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 词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

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有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仍被中国乃至世界的反对势力，加诸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成千、成万奋不顾身为这次大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同志，则被反对势力妖魔化为红毛绿眼、为非作歹的野心家和流氓匪徒。他们之中不仅包括在第一次资反路线中死难和受伤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而且包括在“二月逆流”中，横遭各地党内、军内走资派镇压的死难同志；还包括此后因受走资派挑动，而在内战中牺牲的革命造反派，和因受走资派蒙蔽而为走资派无谓牺牲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被强加与错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而事实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只有极少数人，且早已被革命造反派反对与打击)，而遭难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在10月6日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阴谋发动的“苦迭打”中，遭到非法拘捕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志，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因此而遭受株连的所谓“三种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属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的牺牲者。

我们不否认在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混进了一些乘革命之机、图谋不轨的不良分子，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他们仅是大革命洪流中的泥沙，而且不断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冲洗。大革命运动受到了干扰，但大革命运动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进着，其实干扰大革命运动方向的人中确有一些犯错误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正是走资派培植的自己人或他们的同伙。有些事情，如“西纠”、“东纠”、“海纠”，和后来的“联动”中某些人的打、砸、抢和滥打、滥杀，还有抓“516”反革命集团的扩大化，其中大部分就是各级走资派有意制造的。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它其实也是当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等人鼓励和操纵的。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中，许多破坏文化革命的事情，竟然变成了革命行动。例如天安门反对文化大革命暴乱中的烧房子、烧车、打人等等劣迹，却变成了革命行为，历史的黑白颠倒，莫此为甚了。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目前黑白颠倒的历史事实起一点匡正谬误的作用。我相信广大革命同志和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终能从历史材料的比较分辨中，认清什么是血泪的事实，什么是无耻的谎言。一时弄不清的问题，许多文革历史之谜，也能随着当事人的最后证言和历史档案的解密，逐步弄清真相。

我们绝不否认，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由于组织队伍的庞杂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加上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和革命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在工作中确实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工作的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客观上帮助了走资派。但是工作的失误毕竟不是反革命问题，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视为“十年浩劫”，甚至污蔑之为文化反革命，把为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与走资派路线生死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审判，处以徒刑、死刑，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是篡夺革命果实、压迫人民、危害人民、逆历史而动的社会公敌。

毛泽东思想万岁！人民万岁！

戚本禹
2016年1月12日

后 记

2016年5月16日，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标志性的日子。2016年5月8日，是我年届85周岁的生日。而在2016年2月24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确诊我为腺癌晚期，且已转移扩散。但我能高兴地看

到，“岁月留痕”，我的《回忆录》前后历五年时间的努力写作与反复修改，在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下，能赶在5月16日前这个好日子里在香港出版了。

1986年1月，我从秦城监狱18年刑满释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找来，并先将40万美元的版费先行打到银行我私人的账号上，要买下我《回忆录》的版权。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立即退回了他们已汇到我账上的40万美元。

这以后，这么多年，有许多人，有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都来找过我，劝我，要求我写我的《回忆录》。我都婉拒了。我当然会写的，但不会受他人的观点思想左右。我也在思考、等待。加之回忆录中所述的，沉重的著述工作，几乎占有了我全部时间。这件我生前必须完成的任务，就这样一直拖到了现在，才有了这个结果。
《回忆录》是留给历史的我的最后作品。《回忆录》中表明的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读者看后都会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件，和访谈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错误之处，请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将来文革档案的解冻与公开，能有相关的档案材料，佐证我《回忆录》中描述的全部事件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一切帮助我完成这本《回忆录》的朋友们。特别向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向都江堰的朋友彭伟致谢，五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与帮助！向先后参与和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孟繁华、郭亚馥、高海清、冯国治、汪晖等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戚本禹
2016年3月21日于上海病房
目 录

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追求真理：从懵懂的少年学子到意气风发的青年地下党员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第一部分：走近毛主席

第一章：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 报到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第二章：为毛主席读报、摘报和管理图书

2.1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2.2 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第三章：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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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第四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第五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5.2 关于彭德怀等老帅批判大将粟裕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第六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附文：毛主席1957 年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节选
（根据个人记录整理）
（缺）

第七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7.1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7.2 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7.3 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附文：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
史担当

第八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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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第三阶段：在6 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第四阶段： 工作组进入阶段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尾声

第九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第十章：《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10.1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10.2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10.3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10.4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第十一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11.1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11.2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11.3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11.4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第十二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机车厂当徒工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2.3 毛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第十三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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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第十四章：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
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14.3 刘少奇成为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包产到户”群众建议专辑遭到谭震
林的报复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

第十五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第十六章：《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第十七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从后楼研究室调《红旗》杂志社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7.3 一封私人通信引出的高层领导纠纷
17.4 关于我批评“烦琐哲学”的政治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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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上）

　　我1931 年5 月8 日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 事变”， 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之 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贩买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 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 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 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儿，1930 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十七岁，她 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 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 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 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晴最后的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 人。他1929 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的二 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 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 里我知道了戚继光是我的先祖，知道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 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 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 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 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 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 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 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讲解我也还 是不懂，当时对我有诱惑力的是摆在那里的点心，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 能吃到点心。祖父原来想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 年
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中举这条路对他来说断了，我父亲只能养家糊口，光 宗耀祖是不可能了，祖父实际上是希望我将来会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我关于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那次在海边玩耍，看到海祭却不知 道那是干啥。那是在我大约5、6 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 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 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还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 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 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 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 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 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 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 “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灵却是经受一次极大的震 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山 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的预感，祭 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 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 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 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 (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给的学前启蒙教 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得了校长亲自 颁发的奖励。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事情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 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 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 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 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 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 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 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 的老师。

　　那一年戚氏大族长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 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也是独子，就是我 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去参加了。在大 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 就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日本人会 找我们戚家麻烦，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几百年的世仇……，戚家每 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 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 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 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 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我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 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 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 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占领整个中国，但大族长 的讲话对于戚氏一族的人来说是真有用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听了之后 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 (军 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 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宣战，又惦记妻子、儿女，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 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 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 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就是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 宝。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 的变卖了，能送人的送人了，告别亲友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到烟台乘英国船 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从威海到烟台要坐长途汽车，我晕车，走到半路就呕吐了。当时，沿 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 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 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才没有被赶下去。 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 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 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 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 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 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 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读书，还经 常从那里借书，文学、历史、地图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觉得 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 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 件，1943 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 号。从南市到西城小学，没有公共汽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 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 《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 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 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 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 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 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 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 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 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 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 说，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 上，离我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 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 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 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 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 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学的学 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 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 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不怕， 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 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 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 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 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 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就妈妈算是最大的一 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 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 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 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 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周，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 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骂汉奸“穿个皮鞋嘎嘎 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 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 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 上训育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 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 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 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 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 中国” ，“汪 (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 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 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 么样救中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 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 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 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 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 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 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 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 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 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 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 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 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周姓训育员任的 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 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

　　1945 年8 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 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 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 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 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 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 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 (现人民广场) 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 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 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 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 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 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 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 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 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 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 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 (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 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 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 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 死了。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这粒小小 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 回事。

　　终于，1946 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 摊贩斗争。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 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 摊贩家属 (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 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 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 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 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 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与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 激烈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 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 蛋，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 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碎砖头扔不远。

　　警察会闪躲石头和西红柿，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 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 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 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 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 而淡化。

　　1946 年冬天，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由此爆发 了津、京、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 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 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 正是1947 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 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 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 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 战区的难民，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

　　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 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 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 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 到隔一段就有一个小孩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个小孩，有八 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 “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 个小传单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 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生命到了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 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 没吃没住。1947 年刚来，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 渣参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 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 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 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人支持 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 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 (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 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 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 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 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 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 们和郁文杰等七、八个学生，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 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 课，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课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课学生出 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国民党，反国民党给老百姓 造成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 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

　　与上海的运动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 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 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 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 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 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组织抢米风潮。

　　1947 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 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 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 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 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 运地考上了，保送进了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这个名校 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 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 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即是黄培炎先生，他是孙中山领 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 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 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 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 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 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战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 西杜美路 (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 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 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 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 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

　　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 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了一番， 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 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 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 刚是青年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 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 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 委委员。

　　1947-1948 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 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 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 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在建平中学读初 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 (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 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 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 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读到了大量上海进步书店、解放区和香港 出版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 《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秀秀》、 《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 高尔基部分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 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 地公诸于世了。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 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 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 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 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 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这本书里讲的 真理的价值岂止亿万！

　　从 《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 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 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 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 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 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 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好。《共产党 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 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 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 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 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同意并相信这些说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 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了。《共产党 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 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 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 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这本书我大致能看懂，有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 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 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 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 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 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 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 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 (星期 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 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 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 大书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 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 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 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 呀、“价值” 呀、“剥削” 呀、“ 帝国主义” 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 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 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 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 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 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 《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 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 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 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 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 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 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 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服膺了，从此认 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 《毛泽东选集》第三 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但谁能难想象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 动心情呢？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很打动人，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傅立叶（法）、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500 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大棉纺厂，发展到2500 多人，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发明并实际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2500 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

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1948 年1 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16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

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我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自己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地下党员顾志刚看到我思想进步很大，就来动员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们团结在一起，先领着大家看革命书，再慢慢形成一个进步组织。

不久，我们十几个人在淮海路白俊义同学家里开了个会，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国民党的一次次镇压。由于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野火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浦东中学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的进步活动都实际是按顾志刚的暗中接洽，在上海市学联指导下进行。浦东中学那时实行学生自治，每个班级都设立班委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为以前就与班级的几个同学办过一个文艺性学生刊物，就当选了班委会的文艺委员。

这正是顾志刚想要的，他希望我负责办壁报（现在一般叫墙报，其实就是大字报），宣传革命思想。我请班级语文老师为班级壁报取名，他取名为“警钟”，意思是警钟长鸣，自强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请美术老师绘制板头，动员大家写稿。很快《警钟》就办起来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 年三月出版的。我按照顾志刚的建议，让《警钟》的第一期采取了中间立场，不谈共产党的事，除了同学们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党员何世和编的《海涅诗选》，以及从进步报刊抄来的一些时评。想不到《海涅诗选》受到爱好文艺同学的喜欢，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们登载的海涅诗，其实是个精粹摘录，不是全文。

同学们也都没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诗人，同情工人，在诗中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如今壁报的许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笔记本，17只找到当时抄录的海涅诗的几张小纸条，上面的诗是：我们织！我们在织布机前，织呀，织！愤怒的眼睛里，早没有了泪水。我们咬牙切齿地恨你呀！德意志帝国！我们在为你织裹尸布呀！织呀，织！我们一面织，一面诅咒！诅咒你的上帝，我们在饥寒交迫时，曾满怀希望，向他祈求……到头得来的只是欺骗！织呀，织！我们一面织，一面诅咒！我们诅咒帝国的统治着，你对我们的苦难，毫不关心，你只知道剥削压迫！榨干了我们最后的一根筋骨，还把我们打死在地，织呀，织！我还会雷鸣！因为我的闪电是那样的明亮，18它光芒四射，刹那间，就划破了苍穹。所以你们就以为我不会雷鸣。亲爱的人们，你们错了！除了闪电，我还会雷鸣！不信吗？一旦革命的日子到来，我雷霆万钧，五雷轰顶。那时，官僚特权的宫殿将被轰塌，贵族阶级的统治将被摧毁。富豪的庄园、别墅，也将同大地一起震荡！贪污、腐败、娼妓、赌博、流氓、毒枭，一切污秽的东西，都会被我的闪电雷鸣轰掉！我是火，我是剑！我是火，在黑暗里。用我的生命指引着革命的道路。我是剑，在战斗时，用我的身体冲锋陷阵，一往无前！

1948 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 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 月30 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 月1922 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与同学们的谈心，告诉了大家。5 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

美国在1948 年2 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 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

5 月4 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 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三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

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我接着又说：“他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20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 年5 月19 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我的学籍。在我被开除后不久，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像滚雪球一样，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党又组织全市学生，在外滩举行游行示威。顾志刚出于我的安全考虑，怕我万一被国民党抓了，放不出来了，就让人来向我交代，不要参加游行，只可旁观。这之后的一天，顾志刚来跟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已看过许多革命书籍，对共产党也有了认识，虽然有参加党的愿望，但是我没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顾志刚是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地下党一个个高高大大的，威风凛凛，年纪也很大的，比我大几倍，顾志刚与和我年纪差不多，与我想象中的地下党实在相差太远。而且，每次在运动中，他在后头出出主意，我是冲在前头，讲得比他还多，表现比他还勇敢，我被学校开除过，他也没有被开除。还有，我那时自己组装并听短波收音机，经常给他讲我听来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看过《共产党宣言》吗？你自己搞的共产党吧？共产党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组织的，它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他笑了，说：“是的，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我说，共产党要有枪的，你有枪吗？没枪。没枪你怎么是共产党？我还想有个枪呢。

我看了毛主席的书，枪很重要。你没有枪，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顾志刚第一天没有说服我，第二天还跟我谈。我跟他说，你知道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吗？你知道列宁批判马尔托夫随便组党吗？共产党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像马尔托夫那样胡乱组织共产党是不行的。顾志刚那时还不知道马尔托夫，就被我说得没有话说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实话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我是学校共产党小组的组长，入党一年多了，“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21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见他的领导人。他说，那要入了组织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产党员，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再多了。后来何世和来跟我谈话，跟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发展历史。还说，共产党有白区，有苏区，白区的党组织后来被破坏了，毛主席又叫恢复。顾志刚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是有组织的，他不好跟你讲。何世和在理论上比顾志刚高，是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壁报上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写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黄星面对面地斗争，我很相信他。我问他：“你真是共产党啊？”他说：“真是的。”我那时认定，凡是共产党都有枪，就说：“那你能不能证明啊？有枪没有啊？”他说：“我们能有枪吗？我们不能带枪的。毛主席讲的，我们不能随便发动暴动，在白区一般情况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讲合法斗争。他还说刘少奇有论党，那里讲了在白区要进行合法斗争。我听何世和讲的都在理，想了半天，觉得他这个共产党应该是真的。

