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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教育毁了中国几代人 z
送交者:  2014年09月24日07:05:0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拍过许多烂片、却捧出了一部《霸王别姬》的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说过一句深刻的话:“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老高按:记得198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到北京诗刊社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为期一个月,诗会期间,我抽空到北京大学拜访张炜——那时,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学生,北大学生会主席,也是全国学联的副主席。上大学前,他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他的好友胡树祥是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胡树祥要我到北京时去跟张炜谈谈,开拓视野,毕竟张炜在天子脚下当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领袖,有各种渠道联系上层,信息丰富、思路宽广。
   
张炜是先收到了老友胡树祥的信还是看到我带去面呈的胡树祥所写的便条?记不得了,总之,他热情接待了我,毫无戒心地长谈。谈了些什么,现在大都印象不深了,但我清晰地记得,是他告诉我,邓小平在当年元月在人民大会堂的首都干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民办刊物”时,手中就举着一本当时13校学生社团联合主办、我们武大学生主编的创刊号文艺刊物《这一代》——张炜当时就在台下坐着,亲眼看到的。听现场目击者张炜这么一说,作为当事人的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虽然我们学校的领导人包括当时还没有接任校长的刘道玉,已经为我们卸去了大部分重负。

   
在未名湖畔,张炜对我讲到的另外一点,让我30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一直萦绕于心。他说,经过“文革”这样的十年浩劫,经过1976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当局多年来奉行并极力向民众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全部破产(当时有“三信危机”一说)。那么,当局也好,中国社会也好,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替代呢?就现在的思想资源来看,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人道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

   
我囿于当时的认识,对他说,这两种思想资源,都是中国需要的,最好是两个同时并举,让人民的头脑中树立这两个精神支柱。但张炜告诉我,他得到的消息和看到的情况并不如此:中央是倾向于大力标举爱国主义,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品;而对人道主义,当局非常警惕,处处设限设防。

   
果然,没过一年,对人道主义、异化等等观念,以及许多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当局都公开发动了相当规模和力度的批判——批判是一波接一波的,时宽时紧,多年持续不断,直到1989年后达到高峰。当局持之以恒宣传的后果,30年来塑造的社会意识和人民精神世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张炜能力超强,毕业后一度官运亨通,深受胡启立、李瑞环信任,担任天津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一把手,在八十年代中期甚至被认作“中共第五代”的领头人,未来中国政治新星。但是“六四”北京开枪打破了这一切,他毅然辞职,经历了妻子离去、孩子身患绝症种种坎坷之后,来到美国和英国求学深造,拿到世界名校的硕士、博士,在海外闯出一片天……

   
扯远了。我到现在还在想:如果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掌门人能够看清世界和中国的大势,在观念上与国际主流接轨,以弘扬人道主义为主,中国目前的许多社会乱象,是不是能够避免,至少是大为减轻?

   
今天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是因为读到中国历史学者雷颐原发表于《读书》1994年第4期,最近重新在网上重刊的文章《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个标题,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吟咏三国时赤壁之战的七绝:“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雷颐这篇文章是读陈凯歌自传《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的读后感,让我生出无穷感慨!我联想起杜牧另一著名作品《阿房宫赋》的结尾几句:“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自将磨洗认前朝
雷颐,《读书》1994年第4期


   
作者今按:1993年末,新时期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热”,令人感慨。恰读到陈凯歌回忆文革的《少年凯歌》,于是写成此篇投《读书》,于1994年第4期登出。此文发表20年了,仍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文革”的重要教训是,“理想主义”教育必须以“人道主义”教育为基础。没有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很容易走向残忍。


   
无意中翻阅到《中国作家》登载的陈凯歌自传《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心头一阵紧缩,已丧失的记忆突然恢复,将人带回那已被遗忘的疯狂岁月……

   
陈凯歌“文革”前考入北京某赫赫有名的“重点中的重点”中学,此类学校均为父辈级别“顶尖”的高干子弟和学习成绩“顶尖”的平民子弟汇萃之所。时势与环境使他们成为“第三代”中最为活跃、敏感的一群,因此陈凯歌的“情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第三代”进行检视和反思的理想的“实验场”。

   
大体说来,中国的教育从一九五七年后随大环境变化而日渐左倾,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阶级斗争”渐渐成为“一门主课”。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残余”早被逐出学校门外;外国文化,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统统是应被批判的“资产阶级”,青年根本不得与闻;随着“反修斗争”的日益尖锐,面朝俄苏的文化之门也砰然关上。所剩下的,只是中国式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一代人正是在这文化封闭中成长起来,其精神发育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陈凯歌回忆道:“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

   
此类“斗争”理论能深深渗入青少年的心灵,是与一种坚信“我们这一代”将“亲手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拯救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和历史使命感紧密相连的。这种理想主义带有强烈的独断论色彩,因而“唯我独革”,根本不知宽容为何物。在随后呼啸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势所必致地充当了“尖兵”和“闯将”。

   
纵观“文革”历程,各种派别反反复复、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成员被分为同志/敌人,左派/右派,阶级弟兄/阶级异己分子,红五类/黑五类,红卫兵/狗崽子,革命群众/牛鬼蛇神,走资派/革命干部,造反派/保皇派……无论哪一派,都坚信只有自己是“革命的”,而别人是“反革命的”,因而必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都没有最起码的法治和公民观念,“掌权”就设法剥夺别人最基本的公民权,一旦“失权”,自身的公民权便不获保障。“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成为“流行观念”。因此,“失权恐惧症”像瘟疫般毒害着人们的心灵。种种剧变惊心动魄,造成社会心理的严重创伤和社会成员的巨大分裂。

