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人按：

查尔斯·布洛的这篇文章解释了非裔美国人为什么对威尔森射杀布朗案件如此愤怒。有几点需要注意：

1. 美国是有原罪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居然有三百年的蓄奴史，这是美国永远的疮疤。
2. 近二百年特别是近五十年来，非裔美国人的权益日渐得到保障，但是距离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这个案子不是非裔争取平等的好案例。如果威尔逊被起诉，他没有任何可能被定罪：

• 布朗在被射杀前抢劫这个事实部分支持威尔逊的自述；
• 布朗的朋友Dorian Johnson所谓在布朗“Hands Up”时被射杀的说法会在威尔逊辩护律师的攻击下会溃不成军；
• 证据显示布朗和威尔逊有过缠斗；
• 判定有罪比大陪审团起诉的界定要难上十倍 - 必须是满票才能判定重度刑事罪成立。
  
• 有鉴于此，密苏里州长拒绝对此案重审。

牧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作者的观点（譬如非裔美国人的重度刑事犯罪率远高于其他族裔、但这也是警察搜查非裔美国人比例高的原因之一 - 牧人没有排除歧视的可能），但是他的文章非常理性地揭示了非裔美国人愤怒的深层次原因，其很多观点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纽时：有色族裔无人倾听的愤怒

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击毙，而大陪审团未能针对此案提起公诉。之后民众采取的反应，显示出了黑人社区当中某种深刻、古老的痛苦感受。

是的，在某种层面上，这种反应的原因在于本案的具体情况：

• 它在于威尔逊开枪击穿布朗的头颅、结束他生命的那个夏日，威尔逊使用的武力是否适当、是否过当。
• 它在于警务人员对他们服务的民众表现出的态度是否过于恶劣。为什么威尔逊在证词中描述布朗时，充斥着非人的措辞？仿佛是在形容超越人类的掠食者，或者比人类低劣的邪灵——比如：“霍克·霍肯”(Hulk Hogan)、“魔鬼”。
• 它在于检察官在寻求起诉的过程中，是否恰当履行了职责，是否调查不力。为什么他采取了这种行动策略？为什么威尔逊对大陪审团发表证言的时候，他没有极力质问？为什么他在宣读结果时，有一种好似辩护律师的诡异感觉？

然而民众的反应又不仅仅在于威尔逊和布朗，而是在于对基本的公平抱有的信念。它在于一个与司法体系已然关系薄弱的族群，是否能将脆弱、破损的信心，寄于这个越发破败的体系之上——这个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认可他们，世世代代以来这个体系的作用都是否定和遏制他们，而且这个失衡的体系当中仍然充斥着针对他们的不公。

就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事实是，在这个国家的太多地方，执法机关与有色族群之间，存在深深的不信任。其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的历史。”他接着说道，“问题仍然存在，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有色族群编造出来的。”

的确不是。ProPublica今年10月对2010年至2012年之间，警方开枪击毙嫌疑人的事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年轻黑人男性被警方击毙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1倍。

然而，像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这样的人，却想要归咎于受害者。在《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上，他回避了白人警察在黑人社区执行警务的问题，而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黑人社区内部的谋杀数据。他先是宣称“93%的黑人都是被别的黑人杀死的”，又问另一位讨论嘉宾，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黑人教授迈克尔·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个数字降一降？那样就不用让这么多白人警察到黑人社区了。”

这是通过指责受害者来转移话题、脱离语境罗列事实的典型做法。朱利安尼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多数关注谋杀数据的人都能注意到，谋杀大部分是熟人之间发生的犯罪。人们谋杀的都是身边的人，多数黑人是被其他黑人杀害的，多数白人也是被其他白人杀害的。

实际上，谋杀案件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一项研究显示，可能涉足谋杀案件的人，是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交圈子来预测的。耶鲁大学(Yale)去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检视了“2006年至2011年警方和涉枪凶杀案的记录，这些记录涉及芝加哥市凶杀案发率最高的6平方英里（约合259万平方米）内的居民”。研究发现，“这些居民中的6%参与了70%的杀人案，这6%的居民中，几乎全部都与刑事司法或公共卫生系统有过某种形式的接触。”