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说，你应该相信顾志刚，他是组长，是你的发展人。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的比顾志刚多，而你当组员他当组长呢？”他说：“我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向一个女同志泄露过党的机密。你入党后不能随便说话，泄露党的机密要受处分”。我同意入党了，顾志刚很高兴，就要我用米汤写一个入党报告，把我的姓名、经历什么的汇报上去。他后来领着我一句一句轻声地说，“我志愿参加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永不叛党”等等。都说完了，他说，“这就是宣誓。”就这样，我入了党。我要求见领导人，他说要等上面批准我接关系后才能见。那时我离开浦东中学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能在浦东中学过组织生活，只能等我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接关系。

我的关系实际是1948年10 月在中华理科接上的，党龄是以接上关系开始计算，所以我入党时间较早，接关系较晚，我的党龄是从1948 年10 月算起。我入党后还没接上关系，顾志刚就要我到浦东中学去发展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入党。他叫钱宝瑾，与我关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东中学开除的，名气比顾志刚的大，浦东中学一些进步同学认我，以为我是共产党。钱宝瑾接受了我的发展，在8 月入党，并马上在浦东中学接上了关系。钱宝瑾解放后当过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后来在公安局政保处。文革中，徐景贤准备让他进入公安局领导班子。1968 年初我出了问题，他因为是我发展入党的，就也遭受审查。一审查，他是八月份入党的，比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还早两个月，他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就被派到区里当民警去了。我1986 年从监狱中出来后回到上海，与他再次见面，现在他也还来看我。

1948 年8 月在我发展钱宝谨入党后，顾志刚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报考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简称中理，这个学校原址在今徐汇区安福路22上），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说，中理虽然规模小，但学风好，在上海颇有声望，校长曹凤梧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他主张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一边开办纺织厂，一边创立了这个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地下党员，现在派你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瞿云宝一块进校，那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工作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争取用两个学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储能中学那样的红色堡垒。我说我是被开除的，没肄业证明，怎么报考呀？他说那个好办，过几天何世和会给你安排好。过了几天，何世和果然就来同我谈办证书的问题。他说，地下党正在想办法给我开一张中学肄业证明书，要我改个名字。这个我懂，因为上海中学生都要往市教育局报名单，一查档案，戚本玉是浦东中学开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学不改名字不行。那时候我正看鲁迅的小说《理水》，它是写大禹治水的，说大禹带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大禹使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何世和说：“把戚本玉改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两个字都改了，我告诉他戚家是山东的大家族，本字辈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个字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何世和给我拿来一张写有戚本禹名字的黄色土纸做的肄业证书，学习时间为一九四六年，是国立九中的，上面有国立九中的图章和校长的印章。我从来没听说过上海有个国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问，何世和都给我做了解答，还说“四川的地下党跟我们说了，国立九中从重庆向南京迁移时，船破了，档案都丢了，查也查不到了。这个证书不是随便开的，是按照一个认识的国立九中的学生的证书复制的，图章也是照它的样子刻出来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很执着于真假，还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时对敌人也要做点假。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可是，没有这个证书，我又进不了学校，就只好将就了！何世和还叫我抓紧时间找些旧报刊，看看重庆的情况，以防万一有人问起来，可以接上几句，但他告诫我尽量少谈重庆，免得说漏了嘴叫人起疑。我拿着复制的国立九中的证书进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我那时认为，中国最理想的领导人就是大禹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真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对大禹的评价更高，说大禹是比孔子还伟大的圣人。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是符合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1948 年9 月底，顾志刚通知我，第二天课后到跟我同去中理的地下党员瞿云宝家开接关系会。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下了课即与瞿云宝一起去他家。来接关系的人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张效浚的领导人是张本，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张本上面就是市委书记刘晓、潘汉年等。文革中张本在国家科委担任副职，造反时我支持过她。我出事后，她和张效浚都受我23连累，长期被审查。我和瞿云宝都进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个地下党员，党小组长是由上学期就在中理的刘伯瑞。

这个时期地下党工作就比较好做了，许多学生愿意听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消息，并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策1948 年11月东北解放之后，国民党的败象毕露，地下党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组织的读书会、同学联谊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在会上讲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讲栗裕击毙张灵甫、讲林彪解放东北的故事等等，同学们都爱听，都希望共产党打胜仗。不到半年，我们就壮大了队伍，发展了施克俭、张惠康等同志入党，在学期末使学校地下党员增加到六名，读书会的外围成员十几个。校长曹凤梧见我们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籍，组织各种进步活动，怕我们影响学校教学，便进行干预。他听说我是领头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长室，很客气地邀请我下课后到他家吃午后茶点。校长请我去他家吃午后茶点，这是很高级的礼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下课后我带了一个地下党员同去他家。他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国立九中的。我刚要解释，他就说，不必说了，你是个好青年，聪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丢了学籍。我女儿也同你一样，在南模女中闹学潮，学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学籍，调到男中去旁听。其实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只是国家怎样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现在就是好好读书。我也知道国家当前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国呢？唯有科学一条路，希望你好好学数理化，将来搞工业。我的理科中学就是培养工业家、工程师的。我还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我可以免除你的学费，将来保送你上大学，我在外国还有些关系，大学念完了，还可以送你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回来到我的工厂当工程师。将来这个工厂就归你们管。你给国家发展工业，好不好？

我听了校长这些话，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更想争取他。但是，我没有成功。我记得我们谈到后来我低声跟他说过，难道你没看见国民党的军队用水龙头冲学生，没看见国民党的特务用钉了铁钉的板子打学生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不好，我们能好好读书吗？我还提议跟他达成一个协议，等推翻了反动政府，我们都帮他去发展工业，现在他不要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但遭到他一口回绝：“那不行的，我的学校都给你搞乱了，学生一天到晚都听你们宣传。”这位校长兼实业家，解放后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当了市政协委员，对共产党的事业一直很积极的，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

他的另一个女儿曹子方是解放后南模学生自治会主席，1951 年曾作为新24解放区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给我带来过他父亲的问好。对这样一位坚持科学救国，后来又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进步人士，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终认为，曹老先生和众多和他一样坚守科学救国理想的人，虽然都很值得尊敬，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巨大的变故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却不能解决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的进步问题。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革命比科学更重要。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1949 年初，上级党组织提出，由于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的名校，社会影响很大，必须要调一些地下党骨干成员进去加强党的力量，让我和瞿云宝报考插班生，进入南模。同时，由于郊区真如镇市立中学那里是解放军从铁路线进入上海的必经之地，让我们的组长刘伯瑞去真如中学开辟工作。这样，我们原来在中理的三人小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实际学习工作了一学期。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红色堡垒，但已为地下党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础，新党员张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党工作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新的中理党小组为迎接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

解放后中理收归公有，改名黎明中学，成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现任上海第一书记韩正就是黎明中学毕业的。刘伯瑞进入真如中学后，把我初中时的进步同学郁文杰发展入党，很快就在那里打开了局面。真如中学党小组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劳苦功高。在南洋模范中学，我们的领导仍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区青委的领导是钱其琛，即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那位。那时南模已设立了党支部，男中有六个党小组，女中有一个党小组，都归张效浚领导，党支部书记是高三级的地下党员王纯亨，组织委员是我，宣传委员张晔（女）、杭天禹。另外还有一个党团小组，是做学校社团、校方领导工作的，由张效浚直接领导。

这时，我受命于张效浚，负责南模两个党小组的联系，并暂时联系中华理科和真如中学的党小组，不再做直接的群众工作，在政治上也完全以中立面目出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组织示威游行都很容易，但上海地下党接到中央指示，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搞隐蔽斗争，保证进步力量的安全，因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解放以后需要大量人才，不能让我们的人才都给国民党抓了、杀了。1949 年春节后，淮海战役结束了。下一步是渡江问题。领导讲，跟国民党谈判，肯定成功不了，我们已经把部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渡江。果然，国民党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蒋介石不让签字，李宗仁也不肯签25字。刚广播了不签字，第二天，解放军就渡江了。

那边渡江，这边我地下党就组织人民保安队，准备迎接解放。人民保安队的徽章、袖章发下来了。支部书记和党团小组长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我是学校保安大队中队长之一，负责我们学校和周边地区的安全、秩序，责任区从天平路到宋庆龄的故居一带。我们要防止特务活动，还要防止抢劫、破坏和流氓活动。上海地下党给黄金荣下了命令，不准他们青帮小兄弟在解放军进城时闹事。所以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抢劫、破坏这类事情。张效浚还布置我们派人去徐龙区南面调查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碉堡数量、配置，要我们秘密画地图。我们不懂军事测绘，但还是去做了调查，也画了些图，并调查了国民党、三青团等机关单位的名称地址，都送上去了，后来派上用处没有就不知道了。1949 年5 月，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垂死挣扎，几次大规模搜捕进步人士。地下党事前均能得到消息，预先防备。消息来源之一，就是高中三的地下党员顾慰庆。顾慰庆的父亲顾毓琇是国民党中央要员，在国民党里很有点权威，当时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长，家是住在一个高级公寓里。他不知道我们把他的儿子发展为地下党员了。顾慰庆在家里听到国民党要大逮捕的消息，就报告地下党。另一个消息来源是陈立夫的侄子。陈立夫的侄子也是地下党员，经常跟地下党报告情况，都很有用。按国民党宣传，陈立夫是比较艰苦朴素的，但是他的公馆也是相当豪华。他侄子就住在公馆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顾毓琇的儿子，陈立夫的侄子，家里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的，可他们宁愿跟共产党走。现在呢，有些共产党的子女竟希望变成豪门贵族！这真是叫人不胜唏嘘！每次大逮捕时，我们就通知学校的地下党员晚上不能睡在家里，一些地下党员就躲在顾慰庆家里，顾毓琇是国民党要员，没人敢来搜查；还有些地下党员躲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公馆里（现在复兴西路的玫瑰公寓），和陈立夫的侄子呆在一起。其他学校来不及躲避的地下党员有的人被逮捕了，不经审讯，就被捆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遇难者中有与我们打过交道的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穆汉祥等人。国民党当时开着坦克冲进学校，叫学生排好队，拿着档案，对着照片，一个一个搜查辨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看到，反动派可以开着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许多市民也都亲自目睹过这一场景。临解放那天晚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南郊了，我们怕国民党临时来抓捕，住在天平路一个弄堂里面。

5 月25 日凌晨，听到外面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有人说，是不是解放军打进来了？我说打进来会枪声更大。但我判断错了。解放军一进来，刚打几枪，国民党的军队掉头就跑，鸟兽散了，哪会有什么很大的枪声！后来有个党员悄悄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解放军打进来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戴着帽子，胸上有个牌子写着“中国26人民解放军”。我问他看清楚了没有，他说看清楚了。我就说，那我们赶紧出去。我们出去，部队还在那儿前进呢，真都是解放军！我们给他们打招呼，欢呼。他们也跟我们打招呼，摆摆手，继续前进。我们跑着回了学校，那时天麻麻亮，我们通过电话集合人民保安队的同学。

很快，来了几十人，张效浚也马上到学校了，他布置任务：维持治安，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解放军经过时向解放军欢呼，喊解放军万岁。我和地下党员按原来的组织体系，组织起保安队，出去欢迎解放军。同学可积极了，拿着个小旗，带着袖章就去了。钱其琛是我们区青委的领导，不久就来对各学校保安队的工作进行视察。后来他说：你们南洋模范搞得不错，有个女孩，看见解放军就欢迎，同时向从家里出来围观解放军的市民进行宣传，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解答群众的疑问，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钱其琛说的这个女孩就是女中党员张晔的部下姜保年。由于解放后很多事情要依靠学生党员去做，上面从解放区派来一个叫李昌的同志办学习班，对学生党员进行短期训练。我参加了这次短期训练，时间一个礼拜，收获很大。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领袖，当时是上海团市委书记。他跟我们做报告，讲青年运动，讲城市工作，并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都很忙，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南市是个最复杂的地区，地下党的力量小，接管警察局的军代表要我们派个家住南市的党员学生去帮忙解决一些群众纠纷。我家住南市区，组织上就叫我去。军代表派了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我去了就配合解放军处理一些群众打架之类的事。闹事的人听不懂解放军的话，我当翻译并帮助调解，告诉他们要听解放军的话。问题都一个个解决了。

1949 年7 月，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就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上面来指示，说建国需要大批干部，中央要上海各学校调人去北京学习（北平正式改回北京是在两个月后的1949 年9 月），南洋模范要去三个人。上海各个大学也要去人。徐龙区青委张效浚等负责人决定，南洋模范派我、秦亢宗（原地下党党团小组成员）、姜保年（女中部党员）三个人去（秦亢宗后来是杭州大学教授，姜保年后来是上海民进大学校长）。那时候我们还未脱产，没档案，南洋模范党支部从区里拿来三张表格，一人一张。我们填了表，带上区里开的信，到市里换信，再到华东局（当时的华东局在现在的福州路江西路交叉口）开了到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部的介绍信。第二天我们三人在华东局汇合其他学校的同学，一共十几个人同行。我被指定为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去火车站找军管会安排车次去北京。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来，有时候扔几枚炸弹27炸铁路。我们坐的车开到南京，遇到国民党飞机又来炸铁路了，就开到支线一个隐蔽地方停在那儿。列车员来告诉大家火车要等到晚上才能开，想玩的可以去玩玩，记住车停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我们分别去了夫子庙、玄武湖，玩了大概不到半天，天还没黑，怕误了车，就一起回来了。天黑后，车就开了，后来再没有碰到飞机轰炸。清晨火车开到了淮海战场。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时，我们每天听新华社的短波，盼望着解放军打胜仗。我知道在这次大决战中，死难的烈士不少。火车开过明光时，我看到了被炮火破坏的房屋、桥梁，还看到在绿色的田野中有许多新土堆，我想那大概是打扫战场的人为死难烈士堆的坟墓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敌人横行霸道，我们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它是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啊。看到眼前快速略过的座座新坟，我心情不能平静，就在本子上写下了一首《淮海战场巡礼》的稚拙小诗，来纪念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捐躯的烈士。

