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开反对“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血统论的是遇罗克（1942 - 1970）。1966 年底，遇罗克写了《出身论》一文。此文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出身论》一文的出现，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许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对他的支持及感动之情。但是，当局对此的态度则是另一极端。 林彪、陈伯达、戚本禹都在当时的讲话中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所以《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十七年中共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中共的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统治者要绞杀的异端邪说了。1968 年 1 月5 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0 年 3 月 5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 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出身论》一文的核心观点只是二个字：“平等”，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遇罗克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歧视制度 - 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被剝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作者十分清晰地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

《出身论》中作者的思辩是非常平实的。遇罗克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在文章中，作者用了很大篇幅阐述“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剝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剝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分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分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

遇罗克， 1942 年出于北京，父亲遇祟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母亲王秋琳也曾留学日本，他们归国后创办“理研铁工厂”，1957 年均被打成“右派”。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随后做过多种职业：农业工人、代课老师、科技资料员等，虽然他的工作无可挑剔，但皆因“出身”问题不予转正，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工。《出身论》于 1967 年 1 月 18 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 1 斯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衔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

1979 年 11月 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1980 年 9 月 21 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后，全国纷纷刊登关于遇罗克的文章。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称号，归还给遇罗克父母的，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学者徐友渔指出，有一种思想者，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昩和谎言时代，能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发动的土地攺革运动，至 1953 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坚持下，土地攺革运动并未采用和平方式进行，研究学者估计，此次运动共造成超过 100 万人非正常死亡，农村精英阶层消亡。当时中国大陆约有地主2188 万人（400 万户），富农 2144 万人（325 万户），他们一共占农村人口的 9.41%。如果以毎户有 2 个孩子计算（事实上应该更多而不会更少），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口便至少有 1450 万以上。

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全国范围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据官方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 4 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此次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 157.6 万人，其中 87.36 万余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诸多冤假错案。也以毎个反革命分子有 2 个子女作估计，则反革命子女人数约在 315.2 万左右。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于 1957 年发起的第一埸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按中共官方统计数据，全中国约有 55 万人被划为右派。用上述同样办法加以估计，右派分子的子女人数约为 110 万人。

 综合上述，地、富、反、坏、右（本文无法确定全国”坏分子“的总人数）的子女人数估计约为 1875.2 万人，甚至更多。除此之外，民族资本家们也一直戴着“剝削阶级”的帽子（根据 1952 年全国私营业者登记数据，当时人数是 550 万左右），他们及其后代在 1949 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也蒙受了很大的屈辱和迫害。所有这些人的子女们，由于家庭出身，他们无法得到与其他出身的青年人一样的教育、工作机会，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和工作单位，他们也是比别人矮了一截，升职、加薪处处受到家庭出身这个魔咒的限制。

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著名物理学家朿星北，他曽留学美、英，在英国师从爱丁堡大学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E. T. Whittaker) 和达尔文 （C. G. Darwin），取得硕士学位。1930 年由上述导师推荐，束星北来到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后来又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D. J. Struik），从而又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1931 年 9 月束星北回国，进入浙江大学任教。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里璀璨，而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与束星北做过同事的有王淦昌，当过他的学生的有程开甲、李政道、许良英等。

但是这样一位天才物理学家，在 1951 年杭州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他几乎被逮捕。1952 年“院系调整”后，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学校开始对他进行了跟踪监控。1954 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唯物辨证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公开反对和抵制‘全面学习苏联’”。1957 年他被评为极右分子。1958 年 10 月，束星北被青島市南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1985 年 10 月 14 日 - 1961 年 10 月 13 日）。该月下旬，他与青島市的 1800 多名右派分子被送到月子口（一个很大的水库工程）劳动改造。

现在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束星北的子女的处境。朿星北的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在反右运动之后，被“�”了下来，沒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长女朿沪新（孩子中排行第二）只能看着自己的同学被分配到各个国营工厂，而她最后只能进一家街道办的石料厂，所谓的厂子不过是只有二十几个人的石料工地。三儿朿庆新，小时候患小儿麻痺症，一条腿瘸了，为此常受到同学们的取笑。父亲出事后，有些老师也开始歧视他。他的学习成绩最好，可是得不到相应的荣誉。他开始畏惧学校、老师、同学，出现了幻听，经常听见一些同学围着他喊“三瘸子，三瘸子”，为此，他便休学了。老四朿孝新随父，不仅外表，性格、智慧也秉承了父亲。他曽是青岛十七中最优秀的学生，他的成绩在全校沒落过前三名。因而到了高考的时候，他有非清华不考的自信与实力。可是高考下来，却名落孙山。他不服气，等了一年再考，志向仍是清华，结果仍是名落孙山。五子束义新的命运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16 岁就进了青島玛钢厂，开始时被安排到红专学校做教师，可是随着父亲命运的滑落，只做了三个月，位子就被别人顶了。后来知道，他的位子是被厂办主任的妹妹“抢”去的，他被撵到了浇铸车间。六子束润新于 1959 年初中毕业，那时飢荒已经降临，他选择了青島楼山后农业机械学校，因为学校每天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但是沒有多少时间，学校解散，他流落街头。那一年他才 15 岁，却在车站、码头和建筑工地干起了拉大车扛大包的苦力。这一切他家里并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原校总务科科长带着两个警察来到束星北家里。由于发现学校总务科的大批粮票与油票被盗，束润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结果被送去劳动教养。这就是大教授束皇北孩子们的悲惨命运，一切根源就是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

中共的阶级出身与成分的政策，对于国家的人才培养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大量潜在的优秀青少年，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升学的道路被阻断，结果只得从事普通的工作，甚至流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而相反的是，那些所谓“出身好”“根正苗红”的子弟，学业上并不优秀者，结果占据了许多尖端科技领域的关键崗位，以及大专院校的教师职位，间接地影响了国家的科技发展和人才的进一步培养。早先有过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例如学术上的自由和民主等等，但是从学校培养人才的角度，是不是应该看一下进入学校的“原材料” - 学生的质量问题？事实上通过本文分析，从 1949 年开始，特别是反右运动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高等院校的学生选拔，一贯是受制于家庭出身这个考量。至今只有民间的呼声，却不见官方的任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