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提出一个想见人的名单，其中一位是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是其六世祖。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为儿子取名“稼先”寓意：禾之秀实曰“稼”，造福民众。

邓稼先1948年10月赴美国深造。不到两年他就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随即即登上轮船回到祖国，来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被称为“两弹元勋”。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共参与进行的32次核试验，亲自去罗布泊指挥试验队就达15次。

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怀素抱朴，他虽担任领导职务，但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让同志们称其为“老邓”，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关心青年的成长和提高。邓稼先淡泊名利，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生活上实无华，平时穿一套灰色咔叽布的中山装，骑自行车上下班，给他配的专车，除了工作需要，从不使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对邓稼先的评价，“是杰出的科学领导。”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称“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在核武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科学报》：“邓稼先是中国核物理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巨擘。”

并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两弹一星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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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与杨振宁均为安徽人，曾一同就读于崇德中学、西南联合大学，赴美深造期间仍保持联系，两者的父亲亦是多年之交。杨振宁于1993年8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

1971年杨振宁结束中国之旅回美国时，突然回头问送行的邓稼先：“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的科学家帮忙，是真的吗？”

邓稼先愣了一下，深思片刻说：“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

邓稼先回去后请示上级，是否能够告知杨振宁。上级回复，可以。

后来，杨振宁收到了邓稼先的信，信中说：原子弹都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读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杨振宁不知道的是，当他将希望见到的人的名单交给当局时，邓稼先还正在青海基地221厂一线。当地海拔3200多米，高原空气稀薄，住在十分简陋的房子里，条件十分艰苦。工作和生活艰辛还能凭爱国热情挺过去，更难以煎熬的是当时极左猖狂，众多核武科学家遭批斗，炸药专家钱晋等五十余人被活活打死。工作组用严酷逼供信罗织了一个“反革命联络网”的黑名单，想把黑名单上的人都置之死地。黑名单不断扩大，基地每个人都随时可能上黑名单，人人自危，精神压力巨大。而邓稼先已经年近五旬了。

接到杨振宁想与邓稼先聚旧的信件后，周恩来特地把邓稼先召回北京，脱离了青海的文革迫害。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周恩来把邓稼先召回北京后，211基地对科学家的迫害的气焰被迫收敛，一批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如：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也侥幸得救。

（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先后获得共和国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能宽，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杨振宁再也没想到自己一份想见人的名单，拯救了包括邓稼先在内数以百计的中国科学家。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和妻子许鹿希相聚，而这却是他们相伴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们结婚共33年，真正朝夕相伴的只有6年。当邓稼先要去青海进行核试验时，只对许鹿希说了一句，他要调离工作，做什么工作，去哪里，要去多久，都不能说。连信箱号码都不能。两人彻夜无眠。

28年后，邓稼先回到了北京。然而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妻子面前时，学医的许鹿希是，一眼就看出丈夫的身体已经非常糟了。事实上，邓稼先愿意退出一线，不是休息，而是患了肠癌。

邓稼先在基地年复一年工作，每次核试验基地出事故，他都是第一个冲进去拯救仪器，对自己的下属，他总是这样说："你们还年轻，不能去。"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掷落下来，降落伞没打开，直接摔在地上。氢弹没有爆炸，却摔碎了，核弹是无论如何都要找回来的。一百多个防化兵地毯式搜罗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心急如焚，亲自去寻找，最后还真是被他找到了。他用双手将碎弹片捧了起来，却受到放射线的严重侵害。

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多次在工作现场晕倒。人们不止一次提醒去医院检查，但邓稼先挂念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每次核试验要花费数千万元，万万不能出差错啊！

邓稼先一直怀揣着碎首黄尘、马革裹尸的准备，每一次装雷管，他都坚持自己亲自去做。

1985年7月，他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癌症，是他预料之中的。

许鹿希看着归来的丈夫，28年前走时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是鬓染霜华病入膏肓的病人，心如刀绞。丈夫承受病痛折磨，鲜血从鼻子里、嘴里和耳朵里涌出，她泪如泉涌。他的身体因为打止痛针已经到处都是针眼，每分钟都在和疼痛抗争。他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一直剧烈疼痛。即使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占据他脑海的依然全都是中国的核事业。

邓稼先因接触了放射性元素，不幸罹患癌症去世了。然而，牺牲的何止是科学家。当时，数以千计的第一线工操作的工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工作，暴露在核辐射下，后来有多少人在癌症的病痛折磨中去世？

当第一颗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全国各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核爆炸时，蘑菇云腾飞在天空中，无数战士跃出壕沟，高呼“万岁”向蘑菇云方向冲去......电影的解说词慷慨激昂说，“不怕牺牲，在第一时间占领爆炸阵地，就能取得最终胜利！”

不知道又有多少战士因遭核辐射，在病痛折磨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