你们是一团滚动的火，
在大雪飘飞的寒风中，
从北向南，
为祖国的自由，
拓展着疆土。
你们用鲜血和生命，
与敌人搏斗。
你们战胜了敌人，
自己也倒在解放的土地上。
把自己的躯干，
化为鲜花、五谷。
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留下遗嘱，
却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之光，
为后人，
指引着前进的路！

第三天早上九点多，火车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后，我们就去了当时在御河桥的团中央。团中央的接待干部告诉我们，劳大即中央团校，在河北良乡（现属北京），并安排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又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赴良乡。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到了良乡，与在那里接站的中央团校的干部韩彬会面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团校第十七班，这是为上海、杭州的学生专设的班级。北京、天津的学生分在十五班，著名28作家王蒙就出在这个班。其他省市亦有自己的班。中央团校的学习期不到一年，课程是三门：哲学、经济学、党史。另外还学习建国方针、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青妇运动史等。教员很多，名家亦不少，著名的有艾思奇（哲学、社会发展史）、孙定国（党史、哲学）、田家英（党史、毛泽东思想）、薛暮桥（经济）、狄超白（经济）、陈家康（国际形势）等。讲课的方式多是讲大课，一千多人坐在地上，教员站在台上讲，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彭真、王明、毛岸英、邓颖超等也来过。毛岸英替苏联客人做翻译，还应大家要求讲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来我进了中南海，去瀛台散步时，又见过他几次，听他讲在苏联的见闻和土改的情况。他对人挺谦和，大家都喜欢他。

1949 年9 月30 日，团校学员从良乡坐火车进京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大典当天，全校师生由仪仗队率领，按班次进入广场排到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后面，等待大典开始。我因身材高大，被选为仪仗队员，每两名仪仗队员共执一面大旗，轮流休息。古代名将韩信参加农民起义军时，初职“执戟郎”，我这大概可叫“执旗郎”吧。在大典当天的中午时分，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虽然在远处并不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但还是既高兴又激动，又喊又叫，又踮脚向上跳，想看得清楚一些。我当时只是个十八岁的青年，能参加这样的盛典，毫无疑问感到是一生的幸福。大典正式开始后，先是鸣礼炮，升国旗，接着是毛主席讲话。这时全场突然沉静下来了，谁也不喊叫了，生怕听漏了毛主席的话，而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静谧的广场突然又如雷霆般爆裂！高兴呀，喊叫呀，欢呼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女同学还哭出了声来。在阅兵游行的时候，大家喊万岁，喉咙都喊哑了。毛主席也喊“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万岁”。人民原来也可以万岁呀！这真是旷古奇声！马克思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1949 年10 月1 日是中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1950 年，中央团校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习，因为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新生共和国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不能等待学员们按部就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我们纷纷提出要见毛主席。团校校长向中央反映了我们的请求，中央竟答应了！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年轻人有多么殷切的希望啊！四月的一天，我们列队赴中南海怀仁堂，在政协委员们开会的地方坐下来等待。突然聚光灯一齐打开，毛主席从主席台旁走出来，红光满面，笑着向大家招手。我想，那一刻，在场的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为这样近距离见到亿万人民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我们班级的女党员曹炎等人，代表团校师生向毛主席献上用红纸写的致敬信。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我们其他人是又高兴又羡慕。毕业典礼完毕不久，大家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29的歌曲，告别了中央团校，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和几个学员奉命去中南海报到。
第一章 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 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 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30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1950 年5 月4 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

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 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

那年我19 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另来的材料也说8 个人】。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31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 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政秘室大约是1949 年8 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 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32

1945 年10 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
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 年5 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 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 年11 月去苏联治病，1950 年1 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

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 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33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

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 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 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

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

1949 年底1950 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35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
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 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 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毛主席XXXX 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 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 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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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1957 年山东的书记李X 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
第2 章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图书

2.1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国形势的重要途径。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的报纸、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都送到中央来，他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亲自看，就让田家英、彭达彰他们看了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他看。他们二人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一多，也看不过来。我们新生力量一来，他们就分配给我们来看，我们看了摘编好内容，再由他们送给主席。所以，我进秘书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给毛主席看的报章内容摘要，原则上是要选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当时也没个标准，我去请教从老区来的老同志，他们也都是凭个人感觉。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头版头条最重要、省委书记的讲话和报告最重要。所以他们给主席送的往往是报纸的第一版的内容。我在上海呆过，连蒋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样文章。我刚进中南海，当然还没有觉得地方领导的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是觉得那些报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过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东西呈送。

1950 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历史上的淮河流37域曾经河湖交错、沃野千里、富饶美丽，宋代诗人秦观在登泗州城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阳间。林梢一抹香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1194 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黄河水侵入淮河。自此开始，淮河就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明、清淮河水患频仍，封建政权治理也不见有实际的效果，到了民国，还多次发生重大水患，上千万人遭难。没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淮河就又发生大水灾了。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 年７月２０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1950 年10 月，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响应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号召，开始具体组织实施淮河治理。1951 年5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从上学开始直到进中南海工作，一直都爱看新书，阅读面比较宽，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贫寒，自小对农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对农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认定搞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我在上海时还看过苏联合作化、集体农庄的事，虽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合作化就成了个全国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苏联是那样，我们中国也会是一样的。因此，各地报纸上只要是关于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应该摘录一些给主席看。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一些老区搞合作化比较早，1950 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它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搞了变工队，以后又搞互助组，现在又搞互助组走向合作化。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从中可以看出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关心，对合作化、对集体化多么重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画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注1】，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画圈。秘书室当时一共大概三十多个人，开始都是见习秘书，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就几个，大多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高才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有个韩瑞定，个子不高，燕京大学毕业，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38大利以及某东欧国家等五、六种外国文字，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这些大学生喜欢选摘“文学”、“小说”、“音乐家的故事”之类的东西报告上去，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席对那类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如这个姓韩的大学生，他摘选波兰大音乐家肖邦的恋爱故事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奇闻轶事给主席，主席看也不看就原样退回。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

一次彭达彰给我们开会，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彭达彰还要我给他们大学生传授经验，我年纪比他们还小，实在也讲不出什么经验来。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

比如，有个过去的名人，现在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俏皮，我看到后觉得这个名人的意见、想法有内容，主席会关心，就送上去了，结果主席还真看，看了就划圈。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有的人当然就不服气，说：“你送的主席都看，我们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么不看呢？”其实这里面没有啥复杂的。

我这个人就爱琢磨，从小见到无线电，觉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捣出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很多同学都听不到的无线电节目，同学们奇怪，戚本玉（那时我还不叫戚本禹）怎么知道那么多？现在，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里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

所以，主席都划了圈，有的还点点划划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划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种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还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39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不妥!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新华社前身是1931 年在瑞金成立的红色新华通讯社，在成立的当日创办了《参考消息》油印小报，专门摘编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一些国外的消息，给中央最高领导参考。进城后《参考消息》更加兵强马壮，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书，也是《参考消息》编辑组的组长【注2】。

《内部参考》那时一直仅限党政军高级领导参阅，而且是比《参考消息》密级还高的一个中央最高层参考读物，后经过完善就搞得跟一本杂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约100 页，到1955年前后更成为一个很定型的内部读物。《内部参考》一诞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们秘书室搞的那些报摘是专门给主席一个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对红卫兵的油印小报很感兴趣，曾专门叫“一组”的人给他收集各种小报。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历史关注的。

2.2 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我搞的那些报摘主席都看，田家英开始重视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谈话，他说，你理论问题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点，你来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吧！就是给毛主席做书童，主席要看什么书就给他拿去，主席看过的书退回来要整理好、上架，要借书就到图书馆去借……。田家英是领导，他发话了，我也不能不服从。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本来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儿。但我当时没当回事儿，还觉得受了轻视似的。心想，给毛主席管书，就跟过去管御书房似的，也还行吧。这个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院长陈伯达一般都不去，蔡沫实际管的是院长的事儿【注3】。

从这就能看出，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管毛主席的图书的，而我开始还瞧不上这这工作。实际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作重要，什么工作不重要。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图书都是从延安开始慢慢积攒下来的，最早只有几个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只有五个小书柜，摆起来不足一面墙，一些重要的书一般要锁在箱子里。我对所有书都很有兴趣，每本书都翻，几乎把40主席看过的那些书看了个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党内读书最多、也最会读书的人。党内没有一个其他领袖是像毛主席那样认真读书的。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从第一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出的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

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较少。应该说《资本论》第一卷，毛主席精读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读的。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恩格斯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这些已经发表过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苏联的两本政治经济学，主席不仅看，而且找邓力群、陈伯达、田家英他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以后，主席有很多批示。这些批示现在由邓力群整理出来了，五大本。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现在有人说他没有读过经济学，那是胡说八道。他不读经济学，能搞得出来那么多东西吗？批评他的人，读过经济学吗？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吗？中央文献出版社应该把毛主席批示《资本论》的全部影印出来，驳斥那些说主席没看过《资本论》的人。

还有《左派幼稚病》这本书，彭德怀自述里说，主席都翻烂了，然后送给彭德怀看。这本书后来哪去了？康生也看过这本书，他说：“这书大概给彭德怀吃了，找不到了。”有诬蔑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不看科学的书，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中央委员里，除了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读那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在文革中）陈伯达经常一讲完话就喊一个口号：“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评他说：“谁叫你们一天到晚老歌颂我呀？你这句话就不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光焰无际的东西，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无际的，你怎么还能超过宇宙呢？无际的，没有边际的，我们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讲一句话，讲个思想，怎么能无际呢？怎么能超过宇宙呢？”“光也是有际的，不是无际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是曲线运动。而且光也会弯曲，会弯曲就不能无际。连光都不能无际，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后，就被别的更好的理论代替了，怎么能无际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阳最后都要毁
灭，多少亿年以后就没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真是这么讲的，光真是曲线运动，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们讲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光不是无际的。还有，氢弹爆炸后，毛主席给我们解释爱因斯坦那个质能互变公式，讲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通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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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人讲那个理论，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讲的那么通俗易懂。讲质量与运动互变，质量重了运动就慢，质量轻了运动就快。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公式时，总理还在，总理也懂，还能做些补充。所以我说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读书都读不到毛主席这个程度。我就没听刘少奇讲过自然科学。当然，总理是很懂自然科学，至少比我懂。毛主席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他也阅读非常精到，光是对它们的批注，现在出版了，就能当一本古典文学评论读。他那时的藏书里面还有一些外国文学，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都有【这后面提到有本《毛腾记》，说是旧版的小说。这本书我不知道，是霍桑的？还是谁的？或者是中国的？】。他看没看托尔斯泰，看没看过《复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要没看，怎么讲呢？有人挑剔说毛主席不读外国文学。这些不是外国文学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国文学专业的，他要指挥打仗，要领导建设，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那时已经看这么多西洋文学和俄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马列，尽读二十四史，尽读古代的书。这是胡说八道，单凭他那时读过的书就能证明。他总归是比批评他的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学的，你看过马列吗？你像他那样研究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吗？你看过爱因斯坦吗？毛主席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阅读这么广泛，就算全才了，共产党领袖里还有第二个吗？没有！而且毛主席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他把看书与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看书里吸收理论养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再创造出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讲怎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马列没讲过的。苏联革命是城市暴动，那农村暴动怎么搞？在工人阶级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么搞？毛主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还觉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适合他们的情况哩！我觉得，光凭这个革命理论，毛主席就把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有一次我问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林克说：“主席除了开会、写东西、和中央委员商谈问题之外，整天就是看书。吃饭很简单，几分钟就吃完了；平时讲话很少，除非是跟群众在一起；跟我们说话不多，有时候休息才跟我们说说话；跟服务员很友好，但也不多说话；跟江青说话都很少。”林克还说：“主席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他是边如厕边看书。”我那时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规矩，但现在也不后悔。我把毛主席看过42的书、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来。我先去买同样的书，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线装的，我就去买来；有的书，主席看的那个版本我实在找不到，就找类似的版本。然后，都按照毛主席的读法去读，毛主席划一个圈，我也跟着划一个圈。我这样抄写过的书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人写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几个旧书店才淘到同样一本，拿回来就照毛主席的书抄他的批语。一本李达的《哲学大纲》，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学选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边看边抄下来了。另外，像《聊斋》、《西游记》、龚定庵《笔记》，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语，我也照抄下来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毛主席批语说那是空想。我没有买到一样的版本，就找来类似的版本，一页一页地抄下主席的批语。

