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网络作者：木兰代父从军

　　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难者。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当时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卞仲耘死后她要求医院做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终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邓榕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这本书里，邓榕写到当年邓小平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卞仲耘的家人发现，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皇家女子”学校最高负责人

　　卞仲耘(1916—1966)，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卞仲耘当时实际上是学校最高负责人。1966年6月，她被称为所谓“黑帮头子”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暴力殴打几个小时后死于校中。被打死时，50岁的卞仲耘，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就读这所中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

　　被暴力活活打死经过

　　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头端钉着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覆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当年卞仲耘的学生。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经过：

　　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暴晒于烈日下几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当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带着孩子们赶到邮电医院，看到的是卞仲耘遍布伤痕的尸体：头上有个窟窿，血还在往外渗......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邓榕被指是凶手之一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其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为自己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对待鸣冤。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有份参与行凶。

　　邓榕的书回避重要历史史实 篡改邓去师大女附中日期

　　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开会、贴大字报、学毛著及中央文件等。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主席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为四名副主席之一。但不久，毛泽东对刘、邓等人派出工作组做法不满，刘邓失势，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忆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文革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 (1966年4月- 1967年5月)也记载(链接：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2627.html)

　　1966年7月5日，邓小平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谈话。

　　1966年6月28日，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对三女儿邓榕指示。

　　而中国百度名片和海外的维基百科对邓榕词条介绍，只有邓榕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内容。广西作者李夏首发在《北京之春》文章“‘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表示，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大陆作者张凤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文革时的“联动”很“牛逼”，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们都是“联动”的骨干。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是“联动”所干。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

　　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链接：

http://cdlvi.cdpsn.org.cn/DigitalLab/protect.jsp?bookID=3230&previousInfo=BookChapter&pageID=1053550)，而且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中也指出，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写成1966年6月4日......

　　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其中提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

　　文革初，中共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但当父母被打倒后，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邓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邓榕写了一篇标题为“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邓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纵“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内容和后来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完全不一样。

　　邓榕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藉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校长

　　原北师大女附中66届学生宋彬彬，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其父宋任穷，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卞仲耘的死亡。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章中称，她被认为是“66.8.5”对卞仲耘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其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

　　宋彬彬还称，卞仲耘被打死后，她和几个人与学校的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宋彬彬等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敢开始“抢救”。

　　李夏指，宋彬彬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王友琴、宋彬彬等人在回忆卞仲耘被打死的文章里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宋彬彬称，80年代母校已经做过组织结论，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2007年，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荣誉校友”(知名校友)宋彬彬当选“荣誉校友”。此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引起众多争议。宋彬彬198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

　　卞仲耘案至今未彻底昭雪

　　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

　　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她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过忏悔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