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谷闲人

“独裁”与“民主”是两个形容词，用来形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民主制度，以美国的社会制度为蓝本和典范。也有西方其它国家的类似形式。

独裁制度，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军国主义日本。也有其它变种如中国的“党国主义”和朝鲜的“先军思想”。

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犹如冰炭不能同炉、水火不能相容。现在有些家伙，占了独裁的便宜，觉得“独裁”制度也不错。那就变成了鱼与熊掌，但二者仍然是不可兼得!想把鱼与熊掌变成同一种东西，恐怕比冰炭同炉还难。

不过中国就有那太监式的“理论家”，硬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弄个“独裁”下的“民主”，并要最终战胜西方国家的民主。这也不奇怪，太监本来没有那话儿，他们懂得什么“性福”?

俞可平就是太监理论家较为典型的一个。这孙子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民主是个好东西》。受到了中国宣传机器、党的喉舌、党的外围宣传机构的“热捧”!中国人的“逻辑思想换乱”一发不可收拾，由此由此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不知死活，自宫、自阉的太监，甘作共党走狗，以图做一个名车、豪宅，二奶情妇围着转的“银样蜡头枪”。

这篇文章的最明显的不和“逻辑”的错误，就是把“民主”这个形容词当做一个名词“东西”，而且还是好“东西”。并通过这一“偷换”，把“中国式的民主”当做另一种民主来对待，彻底颠覆了民主是用来形容“美国和西方社会制度”的形容词的本意。由此造成中国人普遍逻辑混乱，许多“半吊子理论家、思想家”满口胡说八道而不自知。

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有篇文章《什么是民主》，我认为是专门真对这种逻辑混乱的。她说：“民主是一种感受……”接着说了在台湾民主制度下，生活中的各种感受，说得非常好!感受!怎么能是“东西”呢!更证实了“民主”是个形容词。不能是“东西”。

至于俞可平这个太监“理论家”怎么把民主这个“东西”转化成“中国独裁式民主的，还是让他自己表演吧：太监的事情，别人干起来不容易!中国的太监，不是好当的。下面是太监俞可平的表演：

俞可平说，“谈论民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必须得谈!”他指出，“如果只是以西方民主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领导直选’为标准，那中国当前可以说是没有民主”，并称“近年来，在政府治理的细节上，民主在中国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包括村一级干部直选、宪法中写入人权以及法治条款等等”。另外，俞可平还多次强调，“中共不会‘照搬纯粹西方式的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即便在中国也不会被否认。”

俞可平认为“谈论民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是指，民主在中国只能限制在一个特定或小的范围内，如他的“增量民主”论所称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俞指的党内民主是“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并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负责”;而基层民主则表示 “在已经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探索和扩大新的基层民主形式，如乡镇领导和县市领导的选举方式和决策方式的改革等”。

而且，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它“不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核心力量”。(见《俞可平：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这就意味着(或如俞可平所说的)，中共不会照搬西方式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领导直选’的民主，所以他说按西方的标准来讲，“中国当前可以说没有民主”，但这并不妨碍中共推行自己的“民主”。

俞可平称“民主必须得谈”，意思是，在中国谈民主，就得按他上述有关民主的释义来谈。这正如他近10年前曾说过的，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不等于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等等(《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在演讲中还说，中共高层领导“即便强调‘不可照搬西方民主'，但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已经成为了政治高层的共识”。这里，俞可平和中共高层所指的民主，是指威权制度下的所谓“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即所谓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与“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的民主，并非西方政治意义上的宪政民主(见《俞可平：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而俞可平“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即便在中国也不会被否认”的表述，则只是一个玩弄文字和概念的游戏而已，即对民主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另类或中国式的自我解读(即“人民民主”的普世意义和真理性)。

俞可平“民主在中国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说法，仍然停留在他过去的老一套说辞中(如以“村一级干部直选、宪法中写入人权以及法治条款”等为例)，且与中国现实的人权状况(当局对异议人士越亦严厉的打压与迫害)相去甚远。而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俞可平称，“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言论自由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大限制，尤其是在互联网论坛等处”。这里，不是当局没有或不想去限制，而是无法完全和每时每刻去限制网络言论。另外，“开放”网络和适当地给予网民一些言论空间，亦是俞可平曾主张的维持社会稳定的方略之一，也就是，通过所谓“善治”的手段(“以疏为主”的动态维稳)来实现一种“现代的稳定”(与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维稳相对)或“新的政治平衡”(官民之间的协调与和解)，即减少“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这里，“民主”只是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而不是一种制度性的确立，是(维稳的)手段而不是(建制的)目的。(参见《俞可平：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

德国汉学家黑伯勒的说辞，“我们应该将大多数人民和少数异议人士区分开来;后者的公民权利确实受到愈发严厉的限制，但前者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和几十年前、甚至几年前相比，也确实是有所扩大的”，则表明了西方一些亲中学者的习惯性与主观性思维，即：将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坚强)意志与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状况混为一谈，只用积极的眼光去观照中国的现实，无意或不愿去正视其倒退的趋势。

俞可平也触及到了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或切中了一点时弊，如称中国的制度性问题在于：“现在的贫富差距过于巨大，社会保障水平和欧洲相比实在太低”，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充满了困难，今后不排除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等。而黑伯勒的话，“如果只是讨论“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那这种民主在今后二三十年也不大可能在中国实现”，同样也多少道出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另外，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俞可平对中国民主的未来已经“带有许多谨慎和小心”，尽管他表示对“中国的民主态度持乐观的态度”。俞的担忧在于，他曾提出的“增量民主”近年来也遇到了巨大阻力或被决策层冷处理。这既是说，目前在党内民主和基础民主这两个层面，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大有倒退的迹象。中国的社会主义能达到“较小的贫富差距、廉洁的政府、更多的民主”，便是俞可平最大的“宏愿”了。而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或相当长的时间内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从俞可平的谈话中还可以觉察出，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或智囊，他不是完全看不清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或政治制度，而是必须或被迫要说违心和符合中共主流意识形态或正统思想的话(即出于“吃党饭不砸党锅”的无奈心态)。或许，他对中国民主的“善愿”还有别样的意味和指向。但不管怎样，俞可平对中国式的民主的乐观态度，都起到了一种为中共现实威权政治体制抬轿和粉饰的效果，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制度更新无多补益。

当前，在中国官方思想界和政界，“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及“国家主义”等保守思潮方兴未艾，反西方与回归古典和内向“中国自我”(即专制传统)的趋势甚嚣尘上。俞可平也逃脱不了这一趋势的裹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