这些书我1968 年出事后都被抄走了，我1986 年从监狱出来后，有些退了回来，有些没退回，没有退回的，估计也是读书人拿走了，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了，而《聊斋》、《西游记》、《乡村建设理论》就还在。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给买的，有的是书店送来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凡是叫我去买的，我都要买两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看并用来抄写主席批语的。给毛主席管书是一个大学问。那不仅仅是保持书的干净、整洁就行了，而是还要进行分类、修补、修复。这些我那时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图文并茂，毛主席看过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过。主席曾经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卫战士一般不懂爱惜书，看掉页了，能给塞回去不丢就不错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爱惜却不周，就破散了、掉页了。我想，这书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须用结实的东西钉牢它。订书钉又钉不透，想到有的书是铁丝装订的（没想人家那是用机器钉的），我就也想用细铁丝去钉牢它。我到外面买了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锥子和铁丝，锥两个洞，用铁丝给钉上了。钉了以后没检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给钉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纸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纸贴上，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虽然那字不太雅观，但我还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来一翻，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我说：“这书破了。”他说：“破了也不能这样钉呀！铁丝钉，一有潮气，几天就锈了；纸张被这种铁丝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页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而且你这“西行漫记”四个字也写得不好，你得找个书法家，字写得好的，写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书现在又是铁丝钉，又是浆糊粘，翻还翻不开，字也压上了，这样还怎
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实在是个劣等品，脸当即就红了，连忙说：“做坏了，对不起。”田家英说：“你不懂，先来问问我呀！这是毛主席的43书，咱们都得爱护！” 随后他就去找来一个姓洪的、会针线活儿的大姐来，吩咐她先去买来丝线，再把我用锥子戳出的洞抚平，然后把厚书拆薄，用针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丝线在边上绞一个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层胶……。都完了，他又找来书法家陈秉忱，在书面上和书脊上都规规矩矩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才放到书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过来，要田家英马上送朝鲜的地图过去。可就在这个当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喝酒。我和他一个办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时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帮他挡着。我那时知识太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挥打仗用的军用地图，就把办公室的朝鲜地图和一张有南北朝鲜分界线和美军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图，一起送过去了。后一张图是我从一本美国分析朝鲜时局的书里搞下来的。主席拿到地图，说不是要这种地图，要军事地图。一问，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张小地图留下了，让警卫把大地图退回来了。警卫回来说，主席要的是军事地图，不是这个地图。我知道军事地图就在军委总参里面，但军事地图是机密，我级别太低，谁也不认识我，打电话过去不管用。那时没有手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到应该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处，就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们打电话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说：“毛主席要朝鲜的军事地图，我找不着，我送了一个地图去挨了批评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他说：“哎呦，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给军委打电话，马上叫他们送来。送来后，你马上送主席。” 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

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

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44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 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
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主席读书》的书。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1：李顺达，申纪兰搞合作化事迹扼要（后补）

注2：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3：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45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庐山会议的时候【哪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

第 3 章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中国红旗网 作者：戚本禹 发布时间：2016-05-13

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我丢掉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 ，具体是做校对和收发。

毛主席在 1949 年 12 月底到 1950 年 2 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的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搁浅了，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参加编辑是不行的。

抗美援朝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1951 年 2 月底、3 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我当时弄不懂，编辑《毛泽东选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么，为什么还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诉我说： “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编辑《毛泽东选集》这个事，不仅牵涉到我们一个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级的人物才能出选集。谁出选集，要是没有斯大林的同意，那会有很多问题的。 ” 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实际存在过的矛盾和分歧。他还说，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 ，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当时毛主席说： “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对理论缺少研究，特别是我的几篇哲学著作，当时是写了提纲，作为讲义和大家讲的，没有在理论上严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我们缺少理论干部，你们是不是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 。

尤金是个理论家，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 。他曾专门把《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主席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 1950 年 12 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 《真理报》同月发表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自那时起，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在实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实践论》 、 《矛盾论》这些哲学著作，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就都要经过尤金审查。他来后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感到这个人的确水平很高。他说，他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惊，毛主席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马列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但他不认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他强调毛主席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但中央并没有设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既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员，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兼职的，凡是给“编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颐年堂和静谷连接处的转角上，十几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外间的桌子就是“毛选出版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虽说是主席的秘书，但都担任着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还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所以这两个人平时一般是不来秘书室的。 《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后，这五大秘书中，叶子龙因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行政秘书江青，因为解放战争中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顾毛主席生活、协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很差，虽然 1949 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 7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 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剩下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战的口号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乔木改的东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陈伯达改的多。不过，陈伯达在《矛盾论》 、 《实践论》这两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乔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陈伯达修改的地方、提出疑问的地方，比胡乔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记得， 《实践论》上有一行字，主席原来引证的马列著作是旧的译文，陈伯达把旧的去掉了，换上了新版的译文。毛主席自己改过的稿子，别的先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去印，而《实践论》是专送陈伯达看，陈伯达看了再交给田家英印。所以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主席的一个助手。

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个《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编目，它与后来的实际编目差别很大。当时各解放区都分别编印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小册子。 “编辑委员会”经过比较,发现东北局编印的最为完整，就采用了东北局的版本为基础。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排版的方法和东北版本都差不多，连字体大小都差不多。这说明《毛泽东选集》没有完全摆脱东北版本的影响。邓拓主编过一个晋冀鲁豫版的《毛泽东集选》（张春桥当年参加过这个版本的编辑） 。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是采用了晋冀鲁豫版的。所以，邓拓对《毛泽东选集》是有大贡献的。

编排目录出来后，就送给主席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看，也送给几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看，其中包括任弼时，让大家提出增加和删减意见。任弼时开始还看送过去的编目，后来因为病得很重，对送过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给回应了，所以任弼时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编目上画圈的重点文章都还要送尤金看。

根据目录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对后出清样。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是印出来了，但它不是原件，我们还要去档案馆，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对。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都是发表在 20 年代的《向导》杂志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向导》 ，就要到那里去校对。田家英还特别交代，这些东西年代久了，纸张都很脆了，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档案馆去找到相关文章对照原始文件校对。我发现，东北局的版本和《向导》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动的字和标点还是东北局的改得对，原稿上是错的。可见当年编辑东北局版本的同志还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冈山的斗争》 ，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手稿，只是当时的记录，主席在记录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军事电报是主席亲自写的，我去找文件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类手稿。

清样出来后，一份给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校阅。胡乔木、田家英对清样看得非常认真，他们两人负责了对清样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从技术处理的结果来看，胡乔木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许多。一般情况下，胡乔木、田家英校阅好的清样，送毛主席审改后即为定稿。但有时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胡乔木、田家英写了一些。但是，凡专业性的注释则由党史工作者缪楚黄和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专家撰写。有些题解，主席看了不满意，就会自己重写，对注释部分，主席也改动得很多。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 ，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 ，带有讽刺的意味。

那个时期，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先分发清样给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当时他们也在秘书室，还是在中宣部？】 ，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开始校对。小屋子大小跟过去那个太监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现在一般办公室的 1/4 大，里面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一般情况是我念，他对，有时反过来，他念，我对。田家英抽烟，气味就在狭小的屋子里飘荡，我不抽烟但必须接受他的烟熏。所以，单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就觉得很疲劳，脑子也变得很迟钝，有时明明错的地方也看不出来了。我出错后，田家英就对我进行教育，说这个校对，古代人就叫它是校雠，就是要把错的地方当作仇敌一样，把它逮出来。 《毛选》是我们领袖的选集，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为了标点符号不出错误，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乔木编写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标点符号的规定”的文件，熟悉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标点” 。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 ，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

清样送给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动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校改了的部分。这个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没有发现的问题，再校往往会发现。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来的东西，没有改动了，才给大家传阅。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几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来，往往就是三十几遍。这样下来，最后定稿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没有什么错别字，没有什么错误标点符号，不像现在的书，随便都可以见到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自然要产生大量的作废的清样。这些废稿怎么处理？除了有毛主席亲笔改过的清样必须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动过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时，纸张很紧张，往往一张稿纸我们要翻来覆去地用； 《毛泽东选集》清样的纸张好，所以，里面只要没有毛主席的亲笔字，无论谁（包括陈伯达、康生、田家英）改过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给大家当草稿纸用。

《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 年 2、3 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 10 月第一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 年 4 月第二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 年 4 月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第四卷是 1960 年 10 月出版发行的，我没有参加这一卷的具体编辑工作） 。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 1937 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 ，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 ，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 1967 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 “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 “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我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

那时，主席吃饭也是食不知味，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先去写。所以，主席一餐饭常常是冷了再热，热了又冷。江青还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还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捣碎，弄得很细很细，送给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了。那个时候，一有人来找主席，江青就挡在门口，一些很大的人物来了她也不让见主席；人家还以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诉他们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主席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碰到特别解不开的困难了，会显得很烦躁，那时天气本来就闷热，主席一烦躁全身更热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给他擦头；主席手上也热得不行，江青就找来些凉的石头，让他握着用来降温。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 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注 1】 。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注 2】 ，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纳，性格比较软弱，她觉得还合得来，就和他好了。后来她发现和唐纳还是合不来，就在抗战爆发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投奔延安，几经周折终于在 1938 年到了延安。

她刚到延安时，有人赞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 ，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谈话，谈到很晚还不让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责问。那时，毛主席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后，王明才是延安妇女界的偶像人物，她们一哄而起，对王明的崇拜远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线连总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在整个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这样，江青还是看不上王明，还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为人宽容、大度。她说她是有幸嫁给了毛主席，换成别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 。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

江青还说，在延安康生对她这样一个小辈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后来一直是叫康生“康老”。总理当年对她也很照顾，不反对她和主席结婚。此外，当时贺龙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结婚的。还有一个李富春，他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也是保护江青的，他把江青入党的事都给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江青有什么困难，都找李富春。当时有人造谣说江青和党校一个什么人好， 江青听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儿去哭诉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李富春听江青诉苦后，马上找人了解情况。实际情况是党校一个人暗恋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和人家来往过。李富春又找到那个人，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不要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就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的话，要负担党的责任”（李富春的原话） 。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讲了。

一个从小就遭受压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正如江青所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所预测的东西都发生了，八年抗战，日本人被赶回去了。可是不久内战又爆发了。1947 年 3 月胡宗南领 20 万国民党精锐大军进军延安，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机关 3 支队与毛主席同生共死。当时，任弼时是 3 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导员。江青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卫、机要。可是，那些主席身边的人，像叶子龙、李银桥等等，都不把江青当回事，不听她的话。据江青说，她批评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向主席告状，主席只能是调和一下，要李银桥尊重江青，因为她是领导。那时，汪东兴有支小分队，是专门在军事上保护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东兴对江青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但后来她为这样的唯命是从复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 年就是汪东兴参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的政变，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来了，我是很气愤。如果从个人恩怨来说，我完全可以像金敬迈【注 3】一样把江青大骂一通。但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其他，就凭她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把主席照顾得那样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为《毛泽东选集》做校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全部人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工作关系上来讲，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陈伯达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但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是，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时期，甚至比上几年大学还有用。人是学而知之。毛主席写的那些个句子，不用懂句法，就会喜欢，喜欢就容易学会。谁要把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看他会不会写文章，保证他会写文章。所以，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

更重要的和更关键的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个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诗，他就可能变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诗，就可能变成李白的浪漫主义了。毛主席对杜甫评价很高，我也喜欢杜甫的诗，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东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欢田家英，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对主席的东西用过心，整理出来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风格。例如，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话，是田家英根据主席讲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语言整理出来的，是炉火纯青的主席风格。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 至 3 卷三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者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我以前就是爱看主席的书，还没有加入地下党，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 ，就服膺了毛主席，决心跟着他干革命，历史垂青于我，几年之后就让我做了《毛泽东选集》的校对。是田家英让我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所以，我一直视田家英为我的恩师。

注 1：周扬简介
注 2：廖沫沙简介
注 3：金敬迈简介及其骂江青的代表言论
第 4 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中国红旗网 作者：戚本禹 发布时间：2016-05-13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就在《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来信组当组长，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来代替。我服从组织安排，没得条件可讲。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 【注 1：黄炎培及有关信内容】 。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当时，按照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分工，像胡志明这样的兄弟党领袖给主席的来信，凡不是密码电报的，都是由秘书室而不是由机要室转呈主席。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 ，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大致时间？】 。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 。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 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 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1951 年 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这个是我查来的，这个报告不是年度报告，而是一个综合专题报告，也是以“中办秘书室”名义打上去的，但不是失业专题报告，批语也不同。不知道与戚老那个报告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其他联系？】 ：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 1951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15 年后的 5 月 16 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即著名的《516 通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516 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 8 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林伯渠？】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孟繁华整理稿中的说法是：这个工厂的书记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把工人生活困难、给主席写信的事儿，口头反映到主席那儿去了，可能中南海的有些人在石景山军管会待过，通过战友把话传过去了。特注，请戚老留意校核】 ，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住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 “牛金星” 、 “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 、 “进城赶考” 、 “不当李自成” 、 “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回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 “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 ”我说： “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 ”我真是认
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注 2：罗荣桓】 （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 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 “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 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注 3】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 “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注4：曹操借王垕人头的典故】 。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 。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 《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我 1950 年才 19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 《新唯识论》 ，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 《心经》的白话浅释， 《大悲经》的白话浅释， 《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学与佛教不同。孟繁华等的整理没有加区分，我这里做了一点处理，未必完全妥当。孟繁华稿子中的“白话浅识” ，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说法，我改为了“白话浅释” ，如不妥就改回。此外， “通俗演讲稿”原来材料好像说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华稿子没这样交代。我把前后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冲突。这些内容请戚老留意核准】 。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学究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 《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 ，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注 5】 ，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追就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
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 “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 ”田家英一听，说： “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 ，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 1955 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 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 ，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 “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杨尚昆知道了，就说人家给主席画画，实际是给共产党画的，这个钱由办公厅从办公费里报销，不要用主席的津贴，主席的津贴也不够。买什么礼品呢？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材料用了“后来杨尚昆知道了”这个说法，那么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贴， “后来杨尚昆知道了”再改用办公费用呢？还是一开始杨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没有用主席的津贴？】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 20 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 。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行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著。即使我自己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 XX 信箱，写上“XX 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 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了 XXXX 年中直机关劳动模范） 。但到了 1954 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础。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来说的是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是 1924 年 4 月 21 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 】 ，我在 1955 年 4 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 《人民日报》居然在 4 月 22 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 3 版登出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晚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

1986 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无语了。我一个 17 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 18 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注 1：黄炎培简介及其给主席的谈解决农民困难的信。
注 2：罗荣桓简介
注 3：黄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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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曹操借王垕人头
注 5：三一八惨案

