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结束八年任期，朋友为他践行。从远处看，这场聚会表现出，经历30年不间断经济增长后，在中国终于成为大国的心态带动下，北京变得多么国际化。但任何偷听到那晚谈话的人，都会对朋友表达出的焦虑和恐惧感到震惊　　

老高按：两个多月前，在纽约长岛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式病毒”的研讨会上，胡平说，自己在力图解释中国这几十年是怎么样变化过来的。他主张，关心中国的前途、全人类的前途的人，都来把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从头到尾理清楚，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为什么能那么想、那么做？是怎么变成后来、变成现在这个状况的？　　

胡平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初期，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一顿饭，没给钱——其实是给了的，给的太少。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不是民间，而是官方媒体给捅出来的，可见当时朝野对腐败的容忍度相当低。”　　

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也记忆犹新：1980年，那时我还在武汉大学当学生，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反映时任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前后共16次，他手头上有账可查的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而王磊只付了19.52元。中纪委接到举报查实了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中国青年报》于当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人们没想到的是，事件公开后，王磊再次向中纪委作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款额，请求党纪处分之外。还亲笔写信给丰泽园饭庄，对陈爱武的举报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　　

以上有关史实，我是在网上检索而得。这件事说明，八十年代初期，官民是有强烈共识的——那时也没有（几乎没有）左右之分。　　

问题是，从举国对腐败零容忍，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全民腐败？我们每个人，整个中国，是渐变，还是某个、某几个节点的激变？　　

胡平给出的答案是：关键，就是“六四”——“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这一步向哪里去，还是未定之天。”“六四”造成的深层影响和后续效应，就有了今天的一切。　　

胡平提议，每个人都来把亲身经历的这几十年历史，一五一十地理清楚，每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怎么想的？别人怎么做的？这么一年一年理下来，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我觉得他这个提议很好——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不一样，不一定、也用不着得出与他一样的结论。　　

记得年轻时曾经读到过某位俄国大作家的警句：“未经咀嚼、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大意），什么都不想、就这么忙忙叨叨地一天一天过下来，转眼就是一天，转眼又是一年，这只是活着，而并非生活。我们每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朝夕相处的人，不容易发现他（她）有什么变化；但是拿出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照片，才惊悟变化之大！对于久未晤面、一朝邂逅的人，更能警悚岁月雕刻的力度。我们不妨拉开时间跨度来回忆，十年、二十年前我们遇到某个问题，情绪上是如何反应？理性上是怎么思索？今天，是依然故我呢，还是判若两人？如果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就像举国对腐败零容忍变成全民腐败这样180度的颠倒），那么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什么原因？是年龄增大、阅历增多的自然过程——就像萧伯纳还是谁说过的，“20岁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40岁还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头脑”；还是某个非同寻常的原因？那么，就要像胡平所提议的那样，从头到尾一五一十一年一年理下来：每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怎么想的？别人怎么做的？　　

今天想起他这段话，是因为读到《纽约时报》驻中国記者杰安迪结束八年任期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谈他认识的中国的变与不变。转贴于下，供各位网友参考。驻华八年，回望我身后的那个中国杰安迪，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11月30日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北京，一幅宣传某家电商网站的广告。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一家餐厅小聚，朋友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背景的巴萨诺瓦音乐中，我们抿着法国梅洛，用iPhone拍下彼此做鬼脸的样子。　　

从远处看，这场聚会完全表现出，在经历三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后，在中国终于成为大国的心态带动下，近年来北京已经变得多么国际化。　　

但任何一个偷听到那晚谈话的人，都会对我的朋友表达出的焦虑和恐惧感到震惊。我即将结束在这里近八年的生活，朋友们是为我践行的。　　

他们中包括一位说话温柔的藏人作家、一名画家和一家小企业的老板。藏人作家一直拿不到护照，出不了国。画家朋友的作品去年被警方全部没收。那位企业老板则是一位单亲妈妈。虽然把尚处在青春期的儿子送去美国读书她有些不情愿，但她更“不愿他被中国的教育制度洗脑”。　　

在桌子的另一头，一位在官方通讯社任职的编辑在抱怨宣传官员不断提出的要求。那些官员一心想要控制13亿人的思想。“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一代，”这位32岁的编辑后来这样解释他为什么考虑放弃目前待遇丰厚的工作，去泰国寻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漫无目的，甚至对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　　

