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 吕成冬） 2016年9月15日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FT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建立空间站的能力，迈入世界航天强国之列。今年正好是中国航天创建六十周年。众所周知，正是六十年前钱学森向中央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从而开启了中国航天的辉煌历程。实际上，早在钱学森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建言研制导弹，并且建国初期还进行过导弹研制，但未能成功。那么，为何1956年钱学森提交意见书后，中央会按照意见书的基本内容，立即启动导弹研制的项目呢？六十年后，我们不妨通过分析意见书的内容，寻找个中原因。 建国初期的“航空工业”基础如何 鲜为人知的是，中共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前就网罗海内外人才，准备发展航空工业。1949年5月14日，在香港做秘密联络工作的曹日昌（中共党员、香港大学教授）就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并通过葛庭燧（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寄给钱学森。曹日昌在信中以“北方工业主管人”名义邀请钱学森回国，到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学森先生： 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学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 近来国内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以尽力襄助解决。 最后，我作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学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招呼一下。 余另叙，候示，即祝研安。 弟曹日昌上 五，十四 然而，钱学森计划回国时却受到美国当局阻扰，并被美国扣留长达五年之久。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也开展过导弹的研制工作，但未能成功。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经过艰难险阻后终于回到祖国，抵达北京；10月30日至11月11日，他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单位、高校，以便了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学成就。 随后，钱学森在国务院安排下前往东北考察。此行目的表面是参观东北三省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厂等，实际上是希望钱学森通过考察东北三省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藉此对“航空工业”进行综合评估，即以现有基础能否研制出导弹；正如11月20日国务院给东北三省和相关机构的电报中所称：“钱学森的专长是力学、自动控制、航空工程等，在了解我国建设情况及技术水平后将对他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11月22日钱学森启程前往东北，至12月21日返回北京，为期一月。期间，钱学森考察的机构主要包括：（一）科学研究所，如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哈尔滨土木建筑研究所、长春机电研究所等；（二）高等院校，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工学院等；（三）生产工厂，如钢铁厂、煤矿、水电站、炼油厂、冶炼厂、化工厂、机床厂、汽车厂、电机厂、飞机厂等。通过此次考察以及与相关人员的座谈，钱学森摸清了“航空工业”的底；后来，他在意见书中指出：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作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20.000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外国进口。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另件。 至于航空研究，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过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航空人才只是力学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 总体而言，钱学森通过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我国航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那么，钱学森是否就此断定中国无法研制导弹呢？11月25日钱学森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之间的一段对话，对此作了明确回答。陈赓问：“中国能不能发展导弹？”钱学森回答：“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钱学森底气十足，就是因为他在考察时意识到航空工业基础虽然薄弱，但已经具备研制导弹的条件。这段广为流传的对话，也为钱学森向中央提交意见书埋下了伏笔。 研制导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钱学森回到北京不久，就于12月26日在陈赓和朱兆祥陪同下，去看望因病住院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彭德怀在谈话过程中透露，我国当前急需的是防空火箭，其次是对海上目标火箭，要求能打300至500公里；谈话间，彭德怀直接问钱学森：“射程为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人力物力条件？估计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需要说明的是，彭德怀提出能打300至500公里的导弹，针对的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威胁；这个距离与台湾海峡的宽度相当，台湾海峡北部宽200公里左右，南部宽410公里左右。 现在未有资料披露钱学森是否回答了彭德怀的提问，但12月27日钱学森与万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的谈话作了回答。钱学森说，研制射程为300至500公里的导弹，“在两年内可以由研制试制到工业生产，但这解决了20％的问题；最重要的飞行自动控制器的80％问题，如无国外资料，自己从头开始，可能需10年，也许短些。”