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好地比较快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思想意识形态进化史。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内阶级斗争和对外输出“世界革命”已不再是中国的主旋律；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建设。但由于党内对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反对意见，为了减少阻力，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2015年为《伦敦书评》撰稿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完美结合。”2007年，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则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保持着快速的、爆炸式的发展，而当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康奈尔大学教授Eli Friedman提出，"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逻辑已经深入经济和国家，极大规模地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中国如今的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毫无关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提出指责。2020年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指出“民族主义、一党专政、经济为国家主导、科技发展为国家服务以及个人权利对中共目标的服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

柏林出版的《日报》发表“残忍的算计”（Grausames Kalkül），评论写道：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从武汉开始三年后，中国的社交媒体再次充斥着可怕的画面：人满为患的医院走廊、垂危的患者、来回奔波、已精疲力尽的医生、火葬场外运尸车大排长龙。不过这一次不只是发生在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而是在全国各地。”

考虑到农历新年和春运即将到来，作者指出，接下来还可能出现更糟糕的情况，并问道：

“怎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转变？看起来是在严苛的清零政策给经济带来严重打击的情况之下，毫无章法地放开了。然而这一表象可能错误的，其背后或许还有算计，一个残忍的算计。它可能是这样的：政府果断推动快速的全民染疫，同时尽量掩盖民众的疾苦。这将是一种残酷的做法，在这场全球大流行中，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做。较之放开之前，（中国）政府对抗议更不用担心了：已经没有人敢上街，很多人体力不支。

中国在防疫管理上失败了，因而走上了一条极端道路，以重获行动能力。人们对北京的过失有三大指责：没有坚定推广疫苗接种；过长时间死守全面清零；不允许人们讨论如何应付病毒。因此，面对奥密克戎感染大潮袭来，中国没有做好准备。反观欧洲自批准高效疫苗上市以来，得以将感染曲线控制在相对平缓的范围内，中国现在的感染曲线则是垂直上升。一年前，中国表现为民众健康幸福、经济强劲发展，现在的情况已截然相反。染疫数量惊人，经济增长跌落。”

文章写道，中国在放松国内的核酸检测、强制隔离等措施后，明年一月份，对出入境的严格限制也将取消。然而，“谁又愿意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前往一个医疗卫生系统濒临崩溃的国家呢？三年来，中国把自己同世界隔绝开。现在，鉴于那里爆炸式的新冠感染数和（即将出现的）出国旅行高峰，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再次对中国闭关锁国。”

如履薄冰

《时代周报》也关注了中国的新冠疫情和政府取消对入境人员强制隔离的计划。题为“如履薄冰”(Auf dünnem Eis )的背景报道回顾了今冬中国官方防疫政策的戏剧性反转和此后的疫情海啸和公共卫生危机。作者认为中共政权将度过这次危机，就像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饥荒、导致上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文革”和估计有上千人遇难的天安门屠杀，都未能撼动中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