面对在中国的日子即将结束，我才意识到自从我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以后，这里的变化是多么大，又是多么小。那时候，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伤口还没愈合，但在宁静的首都街头，明显能感觉到对未来会更好的期盼。那时的北京还满是低层建筑和纵横交错的胡同。自13世纪以来，那些胡同几乎没什么变化。　　2008年，在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个月时，我再次来到中国。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胡同被拆，让位于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高楼大厦，和一个每年都会新增一条线路的世界级地铁网络。　　

北京到处是意大利跑车和奢侈品牌手提包精品店。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终于获得了过去几十年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所得不到的尊重。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抱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实行的限制措施可能最终会放松。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互联网。当政府承诺在奥运会期间对之前被禁的网站解禁，并表示允许在官方规定的“示威区”举行示威时，人们更是充满了希望。　　

但后来，那些承诺证明是空话。示威区空无一人（申请抗议许可的人遭到拘捕），只有在奥运村工作的外国记者可以享用没有限制的网络。　　

回头看，举办奥运会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国家力量不断增强，越来越自信，但它的领导层却害怕自己的公民，下决心要对他们的思想和抱负进行限制。　　

互联网没有使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是变成了扭曲中国6.5亿网民思想的一套精密工具。奥运会落下帷幕后没几个月，政府开始屏蔽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不久，这个名单继续增大， 囊括了《纽约时报》、彭博社（Bloomberg）、Instagram、Dropbox，以及谷歌（Google）的多项服务。　　

作为替代，北京支持本土的此类公司，如类似Twitter的新浪微博、即时通讯软件微信和搜狐等门户网站。它们的内容都受到严格监督，要剔除所有被认为威胁共产党统治的东西。试着在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天安门大屠杀”，它会在跳转页面显示，“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种网络控制的影响发人深省。大多数中国年轻人认不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张标志性照片，上面是1989年春天一名抗议者独自站在一辆坦克前。去年，当数以千计的学生走上香港街头要求民主的时候，本来很理性的一些朋友却只是机械地重复官方媒体谈论的观点：抗议者是被宠坏的小混混，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使。　　中国的确比25年前要开放得多。中国人去国外旅游和学习的人数不断增长，社会控制的放松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和外国人交往，不受当局干预。尽管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还有成百上千万人成功地通过使用VPN软件避开了网络审查。　　

然而，共产党的控制之术近乎完美，可以让中国社会呈现出让人陶醉的活力，模糊了政府对异见者无所不在的限制。现如今，官方大肆宣传“民主”、“公正”等理念，但它的公民却因倡导自由选举或就工厂污染问题起诉政府而遭到监禁。　　

记者本应与报道的人物和新闻事件在情感上保持距离。但当我知道警察拘捕了知名人权律师浦志强——一年半过去了，他依然被警方扣押着——知道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似乎因就政府针对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动荡采取的措施向记者提供坦率评价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我的客观性经受了考验。这两位不仅是可靠的信源，也成为了我的朋友。　　

自习近平在三年前上台以来，他力主推动的中国梦——公正！平等！创新！——成为了民族复兴的集结令。但它的实际影响是挑起往往让人感觉有仇外色彩的民族情绪。记者、学者和佛教僧侣被迫上政治教育课，反复诵读有关共产党地位至高无上的陈词滥调。　　

有这么一件事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最近几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演员和电影导演纷纷公开承诺要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确保流行文化是维护共产党利益的可靠宣传渠道。　　

尽管中国经济近期开始放缓，但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的街头依然到处是购物者，现代社会的各种虚饰一样也不少。习近平政府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遏制让普通中国人恼火的小腐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放松了限制中国夫妇生育第二胎的人口控制政策。时髦的高铁将不少大城市连接起来，拥有一辆别克轿车对人数急剧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已不成问题。　　

与此同时，共产党似乎也成功地引导许多中国人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物质消费追求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让他们担忧和恐惧的方式来实现的。　　

不过，对于更好的明天——更清洁的空气、正义、可以挑选自己的政治领袖的机会——的追求，不会完全泯灭。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自己经常修自行车的铺子停了下来。那家店铺的老板非常爱国，经常动不动就辱骂日本人，或大赞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　　

我跟他做最后告别时，他开了个玩笑，说要躲在我的行李箱里偷渡出去。“但你不是很爱国吗，”我一边说，一边指着新铺的路，和一排由政府出资刚刚翻修的店面。“我是爱我的国家，”他难为情地看着自己的脚，“但我更爱自由。”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　　

中文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