紧接着，钱学森详细地谈了技术人才、机构设置和资金投入等问题，并“建议军委予以讨论，下决心开始这一兵器的研究工作”。随后，万毅即向彭德怀汇报此次谈话内容。可以说，这次谈话内容实际上为意见书打了“腹稿”；不久，钱学森就接到了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一项特殊任务。 1956年2月16日，钱学森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接见；期间，周恩来委托他起草一份关于导弹研制的方案，同时在场的还有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第二机械部副部长刘杰。2月17日，钱学森用一天时间就完成周恩来交办的任务，起草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共九页，2700余字，分为四部分：航空工业的几个部分、航空工业组织、国内现状、发展计划。纵观意见书全文，首先突出强调的就是研制导弹并非生产简单的军工武器，而是需要“一个健全的航空工业”。那么，这个健全的航空工业到底包括哪些条件呢？意见书从系统工程和职能分工角度提出四个条件：领导机构、科学研究、设计研究和生产工厂；随后，钱学森进一步分析各自职责。 （一）领导机构 钱学森所指的“领导机构”并非纯粹的行政领导，而是“一个全面规划及安排的机构，应该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人员”，并建议设在国防部。这个建议与当时国情有关，研制导弹必须有一个可以在全国科学、军工、高校和工厂等单位内进行协调的机构，才能保障不同机构的配合。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落实，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研制导弹时也特别指出：“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分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 据此，1956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作为研制导弹工作的领导机构。 （二）科学研究 导弹研制不仅是一项工程，它还广泛涉及应用力学、爆炸力学、材料学、化学、电子学、控制论等多方面的理论。意见书提出，这些理论研究可以依托中国科学院： 现在在科学院内，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航空工业有关，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等也都与航空工业有密切关系。在将来很可能再设新研究所来推进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气动力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等。估计在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在整个系统完成时有600人，其中付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员120至150人。 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因此在其担任所长期间，力学研究所承当了相当多的导弹研制任务，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过许多贡献。后来钱学森同时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可谓“双管齐下”，有效地协调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大大地提高了效率。 （三）设计研究 钱学森提出的设计研究，其主要任务是“生产新型成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在这个部分，钱学森回答了彭德怀关于研制导弹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问题；钱学森估算整个系统大约需要6000名技术人员，其中副博士以上的应在500至600人，而需要的电力为15万瓦（初期8万瓦），用地200平方公里。意见书提出这个机构可以称为“航空设计院”，并根据任务分为下列研究所：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结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剂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运用研究所、设计局、试制工厂、试飞站。这个建议后来得到执行和落实，即1956年10月8日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而其下属机构也大体按照意见进行设置。 （四）生产工厂 意见书指出，最终生产出导弹武器成品，还需要“航空生产系列地一系列工厂”，“把航空设计院的新型设计，大量生产”；具体而言，这些生产工厂包括金属工厂、非金属原料工厂、电器制造厂、燃料工厂以及各种零件工厂等。当时，这些工厂多数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但可以通过设在国防部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这也是钱学森为何提出将领导机构设在国防的原因之一，有利于相关机构的协调。 显而易见，这四个条件就是四个“小系统”，共同组成导弹研制工程的“大系统”，向中央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开展导弹研制工程需要具备的条件。对于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比较容易实现；对于后面三个条件（即研究、设计和生产），由于各自基础和发展的不平衡，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提高工厂生产能力才可以为设计工作提供材料和零部件；而研究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已经集聚一批素有成就的科学家，且已经积累了一些理论研究成果。 “依靠外援”还是“独立自主” 钱学森在美国进行航空科学研究长达二十年，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依据他的经验，以现有基础开展研制工作，“如果只能靠自己，这非二三十年办不到”。但钱学森起草意见书之际，中苏两国正在洽谈援助中国武器研制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导弹；因此意见书特别指出在短期内研制成功，“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据此，意见书提出了向苏联等国家争取“外援”的计划。 首先，选择国内航空科学研究人员以及相应军事、政治人员，组织航空参观团，于近期内前往苏联及其他国家参观并商议合作方案。