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斯文·贝克特】

美国崛起并主宰全球棉花市场是一场彻底的命运逆转。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正如坦奇·考克斯在1817年指出的，只从气候和土壤的角度很难解释美国棉花出产潜力，因为，如他所说，这种白色黄金“能够在地球上广大的农业高产地区种植”。15但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的是，美国的种植园主不仅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和资本供应，还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正如我们所知，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强大的地方的统治者控制着土地，而彼此之间关系交织的各个社会集团争夺着土地的使用权。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甘蔗种植园主与棉花种植园主争夺着土地、劳动力和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美国不必面对这些限制。

从第一批欧洲拓殖者离船登岸之时起，他们就开始向内陆推进。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不得不面对这些船只所带来的一切——起初是病菌，随后是钢铁。在18世纪末，美洲印第安人还控制着距离海岸省份只有几百英里之遥的大片土地，但是他们无力阻止白人拓殖者的持续蚕食。拓殖者最终赢得了一场血腥的绵延几个世纪之久的战争，成功地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法律上的“空地”。这片土地的社会关系被灾难性地弱化或抹除，大部分居民都消失了，因此也就没有历史的羁绊。以拥有一大片不受阻碍的土地而论，美国南方在棉花种植的世界里可谓独一无二。

在南方政客的支持下，联邦政府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有些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有些则通过武力逼迫美洲印第安人获得。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几乎增长了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土地。事实上，到1850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土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

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被地理学家约翰·韦弗（JohnC.Weaver）称为“大土地潮”（greatlandrush），它与种植、制造和金融资本家的领土野心紧密联系。棉花种植园主们不断向前推进边界线，以寻找种植棉花的新土地，他们的行动往往先于联邦政府。他们缔造的边疆区的特征就是几乎没有政府监管：国家垄断暴力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这些位于棉花帝国边疆地带的种植园主们却拥有着衣冠楚楚、言辞锐利的伙伴。

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家族在棉花帝国的扩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资助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协商并售卖了用以与法国政府达成交易的债券。在发行用以资助收购案的债券之前，弗朗西斯·巴林还通过当时的英国首相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请求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如此大的领土扩张。对于巴林来说，这次与首相的会面非常重要，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

6月19日，星期日：在里士满公园见阿丁顿先生，与他交流事情的详情，并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我明确地问他是否同意该条约和我们的行动。他说他认为由这个国家支付一百万英镑将路易斯安那从法国转到美国手里是明智的，而且他认为对我们的行动没什么好说的，只能同意。除了其他我们没有讨论的一些显然出于政治的动机，他看起来认为路易斯安那在美国的手中比在法国手里，能让我们的制造业者和公司有更好的出口。

向南部和西部的推进不仅仅是因为种植园主们在寻求新土地。领土扩张服务于很多不同的利益方：迅速吞并领土的国家、渴求出海港口的西部农民、需求原材料的制造业者，以及英国的经济和政治诉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战争资本主义的区域持续向外推进。

但是只有几个国际条约本身是不够的，为了使这些土地能够为种植园主所用，需要将控制那里的原住民赶走。19世纪最初几年，克里克人（Creeks）已经被迫放弃对佐治亚的土地的权利主张，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10年后，克里克人又战败，被迫签署《杰克逊堡条约》（Treatyof FortJackson），割让了23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今天的亚拉巴马和佐治亚。1814年后的几年中，联邦政府与克里克人、奇克索人（Chickasaw）、乔克托人（Choctaw）签订了进一步的协议，在南方攫取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协议中，1818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与奇克索人签订的条约，打开了田纳西西部的土地以种植棉花，1819年杰克逊与乔克托人订立的条约将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500万英亩土地交给美国政府，换给对方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的大片贫瘠土地。

1835年，亚拉巴马众议员大卫·哈伯德（David Hubbard）邀请纽约和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购买那些奇克索人已经被驱逐出去的土地，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大卫·哈伯德说：“如果在我回来时能够得到你们任何形式的明确提案来获得奇克索人的土地，我将会根据你们的计划的大小迅速采取行动，制订我未来的行程规划，以满足你们资本家的意图。”该公司购买了约25000英亩土地。1838年，联邦军队开始将切罗基人（Cherokee）从他们在佐治亚的祖居地赶走，把这些地方变为棉花田。再向南，佛罗里达异常肥沃的棉花种植地是1835年至1842年从塞米诺尔人（Seminole）手中攫取的，这是美国在越战之前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一位史学家宣称，难怪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主“着迷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兵、充足的武器以及有求必应的联邦军队”。