（本章出现的人名很多，事件也很多，以上提出加注的只是其中几个）

第 5 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 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 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 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 1949 年、1950 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 ，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 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1】 。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 20 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 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 2：薄一波错误】 。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 。

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 3：对主席身边人的分类】 。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注 4】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 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 5：关于“你一个我一个” 】 。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 。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 ，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 （ “国际派” ）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 1977 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 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 1953年 6 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 “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 1977 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 。在这种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 （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 1955 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 ，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 1955 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西楼和居仁堂是一个楼吗？】 ，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 《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 “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 。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 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7：大树将军】 ，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
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

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 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 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 “两个务必”、 “进城赶考”、 “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 、 “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 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 ，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 1957 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 “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 ”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 “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 1968 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点王震的名如何？】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注 1：刘邦的苦衷:汉高祖 11 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刘少奇不会打仗，所以康老说毛主席自己留在陕北，让刘少奇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2：薄一波错误（后补）

注 3：我自己把主席对身边和党内、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敬重的，喜欢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主席叫她大姐，庆龄先生） ，如董比武（主席叫董老） ，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主席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林彪、邓小平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主席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叶剑英，还有那个许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却并不喜欢的。

注 4：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秩序论” （后补）

注 5： “你一个我一个” ，现在都说是陈云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陈云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主席当时也只能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揭发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陈云和那些不让高岗申辩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主席的判断错误。主席要是党内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没有像后来其他人污蔑的那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通过的，如“516 通知” ， “文革 16 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 6：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0 页， “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号。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 7： “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论功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佩服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主席 1966 年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967 年春，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 。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第 6 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新中国开头几年，因为毛主席没有离开第一线，走得是很踏实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到 1956 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大业初见曙光。

不料，1956 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 月 24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 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新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发生，国内一些地方就有跟风的。1957 年初，我国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小匈牙利事件” ，即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夺取电台、高喊“打倒法西斯” 、 “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 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解放才刚几年，一些党的干部就开始腐化变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高岗和更早的张子善、刘青山是暴露出来并遭受处理的，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遭受处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一些党的干部身上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也已经相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由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一些人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毛主席从来不怕问题、不回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 年 6 月 19日， 《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 ，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

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在页 641 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附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节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得问题》的重要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2]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3]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5]，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6]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7]，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8]，达尔文的进化论[9]，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0]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　于　节　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11]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根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第 7 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7.1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1956 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 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 5 月 15 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 ，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

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 民主运动” ，林希翎 5 月 23 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 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 “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 《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7.2 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 6 月 19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就在第 702 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 ，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 ，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 。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 。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 【王芳？】 （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 4、5 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 ”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 。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 ，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 20 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 “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7.3 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 “我叫崔英。 ”主席说： “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 “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 ”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 “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 ”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 “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 ”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 “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 “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 ”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 “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 “从宣传部调来的。 ”杨尚昆说： “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 ”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 ，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 ，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 ，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 “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 ” 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 “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 ”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 《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 ，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 《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 “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 ，请他们重新考虑， 《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 “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 ，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 “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 ”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 “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 8 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 1962 年 9 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 。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注释批语引述来源】 。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 “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 ， “而上级硬要试点” ，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 ；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附文：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 1957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 。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 5 月 23 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 “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 “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 “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 “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要搞真正社会主义” ，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 。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 1958 年 5 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有人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 ）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 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 ，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 “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 “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 。柳宗元则说： “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 ，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 。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 “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 ，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 ）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 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 。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 ，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十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 。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 （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

第 8 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 1957 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 1958 年 5 月才告结束。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毛泽东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他们的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在毛主席身边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秘书室在田家英主要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时候，设有三个科处理主席的信件并接待群众来访：一科管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外加北京；二科负责中南、西南；三科分管华东各省加上海。何载当权后，成立了接见科，增设了内勤与总务科【原材料没有这一点，只提到五个科的设立，而又说是六个科，且列出了六个科。故增加这一句以便衔接】 ，并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五科。这样总共就有六个科，各科具体负责分别是：

一科：分管东北、西北、华北；科长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长朱固，副科长沈栋年。
三科：分管华东（这个科的信最多） ；科长马芷荪。
四科：负责总务、内勤、收发信件；科长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沪；科长李公绰。
接见科：专管群众来访；科长吕澄。

所谓“八司马”是指八个科级干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为首，林克是牵头人。
林克，江苏常州人，1946 年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1949 年北京解放后进入新华社工作，1954 年秋开始担任毛主席英文秘书。李公绰，辽宁沈阳人，比我早八九个月进秘书室，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英两种外语，建国初为主席翻译过大量的日文信件。这个人很聪明，字写得很清秀。当时毛岸青每星期来两次教我们俄文，要求很严格，我是学不进，但他学得很认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了。那个懂六国语言的韩瑞定调到中联部去之后，他接替韩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长，后调五科科长，监管国外来信。

朱固，江苏沛县人，也是地下党。他原在俄文专修学校帮师哲管干部组织工作，因对俄文没有兴趣，而古文功底很好，处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确、复信得当，就调来出任二科科长（我 1966 年代田家英职务后，曾调他到我的办公室帮助工作） 。

马芷荪，上海人，到秘书室也比我早，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46 年在上海即参加了地下党，后来转到北京，领导是后来的北京市共青团书记汪家镠【注 1】 。

吕澄，山东泰安人，长的高大，北师大学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见科成立时，调他任科长。在“八司马事件”中立场坚定，不与何载、王刚妥协，被王刚称为顽固的反党分子。

王象乾，山东青岛人，解放后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原材料此处不清，写的是：解放后参加华北革命大学习】 ，1950 年初调入秘书室。工作认真、细致，收发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当选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

沈栋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学的地下党，和我一起从中央团校分配进秘书室。这个人党性强，工作积极，字也写得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欢他，把主席的故旧、亲友等的私人来往信件都交给他管。这些信统称旧谊，与各界名人来信一样的重要【注 2】 。

在“八司马事件”中，杨尚昆、刘华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总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江青对他很满意，说他在中南海不结交大人物，很懂规矩。毛主席也称赞他“不结交诸侯” 。他的组织关系在秘书室里，常来参加支部生活会，对人坦诚。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中文化。高中毕业生在他当时工作的西北局已经很难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给领导当秘书，提升很快。他跟刘少奇常有来往，很受刘少奇欣赏，1949 年就曾作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过苏联。他是 1950 年下半年调来秘书室工作的。一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专门去看望过他。他初来时也是一般秘书，归彭达彰领导，协助彭达彰工作。由于他是老干部，在他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彭达彰就分了一部分领导工作给他。后来，就也当了副主任，还取代彭达彰当了秘书室的支部书记。

何载掌权后不久，就调来了很多老干部。为首的叫闫草，是个地委级的干部，到秘书室管党支部。其余是：张殿科、程芝到一科；刘运到二科；袁林、马之江到三科；丛滋荣到四科；武允胜、方世郁、张一平到五科；王明宽、张道静到接见科。何载实际是要用这批人来取代原来的科长、副科长。这些人后来确实都是何载的依靠力量，在整风、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斗争我们“八司马”的骨干分子。

何载从西北局调来秘书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不了解。但他来秘书室，尤其当了秘书室的副主任之后，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很了解。这个人很骄傲，很自以为是，待人态度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骂群众，会上会下，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我也领教过一次。我把一个报告送给田家英（那类报告以前一直是给田家英的） ，何载觉得该先给他，就对我骂开了： “你长着脑袋干什么吃的？不会干就别干。你的报告不经过我，就给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实说，我自参加地下党干革命，还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还从没被人这么骂过。我也没有遇到过他这样揽权，还蛮横无理的领导。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他的确有意见，这决不仅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为他整个的工作作风、他对待下属和群众的根本态度。实际上，秘书室对他有意见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个。所以，1957 年 3 月在毛主席发表了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号召群众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之后，我们就酝酿给他提意见，由此爆发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内部讲话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众响应主席内部讲话精神，贴出大字报，给所在单位的党的领导提意见。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党校接受轮训，由于我是中办秘书室的，秘书室我经手的事情，别人搞不清楚，无法代我处理，我就要随时请假回秘书室处理事情。因此，秘书室同志们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什么态度，我就很清楚。我们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讲话鼓舞，也受到社会上大字报的启发，就在一起议论给领导提意见的事，主要针对的是何载。议论的结果，就是给何载写小字报，后来写出的小字报（不是大字报）就贴在秘书室的会议室。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1957 年 4 月 27 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之后刚好两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大字报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样是局部现象了，而是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对各自单位或者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中南海内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秘书室进行一人一票的群众选举，选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得票最高，但因为不是领导，只担任了副组长。得票比我低的何载担任了组长。

秘书室当时有田家英、彭达彰、何载三个领导，大家对何载的意见最多。3 月份，我们是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这时我就带头给他贴出了大字报。由于秘书室很多人被何载骂过和粗暴对待过，都对他很不满，我的大字报一贴，跟着贴的人就多得很。越贴越多，就把秘书室的小会议室贴满了；继续贴，就贴到走廊上和大门外的墙上去了，还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来看。那时，秘书室在中南海丙楼的一楼办公，同一院区的甲楼住着刘少奇，乙楼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载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人；另一个就是对群众没有一点热情，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处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报说，何载到处吹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说赫鲁晓夫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等等。诸如此类。我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都是事实，尽人皆知；我批评他那是欺负群众，是不平等对人，也没给他扣帽子，是让他自己去思考（ “八司马事件”之后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他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只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的大字报是造谣） 。

大字报开始都只批评何载，后来就不点名提到“办公厅领导” 。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公厅领导，如杨尚昆，的确是和何载一样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例如，刚解放不久，有个陕北的劳动模范老杨来访，办公厅就没有领导出来接待。这个老杨，在党中央还在陕北的时候，住得离毛主席、杨尚昆都不远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杨尚昆还常去他家里吃饭。可是这个老杨来了，杨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杨来的事反映给主席，主席很快就出来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见了，杨尚昆或者其他办公厅领导还是不见；再如，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家属来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进城后的变质行为，说一些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惯原来的老婆了，要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欢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过来的，资格都很老，级别也很高，还都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反映的问题又是很严重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但办公厅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待她们。后来我写了报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么多问题，很生气，叫罗荣桓去调查、召开会议拿出处理意见。主席有了指示，杨尚昆他们就起劲了，说： “下次再来，你报告上来。 ”可这也是说说而已的，下次来了，他们还是一个都不出来。所以，在给何载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情况也有分寸地带出来了，而且没有点杨尚昆的名。

第三阶段：在 6 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那些我们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实际就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贴大字报的事情，矛头对准的就是八个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认为我们写大字报给何载和中央办公厅个别领导提意见，是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是反党，要把我们打成右派。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主任还是代主任？戚老说过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达彰，在观点上是支持我们的，因而遭受牵连，而且彭达彰已被决定调离秘书室。具体布置追查的是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载则让他亲自调入秘书室的那批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反办公厅的领导，是想把中南海搞乱。杨尚昆、何载他们这个搞法和当时社会上搞扩大化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社会各界许多单位、机关和学校，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领导提出意见的人（有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当作是资产阶级右派来进行打击。

我们当然不服，因为我们大字报提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就反抗，坚持认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向领导提意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是反党呢？这样，就开始了双方的大字报辩论。我们抓住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来进行反击，坚持说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他们。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党演讲，何载还专门派人参加。何载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观点，倒可能是反党的。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满口新名词，还懂法国文学，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就听她的了。王文把谈的情况报告给何载，何载就说她“大胆、勇敢、有才华” 【之前说过，王文1955 年的时候是戚老手下的，为什么他敢越级直接给何载汇报？是不是1955 年-1957 年期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变动了？】 。王文后来就根据这个精神，去北京大学参加林希翎演讲会，林希翎还在会上指着王文说： “今天，中央办公厅特派了王文同志来参加我的演讲会”，让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谁是右派？我们下面大字报这么争论也不能解决，直到 1957 年秋季，全国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中南海这个事情却还是悬而未决。这就要提交给上级党委，即中直机关党委来解决了。

第四阶段：工作组进入阶段

1958 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以中直机关党委的名义，向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 、晓岚 (中直机关人事处长) 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孟繁华材料说王刚是组长？】正是这个工作组，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据何载后来讲，上面的领导在派晓岚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意见，是何载自己提出的：何载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错误，但不是反党。我们八个是反党。这个工作组在中直机关党委的支持下，从 1958 年 3 月到 4 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斗争我们（是言论的，不是肉体的。我们后来批判他们，也是言论的，没有肉体的。双方都是文明的） 。我这个名义上的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没有了发言权。

他们说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还从个人历史上做文章，说李公绰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1948 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 ，把我们八个人打成以林、李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其实，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说话实在，不说假话，历史又过硬（何载也承认我的大字报说的是事实，只是不承认别的几个人写的，说那是造谣） 。所以，他们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批判何载支持林希翎的大字报贴出期间，刘少奇还来看过大字报，我已经听说了刘少奇表态说这样搞不好。刘少奇妻子兼秘书王光美退送相关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给我的，现在都不退送给我了。我的预感在何载自己后来的说法里得到证实，他说中南海的高级领导提出，在中南海写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这里面有问题，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这高级领导人何载没说是谁。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来看，是比办公厅的领导杨尚昆还要高的，那不是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了。

关于李公绰参加国民党，那是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集体加入的，后来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个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 年审干的时候，我是审干委员会的委员，了解他的情况（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这个问题，害得他想自杀，是我出来为他讲了话，他才没有出事） 。林克则是地下党的老党员，燕京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正正规规的英文老师。他是专门搞“参考消息”的，经常和主席一起讨论国外的事情，知道许多核心东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组把林克找回来斗不说，还把他隔离起来。

