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朱辛庄

前一段时间，版上有过关于“制度基因”的热烈讨论。扫了一眼，对中国学人的食洋不化，深感愕然。不论是抨击某种制度或某人，或者推崇某种制度或某人，都要基于事实，据理力争（查看附文），而不是杜撰术语，不知所云。

“制度基因”这一说法试图将生物学中的“基因”概念借用到社会制度领域，以暗示某种先天性或本质性的决定因素。然而，这种比喻不仅缺乏科学依据，也难以在严肃的学术框架中站稳脚跟。

基因是生物学的基本单位，它决定人类的生物属性和先天本能。这些特性通过DNA编码，并在生物进化中被自然选择所塑造。然而，基因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基础行为倾向，而非复杂的社会结构或文化现象。

制度——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系还是法律框架——是人类在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构建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远远超出了基因的直接作用范围。将制度与基因挂钩，试图用“制度基因”来解释社会现象，显然是对基因概念的过度引申和误用。

人类对制度的认识和适应并非源于某种先天编码，而是由后天的生活经验、环境影响、社会化过程和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个人是否接受民主制度、适应市场经济，或认同某种法律体系，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教育水平和历史条件，而非某种所谓的“制度基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早已表明，制度是人类集体行为和理性选择的结晶，而非生物遗传的必然。

将“制度基因”作为学术概念还可能带来误导性的政策或社会后果。如果制度被认为是某种先天属性，就可能导致对社会变革的悲观态度，或者为不平等、不公正的现状辩护——“这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无法改变”。这种宿命论显然与社会科学追求理解和改进人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认为“制度基因”可以通过启蒙教育植入中国人的血液或骨髓，就更显得荒诞。不过，登机时间到了，笔者当远行，今天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