美洲印第安人很清楚这一军事-棉花复合体扩张的基础：切罗基人在1836年遭到驱逐时，他们的酋长约翰·罗斯（John Ross）在一封写给国会的信中说：“我们的财产就在眼前遭到掠夺，我们的族人可能遭受暴力，甚至我们的生命也可能被夺走，而你们对我们的投诉置之不理。我们失去了国籍；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我们还被剥夺了人类大家庭成员的身份！”只有针对原住民的残暴扩张战争，可以与动员奴隶劳动所需要的胁迫与暴力相提并论。这种事情在安纳托利亚或古吉拉特都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在大陆上的领土吞并为美国提供了新的种植棉花的土地，那么这一过程也获得了运输棉花所需要的许多大河。美国显著的低运输成本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领土扩张的直接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密西西比河，大量涌入的棉花货船使得河口的新奥尔良变成了美国主要的棉花转运港口。而其他河流——路易斯安那的红河、亚拉巴马的汤比格比河和莫比尔河——也同样重要。1817年密西西比河上出现了第一艘蒸汽船，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到19世纪30年代，铁路线将新的内陆地区与河流和海港联系在一起。因此，最现代的科技使得对人类劳动力最残暴的剥削成为可能。

棉花种植园主们难以满足的需求主导了新国家的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仰赖国家获得并清空新的土地，还因为他们需要强制劳动力。与其他地区不同，美国的种植园主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就是《美国棉花种植者》（American Cotton Planter）所声称的“全世界最廉价且最容易获得的劳工”。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机械化收割出现之前，棉花种植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收获棉花所需要的工时甚至比纺纱和织布还要长，收获时劳动力不足是棉花种植中受到的最大限制。美国南方杂志《狄波评论》（DeBow’s Review）评论道：“真正限制棉花出产的因素是劳动力。”在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复杂的农业结构中，农业耕种者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口粮作物的种植，因而限制了他们能够向市场提供的收成。事实上，如我们所见，缺乏劳动力是限制西安纳托利亚棉花出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也让在印度建立棉花种植园的努力受挫。在巴西可以使用奴隶劳动，但棉花又竞争不过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甘蔗。而随着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很难招募到劳工了。

然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短缺都可以用足够的金钱来解决。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奴隶市场与棉花市场一起蓬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可以用来种植棉花，因为美国独立后南方各州的烟草生产变得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促使那里的奴隶主出卖他们的奴隶。

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1811年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种植烟草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黑奴被送到了南方各州，使那里的美洲棉花种植者得到了更多的人手，能够更加活跃地开展业务。”事实上，到1830年，全美国足有100万人种植棉花，即每13人中就有1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

因此，棉花生产的扩大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导致奴隶劳动力从美国南方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转移。仅仅在轧花机发明后的30年（1790年至1820年）内，就有25万名奴隶被强制转移，而在1783年至1808年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期间，贸易商大约进口了17万名奴隶到美国，这是1619年以来进口到北美的所有奴隶的三分之一。总而言之，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将约100万奴隶强制迁徙到了美国深南部（Deep South），大部分都去种植棉花。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棉花都是由大型种植园的奴隶种植的。南方农村的小农户也生产棉花，因为它能很快赚到现金，而且种植棉花不像种植甘蔗或大米那样需要大量资本。然而，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总的来说，他们的产出也只占总产量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样，小农户在种植适销对路的商品之前，往往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作物上。

事实上，1860年在南方采摘的所有棉花中有85%是在大于一百英亩的农场上种植的；拥有这些农场的种植者拥有所有奴隶的91.2%。农场面积越大，种植者就越能利用奴隶制棉花生产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大的农场负担得起去除种子的轧花机、用来把松散的棉花压成捆以降低运输成本的压平机，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实验，从清除的土壤中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并且可以购买更多的奴隶以避免遇到劳动力制约。棉花生产需要不断地寻求劳动力，持久地争夺控制权。奴隶贩子、奴隶栅栏、奴隶拍卖，以及用来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对于美国的棉花生产扩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奴隶们比其他人都更理解棉花产业成功的暴力基础。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以生动的细节做证。1854年，逃亡的奴隶约翰·布朗（John Brown）想起他是怎么“被牛皮鞭……打的”，以及监工如何“搜捕‘逃亡的黑奴’”。他记得，“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后果，因为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鞭子也不停地抽打着”。另一个奴隶亨利·比布（Henry Bibb）记得那可怕的暴力：“在监工的号角声中，所有的奴隶都集合起来目睹我受罚。我被剥掉衣服，被迫脸朝下趴在地上。地上揳了四根桩子，我的手和脚都绑在这些桩子上。然后监工就用鞭子抽打我。”

