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恨教育毀了中國幾代人 z |
| 送交者: 2014年09月24日07:05:06 於 [世界時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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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過許多爛片、卻捧出了一部《霸王別姬》的著名電影導演陳凱歌說過一句深刻的話：“無論什麼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着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
老高按：記得1980年暑假，我還是一個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大學生，到北京詩刊社參加第一屆“青春詩會”，為期一個月，詩會期間，我抽空到北京大學拜訪張煒——那時，他是北京大學經濟系77級學生，北大學生會主席，也是全國學聯的副主席。上大學前，他在武漢一所中學任教，他的好友胡樹祥是武漢大學學生會主席，胡樹祥要我到北京時去跟張煒談談，開拓視野，畢竟張煒在天子腳下當中國頂尖學府的學生領袖，有各種渠道聯繫上層，信息豐富、思路寬廣。 張煒是先收到了老友胡樹祥的信還是看到我帶去面呈的胡樹祥所寫的便條？記不得了，總之，他熱情接待了我，毫無戒心地長談。談了些什麼，現在大都印象不深了，但我清晰地記得，是他告訴我，鄧小平在當年元月在人民大會堂的首都幹部大會上聲色俱厲地批評“民辦刊物”時，手中就舉着一本當時13校學生社團聯合主辦、我們武大學生主編的創刊號文藝刊物《這一代》——張煒當時就在台下坐着，親眼看到的。聽現場目擊者張煒這麼一說，作為當事人的我不能不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雖然我們學校的領導人包括當時還沒有接任校長的劉道玉，已經為我們卸去了大部分重負。 在未名湖畔，張煒對我講到的另外一點，讓我30多年來一直不能忘懷，一直縈繞於心。他說，經過“文革”這樣的十年浩劫，經過1976年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平反冤假錯案，當局多年來奉行並極力向民眾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已經全部破產（當時有“三信危機”一說）。那麼，當局也好，中國社會也好，用什麼樣的價值觀來替代呢？就現在的思想資源來看，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人道主義，一個是愛國主義。 我囿於當時的認識，對他說，這兩種思想資源，都是中國需要的，最好是兩個同時並舉，讓人民的頭腦中樹立這兩個精神支柱。但張煒告訴我，他得到的消息和看到的情況並不如此：中央是傾向於大力標舉愛國主義，以此作為共產主義的替代品；而對人道主義，當局非常警惕，處處設限設防。 果然，沒過一年，對人道主義、異化等等觀念，以及許多有人道主義傾向的文藝作品，當局都公開發動了相當規模和力度的批判——批判是一波接一波的，時寬時緊，多年持續不斷，直到1989年後達到高峰。當局持之以恆宣傳的後果，30年來塑造的社會意識和人民精神世界，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張煒能力超強，畢業後一度官運亨通，深受胡啟立、李瑞環信任，擔任天津團市委書記、天津開發區一把手，在八十年代中期甚至被認作“中共第五代”的領頭人，未來中國政治新星。但是“六四”北京開槍打破了這一切，他毅然辭職，經歷了妻子離去、孩子身患絕症種種坎坷之後，來到美國和英國求學深造，拿到世界名校的碩士、博士，在海外闖出一片天…… 扯遠了。我到現在還在想：如果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掌門人能夠看清世界和中國的大勢，在觀念上與國際主流接軌，以弘揚人道主義為主，中國目前的許多社會亂象，是不是能夠避免，至少是大為減輕？ 今天又回憶起這段往事，是因為讀到中國歷史學者雷頤原發表於《讀書》1994年第4期，最近重新在網上重刊的文章《自將磨洗認前朝》。這個標題，取自唐代詩人杜牧的一首吟詠三國時赤壁之戰的七絕：“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雷頤這篇文章是讀陳凱歌自傳《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的讀後感，讓我生出無窮感慨！我聯想起杜牧另一著名作品《阿房宮賦》的結尾幾句：“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自將磨洗認前朝 雷頤，《讀書》1994年第4期 作者今按：1993年末，新時期第一次出現“毛澤東熱”，令人感慨。恰讀到陳凱歌回憶文革的《少年凱歌》，於是寫成此篇投《讀書》，於1994年第4期登出。此文發表20年了，仍有現實意義。我認為，“文革”的重要教訓是，“理想主義”教育必須以“人道主義”教育為基礎。沒有人道主義為基礎的“理想主義”，很容易走向殘忍。 無意中翻閱到《中國作家》登載的陳凱歌自傳《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心頭一陣緊縮，已喪失的記憶突然恢復，將人帶回那已被遺忘的瘋狂歲月…… 陳凱歌“文革”前考入北京某赫赫有名的“重點中的重點”中學，此類學校均為父輩級別“頂尖”的高乾子弟和學習成績“頂尖”的平民子弟匯萃之所。