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时担任七个组的总制片人

汪海林：欢迎来到《四味毒叔》，今天我们很高兴迎来黄建新导演。

黄建新：你好。

汪海林：前几天刚看了您的新片《决胜时刻》，听说这个片子拍得很累。只有三天纠错时间。

黄建新：我做了一个计划，因为我做了多年监制，做这个特别准，带了一帮人做了两星期。我发现只有三天犯错误纠正的时间，我说怎么办？一般至少留半个月，没有半个月不敢，后来也没办法。我就说那就找最好的团队，没法锻炼新人了，调最强团队，老霍、邵丹，就他们这些都召集来，这样就等于我们前头如果谈透彻，拍摄的时候就出现错误少，就不至于一下子推翻一场或者推翻两天的。

汪海林：但是好在后来又推迟了一周。

黄建新：对，推迟那一周其实我们差不多做完了，只是国际版没做完。整个这个电影忙完就是累，还有《我和我的祖国》在那做总制片人，等于要推动七个组运转，怎么拍怎么衔接。

汪海林：一般人也管不了。

黄建新：其实还好，我们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决定，一开始讨论了很久，成立两个班底来，这7个导演，2个班底，一个3个，一个4个，这样管理起来容易。后来跟凯歌导演商量，觉得这样可能遏制了导演的个性，这7个不要统一个性，一定让他们把自己发挥到极致。我们只要在剧本和总的控制上对情绪衔接有所把握，导演们越自由越好，所以就做了一个决定，七个摄影组。每个导演有一个团队，大部分都是200到300个人，最大的就管虎快600人，7个短片都那么大的组在运转。我就等于把大的规划做好了，预算好了，档期做好，看看他们的匹配还有什么要支持的，一些关于社会支持的，比方说你有时候要部队，有时候要（其他）什么，这个我们来做对接，到现场去看一看。

二、用最合适的方式连接《我和我的祖国》

汪海林：《我和我的祖国》这个片子从故事类型上，拍摄方式上创新有很大创新。

黄建新：因为实际上有过这样的，我跟凯歌导演聊，我说你曾经为戛纳拍过。

汪海林：《十分钟，年华老去》。

黄建新：对，《十分钟，年华老去》。是不是国际上他很难发这种电影，我们就查了所有电影史上的事，发现只有《纽约纽约》，那三个导演是成的。香港也有三个导演拍过，不怎么成。徐克、杜琪峰他们拍的还行。后来我们发现找他的情节连续性反而是死穴，找心理的联系和情绪的联系有可能。

汪海林：好在有一个大主题。

黄建新：对，就等于你看片子的感情接是连着的。因为7个故事差那么远那没法接，人物也没法接，各种想法说这个人长大了，那个人不行在这里露一脸，所有的想法都讨论完了，我觉得都不可行，最后就用了一个书写的方式来连接。比方说开国大典会写1949年10月1日，或者我们的戏开是9月7号前夜。这个电影完了有可能出现一支钢笔，在写1964年原子弹爆炸，音乐就衔接，用这种最简单的书写的方式。书写是个记录的概念，它一点点跟音乐的情绪，每一段从这个衔接到下一步，这个方法是最简单和有效的。我们试过特技的方法，但是特技符号化太强烈，他有中断感，它自身太强，后来就选了现在这个方法。

汪海林：这个片子大家还是很期待，因为我们电影界最优势的一些资源都在这。

黄建新：各个年龄段都比较优秀的导演正好是阶梯型，包括他们找的摄影师，美术师，作曲，化服道整个都是好的。包括演员大家都挑他们认为最好的，大家去说服去请，还都来了，大家都支持这个戏。