工作组甚至布置人跟踪、盯梢我们。有一天，我去彭达彰的家，出来时一个人从暗处跳出来，把我一把揪住，带到工作组。这个人叫方世郁，原来是青岛公安局的。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监视我们，甚至从外地的公安部门调来了人手【前文说过，方世郁是何载来后不久调入的，似乎并非是专门从青岛调来搞监控八司马的人手，而只是现在充当了监视的人手。这里的说法是保留戚老给孙言诚的回忆。是否需要作出适当的用语调整？】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说这是搞非法监视，但晓岚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宣布我们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都已经写好了，还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经说好了，叫王震准备接受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都做好了离开中南海去新疆劳改的准备。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就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新疆劳改的时候，整个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八个科级干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 “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 。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起来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毛主席 5 月 3 日回到北京。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八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 “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 。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 “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 ”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二月讲话（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 “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 。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 “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 “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 “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 “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

主席接着说：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毛主席又问： “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 ，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 “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 ”——“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 ，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 “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 ”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 “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 “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 。 【以上主席现场调查从开始一直到这个邓力群发言，我对照了孙言诚文章，国治多次来的材料。孟繁华的材料没有相关内容。我这里是反复校对孙言诚和国治的材料，综合取舍后确定的内容和顺序。请戚老把关。 】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 多天的白色恐怖” ，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尾声

因为毛主席的及时介入，我们“八司马”获得平反，最终没有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小集团” 。 “八司马事件”就此告终。在 5 月 3 号晚上的会议之后，中南海又召开了有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干部参加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这些会议是在春藕斋开的，虽是由“八司马事件”引出，但从性质上讲是肃清“八司马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属于“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了。当然，我们八个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而且我们得到平反后，是处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来整我们的人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批判、斗争，都不是肉体的，而是辩论观点，跟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是一样性质的。他们当时批判我们很文明，我们这时候批判他们也很文明。

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误的人是包括杨尚昆在内的一批人。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何载、王文等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个是支持“八司马”的，叫 XXX，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在那里因为其他事情被定为右派的——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着。这个人是谁？） ，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八人也受到了党纪处分。

在“八司马事件”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对毛主席都有些不满，都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上来，又把他们调回来整风，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1960 年北京市把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田家英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之后，我就主动报名去长辛店二七机车厂，从徒工做起，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业，并带上他们十来个犯了错误的人一起去（闫草请病假没去）(详见第 12 章)。我们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回来后我就向毛主席打报告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还有继续留在秘书室的。何载是老革命，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确实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对的，因为打成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候也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 。杨尚昆将何载的问题定性为“内部矛盾”后，何载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劳动。

王文原来是北京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一个支部领导，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是从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任上，调来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当我的副手。这个人工作很勤恳，就是在整风运动时有点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响，被她说服了，又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认为斯大林搞法西斯专政，杀了那么多人。在当时来讲，王文这个错误就很大了。

王刚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见，执行的是杨尚昆路线。毛主席说了那是”拔红旗插黑旗” ，那总要找几个责任人，既然王刚是接替何载的，那就要找王刚了，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不错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机车厂的人就包括王刚。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我给主席打报告，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晓岚其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纺织厂出身的党员，对党有深厚感情，后来当了纺织厂厂长，再后来调到中直机关当人事处处长。在“八司马事件”中，她是中直党委派来的工作组的副组长，可以说是奉命来整我们的。她坚决站在杨尚昆那边，她的概念很朴素，就是谁反对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谁就是反党。所以，她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5 月 3 号她“顶撞”了毛主席，中直机关党委就准备拿她当替罪羊，说她犯了大错误，准备把她划成犯了右倾路线错误的人。我不同意这样处理她，站出来为她说话。我说： “晓岚处长只是执行了中直党委的意见，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她就跟主席讲了那么一句话，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这种认识，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错误，不是一个拔红旗插黑旗的人”。晓岚和王刚一样是执行杨尚昆路线的，杨尚昆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没事，倒要搞底下的人，这个理不顺啊。还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样，也认为晓岚只是在毛主席调查的时候讲了自己的观点，算不得顶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观点，也没有批评她。所以，我们不建议给晓岚处分。但中直党委最后还是把她处分了。1960 年我带他们犯错误的人去二七机车厂，考虑到晓岚对党有感情，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而且对待错误的态度也好，又是一个女同志，与我们十几个男的一起劳动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领导邓典桃讲了我的意见，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劳动了。晓岚原来是邓典桃的秘书，邓典桃当时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征干部，他听了我的意见很高兴，就把她继续留在人事处工作。文革中，晓岚变成造反派了，因为她对在“八司马事件”中的经历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就告诉其他人，说毛主席对待给领导提意见是有区别的，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对，还是好同志，就是提错了，也不能划成右派。这样群众就很拥护她，她在单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了。后来我听说，1968 年我被打成反党进了秦城之后，在江青、总理批判我的时候，晓岚站出来说： “据我了解，戚本禹是个好同志，不是反党，可能这里有误会。 ”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听说因为这个事有人要整她，但没有整倒。晓岚年纪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

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后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那是困难时期，他虽然没有怎么劳动，但也没有饿饭。1961 年我给主席打报告，请求给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厂的人取消处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包括刘国峰、李东冶的处分，也都取消了处分，还给李东冶恢复了部级，让他当了辽宁省委书记，再后来当了冶金部长。毛主席记忆好，一次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说这不是那个搞黑旗事件的人吗？怎么升这么大官了？我说不给处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错误怎么还升官呢？主席这么一说，杨尚昆又把李东冶撸下去了。其实说他升官也谈不上，他原来就是省部级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们就埋怨我，说你这个戚本禹报复起来也太厉害了。跟你劳动的人，都取消处分，分配工作了。我们也下放好几年了，我们也不归你管，你怎么跟主席报告，又把我们的职务撤销了呢？我跟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说，我真冤枉，那哪是我报告给主席的呀！ 【之前来的材料说法是：王刚他们见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就有意见了。他说是他们派我去秘书室的，我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的，结果犯了错误，下来劳动，可他们倒反而升官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不能这样不平等吧！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我把王刚的意见报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给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错误反而升官，是怎么回事？要邓小平去查。后来就把他们降了级。所以他们对田家英和我的意见都很大】刘华峰原是中直党委书记，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调到陕西省当了书记【此一说法也是国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确切？是之后立即调去的，还是跟李东冶一样是 1961 年杨尚昆借机恢复他们的级别后调过去的？】那个跟踪监视过我的方世郁，是被划了右派的。他当时态度很不好，乱讲话，群众意见很大，划他右派时，全室的群众百分之百的赞成。但现在看，他也只是乱讲话，并不是右派。

我们“八司马”在这个事件之后的人生际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样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再后来【具体或大致时间？】汪东兴插手秘书室（当时秘书室已改组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秘书处了） ，也把“八司马”中的六个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余党” ，送进了学习班。林克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秘书一直到 1966 年夏，1970 年后在新华社和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研究工作，1996 年去世【汪东兴送进学习班里的人有林克吗？戚老自己该是没有进学习班，应该还有一个没有进，是不是林克。若不是他为什么 66 年就不在担任主席英文秘书了？】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这个“八司马事件”来教育党内干部，不要压制群众意见，要让群众说话。事件刚一结束，毛主席就把它作为一个冤案批给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委的领导人，但未得到响应。在 1958 年 5月中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毛主席还让林克和我准备个发言稿，就这个“八司马事件”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个发言。可后来邓小平以会议议程安排太紧为由，取消了这个发言。如果我们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或可能对当时阻止反右派进一步扩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处，或者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摘帽会有很多帮助。可是邓小平耍了手腕，把这事给压下去了。此后，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种场合提到了“八司马事件” ，在一次给华东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马事件”时，还用了“看了催人泪下”的词句。1976 年，毛主席逝世。又过了三年，即 1979 年， “八司马事件”就被翻了过来，说“八司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制造了何载、王文、晓岚等人的冤案，中央对于当年“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

注 1：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 “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 ”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注 2：有一次，我和沈栋年一起去主席家乡韶山，幸有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个画家，是去韶山画画的。张伯驹是个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欢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书真迹送给了主席。后来主席把这帧李白真迹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李白还是个大书法家。我们都很尊敬张伯驹先生，对潘素也很尊敬。

附文：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何载的儿子容全堂 2007 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是根据 1979 年“平反”“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

容全堂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 30 多年来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以讹传讹、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说：“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 “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 “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 “1957 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 ， “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 70 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 4 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 18 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 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在容全堂写出的“历史真相”里，何载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尊重下属、不平等待人，变成了既表扬人，也批评人，只是批评人“显得急躁一些” ， “多了一些” ；我们给何载提出的“三条意见” ，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诬陷；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借故对我们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上罪名，变成了我们对他们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他们帽子；1957 年我们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变成了何载被我们打成右派，而我们在继 1957年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又在 1958 年，被何载的支持者杨尚昆操纵的工作组打成“反党小集团” ，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 “最高领导人” 派人把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争论双方和相关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做现场调查，自由听取双方的陈述，最后根据双方实际所为做判定、做结论，变成了最高领导人“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也是我们这些小科长们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实际上，毛主席总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现场调查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搞跟踪、盯梢，就批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群众” 。

在八年后发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样坚持这个原则，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击的清华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也严厉批评学生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而且在周恩来、林彪签字的王光美专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证据” ，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击。这都说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个革命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几个小科长）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容全堂还完全不负责任地说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对何载“推搡、打人” ，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 。事实是，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上午，下午，有时晚上，都是文明的，没有推搡、打人的事。后来事件翻过来，大家发言，指出他们的错误，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没有什么“推搡、打人” ，更没有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 。就是说，在整个事件前后，无论哪一方占了主动权，都没有向对方搞肉体批判。在春藕斋开会辩论，他们都是坐着的，从来没叫他们站起来过。当时是曾三作的记录，记到后来，他就写条子给我，那条子现在都还在。上面写： “主席（当时我是会议主席） ，现在我头痛的厉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说有“推搡、打人” ，或者说“抓脸、揪头发”之类，都是瞎说。那个时候，就是社会上的辩论也没有推搡、打人的，遑论中南海里面？说“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后来人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证据，搞有罪推定。容全堂还暗示“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就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获得了污蔑陷害别人的经验，被毛泽东看中了，8 年后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即使是 “带着这个事件的经验”，也和这个事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其他也有这个“经验”的人怎么就没有“荣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呢？我进中央文革是因为我此后八年的综合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而不是什么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具体说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我继1963 年写出《评李秀成》一文之后，又写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设想和建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要求。

引用到这里的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只是容全堂“历史真相”里的部分内容。他的整篇文字表达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不是在写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说“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 年 5 月 8 日—23 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3 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而且还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 60 年代的文化界、史学界的争鸣与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挂起钩来，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预演和试验”的立论。 “八司马事件” ，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 ，但它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 。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预演和试验” ，那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人，就会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预演和试验” ，得到的政治和阶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来秘书室不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而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来请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没有在整风运动中接待过她，更没有到北大去听去支持她那些导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讲——林希翎是因为她在整风运动时期在北大发表讲话，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公开的直接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被刘少奇亲自确定为右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故意错置时间顺序，罔顾事实。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亲何载在“八司马事件”中，就没有被打成“右派” ，容全堂说他被打成了右派，还说他是第一个被加上“党内”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何载、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为在“八司马事件”中的表现和做法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混淆了敌我矛盾等错误，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我们“八司马”是何载的下级，都是没有权力给他们带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 （田家英、彭达彰） ，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容全堂为了掩盖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迫害我们的历史真相，同时制造一个何载他们被我们打击迫害的“历史真相” ，就说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比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慢了半拍”——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结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才开始。可是，无论容全堂怎么制造“真相” ，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都是和当时全社会的运动完全合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正是在这个基本事实下，是何载作为秘书室的领导，要把我们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下级打成右派，而不是我们这些下级要把他这个上级打成右派。请问容全堂，党内生活中，下级可以给上级做组织处理的结论吗？容全堂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面对，就只好制造一个毛主席被我们小科长“利用”了的“真相”出来。够了，不必再“例如”了！ ……
容全堂不但对“八司马”的对立面尽情颂扬，对毛主席和我本人公开地用“春秋笔法”进行“笔则笔，削则削” ，而且还对另一位当事人林克坚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不尊重，他写道：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 1997 年 3 月 1 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 1958 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 。

为什么林克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坚持 1958 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须按照后来的政治观点来写“黑旗事件” ？后来给出的所谓“极左” ，具有特定的含义，与当时的“黑旗事件”根本挂不上钩。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极左” ，那显然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极左” ，是他们把给他们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 ，进而打成“反党小集团” ，这不是“极左” ，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极左”行为，把一起何载等“极左”分子对“八司马”制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现在的历史写作，滥用“极左”一词，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极左” ，还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说成是“极左”。所以， “八司马”就成了“极左”分子，毛主席给“八司马”平反也成了“极左”行为。照这个逻辑，1949 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小日本，打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也是“极左”了。这真是荒谬之极！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写在这里了，对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算是向历史作一次证。这个作证等于是为那些曾经遭受何载和工作组打击，后被毛泽东主席解救出来，现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却不能再做申辩的逝者说几句公道话，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党内民主作风提供一点证明。容全堂可以继续抹黑我本人，继续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继续抹黑毛主席。但是，处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敬请还是下笔谨慎一些，留给后人一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不要为现实政治主导下的主观观念所支配，留给后人一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垃圾。毕竟，历史和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终归是自有判断的。
第 9 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都并没有错。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后又一个加强集体道路的创造，是将农村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集体化，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必要途径。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坚强集体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错，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是汗牛充栋，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不多。