其次，提出详细的留学计划，意见书指出： 在今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后，调派两种人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一种是到合作国家去学习飞弹火箭制造工艺，同时请合作国家的专家为我国设计飞弹火箭制造的一系列工厂，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飞弹及火箭。第二种人，约300人，到合作国家学习设计及设计研究；这是建立航空设计院的基础力量。他们每人学一个专门方向，一两年或三年为期。同时请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代我们设计大型风洞及推进机试验设备（也要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上述留学生），争取在1957年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基本建设，1959年300留学生回国再请兄弟国家专家200人来我国，配合青年干部600人，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工作。以后每年加入青年干部600人，到1967年达到6000人足数。 在此背景之下，一批中国留学生远赴苏联学习导弹及相关专业，如宋健、孙家栋、王永志、聂力、丁衡高、吴美蓉、张敬良、张贵田、林华宝、童铠、梁晋才、崔国良、孟执中、于本水、刘从军、姚绍福、陈士橹等。 但与争取外援相比，意见书更为关键的是表达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依靠外援并非长久之计，中国必须拥有研制导弹的能力，掌握“本领”。后来，确有一批苏联科技人员在中国研制导弹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国之所以在1960年苏联“撤援”后还能成功研制导弹，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开展导弹研制工程之初就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而在这个道路上，最核心的就是一批“高级人才”聚集到此项工程中；钱学森在意见书中列出了一份“高级人员”名单，分别是： 空气动力学：沈元、陆士嘉、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潘良儒； 航空结构：王俊奎、钱伟长、王仁、杜清华、胡海昌、钱令希、郑哲敏、李敏华、范绪箕； 推进机：吴仲华、陈士祜、梁守槃； 控制机：罗沛霖、林津； 火箭：任新民。 他们中大部分人直接参与了导弹的研制工作，而其他人的工作也都与研制导弹有关；正是这些人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基础，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但仅有这些“高级人才”远远不够，意见书为此提出详细的人才培养目标。意见书指出： 逐年扩大中国科学院有关航空的研究工作，在1967年到600人。依照上述发展计划，每年需要高等学校航空有关科门的毕业生如下： 1956年 400人（100人工艺，300人设计） 1957年 400人（完全工艺） 1958年 400人（完全工艺）（开始飞弹制造） 1959年 600人（完全设计）（开始航空设计院工作） 1960年 700人（1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1年 700人（1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2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3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4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5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6年 900人（3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7年 900人（300人工艺，600人设计） 到1967年，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400人，设计院技术人员5,700人。 此后，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其它研究机构都开设了相关专业，培养航空科学研究和设计人才；不仅如此，钱学森也亲自上阵，讲授“导弹概论”。那么，钱学森为何要将培养目标放在1967年呢？因为在其起草意见书之际，国务院正在制定1956至1967年十二年科学规划，并将喷气与火箭技术列入重点的发展项目之一；钱学森将时间节点放在1967年，就是将导弹研制计划纳入到全国科学发展计划中，从而争取到国家最大的支持和投入。正因如此，导弹研制工作自从启动之后就得到了包括中央、军工、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工厂等各个系统的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成为一项由上而下的国家级工程；不仅如此，无论是科研和设计人员，还是工厂技术人员，都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废寝忘食，争分夺秒。这也成为中国导弹研制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钱学森后来所总结的： 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结论 2月17日，钱学森起草好意见书后便提交给周恩来。2月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2月28日，周恩来又将意见书批给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和中央军委各委员。这份意见书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实际上成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指导方案和技术文件。 笔者认为，1956年钱学森提交的意见书之所以迅速得到中央首肯，并将其作为研制导弹的指导文件，主要原因是：（一）钱学森依据其在美国从事航空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和工程经验，从专业角度阐述了建国初期的航空工业基础以及怎样研制导弹，使中央了解已经具备哪些条件、还要创造哪些条件；（二）意见书提出了一套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发展计划的可行性方案，并将其与中国科学发展大战略相结合，而非纸上谈兵。正因如此，这份意见书犹如“定海神针”，使中央相信中国能够研制导弹。10月8日，中央宣布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钱学森为院长，全面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时至今日，中国航天已经走过六十年。这六十年，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凝聚了无数航天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