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冬青

有⼀年 也是六⽉｡ 我在美国的三⼤媒体公司之⼀做事｡ 那是⼀个多事之春｡ 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的去世，然后⼜是前苏联领袖⼽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初的⼀天夜晚 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个巨⼤的惊叹号和⼀个更⼤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 第⼆天早上 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板，是⾮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不曾想 ⽼板也正在找我｡ 他说 在北京饭店⾥有⼀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助理 刚刚拍下⼀些很重要的材料｡ ⽼板说 要我⾃⼰亲⾃去取⽽不是派在我⼿下帮忙的20来个⼴播学院的实习⽣去｡ 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 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 ⽽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次 需要⾃⼰去什么地⽅送取什么东⻄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 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 我想来想

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家掉链⼦，于是就答应了｡ 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 因为⽼板说“外⾯据

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 还不如不说｡ 外⾯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 步⾏到了北京饭店｡ 上午10点多钟 但街上很少有⾏⼈｡ 偶尔能听到 有清脆的鞭炮般

的声⾳从各处传来｡ 在⻓街的转⻆处 我看到⼀些北京市⺠捶胸顿⾜低声怒骂｡ ⼀个⽼者被⼏个年轻⼈两边架着 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 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边打⼊⼜从另⼀边穿出｡ ⽼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 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只⻅⼀排很多个玻璃⻔都关着 只留了中间的⼀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个⼈侧身穿过进

去｡ ⻔边上，从⾥到外站了⾄少有⼀打身穿便服在那⾥执⾏公⼲的⼈｡

我硬着头⽪ 向他们⾛去｡我的背包⾥放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盘有了素材的带⼦的｡ 我⾯对这些执⾏公⼲的同胞们 ⼼⾥尽量坦然地安慰⾃⼰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边想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过⾛到了⼤厅⾥｡ 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 但是直到我⾛进

电梯看着电梯关了⻔，始终没有⼈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 只听⾥⾯⼀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 却原来两个⽼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看上去俨然⼀对同志哥的样⼦ 甚是可笑｡ ⻅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 ⽴刻⼜把摄像机架回凉台。 ⼀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 ⼀边录⾳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上｡

我乘电梯下楼，⾛到前庭｡ 这⼀次，我的包⾥⾯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

向⼤⻔⼝⾛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外，⼈影憧憧，但是都⼀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 那⼏⼗步 实在是我此⽣迈得最沉重最漫⻓的步⼦｡

当我⾛到那⻔⼝时 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的脸孔｡ 我只是感到 ⼀种⽆声的压⼒， ⼀种……愤怒｡ 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回王府饭店｡

刚⼀到 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出来｡ 他们拷⻉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是什么｡ 这样如果有问题 我可以⼀问三不知 ⼀推六⼆五｡ 当然，这只是我⾃⼰主观地在⾃厢情愿，或者叫⾃欺欺⼈｡

我正在想着对⽼板说辞职的事情， 突然，⽼板⼜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送到⾸都机场去“放信鸽”｡ 我没辙，只好⼜去了机场｡ 我对⾃⼰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 ⼀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些酬劳， 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去｡ 这是⼀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做法｡ 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都机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 除了⼈多以外，还有⼀点让⼈⽑⻣悚然。诺⼤的机场⼤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的⼈们⽆数但多数都是⼀⾔不发⾯⾊焦急凝重｡ 与平时这⾥那种⼈声嘈杂喧嚣相⽐，这个时候空⽓中竟凝固着⼀种令⼈⼏乎⽑⻣悚然的－－寂静｡ 偶尔有⼈⼩声说话 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听到似的｡

我在去⾹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个40岁不到的商⼈模样的美国⼈｡ 我将挎包⾥⾯的录像带拿出来，和⼀张100美元的钞票⼀起递给了他， ⼀边解释说 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 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港 这样他下⻜机时 就能⽴刻交给我们在那⾥接机等他的⼈……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年 ⾹港的卫星传输系统⾃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看着我 ⼜看了看⼿中的录像带｡ 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乎没有表情｡ 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罗伯特｡

罗伯特对我说了⼏句话 让我永志难忘｡ 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 也许是疑⼼疑⻤总觉得后⾯有⼈跟着我｡ 我对⾃⼰唯⼀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

⼀⽆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上找到了⽼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是个逃兵 现在不得不请辞了｡ ⽼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 他想了想 表示理解，给我开了⼯资，放了⽣｡

多少年过去了｡ 这件事情 也⼀度慢慢被淡忘了｡ 直到有⼀天 我看到了⼀个画⾯ ⼀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

类⼤⽆畏精神的画⾯｡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5⽇上午10点刚过 ⼀个身穿⽩⾊衬衫的中国男⻘年，⾚⼿空拳地横然挺⽴在隆隆的坦克⻋队前⾯，视死如归｡ 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板指定要我必须亲⾃去北京饭店取回⼀盘录像带｡ 取回来之

后 ⼜万般⽕急地要我去⾸都机场“放信鸽”

……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是什么内容”试图⾃我安慰的情况下，⽆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时间内送去了那⼀整代中国⼈中最后⼀个不肯当逃兵的⼈的图像｡

这⾥，我要特别说⼀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持的｡ 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我要专⻔地感谢北京饭店⼤⻔⼝ 那些身着便⾐的执⾏公⼲的北京同胞们｡

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 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 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 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

着我的时候眼睛⾥⾯充满了愤怒｡ 作为⼀个⼀⼼在想着当逃兵的我，⾃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 但是，我忽略了⼀点，这些⼈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百姓｡ ⼦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天所做的⼯作⽽躲开他们的亲⼈

、朋友、街坊｡ 今天 我只有⼀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那只容⼀个⼈出⼊的⼤⻔ ⼜眼睁睁让我从那⻔内出来｡ 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 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的光晕｡

最后 让我告诉你 ⾸都机场上那个美国⼈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分⼗⼆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且有这个特

权能够逃离｡ 这个钱 我不能拿｡ 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是什么｡ 但是请你放⼼，我会尽我最⼤的努⼒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 也算是我个

⼈为中国⼈做的⼀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 唯⼀的遗憾就是 罗伯特和我这⼀对逃兵中有⼀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

有意⽆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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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哭我心爱的人

石冬青

别哭我心爱的人

无论如何

我们曾并肩走过青春

那些理想，那些热血

还有你梦中旖旎的温存

当夏日的余晖消逝

当刺耳的爆裂声响起

你看不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化为了星辰

别哭我心爱的姑娘

时光荏苒

岁月绵长

感谢你还记得我年轻的模样

生命就像一列不停歇的火车

我们一起买了票

你留在原地 我却去了远方

梦也依稀啊鬓也星星

记忆里有青青草

绿茵深处有天使在歌唱

石冬青：1989年時在北師大教育系讀研究生。當時是麻派、鴛鴦蝴蝶派、托派中的托派。起初只是旁觀者，看大雨中人們把花圈放在紀念碑；看同學們在新華 門抗議；看王丹宣讀訴求；直到目擊郭海峰三人下跪請願，夠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再也不會心安理得地做托派了。從此從北師大學自聯到絕食團指揮車做播音員。 後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