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很多政治人物，由于身处复杂纷乱的历史时代，所作所为，饱受争议。但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有一个原则，那就看他在整个民族利益上的所作所为，或民族功臣名垂千古，或民族败类遗臭万年。

如汪精卫，因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名噪一时。他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更是脍炙人口。在孙中山去世后，汪成为了接班人。然而就是因为后来落水成了汉奸，不管以后多少人对他同情、替他翻案，都改变不了其汉奸的角色。再如张学良，不管以前干了多少荒唐事，仅凭“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他就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而今天要谈的徐树铮，也如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世人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都是毁誉参半、两极分化，且其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形象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人物。

1.徐树铮其人其事

徐树铮（1880年11月11日—1925年12月30日），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皖系名将。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安）人。

徐树铮早年考中秀才，1901年从家乡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开启了军旅生涯。1905年至1910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他是段祺瑞的心腹谋士，徐树铮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徐树铮并非以征战沙场被重用，而是以谋略和政务见长，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辅佐段祺瑞“三造共和”，又在与冯国璋的斗争中引张作霖奉军入关，以巩固皖系权力，并主持“武力统一”。他还成立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后因南征失利及军阀间的不和，徐树铮转向西北筹边。他以武力为后盾，于1919年11月迫使外蒙古无条件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并以西北筹边使身份坐镇外蒙，加以经营。1920年夏返回北京，参与直皖战争，败北后逃亡日本。后来他试图扶植段祺瑞东山再起，联络孙中山、张作霖形成反直系直三角同盟，曾攻入福建，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但很快失败。1924年以后出国游历，1925年冬回国，欲联合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对冯玉祥。因徐树铮曾暗杀冯玉祥原配妻子的姑父兼大恩人陆建章，故冯玉祥对他更加仇视，命张之江在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乘火车离京经廊坊时将其劫持并枪杀。徐树铮时年45岁。

2.徐树铮与外蒙古

徐树铮一生最大功绩就是迫使外蒙古撤销自治，使得外蒙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沙俄政府趁辛亥革命，中央政府混乱的时候，唆使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高层脱离中国政府独立。1912年2月5日，外蒙建立了所谓的"大蒙古国"。1913年11月2日，当时的北洋政府袁世凯发布了“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拥有独立的自治权（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外蒙古的独立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和践踏。徐树铮从整个中国的大局中看出了危机和严重性，他说道："外蒙一去，内蒙震动；蒙不安，奉必危；奉危，滇藏必牵动。藩厅一撤，瞬即豆剖瓜分矣，安得不背城借一作孤注之想乎！"

在此危难之际，徐树铮构思了一份“西北筹边大纲”。在1919年6月13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任西北边防总司令。全权处理外蒙事务，徐树铮到达外蒙之后，便展开了收复外蒙之路。徐树铮一到外蒙展示了自己的立场："外蒙为我国领土，我身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徐树铮在取得外蒙统一集团的支持下，发出最后通牒："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徐树铮的强硬大大出乎了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意料之外，也让其措手不及，哲布尊丹巴迫于徐树铮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于1919年11月17日取消了自治。当天下午，徐树铮宣告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正式成立。在徐树铮的建议之下，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取消外蒙自立。24日，外交部长顾维钧照会俄国驻华公使，废除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3.对徐树铮的负面评价

有人对徐树铮完整的政治生涯做出了评价，认为他私心太重、格局太小，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去考虑，而是为了以段祺瑞为首的集团私利所谋划，争取个人集团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又加上徐树铮为人傲慢、目中无人、独断独行、专横跋扈、锋芒毕露、亢直自爱，造成他在军阀中人缘极差，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正是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而且在军阀中人缘极差，所以直皖战争后段祺瑞倒台，徐树铮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攻击。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徐树铮的作品，如“徐树铮秘史”、“徐树铮正传”、“徐树铮轶事”、“徐树铮小凤合刊”、“安福祸国记”、“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卖国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徐树铮加以丑化和抹黑，无不指责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北洋军阀倒台后，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都对北洋集团全盘否定，自然殃及池鱼。

台湾学者李敖大师早年对徐树铮评价不高。他在1962年撰文认为徐树铮是“一个心狠手辣、纵横捭阖的宦海人物”，强调“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不认为民国史中关于徐树铮这一段史事，还有多少翻案文章好作，他的为人行事早已为天下人所共见，任何对他的洗刷都难免‘愈描愈黑’之讥”，并指责“他对蒙古的高压政策带来无穷的后患与隐忧”。

徐树铮在外蒙古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侵略者。外蒙历史书中谴责他在蒙古推行的军事独裁和铁腕政策，指控他禁止蒙古人自由活动，监视、搜查、拘捕、拷打蒙古人民，强迫蒙古人民为其军队提供服务和劳役，并恢复1912年外蒙独立以来蒙古人拖欠中国商人的债务和利息，成为蒙古人民身上沉重的枷锁。而被徐树铮处死的蒙古王公达木丁苏荣，则被外蒙古奉为民族英雄。

4.对徐树铮的正面评价

对徐树铮的正面评价首推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对徐树铮的评价是：“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之不已”。孙中山还说：“徐树铮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汉代陈汤的征战，结束了匈奴南北分裂的局面，稳定了汉朝的西北边疆，为汉王朝立下一大奇功。东汉军事及外交家班超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三十一年的时间里，收服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的回归做出了巨大贡献。把徐树铮比作陈汤、班超，是对徐树铮历史贡献的极大认可。

李敖大师后来对徐树铮的评价做了重大转变，他称赞道：“不但徐树铮的才气不可及，他的功业也不可及。他带兵收复外蒙古，就是一例。……徐树铮收复外蒙，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外蒙虽在徐树铮死后二十年又独立了，但这段历史公论，却将万古长存，不会被历史家忘掉。我现在重看有关外蒙的一些历史，深深感到，当年中国若没有徐树铮，外蒙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徐树铮以一介匹夫，举措攸关国家大计，功在中国，中国真幸亏有他了！” 

我的评价是，徐树铮先生纵有千般不是，但仅凭让外蒙古晚走26年这一伟业，足以名垂千古。把他比做陈汤、班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5.徐树铮令人遗憾的身后事

徐树铮墓，位于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官桥镇醴泉村。徐树铮死后，遗体被他的学生段大洪找到，由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提供棺材，并亲自撰写神道碑，后葬于萧县凤家山之原。

徐的墓地在文革时被掘开。据当地村民回忆：徐树铮棺从墓中起出后，遗体被从棺中拖出火化。墓中的随葬品寥寥，只有两件白玉物件，其中有只玉靴非常精美，被当地文管所拿走，不知所终......。

1988年，徐树铮长女徐樱从美国回国后，经与当地政府申请，在原墓址上重建徐树铮墓。墓位于皇藏峪东麓，醴泉村南面一片开阔的农田中，坐西朝东，冢侧栽有一棵如今已长成非常高大的松树，如今已成为其地标。墓碑正面刻：“前远威上将军徐公树铮/夫人夏宣 之墓”，“一九八八年十月重修”。墓碑背面刻徐树铮简介。

墓地虽重修，但仍显寒酸。这规模、这气派显然是与徐树铮的历史功勋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