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在写这个段子前我在网上查看了一点官媒的相关文章。很泄气，御用学者也说“法治好”，但讲得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关键地方都用诡辩术模糊之，用意在于“不能没有党的领导”。专制的中共是决不会让这种讨论不受限制地“研究”下去的。至于不受中共控制的媒体，说得非常明白，法治好。这个法治的基础就是权力的分散;体现在社会制度中便是三权分立--立法、执法和司法各拥有能相互制衡的权力。

中共现在宣称，法治要符合国情。在中国大陆，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你说法治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方权力制衡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效，据习近平说“三权分立那一套中国过去试过了，是失败的”。甭管他是否说过这话吧，反正中共对三权分立的法治是坚决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会说“中国大陆这个江山是中共打下来的，就得中共一坐到底”;他们说“三权分立那一套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是啊，一百多年前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崩溃后建立民国的时候，还有模有样地仿照西方民主制度，“照葫芦画瓢”地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法治制度，结果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和运作，中国当时的政局把持在北洋军阀们手中转来转去。后来民国倡导者孙中山又跑到广东实施武装割据，提出中国要实现三权分立得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军政可以理解为武装夺取并控制政权，宪政当然是就是三权分立的法制制度。这个“训政”是“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凡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

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宪政”意味着，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也就是民众没有民主制度的自身要求。那怎么办?他仍认为民主制度必须在中国实施之，于是便想出先“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来使民众的思想基础符合民主制度的要求。现在看来，孙先生看到了在中国实施法治的关键在于有法治要求的民众。但要想“训练民众”谈何容易?问题太复杂，要涉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后来呢?国民党先和中共合作“北伐”打过了长江，这是“军政”的开始。然而此刻国民党人先后同中共分道扬镳，把觊觎权力的中共清除出军队;于是有了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国共内战。在中共就要穷途末路的时候日本人入侵加剧，一个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共的命运。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终于惨胜，中共的军队在这八年里空前的壮大。而后，一山难容二虎，独裁的蒋介石和同样理念的毛泽东领导各自的军队你死我活地撕杀，三年过后，蒋先生败逃台湾，失去对整个中国大陆的控制。

通过以上简述不难认定，孙先生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完全没有实施，也不可能实施。蒋和毛都是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领袖人物。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建立起极其专制的政府和制度。这不但是因为毛泽东们本来就有着传统专制思想的理念，而且也在于“适合的土壤”--在两千年来一直在专制制度下习惯于当“顺民”的民众。

可以很明确地说，毛泽东们建立的中共专制政权是实施人治的。这个政权建立之初，为了装装民主的门面，中共决策层规定，各个政府部门内重要职位要有三分之一的非中共者担任。到了“反右”之后就彻底地“党是领导一切的”了。这里有必要对人治统治进行一下归纳。

人治是与法治相对的一种社会秩序，社群中人内在守法精神较低，不尊重法律，执法的人自己也不太公平地施法。一般认为，在人治社会的国家中，人数处于绝对少数的特权阶级、统治者掌握了大部分国家权力，国家各项法规政策的制定，修改和遵守，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主。而对于各项法规政策的遵守，可以随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改变而改变。人治的理论基础是两千年来不断日臻完善的儒家政治思想主张。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

人治社会有以下主要特征：

以个人或某团体的专断独裁为存在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某些特权阶级，即可以做对于普通人属于违法的事情，及享受各种豁免权利。

政府行政存在极大随意性、多变性。普遍存在人亡政息、任人唯亲、朝令夕改的现象。

国家政权高度集中，普通人民不能参与其中。

以上述归纳来对照中共政权吧。很明显，这是个完完全全的人治权力机构。其实客观地说，人治政权在建立之初，其统治力是相当强大的，行政管理也是非常有效的。然而这种强大和有效不能持久，早晚会产生越来越难抑制的官场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当“顺民”的百姓不堪压迫开始怨声载道。这就是中共政府现在的局面。不过，中国大陆的民众中仍有太多的人相信着人治。拿“毕福剑事件”来说，他说毛泽东“你把我们可害苦了”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政治是怎么想的。他要的还是人治，不是法治。他骨子里仍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这不是明显的人治思想吗?

假如中国百姓们仍不自觉地遵循传统的治国政治理念，那他们其实是盼着明君的贤能之治，而非法治制度的建立。从历史上看，一个大王朝很难在末期中兴，腐败终将使其崩溃，或者强敌入侵无法抵御，或者地方割据越来越严重导致名存实亡。然而在旧王朝废墟上建立的新王朝仍是人治政权，因为政权的基础，也就是百姓们没有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概念。所以，中国两千年来人治大王朝周而复始地更迭。这就是孙中山先生为什么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看来，法治社会的建立关键在于民众的思想的转变。

在当今之世界文明看到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都相继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法治制度。难道中国大陆不行吗?人们总是提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成为台湾民主制度的主动推进者，盼着中国大陆的中共内部能有蒋经国式的人物出现。不过台湾和大陆不同。台湾首先在美国影响之下。另外，台湾一直有个闹独立的民进党，他们的党在台湾不合法的时候，一直以美国为大本营进行政治活动。到蒋经国开放党禁的时候，民进党在台湾的政治能量已经很大，并拥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还有，台湾毕竟只有一两千万人。

再看日本，这个国家在完全战败后，由美国扶植起日本的法治制度体系。韩国在朝鲜战争后也由美国扶植起民主政府，实施法治。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完全不同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大陆政府还拥有相当可怕的核力量;至此，强敌击毁中国现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冀希望于中共领导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主动逐步放弃一党专制?门儿也没有!看看现在中共政府的作为吧;而况他们现在还极力扮演着“明君”，还有很多很多中国善良的普通民众希望“青天大老爷”来管他们。

那么，中国大陆最终会走向法治社会吗?如果可能，那也是极其漫长的道路。这并不是说中共统治会长治久安，而是中国民众不能有效地被“训政”。中共腐败导致民怨，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内乱和割据的局面。这可真糟!或许我太悲观，有人称，中国大陆80后，90后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已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差别。他们将是中国法治制度最有力的推动者。好啊，我乐见其成!

我这是瞎侃哈。忽然想到赵紫阳。我认为他是中共决策人中的一个异数。他认为一党专制最终是不行的，所以他在台面上的时候曾试图推进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建设，如“党政分开”，基层选举等等。但就算他能逃过“六四”这一劫，他也很难在中共内部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民主派。我这儿有赵紫阳访谈录，以后将摘编一些发到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