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苦难也就罢了，竟崇拜苦难制造者？zt |
| 送交者: 2015年07月10日07:08:1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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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苦难崇拜”是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应该承认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不过，“崇拜苦难”，崇拜的是“受难者”而绝不是苦难的制造者
老高按：历史事件通常很难进入公众真正讨论的层面，成为所谓“公共话题”——虽说早有“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一说法，但由于大半个世纪以来执政者左手粉饰甚至假造，右手打压甚至封杀，双管齐下，导致为数不少的人对历史越来越丧失探究的兴趣，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管它史实真假呢，看个热闹故事、打发无聊时光就行。研读历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所以对于当今之世的“80后”“90后”乃至“00后”来说，他们看历史就更没有切肤之感，更不在乎是非功罪了。 不过最近却有两个历史话题，吸引了非历史领域的一般民众的眼球，而且禁不住有话要说。一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作为这场人类命运大决战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究竟谁是中流砥柱，谁是抗争主帅？另一个是自“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发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该如何评价？ 前一个话题，暂且按下不提。这里说说“知青”。最近这个话题冷饭重炒，是因为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在鸟巢开业。开业典礼上，来自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馆长杨勇赠送知青题材剪纸作品。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多家知青博物馆，比较有名的有黑龙江、西昌和上海等地的知青博物馆。但是这一家因为开在首都，影响自然更大。据报道，北京知青博物馆展览面积1600平方米，耗资逾400万元人民币，所展图片和物品大部分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知青博物馆。此前我就知道2009年开馆的那家博物馆主要展出北大荒知青的有关实物和照片，规模很不小，馆藏文物多达33000件、史料2700余册、油画300余幅。 从展览內容看，北京這家博物馆与官方的关系匪浅，据称展览内容大纲经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亲审，王还捐赠了照片和手稿等展品。展区开始是习、李的雕像，还首次展出了一张李克强在田间得知大学录取时与朋友的合影。最后以习近平的话作结：“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这家博物馆开业的消息一经公布，参观过预展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立即放言批评，称其是把文革“罪恶变成了伟业”。他还表示，得知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有）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 贺卫方的批评，立即引起了许多响应和反驳。博物馆负责人也回应称，展览是为了弘扬知青不畏艰辛精神，未考虑加入反思内容。他又认为知青不等同于“文革”，纪念知青精神不是“文革”回潮。 对知青博物馆的设立，我乐观其成，但是我觉得贺卫方的批评非常值得重视：对这段历史如何看待，给没有经历过知青生涯的第二代、第三代留下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是客观真实的还是按照“中国梦”剪裁的，这既牵涉到每个人的“三观”，也牵涉到整个民族的集体心理。 前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知识青年：一代人的悲剧》，算是我个人对知青问题的一个总结性的思考。自那以后就翻过了这一篇，很少再来想这个话题。但是最近因为这一事件，又翻看了一些文章，感觉历史学家雷颐的一篇文章《“苦难”与“辉煌”》，道理说得相当透彻。尤其是其中关于“崇拜苦难”和“崇拜苦难制造者”的分野，对我很有启发。这篇文章其实也不是他最近的新作，但是对于今天的讨论似乎很有针对性。转载于此，供关注知青问题讨论的朋友参考。 “苦难”与“辉煌” 雷颐，作者博客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一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端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二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沈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先生当年所说的要“专治‘健忘症’”，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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