这项研究的一位合著者说，杀人凶手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种病毒：“与HIV传播过程中，共用针头或无保护的性行为的作用相似。”

那么，我们对于并未涉足犯罪的绝大多数人想说的是什么呢：他们必须要接受警方射杀的人数当中极不合理的种族不平衡，因为这是打击犯罪的斗争中的误伤？不！

这是一种不可理喻、极端不道德的论调，而朱利安尼说出这种话尤其令人侧目。纽约市基于种族的拦截搜身(stop-and-frisk)行动骇人听闻，这种做法正是在朱利安尼的治理下推出的。近些年历史上，警方侵犯黑人男性权利的某些最恶劣的事件，就是在他的任内发生的。《纽约时报》曾在2001年发表过一篇长篇报道，文中讲述道：

“在1997年夏天，一名警察在布鲁克林车站的厕所里暴打一位名为阿伯纳·路易马(Abner Louima)的海地移民。在1999年冬天，警察局街头犯罪科(Street Crime Unit)的四名警员在布朗克斯街头搜捕一名强奸犯的过程中，击毙了名为阿玛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的非洲移民，后者未携带武器，警员误认为他的钱包是把枪。2000年冬天，就在朱利安尼加大力度竞选参议员时，一名卧底警员在曼哈顿中城(Midtown)击毙了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保安，后者名为帕特里克·杜里斯蒙德(Patrick Dorismond)，开枪前二人曾发生短暂打斗。该受害者之所以被激怒，是因为卧底警员向他询问，要买一些毒品。”

此外，种族也并不是考虑犯罪问题的最佳视角。集中的贫困问题可能是更好的视角。今年7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一份报告写道：

“贫穷的个人或家庭，并不是在各个社区或全国范围内均匀分布的。相反，他们往往住得离彼此很近，聚居在特定的社区和区域。这种贫困人群的集中，导致了高犯罪率、公立学校成绩欠佳、住房和医疗条件糟糕，也限制了私营部门服务的提供，以及就业岗位的发展。”

如果我们打击犯罪的态度是认真的，就必须在个人和体系的层面上，严肃地考虑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带为什么会产生、延续，而且实际上还在扩大蔓延。

不过，重要的不是朱利安尼，也不是替警方行动辩解的人。而是少年和成年的黑人男性，以及那些爱他们的人，是不是一定要既害怕犯罪，也害怕警察。

很遗憾，对于很多人而言，弗格森案再一次确认了一种最令人不安的感觉：他们腹背受敌。

所以人们走上了街头。谁又能真的指责他们？

一些人只是看到，示威被残忍的暴力玷污了。当然，我也目睹了暴力，见到这些场景心中也很痛苦。不过我也看到，数十年、数代人、数个世纪以来的痛苦和挫败，再一次迸发到我们眼前。我看到心灵在哭泣，灵魂在呼喊，想被人听见、被人看见、受人重视。

神父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曾说，“骚乱是无人倾听者的语言。”小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原则的伟大倡导者，他并不是在鼓吹骚乱，而是赞赏倾听。

即使长期承受苦难的人也不会永远都愿意承受。耐心总有耗尽的一天。心碎太多次，内心的平和迟早会被打破。然而不再平和，也并不意味着诉诸暴力。不过，的确需要让那些舒适的人感到不安。如果呼声没人听见，有时就必须提高音量。如果正义的诉求没有满足，有时就必须踏上街头。如果别人看不到你，有时你就该站起身来。有时候你必须要站起来，表明立场。

没有一个品格正直、有良知的人能够容忍骚乱、掠夺，以及任何破坏财物的行径。这些做法不仅是犯罪，而且毫无效果、适得其反。这是在从自己的社区抢夺众人所需的服务和设施。这是对那些认为应该追求梦想、发挥创业精神的人，做出不公平的惩罚，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为自己投资，也为整个社区投资。

不过，人们当然也有权有自己的感受——包括愤怒和沮丧。只是，这些能量必须要疏导到具有建设性的努力之中，从而实现想要的改变。这是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要有耐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长期努力。

就像古老的黑人灵魂乐中唱的：“孩子们一起走吧/你们不要气馁/孩子们一起说吧/你们不要气馁。”

翻译：王童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