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也不喜欢别人对他的兵权说三道四，之所以肯在三湾放手，是因为他对前途实在没什么信心，很快他就找了个机会去上海汇报工作，把烂摊子都扔给毛泽东。当然，可怜的余团长去了上海才发现，党中央办事原来更不靠谱，他最后终于脱党，并在几年后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干将。

身为元老级干部，余团长的下场是比较悲惨的——他在一九三四年被枪毙了，罪名是贩毒。就现在的资料来看，他的死比较罪有应得，因为他确实贩了毒。

我只能说，很可惜。

但毛泽东显然顾不上余团长的作风问题。他只知道经过五天的整编，虽然手上还是几百人的队伍，组织性、纪律性却大大加强，自己的威望也得到空前提高。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将这支恢复生机的军队带向新的战场，直到革命的最终胜利。尽管三湾山青水秀，外界仍然是血雨腥风，危机四伏。天下虽然很大，却已没有了容身的地方，去哪里呢？

毛泽东看着地图，做出了一个决定：上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地势险恶，人烟稀少，历来是隐藏人马的好地方。早在年初搞农民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就听说那里有山大王（土匪），二团团长王兴亚也建议去那里打游击。

王团长告诉毛泽东，井冈山上的山大王不是一般的土匪，而是有革命思想的土匪，最重要的是，两个领头的人袁文才、王佐是他的拜把兄弟，如果毛泽东想上山，他可以写信联系，帮忙安顿人马。

有地盘，有人接应，毛泽东很干脆地做了决定：大军南下，去井冈山见两位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仅此一团）从三湾开出，前往井冈山建根据地。在王兴亚的牵线下，毛泽东同袁文才在宁冈县的东源乡大仓村见了面。

袁文才的部队很小，只有一百五十来号人、五六十支枪。远道而来的毛泽东显得十分大方，当场表示袁兄弟坚持革命不容易，愿意支援一百条钢枪做见面礼，袁文才大喜过望，立刻答应毛司令远道而来，可以在茅坪建后方医院、留守处，还可以跟王佐打个招呼，大家认识认识。

都是江湖上走过场面的人，毛泽东一点也不拘泥，连声叫好，大家痛快吃了一顿饭。碰完面回到住处，立刻有人找到毛泽东抱怨：

“为什么不吃掉这两支小部队，还把宝贵的枪送给他们？！”

毛泽东笑了。他告诉一脸严肃的属下，三山五岳的朋友有很多，要都这样吃法，将来日子会过不下去的。

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红军能在井冈山站住脚是因为袁文才和王佐，而后来失掉井冈山，也是因为这两个人。 

当年让毛泽东上山，他卖了一个大面子，谁也没想到却最终死在这件事情上。

        当年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

                    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可见他一开始也是不想毛泽东来争地盘的，看在一百条枪的份上抬了抬手。这封信夹在一本古书里，八九年被人在株州的旧货市场发现，送给井冈山博物馆收藏。

过了大概半个月，袁文才派人找到毛泽东，告诉他说王佐愿意见客，毛司令是否肯屈尊一块吃个饭？

对袁文才的邀请，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当年的所谓农民革命家，其实跟山沟里的山大王没太多区别，随时可能“酒杯一掷，帐下转出五百刀斧手”，来个黑吃黑的把戏。毛泽东心里也清楚，同蒋介石打仗怎么输也算是死有所值，同土匪吃饭被暗算，那真是冤到了姥姥家，上海中央估计连烈士证都懒得发，怃恤金可能还要打折扣。

但是毛泽东仍然要去见王佐。虽然在井冈山附近安顿了队伍，袁文才和王佐始终是戒心重重，而他的目标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重要的把地头蛇收服为手下、把井冈山整个变成自已的根据地，袁文才和王佐是他必须攻克的目标。

所以虽然有风险，毛泽东还是整好衣衫，跑去吃了王佐的鸿门宴。

和上次同袁文才的见面一样，毛泽东准备了一份厚礼：七十条步枪。见枪眼开的王佐十分高兴，当场回赠毛泽东五百担谷子作为军粮，并且同意毛泽东可以在附近打游击。毛泽东也很爽快：既然王头领喜欢革命，那以后就经常来往好了，毛某人也很喜欢交袁头领、王头领这样讲义气的朋友！

毛泽东不是说客气话，而是说到做到，真的天天找袁文才和王佐谈天，从革命道理讲到京城风光，天南海北，把袁文才和王佐两个土包子说得一愣一愣的。想毛委员的口才何等了得，当年孙中山和汪精卫都佩服得不行，对付井冈山里的土家锅自然不在话下，经过漫长而细致的交谈，两个人终于变成毛泽东的忠实粉丝，王佐还逢人就夸，“毛委 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几个月后，他和袁文才一块加入中国共产党，队伍编为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有袁文才和王佐的大力帮忙，毛泽东终于成功进驻井冈山，把它收为自已的根据地。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天天找山大王聊天，除了井冈山的根据地外，居然还聊出一个意外的收获来，那就是住在村里的一个女孩，叫贺子珍。