時勢與環境使他們成為“第三代”中最為活躍、敏感的一群，因此陳凱歌的“情境”，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第三代”進行檢視和反思的理想的“實驗場”。 大體說來，中國的教育從一九五七年後隨大環境變化而日漸左傾，在“紅”與“專”的關係中越來越強調“紅”的重要性，“階級鬥爭”漸漸成為“一門主課”。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封建殘餘”早被逐出學校門外；外國文化，無論是“古典”還是“現代”統統是應被批判的“資產階級”，青年根本不得與聞；隨着“反修鬥爭”的日益尖銳，面朝俄蘇的文化之門也砰然關上。所剩下的，只是中國式的“階級鬥爭”學說。這一代人正是在這文化封閉中成長起來，其精神發育自然要受到嚴重影響。陳凱歌回憶道：“作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被告之，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仇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毫不例外。” 此類“鬥爭”理論能深深滲入青少年的心靈，是與一種堅信“我們這一代”將“親手參加埋葬帝、修、反”的戰鬥、“拯救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解放全人類的宏大理想和歷史使命感緊密相連的。這種理想主義帶有強烈的獨斷論色彩，因而“唯我獨革”，根本不知寬容為何物。在隨後呼嘯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勢所必致地充當了“尖兵”和“闖將”。 縱觀“文革”歷程，各種派別反反覆覆、上上下下，“你方唱罷我登場”。社會成員被分為同志／敵人，左派／右派，階級弟兄／階級異己分子，紅五類／黑五類，紅衛兵／狗崽子，革命群眾／牛鬼蛇神，走資派／革命幹部，造反派／保皇派……無論哪一派，都堅信只有自己是“革命的”，而別人是“反革命的”，因而必將對方置於死地而後快；都沒有最起碼的法治和公民觀念，“掌權”就設法剝奪別人最基本的公民權，一旦“失權”，自身的公民權便不獲保障。“有了政權就有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成為“流行觀念”。因此，“失權恐懼症”像瘟疫般毒害着人們的心靈。種種劇變驚心動魄，造成社會心理的嚴重創傷和社會成員的巨大分裂。 當年的教育者用仇恨的烈焰將受教育者慢慢鍛造成寒光閃閃的利劍時，絕未料到這卻是“授人以柄”，那仇恨之劍突然劍鋒一轉，對準了教育者自身。 “文革”伊始，在紅衛兵的帶動下，廣大青少年不僅衝上街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無數的珍寶文物、字畫古玩、善本珍藏毀於一旦，而且將矛頭對準了自己的老師。在全國大中小城市的大中小學中，多數老師都受到衝擊，一些被活活打死，一些則備遭凌辱後以死相抗。如此大規模地學生迫害老師，確是亙古未有。陳凱歌記述了自己的老師、父母、家庭和鄰居被打、被斗、被抄家的慘狀。對“都經歷過的”人來說，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在當時卻是很普遍的。但歷史記錄下來的受難者往往只是少數領袖與名流，而更多的受難者卻是那些善良無辜、默默無聞的普通人，然而他們卻被歷史迅速而徹底地遺忘……“暴力的發生，公開的叫作戰爭，背地的叫作謀殺。統治者尚有其它手段，不敢輕言戰爭，謀殺者不到沒有選擇，不會輕易殺人，這是一般的邏輯。但‘文革’中的暴行卻都不像：它不是戰爭，因為對方手無寸鐵；它不是謀殺，因為它是公開進行的；它既非沒有其它手段，也非沒有選擇，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這種對人的肉體的直接衝撞、拷打、悔辱、虐待直至殺害，使我在二十年後猶自震驚而且百思不解。” 當然，現在回顧“文革”中的暴行並非追究什麼具體的責任，因為這不僅僅是某幾個人或某一群體的暴行，而是當時青少年一種普遍的集體性行為。“打人”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標誌、一種儀式、一種信仰。連當時年僅十四、且屬“黑五類”而原本沒有資格“打人”的陳凱歌，為了表示自己的態度，為了向別人證明自己是“自己人”也打了人。而且，他打的第一個人正是在“批鬥會”上挨斗的他父親。“如果我更大一點，或許會悟到這件事可以當一場戲一樣來演的，那樣，我會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歲。但是，在十四歲時，我已經學會了背叛自己的父親，這是怎麼回事？我強忍着的淚水流進喉嚨，很咸，它是從哪兒來？它想證明什麼？我也很奇怪，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民呢？”另一次，他與一群少年一起痛毆一位無辜者，之後，“我嘗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暫時地擺脫了恐懼和恥辱。久渴的虛榮和原來並不覺察的對權力的幻想一下子滿足了，就像水倒進一隻淺淺的盤子。” 值得深思與追究的是，為什麼這個原以孝悌為本、以師道尊嚴聞名的民族突然變得如此野蠻？而且，為什麼恰恰是這被公認為最有理想、有抱負、崇拜英雄、大公無私、勇於奉獻的一代在信仰最堅定、最少私心雜念、對英雄的崇拜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時卻犯下如此暴行？