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关于中美“成本比较”的访谈，指出了中国工资低、劳动报酬份额少、税费高的现实，吐槽了工资上涨问题。但是如果从社会有机整体来看，没必要过多担忧：

中国的增值税在出口时是退税的，对“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相对较小；各界批评的“税费偏高”，则是中国经济的高储蓄高增长的“优势所在”。

而曹德旺的观点中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去工业化”问题，却被忽略了。其间的逻辑需要做一些简要的必要的澄清和解读。

税费差别背后：高增长体制VS.低增长体制

曹德旺提到最多的是税收的差别问题。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美税收差异背后是两国“积累率”的差别，由此能够看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高增长体制，而美国则是一个高消费的低增长体制。

其中的逻辑也并不复杂，主要涉及税收的“转嫁”和“退税”问题。

熟悉税收和经济理论的读者比较清楚：中美税收体制的差异其实主要是“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差异。

中国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美国以收入所得税为主。流转税一般也称为“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指，增值税等流转税，在商品生产流通环节地征收，会成为各企业的“成本”，推高产品价格，从而使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承担税收。

这就是所谓的“税收转嫁”。这种可以转嫁给消费者的税收，其实是通过对生产经营者征税的方式对消费者间接征税，故称“间接税”。

而美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所得税则直接向收入所得者征收，故称“直接税”。

明白了这些背景知识，可以看清背后的逻辑：美国以所得税为主，说明美国人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已经支付了需要承担的主要税收。

中国的所得税相对少，说明中国人在获得收入时承担的税收要少一些，主要的税赋按增值税这种“间接税”征收——“间接税”体现在产品价格上，谁购买产品，谁承担税收。

因此简要来说，美国的办法是“谁收入，谁交税”，用“上过税”的收入再去消费，不需要再承担更多税赋。中国则相反：“收入”本身不需要交太多税，是“谁消费，谁交税”。

（当然，这是相对来说的：中国也有所得税，美国购买环节也有消费税——但中国的所得税征收范围和力度要低，西方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只是部分产品，税率也低于我们普遍征收的17%的增值税，而且中国在增值税的基础上也征收消费税。所以相对而言，中国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承担更多税赋，美国人在获得收入时承担更多税负，而购买环节承担的税负低于中国。）

因此，美国的税收是收入获得者承担，而中国的税收则是“消费支出者”承担。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税制更鼓励储蓄积累，而美国则鼓励消费。

即使没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朋友想必也明白这个道理：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部分越多，积累的部分就少。

换言之，用于当下享受的部分越多，用于未来增长的部分也就越少。因此，中国税制背后，是一个努力提高积累率的“成长性”经济体，而美国税制背后则是一处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成熟”经济体。

到底哪种体制更好？就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则言，提高积累和增长速度不是什么坏事。

虽然中国的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低，在GDP中占的份额偏低，但是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显比其他国家快得多。从长期来说，这更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美国这种高消费经济体，虽然消费份额占比较高，但是，经济增速太慢，受经济增速低影响，其消费的增长也快不起来。

因此，从长远来看，即使进入到了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肩，多一些积累，快一点增长也不见得是坏事——即使以后富起来了，中国也不见得需要像美国这样“败家”。

所以说，一味批评中国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要求税制急转进入以所得税为主的“新体制”，也不是一个客观成熟的态度。在这方面，媒体的论调，可能需要降降温。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增值税提高了产品价格，会不会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呢？

应该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曹德旺也介绍了，出口产品还会给予相应的“退税”。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国外买到的中国产品会比在国内便宜：

在国外，一般以“所得税”为主，收入本身已经“上过税”了，买商品不需要再承担更多税收；在国内，以“增值税”为主，收入交的税少。

如果消费者是“在国内赚钱在国外花”，则意味比国外居民省去了很多“所得税”，同时在海外购物时又省去了在国内需要承担的“增值税”——里里外外都减、免了税收，自然有“便宜”可赚。

换句话说，当前时兴的“海外大采购”实际上是以旅游的方式“合理避税”，也是我国在不改变高增长税制的基础上，利用海外市场给本国居民“减税扩内需”——

最后拉动的还是中国自己的生产，因为我们买到的（包括著名的“马桶盖”）主要还是“中国制造”。

这是一个中国经济体、中国消费者和海外市场“三赢”的格局，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再强调一遍的是，相对于难以下降的工资水平，税费是可以视经济形势调整的。