贺子珍，女，十八岁，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十八岁就当县委干部，要在今天肯定引发无数猜想，不是潜规则就是官二代，但在那个时候，贺子珍当官大家却一点也不惊奇，反而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贺委员同哥哥、妹妹号称“永新三贺”，都是闹革命的先锋，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的时候，她也在永新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袁文才的山寨避难，她的男朋友是永新县委书记欧阳洛，因为参加南昌起义，此时已经失散了。

毛泽东和袁文才热情见面的时候，贺子珍也在旁边凑热闹；毛泽东找袁文才热情聊天，贺子珍正发疟疾，天天在村子里面晒太阳。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闲来无事开始聊革命道理，聊着聊着聊出事了：毛泽东对英气勃发的贺子珍有了感觉，而贺子珍虽然还惦记着男朋友，却也很喜欢毛泽东。

长沙板仓的杨家老宅里，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正日夜苦想离去的丈夫；从南昌到上海的路上，欧阳洛心里想着永新的恋人，一步步艰难讨饭寻觅党中央；八角楼外的月光下，毛泽东辗转反侧，翻来复去地想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子珍。

王佐的照片。敢和这种满脸杀机的人吃饭，还能占他的地盘、把他劝入党，毛泽东的功底非同一般。

毛泽东很想得到贺子珍，可是贺子珍心里还有欧阳洛，他只好先把口水吞回肚里，安心建设根据地。事实证明，毛委员不光会写报纸、侃大山，搞起政务来也是一流，属于全能型人才。

之所以这样夸奖毛泽东，绝非照章吹捧，而是他的治军手腕确实十分厉害。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最成功的就是革命军的建设问题，他给军队布了三大任务：打仗、打土豪（筹军饷）、做群众工作。

打仗扩地盘、打土豪筹钱没问题，但做群众工作实在是了不起的创新。毛泽东很清楚，再强的铁军也有打完的时候，靠人数是拚不过蒋介石的，只有在经过的地方都留下根基，才能保障军队的活力。虽然部队是运动的，但每到一个地方，就能立刻获得当地的情报、粮饷支援，象鱼游到水里一样轻松自如，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为了保障地盘里的社会秩序，毛泽东吸取了从前在湖南的教训，不再纵容农会乱杀乱抢，而是一步步探求土地改革的法子，把根据地的形势稳定下来。

军队要做基层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离不开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发现到县城的部队还是太散漫，于是又加了六项纪律：一、上门板（当时没床睡，晚上都是借用人家门板睡觉，睡完要给人装回去）； 二、捆铺草（没垫子，稻草要给人收拾好）：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规定和纪律，后来发展成共产党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沿用至今。

井冈山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

武汉的危机、湖南的血腥，仿佛都已远去，陪伴毛泽东和大伙的是山青水秀、鸡鸣稻香。大家天天出操、训练，平时帮人收庄稼、做农活，晚上在油灯下听党代表讲课，虽然没有灯红酒绿、车马煊嚣，却是自得其乐。

国民党主力都忙着在大城市里抢地盘，只有地方保安队偶尔跑来骚扰一下。江西的“反动军阀”朱培德几次派人来收保护费，都被地形熟练、战术狡猾的毛泽东打得落花流水，毛泽东还发明了一项新政策：优待俘虏。

一直以来，内战时的俘虏运气都不太好，有的被直接拉去当炮灰，有的被杀掉，虽然待遇会有差别，但有几件事是免不了的，那就是人身侮辱和搜掠钱财；基本上都要痛打几顿、把值钱的东西拿走，再考虑对俘虏是打是杀。

到了毛泽东这里，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告诉大家，敌人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也是苦命人，只要没有犯大罪，放下枪就是阶级兄弟；虽然不指望他们立刻就有革命觉悟，但一定要善待他们、给他们解释革命道理，然后发路费，告诉他们下次如果再见，只要放下枪，一样可以拿钱走人。

毛泽东的俘虏政策十分厉害。当兵的大都是为了混碗饭吃，谁赢谁输只要不影响自已就没关系，既然这边有路费拿，又不会搜腰包，打起仗来也就没了压力，看到情况不好立刻投降甚至哗变。一直到几十年后，在朝鲜的美国人都知道，做中国人（那时主要是共军）的俘虏不吃苦头，不用怕。

对毛泽东挖俘虏墙脚的政策，第一个吃亏的是朱培德，他很头痛，但是很没有办法。

一切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只除了一件事：上海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