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汪晖和北京大学教授章永乐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上就“中国模式”进行讨论。观察者网获章永乐教授授权，刊载其在会上的解说。解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点评贝淡宁教授关于“贤能政治”的演讲，在演讲基础上讲解“贤能政治”在中国的实践，另一部分为问答阶段回应关于腐败和高层领导选拔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

刚才汪晖老师从非常宏观的历史与理论视野来思考贤能政治，我想接着汪老师和贝老师的话题，继续讨论一下贤能政治的中国实践。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两个因素的结合：一是继承于帝制时代的官僚制度，二是诞生于20世纪革命的新式政党。这种结合的发生，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历史根源。19世纪，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在大力推进官僚制的建设，尤其是英、美两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推进。中国的官僚制原来可以说是列国之中最为成熟的，尤其是有持续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度。但是，当西方国家19世纪在大力推进国家建设的时候，19世纪清王朝经历的是一个国家崩溃的过程，此后又发生辛亥革命，形成军省格局。我做过民国时期的宪法变迁的研究，当时的中国可以说试验了许多不同的政制，但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出现了碎片化，各种舶来的政制最终都无法实现政治整合。

国家碎片化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引入苏俄的建党经验之后，中国的政治组织化程度发生了一场飞跃，而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走得比苏俄更远，比如 “支部建在连上”，就比苏军的权威结构更强调党的政治领导。通过革命，中国建立起官僚制和新式政党相结合的政治。这让帝国时代的官僚制遗产焕发了新的生机，它现在可以真正深入基层社会，同时提升了自身的理性化程度。而新式政党的存在，又会从理念上强调科层体系中的官员要讲政治，要对群众负责，并发展出了通过群众运动来问责的一些实践，当然，有经验也有教训。

但这两种要素毕竟遵循不同的组织原理，结合在一起时，还是会出现一种紧张，这种紧张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比较明显。强调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会不断促进官僚化，科层体系里讲“专”，上层和基层的关系会越拉越远；但毛泽东坚持这个政党的许多源初理想，强调“红”，对扁平化的、更贴近基层群众的管理方式感兴趣，但我们知道扁平化的组织方式在干很多大事的时候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又红又专”落实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在具体实践中，也就会发生一些此消彼长的新变化。

美国政治学家Susan Shirk曾把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模式称为“德性政治”（virtuocracy），我们有些学者就直译为“德治”。“德性政治”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重视一个人的政治觉悟，而不是把客观的劳动绩效产出放在第一位。我们过去选劳模，就是非常重视政治觉悟的，许多劳动岗位做的工作很平凡很普通，算产出的绩效肯定不会高，但是如果在劳动中表现出了过人的德性，那么就可以成为别人模仿的榜样。而劳动模范在干部培养体系中曾经是比较受重视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如张百发、李瑞环，都是从人民大会堂工地上走出来的劳模，后来当了大干部。

张百发，原为建筑工人，后官至北京市副市长

但80年代以来，我们评选劳模的标准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以往更重视劳动的产出绩效。标准一变，劳模的构成结构也变了，现在大部分是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老黄牛”就很难入选了。劳模队伍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私企老板。这个越来越强调绩效的体系，就很难说是virtuocracy了。当然，另一个发展是公务员越来越职业化，在其他岗位上成为劳模，然后被培养为行政领导干部，这个路也不是那么畅通了。

《贤能政治》第三章对于贤能政治的腐败、精英固化和合法性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体系和社会脱节的时代，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尤其大，由此带来的“名实分离”的现象也就比较突出。中国的官僚制很有历史积淀，能够产生许多非常能干的官员，但是他们的努力能否在社会层面产生政治与道德上的整合力，恐怕还是离不开中国体制中的另一个要素的积极建设。

在讨论贤能政治下领导需要具备的素质时，贝老师强调了智商、情商和德性三个方面。从现实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来看，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点点东西。现在组织部门考察人才的时候，往往会问：“这同志政治素质怎么样？”在今天讲清楚什么是“政治素质”不太容易，在革命年代就比较清晰一些：比如说，对革命政党及其路线的忠诚，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勇于负责、顾全大局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纪律观念和保密意识，等等。这些政治素质是什么呢？它似乎不是智商、情商和道德三方面可以完全概括的，它需要考察一个人对何谓“政治”与“政治关系”的具体的理解。

在今天，政治素质还是不断被强调，而且是越到高层，越是重视。由于我们这个体系不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基层干部想往上升，也需要接受相应的考察。今天讲的“政治素质”和革命年代肯定不太一样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成？我还需要继续思考，也想求教贝淡宁等老师。

以下为问答阶段评论：

1.关于腐败

关于腐败，其实每个国家对腐败的界定不太一样。在美国，很多权钱交易已经被合法化了。比如政治献金，说白了就是财团出钱买政客的政策。政客选上之后，在位时收钱可能会被查，但等任期结束就海阔天空，别人在你任期内不能直接输送的利益，就可以在任期结束之后以各种形式上合法的方式送给你。比如克林顿基金会，就有很多故事好讲。这次美国竞选，爆出不少克林顿基金会的料，可以让我们看到权钱交易是如何以一种貌似合法的方式完成。中国政治制度不一样，不少在美国合法化了的权钱交易形式，在中国是非法的。

在大多数国家，竞争性选举制度本身就和权钱交易手挽手并行，所谓“民主化（指引入多党竞争选举）能消除腐败”是个伪命题，虽然你可以通过把各种权钱交易合法化的方式，从定义上“消除”腐败。但是，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下，选民会觉得把腐败分子选下去，可以构成一种惩罚，心理上有那么一点安慰。中国提供这种安慰的空间比较小，所以就会发展出其他手段，防止腐败问题变成合法性问题。

2.关于高层领导选拔

我不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研究的专家。但大家从公开的资料就可以看到，很多高层领导一开始都是从基层比较低的职位做起的。一些干部在基层和中层干得比较出色，特别是在重大关键时刻表现突出，被高层领导看到了，于是就重点培养；也有一种情况，是把一些有提拔潜力的干部下放锻炼，获得基层和中层治理的经验，同时也获得一份比较完整的履历。一个人管过工业，管过农业，在沿海省和内地省都干过，还有民族地区任职的经验，履历完整，提拔起来就会比较有优势。古代有个说法，“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既是保障高层决策对于基层社会的回应性的需要，也是保持基层人员社会流动预期和工作积极性的需要。

刚才谈到中国不存在政务官和事务官的二分，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地方干部下乡写日记，大学生村官也写日记，组织上是要检查的。如果他纯粹是一个政务官，写日记跟他的政务有什么关系？上级要考察他什么？实际上就是看在具体环境中，他跟民众是怎样打交道的，他如何认识他所处的环境里的政治关系，这就能对考察政治素质有所助益。这个制度实施得好不好暂且不论，但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期待。也就是说，这些基层的干部不仅仅是执行者，他们还需要体现出某些政治品质。从儒家到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强调有不少相似之处，值得我们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