英国棉花制造业的扩张取决于大西洋彼岸的暴力。棉花、清空的土地和奴隶制紧密相连，利物浦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六世（William Rathbone VI）于1849年前往美国时向他的父亲报告说：“黑人和这里的一切都随着棉花的价格波动而波动。”奴隶劳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纪事报》（LiverpoolChronicle）和《欧洲时报》（EuropeanTimes）都曾警告说，如果要解放奴隶，棉布价格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种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那些在棉花帝国中收获巨大利润的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噩梦。

为了使这种噩梦不会成真，美国的种植者们也利用了第三个把他们变成世界领先的棉花种植者的优势：政治力量。南方的奴隶主已经以五分之三条款*的形式，将其权力基础写入了宪法。一系列支持蓄奴的总统、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国会两院强有力的代表，都保证了对奴隶制看似无止境的政治支持。奴隶主之所以能在联邦级别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在蓄奴州内没有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奴隶主在州政府享有巨大的权力。最后，这些州政府还修建了越来越深入内陆的铁路，使得北美的棉花种植者进一步发挥了种植园靠近通航河流的交通优势。

相比之下，巴西的棉农却要与该国强大的蔗糖种植者的利益相抗衡，无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棉花出口。通过骡子或马来长途运输棉花的费用仍然昂贵，例如，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地区运输到萨尔瓦多港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在印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同样很差（据说在印度，棉花运输到港口后价格增加了约50%，但在美国只增加了3%），因为印度的棉花商和种植者缺乏资金和力量推动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奴隶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允许他们把奴隶制度扩展到新获得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土地上，同时成功地使联邦政府实行剥削美洲土著的政策。

……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种植者与棉花边疆一起移动以获取这样的利润。

棉花的利润率也表现在奴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新奥尔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在1800年时大约为500美元，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却高达1800美元。我们不妨看看佐治亚州的年轻种植园主约瑟夫·克莱（Joseph Clay）的故事。他于1782年买下了佐治亚州查塔姆县的皇家谷，这是一个稻米种植园。他在土地上种植稻米，一直种到1793年。那一年，他听到了惠特尼的轧花机的消息，于是借了3.2万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购买额外的奴隶，将部分田地改种棉花，又添置了一些轧花机。棉花生意非常赚钱，仅仅7年之后，他就偿还了债务，对庄园进行豪华装修，并购买了更多的奴隶和轧花机。当克莱于1804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价值27.6万美元。

同样，南卡罗来纳州靛蓝种植者彼得·盖拉德（Peter Gaillard）因为棉花业的繁荣，财产得以复苏。1790年，由于英国市场的消失，盖拉德的靛蓝事业几乎崩溃，只能在种植园里种植供家人糊口的粮食。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提及的那样：“在引入棉花作为市场作物之前的灾难性的十年里，他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债务和痛苦之中。”然而在1796年，他开始种植棉花——“一个辉煌的前景展现在这些沮丧的种植园主面前”——这种作物的利润丰厚，4年后，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并于1803年在自己的地产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庄园。强迫劳动意味着获利迅速，到1824年，他已经拥有500名奴隶。

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一世（WadeHamptonI）也有同样的经历。据说他在1799年的第一次棉花收成中获得了7.5万美元的利润，到1810年，每年他从棉花种植园获利15万美元。他的儿子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利用部分利润搬迁到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未来的棉花种植者丹尼尔·乔丹（DanielW.Jordan）在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植棉花的机会时看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在这里我可以赚钱……在这个州，五年内我可以赚到任何人所能想到的钱”。

到了1802年，得益于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借助奴隶劳动从土地上榨取越来越多的棉花的能力，美国的棉花种植者主宰了英国市场。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还占领了新兴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市场。因此，早期的生产者，特别是西印度群岛的生产者遭受了损失。1812年，一位匿名信作者观察到：“竞争如果完全自由而不受限制，那么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同样的价格可以让美国种植者获得丰厚的利润，却不足以支付殖民者的耕种费用。”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如印度的农民，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与1850年北美的棉花种植面积相当，但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这场棉花繁荣剧烈地改变了北美农村的大片土地，使美国在棉花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财政部估计，1791年在巴西投资棉花生产的资本仍比美国高10倍以上。到1801年，仅仅10年之后，美国棉花行业的资本投入就比巴西多了60%。棉花给奴隶和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其程度甚于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并向奴隶主承诺了获得利润和权力的巨大机会。到1820年，棉花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而在1796年只有2.2%。事实上，1815年到1860年间，美国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导美国经济，以至于棉花生产统计“成为评估美国经济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单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

本文摘自《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斯文·贝克特著，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