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3年，李普曼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

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他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李普曼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图下面的说明文字为张文木教授所加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尼克松上任后表现出的带有收缩色彩的外交政策，使李普曼的观点再次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已入暮年的凯南曾后悔地说，“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尼克松上任后表现出的带有收缩色彩的外交政策，使李普曼的观点再次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合力结构。战略设计可以凭学理在纸上任意纵横，而对国家资源支撑力度的认识则需要“居家过日子”的经验。能够把握目标和资源间的合理匹配关系以及扩张战果和国家消化能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关系，是国家战略能力及其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爬坡最难下坡处，在相当多的时候，下坡所用的力量和资源要比上坡更大，这与消化所需的体能要比吃饭更大的道理一样。

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明乎此，也就知道了政治尤其国际政治上的事并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心血来潮，之乎者也，只能演戏而不能为政，更不能为战。19世纪末中国文化人中的新锐人物那高亢的行文行事的作风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但当他们将变法及其首领人物光绪皇帝推向无路返回的险峰时，却发现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推行他们纸面“改革”的现实力量，结果留在他们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跳崖一途。20世纪初的沙俄新锐人物别佐布拉佐夫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初通、其运输能力远未形成的条件下，力主沙皇进取远东，最终导致沙俄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由此引发沙俄帝国在数年后的解体。

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象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应有的那样”，列宁说，“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为了提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管理能力，1920年，列宁还专门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戈尔巴乔夫不信列宁的这些经验之谈，沉湎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轻信西方的和平承诺，对苏联政治体制按西方标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苏联瞬间解体。苏联解体不久，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事实上蒋介石也是这么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曾说蒋介石“用机关枪上课”，王明“用嘴上课”。看到赫鲁晓夫因战略能力低下出现的忽而冒险主义、忽而又机会主义的外交错乱，1964年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与此同时，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未来中国高层出现像别佐布拉佐夫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的人物，或出现像赫鲁晓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富裕的宋朝和明朝何以败亡于北方少数经济落后民族之手的原因，更不能解释苏联在“五大三粗”的时候竟轰然垮台的原因。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占有的结果。占有权决定分配规则及由此规定的财富流向。要改变规则，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术能力而是将事理和学理统一到目标与资源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实践经验中的国家战略能力。前几年有人出书，其题目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确切地说，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