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春洲】

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以汉唐之际为最盛，其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人员交流空前繁荣。而在这条漫长的国际道路上，有一个民族在周边各文明之间穿梭缀合、游刃有余，对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被称为“粟特人”。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的习称是昭武九姓，其姓氏以安、康为主体，包括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为主，但并非仅仅只有九个姓氏。频频见于史书记载的安禄山、史思明、康进德、曹令忠、曹野那、何伏帝延、米芾等人都是较为著名的粟特人。

安禄山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禄山”是粟特人的常见名，意为“光明”。他因为擅长多种语言在东北边境担任翻译，后来逐步升官，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以至于发动安史之乱。

说起来，粟特人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但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因此长期受周边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尽管如此，他们也有自己独到的生存智慧。由于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因此粟特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

骑着巴克特里亚双峰骆驼的粟特商人粟特商队

唐进军西域之初， 互市的对象主要为西突厥。平定贺鲁后， 以西州为中心， 互市的对象又扩充为粟特人。互市的场所通常都在边境地区。显庆三年设置的西州都护府下辖伊、西、庭三州，其中庭州最靠近北方，长期作为与突厥、回纥互市的场所，而治所西州则直接与粟特人进行互市。随着大唐的繁荣昌盛，粟特人在唐也日趋活跃，往来贸易的商品，不再仅限于原来的金银器物。

《麬连武通家书》中记载从西州买得“胡妆二两”。青黛多产自曹国， 杜环的游记中记“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贵族光妃的《随葬衣物疏》中也有“烟支胡粉、青黛、黑黛”的记载，说明早在高昌国时期，青黛已经在吐鲁番交易，为上层贵族妇女所喜爱。

粟特人为了依附大唐进行发展也多次进贡，据史籍记载不下于60次，进贡的物品包含狮子、马匹、郁金香、青黛、玛瑙宝石、葡萄酒、石蜜等。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留下了关于粟特商人的重要记载。

文书中记载的35笔交易几乎都有粟特人的参与，可见他们在丝路贸易中有多会做生意。1957年，在新疆乌恰县的考古发掘中还发掘到了当时用于交易的数百枚萨珊银币和16根金条。

正如《新唐书•康国传》所记载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所以我们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现代舞剧《丝路花雨》所描写的丝绸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时期更多是活跃在东南沿海地区，而非敦煌、吐鲁番等地。在北方丝路沿线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和少量罗马金币，是粟特人贸易的印证。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大唐和粟特的贸易除了以往的珠宝、丝绸交易外，还增加了奴隶贸易和牲畜贸易。多数唐朝富贵人家开始蓄养胡奴和胡姬，并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在唐代文学作品中，胡奴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昆仑奴。关于唐代昆仑奴的来历，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昆仑奴就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中土，除少数经商外，大部分被在唐朝的阿拉伯人倒卖为奴。

第二种看法是，昆仑奴来自南海诸岛，也就是今天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的岛民，也就是所谓的昆仑国人。他们在外型上典型的特点是黑皮肤、招风耳朵。《太平广记•苏颋》中有咏昆仑奴诗，其词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

昆仑奴作为小说家笔下塑造的文学形象最为成功的当数裴铏的《传奇•昆仑奴》。作品记叙代宗大历年间，贵族子弟崔生到一个一品重臣家中做客，酒席之上，与伺酒的红绡妓一见钟情，临别，红绡妓示崔生以手语，崔生茫然不解。归家后昆仑奴磨勒为崔生解释手语含意，并帮助崔生潜入一品勋臣府宅中与红绡妓幽会。随后，负崔生与红绡妓飞越十数重高墙，终于成就了双方的美满姻缘。过了几年，事情真相泄露，高官派兵丁包围崔府，捉拿昆仑奴，昆仑奴竟在如飞蝗一般的箭矢之中飘然而去。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此时，昆仑奴磨勒已经变成了一个经营药材生意的胡商。