刘少奇这个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受到过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点名的批评，像 1955 年说邓子恢“小脚女人” ，表面上是说邓子恢的，其实是批评刘少奇的；毛主席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右倾思想，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也是批评刘少奇的【注 1】 。可是，到了 58 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又是最起劲的，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 “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有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 ，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 “高产田” 、 “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 《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 “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 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 “搞酒精燃料。 ”——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 ，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 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就说： “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 ”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拥护邓小平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邓小平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邓小平搞得太高了。刘少奇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58 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 59 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在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真在农村生活过，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还种过地，所以，他是头脑最清醒的。毛主席后来批评“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 ，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不好点他们的名罢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 、 《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怎样反省出现的问题呢？是纠正失误并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全盘否定然后走分散单干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当时，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话是上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逼出来的。毛主席反对浮夸，但要把那些搞了浮夸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为那就意味着更改党的路线，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可是，现在有人却说，主席是支持搞浮夸，支持“放卫星”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是从干部有错误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错误的干部都打倒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犯有浮夸风错误的干部，而不是支持浮夸风。他说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有错误也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还有人抓住一个主席批过的文件不放，这个文件在规划共产主义的远景时提到了要亩产万斤的事【是否需要给出具体文件？】 。主席看了那个远景规划后，说它像一首诗，叫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主席还问了钱学森，问他粮食亩产能不能达到一万斤。钱学森用光合作用理论推导，太阳光照多少，时间多少，如何如何，还搞了很复杂的微积分公式计算。我也看过钱学森的论证，但啥也看不懂，就记得有个符号“∑”，就好像是把大写的 M 侧着放的，就因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学问。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对数学没有兴趣，高等数学知识不多。他看到钱学森的论证，又是理论，又是计算，复杂公式一堆，又说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没上去，是没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达到一万斤，一切都讲得有根有据。毛主席也没法驳斥。我估计，主席心理还是有疑问，因为他小时在农村种过地，能打多少他是心里大致有数的。后来钱学森说自弄错了一个小数点。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学了，乱来了，蛮干了，愚昧无知了，违反自然规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这都怎么说呢！上上下下干部说假话，搞浮夸，钱学森他是大科学家，是美国回来的，而且是爱国的。毛主席问他也不是错吧？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 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 “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 。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 “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到处胡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胡说） ，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 “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毛主席让我们到四川，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搞个典型调查。解剖了一只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他报告反映说，四川省粮食最高亩产上万斤，平均亩产两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学谦和骆文惠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县大风公社，其中骆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来自四川重庆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下来后，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农村调查，又经常回省里开会，没有地时间下地。他以前也没有种过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书，没下过地。这次他也没有实验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只是偶尔到他自己的一中队去一下，可搞实验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骆文惠也没有实验田，她是小姑娘，觉得有困难，其实她干农活比我行。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所以，我们五个人，真正实际下去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姥姥是个贫农，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帮姥姥捡麦穗，捡来贴补家用，捡几斤就不得了。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现在，浮夸风没有停止，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调查，我是很高兴的，也愿意搞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万斤粮到底靠不靠谱。劳动是很辛苦的，在稻田里腿泡得黑乎乎，蚂蝗还要爬到腿上吸血。

我是下到新繁县崇义乡大丰镇第四中队第六小队。我们是中央来的，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做实验，他们就给了一块最好的。说是一亩，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点一亩。我交代说，这是我的田，你们谁也别动，也别施肥。怎么做，我去找几个老农请教后再说。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虽然小时候在地里帮姥姥捡过麦穗，可真正的农活却一窍不通。我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牵牛、套牛、架犁、扶犁。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比我写文章找材料还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浅，而且田埂边和田中间的泥土硬度还不一样。犁田的时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等于把犁尖翘一翘） ，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拉不动。我开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来，以为是牛偷懒，就挥动鞭子往它身上甩，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一使劲就往前冲，我嘴里刚还哼着小调，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里，弄个嘴啃泥，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狈。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回来一看，犁断了。犁是农民的宝贝，当时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说我赔。当时我 16 级，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还要养家，但挺好的犁，让我弄坏了，还是应该赔。后来公社一个姓罗的领导说，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了农具由公社来赔。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内疚，那个时候公社也难哪。犁是公社赔了，可这个牛会认人，我抽它吓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农民对我说： “你要去弄点嫩草喂它，还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 ”我照做了，一连喂了两天，那牛一面吃我喂的嫩草，还一面看我，之后就又听我使唤了。老农说，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过，那之后，我不怎么犁田，他们也不让我犁了，怕万一再弄坏犁，损失就大了。

耕完田还要养几天、晒几天，再用耙来反复耙，把整块田耙平整了，最后泥块在水里变得细腻稀软了，才能插秧。那时李井泉规定，报上要整天宣传密植，什么“蚂蚁出洞” 、 “双龙出海” ，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就说，老戚啊，你要吃了他们的药（‘吃药’是方言，就是上当的意思） ，你的实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是听宣传已经吃了亏的， “蚂蚁出洞” 、 “双龙出海” ，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秧苗长起来了还倒伏。农民讲种地的书本学问，讲不过教授、博导，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层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密植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要根据具体情况。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田头地老有哲学是一点不假啊。我跟老农说： “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关于密植的问题，我后来按农民的方法，把各种情况汇总，给中央写过一个专门报告。

老农还告诉我，想增产，就到城里去拉人粪，人粪是最好的，工作队要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我找了几个年轻人拉板车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 20 多公里路，有时候路上遇到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守门的警卫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一起去的农民就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但人家还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一个电话，他们打了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工作队”，才接待了我们，还嘱咐我们换衣服，把粪车拉到后面去。第二天我们回新繁都早晨 8、9 点了。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烦人家的。其实，田家英常到省里开会，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要住打他的名义找招待所内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号了，影响不好。即使其他场合出现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办法，顶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 ，不用中央名义。

我们老祖宗种地，没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现在城里的人粪都到水里去了，浪费了，还污染环境，可惜了。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学名紫云英，可打种子，嫩叶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里烂了就是肥料。报上登，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想增产，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用上。老农就叫我不要贪心，说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长不好，弄不好还死庄稼。不信，拿几棵秧苗做实验就知道了。我按照老农教的办法试验，结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没两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太肥了，根烧死了。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间苗，把弱苗去掉。我说，去掉不是少苗了吗？老农就说，这个苗不好，长大了要争肥，要影响好苗的收成。老农还教我什么样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听他们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

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农民学了自己来做的。农民真好，只要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那位一直教我的农民叫宋德成，后来当了大书记，现在还健在，前两年我去四川见了他，他居然也还认识我，也不把我当坏人看。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个楼房说： “都盖楼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变成了工业区，耕地已经没有了。
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注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7 年版页 82 有一篇《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不点名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第 10 章《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10.1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 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 “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 “那都是干部报的，你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 “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 “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 ”这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上面去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顾不过来，他不是我这个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见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点准备工作。

我先联系了县里的曹书记，他是个道地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识分子，他很尊重，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从中央来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谈得来，我们都希望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则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委托。我下来后跟他接触了多次，觉得他是个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过： “我要不这么报告，书记就当不了。就这样报，我还挨批评了。因为我报的在各县的报告中是最低的。 ”

我把想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要陪我去。我说，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见了你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曹书记爽快答应了，马上通过电话打好招呼，还让一个崇义的周书记同去，给我领路。

当时陈伯达的秘书史敬棠来四川办事，顺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来看我，也顺便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已经约好要去看罗世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直接向罗世发调查情况。李学谦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我们五人工作组成员之一，我把她也带上了。去找罗世发谈，我有信心。我觉得，他只要是党员，是人民代表，而人民还拥护他，就有党员的纯朴之心。只要我能讲清利害，他就会说真话的。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想知道真实产量，我的实验田只代表我这一个地方，全省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虚报？知道这个就够了。

我们几个人见到罗世发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劳动模范没有脱离农民本色，和现在那些吃吃喝喝的书记们是不一样。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赞扬他这个农业专家对四川、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种实验田的详细经过，还说自己没有按照报上说的做密植。他听了说： “老戚啊，你种的试验田，我看了。 ”听他这样说我惊讶得很，问： “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实验田？啥时候去的呀？我一点不知道。 ”他说： “你插秧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上面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种庄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来瞎胡闹干啥的（他说的是土话，是瞎胡闹的意思，我自己说不上） 。我还带了几个公社的人去。我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个种实验田的是个内行啊。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 ”他又说： “我们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报告还是写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个密植，就要死苗了。我们都是 7、8 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 “那你怎么那么多？我却这么一点儿？才 500多斤？”他好像有点为难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的情况不真实，他的指示就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好比一个加工厂，材料不好，出来的产品就不好。这个责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半年多了，种的实验田，密植跟你的一样，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世发知道我了解实际情况，我不是瞎说产量，而且他也该看出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个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说： “老戚啊，你不要问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哪来一万斤？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种子，就打了八百斤。他们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了。我去做报告，全国都是几千，几万，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会议抹黑吗？不能给会议抹黑，不能给中央抹黑，我就说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就是八百斤。 ”

“那别的劳动模范也瞎说的？”我又问。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四千斤。我问他，你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的，谁也不能骗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不问了，你都知道，你还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说。 ”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单产的真相，也是全国粮食单产的真相。我们是几个人去的，听罗世发说出这些真相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然，这里记录的是谈话要点，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年代久远，做到一字不差是不可能了。跟罗世发谈完回来，我把谈的情况告诉了曹书记。曹书记说： “罗世发报的这个产量，下来的干部都不敢去翻这个案，也翻不动的。你用了什么法子？”我说： “也没有什么法子，就是实话实说，告诉他，你这个劳动模范的粮食产量，牵涉到这个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抉择。我是用诚恳打动他了。 ”我又问曹书记： “将来，你要是为这事挨了批评怎么办？”他说： “你调查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承认。你别提我就可以了”。一个多好的干部啊，那时也不得不说点瞎话。

10.2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全部听了罗世发说的话，而且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兴，也同意报告内容。我说，那你也签个名吧。他是赞成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签了名。由于他的级别比我高，又是陈伯达的秘书，还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这也算是求一种人多势众的效果吧。所以，这个报告是我一个人起草，但有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

【以前的材料说当时还有一个河南来的同志也在，就让他也签字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和现在的两个人的某一个是重叠的，是不是史敬棠当时是从河南过来的？或者另有其人？这里是根据 10 月戚老给的孟繁华的文字材料整理的】 。

我们起初是五个人下去的，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开会多，没有时间下地，就没有实验田。逄先知因为是田家英的秘书，老要跟着田家英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也实际没有搞实验田。骆文惠是个小姑娘，觉得自己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也没法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我是实打实想搞一个报告的。一个人成心想搞个事儿，只要基本条件具备（有些条件要去创造） ，就一定能搞成。所以，我们五个人到四川，实际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最后唯一的关于粮食单产的报告就是我这一份，叫做《四川粮食调查报告》 。

报告写完请几个人签字后，我就立即派人送给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田家英。一般送主席的报告我们是一起搞的，我先送他。这次调查，就我这一个报告能让田家英拿到庐山会议上交差，所以田家英看到后就在报告上加了一句： “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们亲自调查的。 ”他把史敬棠也算在工作组了。由于史敬棠毛主席也认识，田家英这样做实际效果还是好的。在“八司马事件”中，主席就知道我了，还和我谈过话，对我也信任了，见这个报告上有我的名字，就对这个报告看得很细致。主席想象的产量就是那么个数，我的报告一来，印证了他的想象，他就知道我的报告是可靠的，他想象的产量也是对的。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 “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问： “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 “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 。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 “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李井泉说： “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 ” 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主席说： “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李井泉当时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报告牵涉他的政绩，要是报告属实，那就是他欺骗毛主席了，这牵扯到他的政治生死问题。他要保护他的地位，不服气是当然的。主席对他说的话看上去就几句话，可那其实是很厉害的几句话。这些也都是庐山会议结束后田家英他们回来后讲给我听的。

真正给李井泉打击的还不是我的产量，而是他树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他立即派人去向罗世发核实是不是我打着罗世发旗号说话。罗世发当时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长是罗世发的顶头上司，平时中央要罗世发开会，一般都是统战部长通知的。李井泉就专派四川的统战部长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人去找他核实。这个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丰公社查看，问农民戚本禹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 500 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核对，还把我的报告念给他听，告诉他李井泉说了是戚本禹欺骗主席。戚本禹说八百斤的产量是你说的，你真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记错了？罗世发说： “他没有欺骗主席，我是这么讲的，八百斤是我说的。 ”罗世发这个人真了不起，他顶住了，说了真话。这是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和罗书记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转告我的情况。那个统战部长应该说也是有正义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还是愿意讲真话，就实事求是根据他核实的结果，跟李井泉报告了我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李井泉这才向毛主席认了错。

10.3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我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印发给了大会，是最重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说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报告态度旗帜鲜明，说他们报的高产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当时李井泉是对万斤粮吹得最厉害的人之一。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慰的曾希圣，他们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还厉害。我把陈永康对罗世发说的那些话都写在报告里，等于是把江苏省委也扯进去了。这在庐山会议上就是个很大的事，各省市都震动。看到李井泉挨批评了，好多省的领导都心虚了，因为他们也都虚报过产量的。

主席本来也是准备按照《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写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怀搞了个万言意见书，把反左的事情搅黄了，庐山会议风向也 180 度大变了。那些在会议前半截因为搞浮夸遭到批评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们，纷纷起来积极批判彭德怀右倾，反对彭德怀，借以掩盖他们自己的那些东西。田家英之前因为我的报告成为反左的一面旗帜，出了风头；之后就因为搞到彭德怀的“俱乐部”里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陈秉忱的电话，他说：国庆节到了，你们赶紧回来参加筹备，而且还有别的任务，一天也不要耽误，接完电话马上启程。我说，火车票买不到怎么办？他说，你们是中央的还买不到火车票？我告诉他，火车站人挤人，真的票难买。他说，难买就坐软卧回来，软卧费从我的工资里出。赶紧回来是第一，马上启程（我当时是科长，按规定不能坐软卧） 。

