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这股风也刮到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主席看过。

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带有浓厚形式主义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等后来发展到各种场合、自行车上挂语录牌，我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

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

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后来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请示汇报”，十分荒谬可笑。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吃饭人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

1968年春，我向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红太阳”时，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主席两次发出“降温”的指示，表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股崇拜的狂风才得到了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