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说一小段毛主席当初如何劝说张国焘承认“军阀土匪主义”罪名的轶事。此段轶事来自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

二次会合时，张国焘的处境远非第一次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可比。当初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张主席意气风发，实力说话，他当初是有凌驾中央的“凌云之志”的。但今非昔比，二次会合时，他是败军之帅，灰头土脸，形势比人强，那时候他只好表示唯毛泽东马首是瞻。

毛主席可没有健忘症，岂会轻易放过张主席。到延安后的张主席日子很不好过，尤其是他的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又在祁连山被马家军几乎全歼，两万多人只剩下了四百来人辗转逃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被定性为“张国焘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是清算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好材料。当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舒缓了来自国民党军围剿的外部压力，正是整顿内部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的好时机，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其中一个重场戏。张国焘的最大罪状是“分裂中共中央”，而深挖思想根源，他“分裂中央”罪状被认为是源出于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四方面军的高级军事干部被安排到抗大学习，要求他们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与从前“张主席”搞的那套“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军事路线一刀两断。并反戈一击揭发批判张主席。可是抗大的“学习改造”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感和反弹，以至于导致许世友王建安企图拉一批学员出走，许世友为此差点被枪毙。毛泽东意识到工作方法需要进行调整，所谓擒贼先擒王，有必要先拿下“张主席”，让“张主席”自己承认“军阀土匪主义”罪名。于是某日毛主席找张主席谈话，据张国焘回忆谈了以下的内容。

毛泽东用唠家常方式语气轻松地对张国焘说，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说他自己参加中共以来，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尺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说到土匪军阀习气嘛，其实连他自己都有一点的。他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经下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子哩。这些往事，回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说这些话显然是希望他承认加在他头上的“土匪军阀主义”，感觉十分气愤。回话说，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军阀土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地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这次谈话虽然不欢而散，没有达到让张主席俯首帖耳的效果。但后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名义做了一个决议草案，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这个决议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提出的，风水轮流转，有意思的是二十来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轮到了张闻天被整治，他和彭大将军一起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首领，处境与当年张主席差不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用莫须有的罪名制作一个“屎盆子”扣到整治对手头上的政治斗争伎俩是由来已久的，但要对手自己双手捧过“屎盆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可谓是将这种斗争伎俩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能炉火纯青地使用这套“治病求人”方法的政党或个人凤毛麟角，不得不让人感叹，高，实在是高。毛主席劝说张主席自己承认军阀土匪习气时，尚未经过延安整风，虽说当时毛主席在党内军内已是最高权威，但离开说一不二，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威还有一步之遥。等到绝对权威建立之后，无论是“反党集团”也好，“叛徒内奸工贼”也好，什么样的“屎盆子”丢给你，你都得乖乖捧着自己扣到头上去。张国涛拒绝承认“军阀土匪主义”不过是因为时候未到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