中国可以下调税费空间大，反而说明“中国制造”抵御未来风险的“降税空间”更大，说明中国经济具有更大的“抗打击”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要跟中国打贸易战，中或输？还真没那么悲观。

美国制造难以承受过高过路费成本

与此类似的逻辑也发生在地价与“过路费”等问题上。

大家知道，美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状况并不是很好。之前观察者网也曾报道过，特朗普要“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壮志”需面临超高预算。

因此，美国其实更需要多收点税收和“过路费”，以改善它的基础设施条件，扩大公共建设投资。

特朗普团队在公布一万亿基建计划的时候说，政府不出钱，企业参与投资，政府给税收优惠，并可以允许企业收“过路费”。

现在的情况不是“不愿意收”，而是“去工业化”后，面临制造业的凋敝，“美国制造”已经无力承担这些税费。

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制造业形势一片大好，他们的土地也不会给曹德旺“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其实是给了一笔相当于地价的补贴，这与土地公有和私有无关，国内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也经常这么干。

因此，在“过路费”的问题上，并非中国的“过路费”本身不合理，而是“美国制造”难以承受过路费成本的状态，导致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难以为继的困境。

在这方面，中国不应妄自菲薄，追求并不现实的“免费公共设施”。在这方面盲目“学美国”的结果，可能会导向“路越走越差，无路可走”的窘境。

去工业化：高增长不能没有制造业

相对前面提到的“成本比较”，曹德旺关于“去工业化”的警告更值得关注。这是实业家对国家和民族前景的深刻忧虑。

美国当前制造业的凋敝，与其“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有关。曹德旺基于自己的实业经验认为，美国去工业的结果导致美国“要搬回来至少需要十五年”。

当然，美国“去工业”的主因并非国家战略的失误，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所致。相对于“做实业”的艰辛，在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领域赚钱更受资本的“青睐”。

这方面，曹德旺对我国提出的警告更需警醒。因为在我国，防范过度“金融化”的压力，比美国有过之无不及。

这也与前面提到的“高储蓄”的增长体制有关。中国高增长的背后是高于各国的储蓄率。这就是意味着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有更大比例的“积累基金”（政治经济学用语，可以简单理解为“储蓄”）需通过金融系统转变为“投资”。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策导向稍有偏差，对于金融投机的打击稍有松弛，都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金融化”。一旦资金被用于房地产等金融投机，实业领域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

在这个背景下，当前一些关于“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服务化”和“去工业化”的论调，都应谨慎看待，不可盲目判断。

连美国这种发达经济体都为制造业的流失而痛惜，中国更不敢奢谈“去工业化”。

当然，防范过度金融化，并非阻止金融改革，适度的“利率市场化”等措施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的融资成本。

熟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学者知道，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和高利润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

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利润率下降本身也要求适度降低利率以降低制造业的融资成本。但是，利率的调整除面临制度限制外，还面临市场惯性影响。

金融系统可能不愿意放弃已经形成的较高的利率水平，也是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阶段转投国有经济和虚拟经济领域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今年的媒体舆论让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背了一个不小的“锅”。私有经济部门投资的下降与国有经济投资比例的上升，使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指责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抢占了私有经济的融资空间。

其实一个简单的道理不难理解：不管私有经济的投资高低，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都在那里。之前私有经济投资旺盛并非国有经济“有意谦让”使然，当下的国有经济投资增加也并非私有经济投资不足的原因。

反而是其融资成本上升和投资不足的结果——经济进入下行期，往往导致金融系统更看重信贷投放的安全性而非回报率，其信贷投入更加青睐国有经济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同时，私有经济在经济下行期选择“收缩过冬”也有其合理性。在此背景下，国有经济投资扩大，其实是它们发挥经济主导作用和国民经济稳定功能的表现。

如果不让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补位”，放任社会投资因私有经济投资的收缩而应声下跌，宏观经济可能因此而崩盘，这对于私有经济也将是一场灾难。

中国制造成本优势和投资环境依然很强

现在担忧较多的是，过高的成本会导致“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下降，形成资本“外逃”。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不必过多担心——

