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春夏之交，以北京为中心，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甚大的以高校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事情开始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的大学生为他举行悼念活动，要求中共重新评价胡耀邦。继而走上街头提出 “反官倒、反腐败”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由于学生和中共当权者都不肯妥协，事件不断升级，学生进而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并进行绝食抗议。

北京大学生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北京民众的支持，各界民众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游行，包括中小学、大学的教职员工，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国家和北京市机关的工作人员，新闻机构、医院，公司和企业等单位员工。一度达到上百万人。

受北京学生影响，各地也爆发了规模不一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外地大学生还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持，与北京的大学生一道搭建帐篷不分昼夜驻扎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集聚的学生和民众一度达到20万人。最终6月4日中共动用军队，开着坦克开枪射击，用武力清场镇压，终止了这场学生运动。造成学生和平民重大伤亡，至今没有准确的伤亡数字。

学生们向中共提出了诸多诉求，其中最具有进步性的诉求是要求民主。因而，89学运被视为争取民主的运动，也被称之为“89民运”。但从89学运的起因和参与者之后偃旗息鼓来看，民主诉求并不是89学运的主要的和基础性诉求。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才是主要的诉求。学生提出的七大要求之一就是“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进入增长期。但改革成果的分配并不令知识分子满意。改革初期的市场化程度低，改革的受益者是刚刚分得承包田的农民和城市个体经营户，他们进入了市场化分配。再就是拥有权力的官员和干部子弟，通过价格双轨制“寻租”不劳而获。大多数体制内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未能市场化。政府也还没有足够的财力用财政收入来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干部和知识分子因此不满，发出“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怨言。客观而言，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当然更为重要，需要他们为改革献计献策和消化转化从国外引进的技术。需要受更多教育和更复杂的脑力劳动的市场报酬也应当高于相对简单的体力劳动报酬。知识分子对物质待遇不满也是正当的。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当权者，邓小平及其它元老也不得提出和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们有个限度，不能丧失对权力的垄断。刚开初，还不清楚边界在什么地方，“摸着石头过河”，还没有划红线。加上胡耀邦的开明宽松的政策，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知识分子就有了较大话语权。就想趁势将政治体制改革推向深入。因而，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发起“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与中共之间就不对付了。

而1988年取消大部分商品的物价管制的改革造成物价飞涨，则进一步导致拿死工资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生活水准下降。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的不满情绪，借助于他们拥有的较大话语权，通过新闻舆论和教学，以及家庭等非正式途径就传递给了80年代满怀改变社会的理想的大学生们，未来的知识分子们。年轻人富有激情，各种积蓄下来的情绪就被胡耀邦的去世引爆，一发而不可收。

学生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大多数学生并不具有对民主自由坚实和持久的追求，对民主的理解朦胧而懵懂，只是受民主宏大而美好的口号所感召。被镇压后，就再也积聚不起力量。对比韩国的学生运动，同样被镇压，却能重新一次又一次发起组织新的运动。这只能说明在中国愿意付出代价追求民主的人是极少数。89学运的绝对规模比其它国家的学生运动规模大许多，但与十几亿中国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首先，参加89学运的学生和其它人士在中国人中是极少数，算上一千万，也才百分之一不到。其次，在参加者中，愿意付出代价持久地追求民主的也是极少数，也不会到百分之一。合起来，愿意付出代价持久地追求民主的人不到万分之一。这还是高的估计。

中共在镇压学运之后，改革开放陷于停滞甚至有倒退的迹象。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重启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收买知识分子，分配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一方面重新恢复粮食统购政策，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让国企工人下岗分流，甩包袱，剥夺工人历年的贡献。另一方面，实行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科技、文娱市场化，使得知识分子的待遇大为提高，同时大大加重了农民和工人家庭的教育和医疗负担。这样一来，那些参与过89学运的学生以及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积极加入官产学研精英联盟，为中共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献计献策，为中共的技术引进和应用劳心劳力。等于说中共给了知识分子一闷棍，然后又赏了几颗糖吃，知识分子也就服服帖帖，心满意足了。这充分说明大多数89学运的参与者缺乏对民主的追求，即使有也没有多强烈，经不起威压和利诱。

另一方面，那些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和骨干，至今在民主化国家都建立不起实施民主规则的组织，反而是一言堂。为了搞一言堂，搞得山头林立，无法靠民主的规则聚集起力量。看来，也只有出了类似孙中山，毛泽东那样具有坚强意志、高超权术和强大魅力的专制独裁者，才能将这些山头整合在一起。是不是真心和忠实地追求民主，不靠喊口号，而是看组织原则。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民主，但其内部组织却是专制的，就决定了它掌权后也会是专制的。同样，民运组织向共产党要民主，如果组织原则仍然是不民主的，也不可能实现民主。那些被称为“民运人士”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十几亿的其它中国人呢？说到底，在80年代和在今天，中国都不具有实现民主的足够基础。

因而，89民运失败是必然的。即使89学运成功，中共答应了学生们的所有要求，赵紫阳没下台，中国在89年之后也不可能民主化。中共答应了的事也会不算数不兑现。宪法上就写明了公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中共就不遵守。即使中共当时答应了学生的所有要求，包括撤消关于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事后还是会“秋后算帐”。只是收回成命有损于中共的威权和颜面。一“闹”就改口，那怎么镇得住十几亿“草民”呢？如果学生妥协了，中共也会“秋后算帐”，学生再也聚集不起游行示威了，中国仍然无法走向民主化。但能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

学生对中共的一些要求，还是太在乎中共的评价和定性，视中共为绝对的是非权威，没有多大意义。中共对胡耀邦的评价不重要，关键是民间和中立的历史研究如何评价胡耀邦，要求中共修改对胡耀邦的评价与争取民主、争取权利没有多大关系。要求中共取消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也没多大意义。如果不承认中共是是非判断的权威，就不在乎中共说是不是动乱。再说，中共改口说不是动乱，就能避免“秋后算账”吗？只有法律法规方面的要求和落实权利才是有意义和可操作的，比如要求公布官员财产，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的规定等。宪法上载明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也不必要要求中共再重复一遍。重复一遍，中共也不会遵守；只能靠实际行动去践行和触碰。践行和触碰的人多了，多到中共实施惩罚的成本高得不可承受了，才能逼迫中共遵守它制定的宪法条款。

但无论如何，中共动用军队，使用坦克和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违反了现代文明规则，是严重的犯罪，必须受到谴责，应当在未来受到审判，无论多么遥远。中共有其它更适当的方式来驱散占据广场的学生。邓小平及中共下令军队用武力镇压，意在杀人立威，施行恐怖统治。所谓“死200人可以给中国换来20年的稳定”。

89学运或89民运已经过去35年了。展望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非常遥远，尚不可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