   
当年的教育者用仇恨的烈焰将受教育者慢慢锻造成寒光闪闪的利剑时,绝未料到这却是“授人以柄”,那仇恨之剑突然剑锋一转,对准了教育者自身。

   
“文革”伊始,在红卫兵的带动下,广大青少年不仅冲上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无数的珍宝文物、字画古玩、善本珍藏毁于一旦,而且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师。在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大中小学中,多数老师都受到冲击,一些被活活打死,一些则备遭凌辱后以死相抗。如此大规模地学生迫害老师,确是亘古未有。陈凯歌记述了自己的老师、父母、家庭和邻居被打、被斗、被抄家的惨状。对“都经历过的”人来说,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当时却是很普遍的。但历史记录下来的受难者往往只是少数领袖与名流,而更多的受难者却是那些善良无辜、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然而他们却被历史迅速而彻底地遗忘……“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作战争,背地的叫作谋杀。统治者尚有其它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它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悔辱、虐待直至杀害,使我在二十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

   
当然,现在回顾“文革”中的暴行并非追究什么具体的责任,因为这不仅仅是某几个人或某一群体的暴行,而是当时青少年一种普遍的集体性行为。“打人”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仪式、一种信仰。连当时年仅十四、且属“黑五类”而原本没有资格“打人”的陈凯歌,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自己人”也打了人。而且,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在“批斗会”上挨斗的他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呢?”另一次,他与一群少年一起痛殴一位无辜者,之后,“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

   
值得深思与追究的是,为什么这个原以孝悌为本、以师道尊严闻名的民族突然变得如此野蛮?而且,为什么恰恰是这被公认为最有理想、有抱负、崇拜英雄、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的一代在信仰最坚定、最少私心杂念、对英雄的崇拜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却犯下如此暴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思想教育”中长期缺乏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教育,而片面进行一种“仇恨”教育。请回想一下,“文革”中许多年仅十一二岁的小学高年级学生,不正是摹仿电影、故事、连环画中“儿童团”对“还乡团”“反动派”的种种手法,残酷对待自己老师的吗?因为这些老师被宣判为“敌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神圣的事业”,只要“以革命的名义”便可不顾一切,可用最不人道的方法对待“敌人”。十一二岁原本是童心未泯、天真浪漫、充满幻想、童话,热爱一切的年龄呵!之所以童真早逝、心灵扭曲,就在于过早、过多地进行了“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灌输。有一部拍摄于约二十年前的电影,影片结尾是一位年仅十岁的孩子手持柴刀砍死有杀母之仇的“还乡团”,阶级复仇与血亲复仇溶为一体,痛快淋漓,极富感染力。这种复仇从道义上说当然是正义的,但细想一下,一位年仅十岁的儿童刀劈仇人毕竟是一种残酷、一种扭曲。依稀记得许多年前,我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大致内容是小伊凡在亲人被敌人杀害后便参加游击队,为亲人复仇。影片在表现复仇的正义性的同时,义细腻地刻划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对儿童心灵的摧残,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这正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所鲜见的。

   
只要“一声令下”,千百万青少年便以真诚的信仰和无比的热情毫不犹疑地将凝聚人类千百年文明积淀的文化珍品悉数破坏,用令人发指的暴行迫害包括自己老师在内的许多无辜者,这究竟是教育的成功,还是教育的失败?这的确是关系到民族素质、前途、命运因而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在所有的教育中,人道主义教育应是一种最基本的教育;包括英雄主义教育在内的其他种种教育若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文革”的惨痛经历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恰如陈氏所言:“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当谈到个人责任,人们总是完全归咎于政治、集体、环境、社会的压力、决定、盲从等等,任何个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陈凯歌坦承:“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葡伏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帽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更深的原因是恐惧,惟恐被逐出“群体”。“我记得,在我家被抄之后,我曾有一次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我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这是陈氏的深深忏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当时还是青少年的“第三代”的整体忏悔。相反,近来读到不少“文革”中风云一时的成年人写的许多文字,几乎都是喋喋不休地为自己或亲人的辩白、洗刷、文饰、诿过,毫无忏悔之意。

   
忏悔的缺欠是以历史的遗忘为基础的。据一项社会调查表明,不少青年人“甚至对“文革‘中许多人遭受迫害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是少数人夸大事实发泄私愤。”(《北京青年报》,1993年12月21日)一场如此深浩的民族劫难,居然如此迅速地开始被历史遗忘,不能不令人悲观地想起昆德拉的一段名言:“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们常说希腊文化是“哲学的”,中国文化是“历史的”,其实“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午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无怪乎当年被拿来为“文革”祭刀的邓拓似有先见,早就写下颇犯众怒的《专治“健忘症”》,今日重读此文,真是别有滋味。据邓氏言,得了这种病的人“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那么,一个得了“健忘症”的民族,大约也难逃这两个结果——因此,每个稍具良知或略有责任感的人,都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参与了那甚嚣尘上、有可能使悲剧重演的“健忘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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