“中国制造”成本优势和投资环境依然很强，曹德旺本人也澄清过，他的玻璃制造不会离开中国。能够支撑更高的税费，反而说明中国制造的附加值相对较高。

如果把工资考虑进来，就涉及到另一个已经上升到“体制”方面的观点，这也是曹德旺的“成本比较”引发的最大误解：

美国是税收少、费用少、工资高，说明他们主要收入给了工人，这种经济更像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相比之下，中国的工资太低，收入被税收、地价、过路费等税费成本拿走了——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似乎更像“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离“以人为本”的距离更远。

在澄清之前应承认，这种“误解”有一定的“合理”成份。但其“合理性”不是谁更像“社会主义”，而是提出了中美的“劳动报酬份额”问题。

所谓“劳动报酬份额”就是劳动者收入在GDP中占的比重。美国的高工资低税收，意味着劳动报酬份额更高，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相对偏低。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看一下数据（见图1、图2）。

图1-2：日本（上）、美国（下）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重（1905-2009）  

资料来源：梁季：《劳动报酬占比的国际比较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45期。

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报酬份额在60%左右。不独美国，日本等经济体也都类似。

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同时，劳动报酬份额会逐步提高。李稻葵教授曾指出“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在65%到70%”（1）。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劳动报酬份额由低到高的阶段。劳动报酬份额的差距主要体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

一句话，这首先是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不涉及谁更像“社会主义”。当然，问题不仅由此，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中国劳动报酬份额走势的确不容乐观。

如下图就是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走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也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尤其令人堪忧的是，当前关于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的讨论，正在形成压制劳动报酬份额提高的社会舆论（我们留待下一段讨论）。

参见刘刚：《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之“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其中1995、2004、2008和2014年数据未公布，以“插值法”取相邻两个年度平均值。

简单总结两句：税收等费用高、工资低，并非中美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经济发展阶段使然。

当然，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停滞不前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长期得不到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得不到改善，步拉美等国后尘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是有的。

这反过来提醒我们，与曹德旺一起吐槽工资上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工资上涨的合理成份。

商榷：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也是可以的

企业家需要精打细算，工资涨得太快，有些不适应，或者有些意见，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社会舆论因此而否定工资上涨的合理性，甚至要求压制工资的提高，或不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

当前反对工资增长的一种代表性声音就是认为，工资增速不应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即工资不能“跑过”劳动生产率。

例如，樊纲教授认为：“劳动力成本的概念跟劳动工资有关系，但两者之间隔着劳动生产力。工资可以提高，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得更快，劳动力成本可以降低”，“在任何一个收入水平上都可能掉入陷阱，因为任何一个收入水平上都可能出现收入提高快于生产力提高的过程”（2）。

楼继伟理事长也认为“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即所谓劳动生产率指标是实际GDP与劳动总量的比率，即每单位劳动的产出水平。而工资水平则是每单位劳动的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率，正是前文提到的“劳动报酬份额”（4）。

因此，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正是劳动报酬份额提高的“实现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正是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将1990年的城镇居民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取1，计算三者的指数水平，从而观察其增长速度。

图4：1990-2014年劳动生产率增速与实际工资增速

详细数据来源参见刘刚：《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通过上述数据不难看出，2008年之前，工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与之对应的正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阶段。

我国要避免步拉美等国的后尘，校正治理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

当然，这个变化过程也应是一个中长期的调整过程，考虑曹德旺等实业家的忠告，避免工资在短期内“爆发式”上涨。（其实结合图3和图4不难发现，这种“爆发”也有之前工资长期走低积蓄下的“补涨”压力。）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我们的工资不能再涨，或者增速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就可能会走向问题的反面。

结论：增长体制和积累率是关键

中国的“高税费、低工资”将逐步走向“降税费、涨工资”的道路，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在此过程中，不应一味吐槽工资上涨，应允许工资适度“跑过”劳动生产率。

同时应防止造成储蓄积累率的过快下降，维护中国“高增长”的体制基础，避免进入美国的“低积累低增长”困境。

中国需要更加警示的是“去工业化”和“金融化”趋势——没有制造业，任何经济体都难以实现高增长。

相比之下，美国实现“增长提速”和“制造业回归”却面临积累不足的瓶颈，提高税费加大积累又会拉高其制造业成本——这是一种无解的“两难状态”。

两相比较，“美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前景不是很清晰了吗？

注释：

(1)李稻葵：《理性看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上海经济》，2010年第10期。

(2)樊纲：《中等收入陷阱迷思》，《中国流通经济》，2014年第5期。这里的“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引者注。

(3)楼继伟：《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

(4)详细的公式推导可参见刘刚：《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