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思想教育”中長期缺乏一種最基本、最起碼的人道主義教育，而片面進行一種“仇恨”教育。請回想一下，“文革”中許多年僅十一二歲的小學高年級學生，不正是摹仿電影、故事、連環畫中“兒童團”對“還鄉團”“反動派”的種種手法，殘酷對待自己老師的嗎？因為這些老師被宣判為“敵人”，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正在從事“神聖的事業”，只要“以革命的名義”便可不顧一切，可用最不人道的方法對待“敵人”。十一二歲原本是童心未泯、天真浪漫、充滿幻想、童話，熱愛一切的年齡呵！之所以童真早逝、心靈扭曲，就在於過早、過多地進行了“仇恨入心要發芽”的灌輸。有一部拍攝於約二十年前的電影，影片結尾是一位年僅十歲的孩子手持柴刀砍死有殺母之仇的“還鄉團”，階級復仇與血親復仇溶為一體，痛快淋漓，極富感染力。這種復仇從道義上說當然是正義的，但細想一下，一位年僅十歲的兒童刀劈仇人畢竟是一種殘酷、一種扭曲。依稀記得許多年前，我看過的一部蘇聯電影《伊凡的童年》，大致內容是小伊凡在親人被敵人殺害後便參加游擊隊，為親人復仇。影片在表現復仇的正義性的同時，義細膩地刻劃了戰爭對人性的扭曲、對兒童心靈的摧殘，具有強烈的震撼力。這正是“我們”的文藝作品中所鮮見的。 只要“一聲令下”，千百萬青少年便以真誠的信仰和無比的熱情毫不猶疑地將凝聚人類千百年文明積澱的文化珍品悉數破壞，用令人髮指的暴行迫害包括自己老師在內的許多無辜者，這究竟是教育的成功，還是教育的失敗？這的確是關繫到民族素質、前途、命運因而值得深思的重大問題。但有一點十分清楚，即在所有的教育中，人道主義教育應是一種最基本的教育；包括英雄主義教育在內的其他種種教育若不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終將造成一種精神品質的畸形發展。“文革”的慘痛經歷已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恰如陳氏所言：“無論什麼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着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當談到個人責任，人們總是完全歸咎於政治、集體、環境、社會的壓力、決定、盲從等等，任何個人都不承擔任何責任，“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陳凱歌坦承：“活着，還是死去，之所以還是問題。就因為人們尚能選擇。在父親的問題上，我選擇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這一點本來不難，可當我的良知葡伏在地的時候，是被無數燦爛的經帽環繞着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忠於革命，就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藉口是現成的，為什麼還要去費神面對自己呢？”更深的原因是恐懼，惟恐被逐出“群體”。“我記得，在我家被抄之後，我曾有一次穿上黃軍裝，戴上紅袖章，騎着自行車飛馳。我在絕望中仍然希望人們能把我看作他們中的一員”。所以“在文革中，我吃過苦；我看別人受苦；我也曾使別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這是陳氏的深深懺悔，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看作是當時還是青少年的“第三代”的整體懺悔。相反，近來讀到不少“文革”中風雲一時的成年人寫的許多文字，幾乎都是喋喋不休地為自己或親人的辯白、洗刷、文飾、諉過，毫無懺悔之意。 懺悔的缺欠是以歷史的遺忘為基礎的。據一項社會調查表明，不少青年人“甚至對“文革‘中許多人遭受迫害的說法表示懷疑，認為是少數人誇大事實發泄私憤。”（《北京青年報》，1993年12月21日）一場如此深浩的民族劫難，居然如此迅速地開始被歷史遺忘，不能不令人悲觀地想起昆德拉的一段名言：“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人們常說希臘文化是“哲學的”，中國文化是“歷史的”，其實“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謊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午時候，自然被忘得乾乾淨淨，只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魯迅：《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無怪乎當年被拿來為“文革”祭刀的鄧拓似有先見，早就寫下頗犯眾怒的《專治“健忘症”》，今日重讀此文，真是別有滋味。據鄧氏言，得了這種病的人“大概總不外乎發瘋或者變傻這兩個結果”。那麼，一個得了“健忘症”的民族，大約也難逃這兩個結果——因此，每個稍具良知或略有責任感的人，都應捫心自問：自己是否也參與了那甚囂塵上、有可能使悲劇重演的“健忘症製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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