三、导演之间的较劲是客观存在的

汪海林：我预测这个片子的观众不可避免会对比7个导演？

黄建新：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我们从开始就说了。我不担心，因为每个人都特别的努力，较劲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谁都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尽最大努力，所以我说制作和拍摄根本不担心。我们最后努力的还是整体，故事的选择和情绪的累积，前两个故事是过滤过的、沉淀过得、最纯粹的情感，人们沉淀过的记忆都是最纯粹的，包括爱情包括其他。中间到了上海的胡同打排球，两个孩子两小无猜，带来了上海人的市井的风貌，上海人的习惯都带起来，到宁浩就写了一个出租司机，跟太太分居，儿子跟他关系也不好，经历了这么一个门票的故事，人开始有自己的缺点。倒数第二个那两个孩子都是少管所出来，怎么样在一个瞬间改变了孩子价值观？我觉得跟普通人的心理是比较接近的，这一点是每个导演都去努力把握的一点，我们就是一个时代的人，你做的就是我们生活中能触摸到的。

汪海林：那由此我也想到，就是像《决胜时刻》看完以后有一个突出感受，它跟别的同类型的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是，看完这部影片以后觉得特别美好。我想了一下，因为它写的全是美好的情感，战友之间，包括跟领袖跟普通人之间，青年男女之间的关系，都写它最美好的一面。包括反派也是写得不那么让你厌恶，写到她自己破灭以后的状态，整个影片是一个美好的。我觉得也是这些年中国电影一个挺明显的变化，黄导您从第五代到今天。

黄建新：80年代中。

汪海林：对，以前寻根热，包括民族性批判，这都有反思，后来一直到今天，您的经历是最丰富的了。

黄建新：干的又比较杂。

汪海林：对，您原来主要是拍现实主义题材，当时电影史上很重要的一些影片，我们也都很喜欢，特别接地气的现实主义影片，后来又转换到了一些像《建国大业》这种宏大叙事，历史叙事，这个转换是您有意识的，还是怎样一种情况？

黄建新：最早我还是受表现主义影响，实际上我最早喜欢的导演是意大利的那几个，维斯康蒂等，包括错位的那种方式。

汪海林：这几天我也在看观众的反应，年轻观众反应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们下面闲聊，也觉得现在年轻观众跟以前观众完全不一样。

黄建新：现在的观众不一样，他们看电影的方式也不一样，那天他们给了个统计，说打分最高的是95后，给这个电影打分打高的是95后的孩子。

汪海林：这事完全没想到。

黄建新：打的低的是60后，60后低一点，70后高一点点，80后，90后最高。很有意思，我们也看到有批评说这类的电影还是故事性不够强。这个批评是对的，我们还没有做到那么好，我刚才讲了试图一点点通过小人物先建立，大的我们还没敢乱画，还没有去往那想，因为有一个节点就十一。小人物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创造，通过好的编剧去把它写出来，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

四、国庆档这几个片子，哪个是最好的？

汪海林：那好，最后我们做一个预测，一般我们不愿意做预测，这次稍微预测一下：国庆档这几个片子，您觉得最好的是哪个？

黄建新：我真是判断不出来，原来我们给自己定的不高，八亿、十亿挺好，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类型成果，只要求大家把片子拍的好，拍完。一些试映后，看完的人，包括发行系统，媒体人，看完他们觉得挺好，我们奢望就点燃了一点。说那可能更高一些，其它两个我没看，我要看了，我可能会有一点感觉。但那两个都是好题材，都是一个通过特别大的情节刺激最后的人物升华，那个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就像我们有时候听一个报告会哭的稀里哗啦，那是人类心理上的一个最基本需求，这是人类共同情感的一部分。这两个电影都有这样的东西，《我和我的祖国》也有，它也是在找这个，应该讲这三个除了情节以外，都是情感大戏，所以会很热闹，制作上我觉得都不会差。你想《中国机长》是在美国做的，全部特技是在美国做的，《攀登者》在韩国，大概只有我们在国内。我们所有特技是我们国内的年轻团队在做，全部都是。

汪海林：那也很期待，我们很希望黄导以后常来《四味毒叔》。好，今天我们到这，谢谢。

黄建新：不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