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

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

2007年记者采访时，盛国玉（1926.1-2014.7）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特务从垫江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1919-2014.12）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记者于2007年采访老人时，他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在这个心愿实现之前，铁窗下的革命者暂且把热情化作条条建议。“齐亮还提出，新中国要向苏维埃学习，所以鼓励我们学俄文、学英文。”傅伯雍回忆说。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作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作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红岩魂》剧照

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27日下午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他们中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歌乐山上有条小路，从白公馆通向松林坡，那里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了。

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

“刘国鋕！”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鋕和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眼见朝夕相处的难友被屠杀，悲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写下这首诗的人叫文泽，一位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诗稿刚刚完成，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的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郭德贤在57年后依然铭心刻骨。“‘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从重庆市广电局退休的郭德贤在病榻上对记者说。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是夜，白公馆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19人。“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们都听得到。”郭德贤说。电话是渣滓洞那边打来要求增援的。那时，渣滓洞已杀害了两拨革命者，还剩下150多人。解放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