限制人们的精神自由就过分了。韩非讲的法集中体现了君主的意志，把人们的精神生活统统限制在这样的法令之内，不准有与这种法令相违背的精神生活和超出这种法令的新思想的产生，这是十足的野蛮。

韩非鼓吹弱肉强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后期，七国之间的竞争就只剩下武力和经济实力。国与国之间就是弱肉强食，没有道理可讲。为了吃掉另一方或压倒另一方，必须依靠实力，“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为了务力就要提倡耕战，把握住法、术、势，使力量和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这个思想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极端的专*制主义学说。这套歪理邪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奸人是多么地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暴君与酷吏“兔死狗烹”的千古不易的弱肉强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