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当前，中国和美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和对抗（不管是经济贸易方面或是国家军事安全方面还是思想价值观方面）的终极根源就是对社会制度的看法的不一致，而这个关于社会制度的看法的对立的焦点就是人类社会的财产权应该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

美国的主流看法是，私有财产权是自由的保障，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是公有制才能消除剥削和压迫。美国认为，在私有财产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诚实劳动并获得报酬。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中国认为，私有财产权保护剥削，造成社会贫富差别，是确保剥削阶级剥削被剥削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

其实，就算剥削存在，也不能归因于私有财产权。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存在剥削。例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动者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其实，就是勤劳的人被懒惰的人剥削。剥削行为跟财产所有权没有特定关系。而马克思认为有关系。我认为，马克思错了。

其实，就是存在剥削，这也不是导致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人们说的贫富差别是指社会一部分人的收入越来越高，而另外一部分人的收入越来越低。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低收入者的收入也在提高，只是比高收入者的收入的提升幅度低。但是，尽管存在贫富差别，低收入者的情况也在不断好转，而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不在于剥削，而是社会形成中的某些特定因素造成的。本人在这方面有研究。但是，由于过于专业化，我在这里暂停详细说明。我只能简单说，社会形成依靠媒介发挥的作用。组成社会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媒介。例如，能够进行一对多互动的人是媒介。例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行一对多互动。统治者是媒介；其他人不是媒介。但这只是在政治领域。在文化领域，创造文化产品的人是媒介。例如，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能与大众进行一对多通讯，所以，他们是媒介。在经济生活中，商人和企业家能进行一对多互动，他们将商品卖给千家万户。所以，他们也是媒介。因为他们担当媒介功能组成社会，他们获得某些特权，他们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就是，通过市场销售获得更多金钱。但是，拥有权力的人不会单方面地获得权力，他们也要为社会服务。获得荣誉的人也要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获得财富的人也要满足大众消费的需要。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不会单方面索取。社会中的人进行相互交换，而形成社会。

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将社会中的人永远看作是互相对立的。于是，马克思发明了剥削的概念。由于马克思错误地认为，社会的贫富差别是剥削造成的，他主张消灭本来就不存在的或不普遍存在的剥削，进而要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个人认为，所谓的剥削阶级也不存在，尽管贫富差别的问题是个全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即使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这不是私有财产权造成的。

既然私有制并不是问题的根源，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本身就没有了合理性。一个具体表现是，所谓公有制其实就是没有财产所有制。例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财产都属公有，包括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公有的财产可能也要被消费，那么谁来消费？这就需要进行分配。怎样分配，没有严格规定。于是，在权力操作下，就有了腐败的空间。社会不公大量出现。比如，单位分房子，有的人分配得多，有得人分配得少，往往不根据劳动贡献决定，而是根据家庭的人口有多少。贡献少的人也可能获得更多的房子。这不能鼓励人们诚实劳动，而是学会搞关系，搞贿赂，以权谋私。

目前，中国和美国展开全方位竞争，包括思想上的、经济上的和军事战略上的竞争，还有科技竞争，问题的终极根源是对人类社会的财产权的认知。原因是美国对中国领导层不信任，因为领导中国的共产党扬言要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就是美国的社会制度，要让公有制社会遍及全球。美国感到了威胁。《共产党宣言》里就说，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而美国人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保障，也是反对专制的保障。关键的认知是，人类社会里究竟有没有剥削或者说即使有剥削，这样的剥削是否意味着特定的社会制度不可取？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剥削，那么，我认为只有公有制条件下才会有剥削，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基本上没有剥削。

过去，蒲鲁东与马克思争论时说，私有制是富人剥削穷人，而公有制是穷人剥削富人。在公有制条件下的确存在剥削，但在私有制下没有剥削，因为私有制是防范剥削的制度，而公有制对剥削敞开了大门。

我个人认为，需要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参与讨论和交流，因为有些理论问题不是政治家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学术界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我个人认为，所谓剥削是马克思想象出来的，其实，在私有制条件下剥削不存在。人类社会产生贫富差别另有原因。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和研究。这应该是解决国际政治中大国之间尖锐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需要知识阶层的参与，但知识阶层的参与非常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