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

读书札记 ：《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是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抗战期间的日记。该书记录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间，作者在延安的见闻和感想。内容涉及延安整风、中共七大、种植和贩卖鸦片，以及中共领导人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如何秘密保持直接联系。

八路军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国民党控制的地盘。中共中央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

延安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在后方的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运往市场。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国民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周恩来的眼睛总是盯着毛，（在毛说话之前）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任弼时只要一开口，就是谈他的病，说他需要到苏联去治疗。至于谈到政治问题，他毫无独立见解，事事都附和毛泽东。

康生的成功在于他看透了毛泽东的真正欲望，而成为实现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为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

毛善于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口号的掩饰下，把各种政治阴谋和政治活动作为运动来搞。

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还有同当地人民的交谈自由。一些模范村庄正在匆忙地进行打扫，老百姓事先练习怎么谈话。这种“交谈”自由将按预定计划进行。

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他对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

毛泽东喜欢听奉承话，这在中共七大上从他对代表们的发言的反应中看得特别清楚。每个发言者都一定要对中共中央主席歌颂一番。

提出重庆难以接受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对付蒋介石的带战略性的政治计划！绝不要提出任何使他有后退余地的条件！”毛泽东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主要问题就是要“逼得蒋介石走投无路”，就是要逼得他来发动内战！此外，要操纵舆论，以便给共产党充份动员的时间。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以及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开进了日本占领区。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

作者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叶剑英告诉毛泽东，作者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毛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有一个原籍日本的联络员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他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毛泽东将情报，发给新四军总部，由这个联络员送给日方。这个联络员带来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就译成密码，发往延安。

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坚决担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