自裴铏《传奇》之后，文学作品中描写昆仑奴的特别多见，尤其是后代戏曲作品中，昆仑奴侠义之事成为一种常见题材。

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粟特胡人，在丝路沿线诸多重要城镇停留、定居，建立起一些胡人聚落。其中，作为大唐都城的长安，是入华胡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入仕宫廷的胡兵胡将、歌舞乐人，还有传教布道的胡僧以及诸多兴贩贸易的商胡。

生活在长安的粟特胡人，主要聚居在长安的东、西二市周边诸坊，形成了不同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粟特聚落的长安胡人聚居区，其具体标志就是位于聚居区中的粟特胡人的信仰中心——祆祠。

唐朝的祆祠足以证明唐对外来宗教的包容性；这种对外来信仰的尊重也是为了与其他国家建立融洽的关系，以此推动商业或其他方面的友好交流。由此我们便可以知晓粟特人主要信仰的是“祆教”（即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

据陈垣先生考证，在唐之前，乃称其为天神、火神、胡天神。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都有反映，最初是对太阳的崇拜，后来是对火的崇拜，因此，被称作“拜火教”，唐称之为“祆教”，以表示外国的天神。专门为之造字命名，在古代中国的诸多外来宗教中，独此一家，这充分反映了该教在华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

当时的昭武九姓中至少有六国都尊奉祆教，祆教是粟特民族的主要宗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向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候。”这说的是玄奘西天取经途经康国时，此地还是以祆教信仰为主，对佛教并不崇信。

20世纪以来，在山西、陕西、河南、宁夏、甘肃等地先后发掘了近二十座粟特人墓葬，以北朝至隋唐时期居多，其中发现了大量与祆教崇拜有关的遗物，这都足以反映粟特人对祆教的信仰及其在祆教东传中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元宵节挂灯笼居然是粟特人传入的拜火教习俗。同时，粟特人因受各个历史时期及特殊体制环境，佛教、摩尼教、景教也都渐渐成为了粟特人的信仰对象。

敦煌祆教女神像

粟特人还将西方舞蹈带进了长安宫廷。来自粟特的舞蹈有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三种。其中胡旋舞最有代表性，是唐朝胡风的代表。舞者站在一小毯子上，伴随音乐旋转蹬踏，故名胡旋。粟特诸城邦都有进献胡旋舞女的记录，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即描写了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的情状。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再如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可以与杨贵妃媲美。著名歌者何满子誉满京师，张祜词曰：“故园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最为感人。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者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又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一言以蔽之，入华粟特人在长安的争奇斗艳构成了那个时代一道靓丽的风景。

载乐骆驼俑

粟特人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活动，承担了在整个欧亚大陆传播多元文化和宗教的角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在粟特的出现是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而其经商范围越大，宗教传播范围也越广。多元宗教文化的东传见证了中亚地区与古代中国的和平交流与互动，更好地促进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这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也在客观上与唐代开拓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一脉相联，间接地说明了华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对于形成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安史之乱，是唐代政治社会的分水岭，也让在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大转变。由于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在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形成一股排胡的社会风气。为防遭受歧视，粟特人纷纷选择隐藏自己的出身，即使是朝廷重臣也不例外。镇守西部边境的安重璋就向唐廷上书，耻于安禄山“同宗”，于是被赐姓李，改名李抱玉。普通粟特人只好通过改变自己的姓氏、郡望来消除自己的胡人特征。

我们可以以几份在南方出土的粟特人墓志为依据，他们将墓志上自己的郡望书写为会稽。这是粟特人的一种障眼法，会稽是南方的历史名城，而靠近敦煌的一个小城常乐，当时也被称为会稽。粟特人通过地名重名，将自己成功地刻画为衣冠南渡的后裔。唐后期, 粟特人之间内部通婚逐渐减少，而与汉族之间的通婚逐渐频繁。这一趋势, 实际上也反映了入华粟特人的汉化进程。同时安史之乱后，再也不见先前在中原地区让粟特人广建的祆教宗教场所，也看不到关于祆教的祭祀活动，只剩下河朔三镇尚有新建落成的祆祠。

粟特人从精神文化上与汉文化融合，逐渐与汉民族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