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于微信朋友圈中读到一文，从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破题，谈到了中国的地主历史定位问题。文章的观点主要为:在中国的农村，地主作为当地的先进分子，为乡里族群作出了表率，为乡绅文化、思想、观念的捍卫者、开拓者或”精英”云云。

　　其实，民国政治人物梁漱溟等，早就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等书当中，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地主的产生有过详尽的分析。他说:”从古代以来，中国的制度一直在保证着土地的流动性，中国有长子继承和诸子均分制度。中国的地主大都很节俭、勤奋。”同时代学者董时进也认为:”(中国)地主都是身居简陋、靠勤劳、奋斗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在他们所收集的证据中，一大批地主往前追二十年，可能就在上海做劳力，每个月一点工钱，都给家里人寄回去，然后家里人就买田，今天买一分，明天买一亩，这样才积累起来。

　　他们提出的理论认为，一定要维护土地的私有体制，尊重人民的财产权。

　　最后，笔者的看法是，旧社会的地主绝不是”周剥皮”、”刘文彩”、”南霸天”那样的丑化图解式人物，而应当是活生生的”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他们的生活轨迹，在《白鹿原》等文学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他们在遵循礼教族权，恪守乡规民约的同时，比较善于接受新的知识，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地主兼工商业者”出现了，”晋商”、”徽商”、”银号”、”钱行”出现了。

　　他们绝不是现在时的”土豪”，更不是过去式的”劣绅”。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不容否定地存在过，奋斗过。至于什么”反动性”、”剥削性”、”局限性”等等，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历史会还其一个真实面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