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终结，反而令民主国家内部左右双方“撕裂”更甚；同时，民主和专制的体制之争，也大有从冷战转变为热战之势，使得冷战后对民主化的乐观预期，变成了“拯救民主”的惊呼。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不是照搬西方前人的问题意识


　　老高按：川普上任时宣布，美国迎来了“黄金时代”！有些朋友一头扎进“黄金时代”沉浸式体验；也有人孜孜不倦地深思熟虑、旁征博引，试图解读这个“黄金时代”之谜。一段时间以来，读了不少从各个角度尝试抓住症结、拎出要害的“解谜文章”，自己认为有一定参考价值、至少能帮助我打开脑洞的，也转发到博客上，与大家分享。今天转发秦晖新著《拯救民主》的序言，也是出于这一动机。这篇序言相当短，但对理解当下的乱世缘由，颇具功力，扯出了一个解开乱麻的线头。
　　记得前一段时间听秦晖谈俄乌战争的演讲《从最高纲领主义到绥靖主义》，他谈到西方国家在不牵涉自己切身利益时，秉持“最高纲领主义”，一切都用高大上的绝对化的理念信条来套，对他人一点不肯降低标准；一旦对方威胁到自己切身利益时，又一变改为秉持“绥靖主义”，处处迁就、纵容，甚至美化、合理化对方的狼子野心和自己的懦弱无能。
　　他指出的这种问题，有网友不尽准确地简称为“苛求君子放纵小人”“苛求善辈放纵恶人”。在本文中，秦晖也涉及这个话题，指出这促成了乱局的恶化。


　　秦晖：《拯救民主》序言

　　秦晖，阅读晓芒 2025年4月1日

　　2025年2月由去中心化出版机构SilentBerry出版，点图获取电子版

　　苏联解体后，弗朗西斯·福山写过《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认为民主化就此势不可挡。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实却令似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一则，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社会反倒在与“低人权优势”的竞争中乱象丛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放弃自由贸易之右派如特朗普者“去全球化”之激进，令一向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不知所措。随着特朗普贸易高墙的建立，“昂纳克寓言”也从寓言变成了现实。
　　二则，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基于阶级与经济的传统左右博弈，其内在博弈机制失调。所谓“身份政治”，指的是一种不容易改变的、比较凝固的状态，包括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具有一种非理性和难以妥协的特征；而“阶级政治”中的阶级，具有容易转化且相互依存的特点。所谓容易转化，即穷可以变富，富可以变穷；而所谓互相依存，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如果缺乏对方，就无法构成自身，这也就使得阶级政治易于在民主的框架下，博弈妥协。民主政治一旦从阶级转变成了身份政治，少数永远是少数，而多数永远是多数，往往就不能通过代议政治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产生，本身就与第一个问题密不可分。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经济处境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国内政策的右转，而是由于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下降。这种处境，使得传统西方左派票仓转向特朗普式的右翼。面对“穷白人”票仓的流失，西方左派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反而越来越依赖于“身份政治”所获得的票仓，从而进一步引起了“穷白人”的反弹，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最后，民主展现出来的脆弱，促进了专制的膨胀。对于转型初期的传统专制国家，民主国家的民众和媒体表现出“最高纲领”特征，一贯批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完美的“人权”问题，无论在俄国车臣战争、还是土耳其入欧、抑或在昂山素季事件中皆有表现。而当专制国家对转型失望并重新拥抱专制，甚至对外扩张时，民主国家却马上转入了“绥靖主义”。这种“绥靖主义”使得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屡次错失战机，导致战事持久未决，也进一步恶化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环境。从另一个维度，促成了第一个问题的恶化。
　　总之，历史并未终结，反而令民主国家内部左右双方“撕裂”更甚；同时，民主和专制的体制之争，也大有从冷战转变为热战之势，使得冷战后对民主化的乐观预期，变成了拉里·戴蒙德“拯救民主”的惊呼。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确应该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不是迷信西方的经典，照搬西方的问题意识。为解决我们的问题，也为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的问题，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本书是笔者20年来对全球化与中国——世界互动一系列问题的一些文章合集。本书也是笔者首次尝试与新科技结合，在一个去中心化平台上发布新书。笔者与经营平台的朋友同意非专有式的共享版权。但笔者并非此种科技和平台的专家，也与平台或渠道的经营活动无关，仅仅与通常的出版物一样，作为作者对本书的内容负责并享有相关权益，也希望这种新型出版方式能够更有效地传播本书的想法并更好地与读者交流。🔶

　　（转载自《拯救民主》，SilentBerry出版，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