我当时不知道庐山会议上出了事，不知道我的报告起了那么大作用，不知道李井泉和田家英吵架。我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回调，所以不想走那么急。工作要交代一下吧？那些帮我的老乡，怎么也得通知一下，握个手，话个别吧？但陈秉忱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都说到用自己的工资为我买软卧票这个份上，我不立即走是不行了，何况我一向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的。我放下电话连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了台破车帮我运行李到火车站。李学谦得到撤回的消息最晚，最快也只能第二天走，我不能等她，又怕她车资不够，就留了点钱让人转交她。我赶上了当晚那班火车，要再晚半个小时，就错过了。普通车票真是没有了，我买了软卧上车，进包厢后几分种车就开了。真是紧张得不行。那时不是所有车厢都有啤酒供应的，但软席车厢有，我买了两罐喝下去就睡觉了。

回到北京才知道庐山出事了。陈秉忱告诉我，田家英挨了批评，为了保护你们叫你们赶紧回来。这一点田家英是真不错。要是把我们扔在四川不管，那我们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得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回来。如果李井泉他们向中央建议，让我们就在底下继续劳动改造，那就不知道什么结局了。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到北京来看我也对我说过，幸好你们走得快，否则，庐山会议的精神一下来你也是右倾。李井泉回来了，你恐怕走不了。他整了好多人，包括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都挨整了。

当然，这都只是一种推测。1962 年在开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央有个会议，李井泉正式向田家英道歉，说是自己搞错了。这说明李井泉这个人还是有点气度的。七千人大会我也参加了，李井泉还特地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向我认错，承认我的调查是对的。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另一个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在党内有名气了。那个报告是我在二七机车厂的时候写的，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让大家讨论。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李井泉也是这样。

10.4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有文章说【注释来源】是田家英调查得到 800 斤的产量，是罗世发顶下来的，如何如何。这是把我当做田家英了。我曾经去见过文章作者【大致那一年？】 ，让他去问问“老宋” ，就是宋德成，把情况落实清楚。宋德成跟他说了，他是和我一起干的，田家英当时不在。文章作者说改过来。可是，我已经倒霉了，文章作者只能那么写。其实这无所谓，田家英实际上也是队长，只要讲的是基本事实，让后人知道当时的实际产量，知道主席是怎么样不相信万斤粮，怎么知道的实情，就可以了。主席确实是没有几千斤、万斤这个想法的，搞浮夸并相信万斤粮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这样，才有我们到四川去种粮。田家英在庐山开会前的确带给了主席一个报告，但那是其他报告，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现在去查档案，可能还有相关文件在。有人说，田家英在报告里大骂公共食堂。这也不对，田家英对食堂的态度是维持。我跟他争论过，我说食堂不能维持，维持是浪费，大家吃大锅饭，有就猛吃，还是农民回家自己开小灶好，吃多少农民自己有个打算，不浪费。食堂是好，将来物质丰富了，就跟饭店一样，会受到欢迎，但现在我看农民不欢迎。我不反对食堂，但你也不用说维持食堂，就把实际情况跟主席报告就行了。田家英听了我的意见，却没有改。他说毛主席对食堂很重视，他要不说维持，毛主席看了报告就会反感。我说那这个报告就不送。他说，已经送了。现在大概有人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他那个关于维持食堂的报告搞混了，或者当成一个报告了。

由于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半截是和彭德怀搞在一起的，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和反对右倾的时候，四川省就斗争了罗书记和周书记，说他们是跟着田家英右倾的。据罗书记说，最后也斗不下去了，因为我种实验田，周书记、罗书记都是没有参与的，都交代不出什么。我去找罗世发谈话，周书记也就是带个路，没说什么，审不出名堂来。最后是让周书记为给我带路写了检查。

我是很感激罗世发的。他要不实话实说，那我在主席那里的信誉就破产了。我坐牢出来后想去看罗世发，他却已经去世。要我说，后人该给罗世发树铜像。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救了多少人啊？并且改变了历史啊！还有那个曹书记，历史也不该忘记的，要不是他，我也没有可能和罗世发见面。另外，罗书记和周书记也吃了苦，也不该被人遗忘。在这里我也一并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第 11 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11.1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 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 、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 。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 ，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 15 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 。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 58 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 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 。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11.2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 ，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 “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 1959 年 4 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 。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 ，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

11.3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粮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 ，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 还辩白说“我没有” 。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 “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注释时间和具体情况】 。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进这样的言？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 【以上，秀才们说主席的坏话，哪些是俱乐部里说的被揭发出来的，哪些是其他场合说的也揭露出来的，或者别人猜测的，恐怕分别开来加评论。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提出了，再次提出。 】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李锐喜欢记笔记，把小会上田家英、陈伯达说的话都记下来了。文革中怕扩散，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先要我们中央文革去，我说，现在是军管，我们去不合适。后来是叶群最信任的吴法宪安排军队的人去的。抄回来的笔记本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笔记本都撕了。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慧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慧。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都解救出来了【原来的材料是说，这是后来的事，不是会上的事。我这里是有意淡化了时间点。请戚老核准时间点，以便修改】 。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机关枪大字报还厉害【是否可摘录一些原话？】 。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11.4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庐山会议快到尾声时，风云突变，180 度大转弯，从反左变成反右倾了，会期也延长了，最后搞出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的影响到今天还是没有完结，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思考很多。现在好些人还是简单认为彭德怀是当时敢讲真话、敢“为民请命”的代表。他当时可能确有为老百姓呼喊的动机。我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现在想，彭德怀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讲话，有为民请命这个动机，是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没有关系，也应该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不对，他不必把浮夸风提到路线上来，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路线斗争用语。因为这个用语党内都懂，几乎是等于逼迫毛主席换人，换掉刘少奇。彭德怀批评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毛主席都讲了，而且是讲得最早的，讲得最透的。彭德怀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失误这么一讲，好像他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意见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对他自己、对庐山会议反左都是这样的。庐山会议180°大转弯，彭德怀应该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后，彭德怀在党内地位非常高。当了常务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尽管当时在党内排名不在前面，但实际地位是在第三，实际威望也在刘少奇之上，甚至也在总理之上。总理没有多大战功。总理抗日期间没有战功，即使是新四军，他其实也指挥不动的；新四军前期是叶剑英指挥的，皖南事变后一个时期是刘少奇负责；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也没有战功，他搞外交，搞统一战线，搞跟国民党谈判。

在胡宗南进兵延安的时候，总理、任弼时陪同主席转战陕北。总理主要的战功只在这里。建国以后，彭德怀并不听总理的，有什么事直接就向主席汇报。如果彭德怀没带兵去朝鲜作战，还只是西北局的书记，那他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他有资格代替刘少奇，只要把刘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达刘少奇的位置上去。党内有呼应，外面有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自我膨胀是明显的。

彭德怀和高岗的案子都牵涉懂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我觉得，两人的里通外国性质是不同的。从党的原则上来说，高岗“里通外国”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岗通苏联，一个历史原因是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还需要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高岗长期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关系，获取支援，与苏联通报一些情况在所难免。但是，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暧昧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因为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暧昧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了，中苏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同志加兄弟关系了。

彭德怀访问苏联，撇开中方翻译和赫鲁晓夫谈话，谈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到处赞扬彭德怀；赫鲁晓夫一直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访苏回来后就和他是一个调子，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这个本就极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改变。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党内都懂是路线问题，是要改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彭德怀还说什么要“苏联红军”过来解决问题。这就等于里应外合、里外夹击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的一些后续做法也是很有含义的。赫鲁晓夫 9 月访问美国还在赞美彭德怀，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说彭德怀是“国际英雄” ，要中共为彭德怀“平反” （本书第 14 章有一个关于 1962 年十中全会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跳到那里看看） ，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在 1960 年停止对中国的一切经济援助，撤走所有专家。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说彭德怀“里通外国” ，在当时是有足够根据的，而且性质和高岗通苏联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超过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了。当然，非要拿出具体的什么证据说他勾结苏联，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除非当时就有苏联方面的具体配合，比如派军队打进来，封锁会场，就像 1968 年苏联对捷克搞的那样【注释布拉格事件】我认为，庐山会议主席讲话、决议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现在看好像不合理， “军事俱乐部”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当时是合理的，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是有相当足够的依据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够宽大了，彭德怀搞这些，还是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只免了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事也不能光说主席的不是。事情过去之后，很多疑点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谁要是处在事发时主席的位置，看到这么多的疑点，他怀疑不怀疑？谁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司马迁写李陵说他打仗勇敢的，是有功劳的，也写了是因为汉武帝没有去支援他，才导致他失败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 。李陵是投降的，李家在陇西是被人看不起的，被批判的很严厉。对人物评价，共产党人要学司马迁的精神。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在当时来讲，就是投降资本主义的，而他与苏联又有那么多的不清不白，这是不能用后来的一句“为民请命，敢说真话”就遮盖过去的。

第 12 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厂当徒工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59 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 “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 “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 ”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们选地方，我们认为农村粮食紧张，有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而工厂的生活条件毕竟好于农村，这就决定下放到工厂。田家英也认为工厂生活稳定，工人觉悟高，有利于犯错误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选定工厂，我选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又称二七机车厂） ，因为这个工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的堡垒，革命工人热情高，正气足，工人们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青年时代还去过，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也在那个厂工作过，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红星。当时也有人提出首钢或北京机器厂，最后大家都觉得长辛店铁路工厂革命传统好，干部、工人素质高，最终就选了这个厂。

毛主席曾跟我们说过： “岸英从苏联回来时，我就让他到农民家里去参加劳动，拜农民为师。解放后又叫他们到工厂劳动，从学徒工做起。 ”我觉得我在 59 年到四川种粮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农民为师，现在该我们去工厂，也要学毛岸英拜工人为师。于是，1960 年夏天，我带着王刚、姜德久、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十几个人，去了长辛店铁路工厂。

到工厂后，我们对工人师傅的感觉很好，他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劳动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乎听不到牢骚话和怨言。他们听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一套，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进步很大。特别是劳动能马上出成果，搞了几个零件马上能用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工人们很阳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比机关里干部间你争我夺要好得多。他们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优秀品德，比如说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过看到，没有任何命令、号召，就能很自觉把它们搬到安全地方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觉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个的，很值得学习。邓小平改革后，把公家工厂改给私人，我去一些工厂参观，亲眼看见，工人不爱护工厂的财产了，对损害工厂物资态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儿干活，拿工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嘛。大工厂还是要集体所有、国营所有为好。集体所有制的国家企业的工人对国家大事都感兴趣，对上面派来一个干部好不好都感兴趣，对工厂的事儿更是事事关己，那个气氛与现在的工厂企业完全不一样。

在热情豪放的工人中间，那些犯错误人的郁闷情绪很快就没有了，整天劳动，有说有笑，对自己过去的那点事儿，甚至个人受了点委屈的事儿,都觉得不值得多提，没意思了。工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常跟工人讲：进工厂，不是光为了赚点工钱，而是为一个大目标，搞社会主义。我们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工人，不要整天活在自己的个人小天地里。这样一来，思想境界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适逢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要把苏联专家撤回。铁路工厂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到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把专家撤回去了！他还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得用粮食、苹果、农副产品等等来还，而且我们过去搞 156 个项目，苏联给我们的设备，还有抗美援朝时支援的武器，都要算钱，都要还。毛主席说：还，咬着牙关也要还，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还给他们。苏联专家回去，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据说铁道部门的专家，有些跟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苏联这样的搞法，他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塞给我们了，回去跟他们的领导说，一开始就已经送出了，拿不回来了。对于赫鲁晓夫干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很气愤，60 年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把最宝贵的粮食给苏联运去。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主席把我们当时急需的粮食给了苏联。但说实话，人家要债，中国人能没有志气地赖着不还吗？毛主席决心还债，这个可以理解。但把宝贵的粮食运给了苏联，就加重了我们的灾荒。我估计 60 年时主席对当时的灾荒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会设法把还债的时间缓一缓，等度过了灾荒再说。

60 年最困难时期，农村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口粮标准，支援农村。工人、干部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情况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大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干过几天锻压，干活时满头是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总体定量是 40 多斤，不够，一般性劳动三十五斤，干活重的四十几斤，最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评议，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们在食堂吃饭，他饭量比我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一般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是小姑娘呢，就要让一让。按我的工种（机器工人） ，可以报三十五斤，我只报了 28 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要是报三十五斤，那工人怎么办？其实三十五斤也很紧。别看我们每月每人就节省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救活很多人。开会给工人讲道理，农村旱灾粮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应该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困难时期，国家马上就恢复。我当时以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延续了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来的干部马之江，身大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种定量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减两斤。他就带头了，后来不够吃，就嚷：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劳动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让马之江饿了喝点糖水。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另外，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别有味道。马之江就是吃这些东西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在工厂久了，下车间多了，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有腐败行为，而且比较厉害，不只是物质腐败，而且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基层书记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哪怕车间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满意，跟书记一说，书记同意，就可以否定车间主任的分派。调工作、增加工资，车间主任可以提方案，那个人调，那个人不调，那个人增加工资，哪个人不增加工资，只有书记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进退，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刚刚搞过反右派运动，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了，所以书记说的话就是绝对的。

有个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就是不给他提级，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给他提，谁也不敢说。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占了，其中两个分别被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

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很有水平。我说：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他说： “你就仔细捉摸吧。 ”
从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来说，党内的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小霸王，就有东宫西宫，谁提意见，他就说谁与党有二心，就对人家打击报复，就调人家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小单位，书记权力就这么大，把党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天地，在那儿当国王，顺者昌逆者亡。那么，大的单位、权力大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那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腐败问题，解决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问题。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毛主席印发了他早年写的一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还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调查研究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单位和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长辛店铁路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铁道部的，计委的，市委的，工会的……凡是跟工业、工厂沾一点关系的都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都愿意到工厂来，因为来了工厂不用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客。工厂的各级领导都陪着来调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十分紧张，但还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国家硬性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尤其是对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劳动工人还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中央知道，不确保这些工人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么工厂生产就上不去。例如高温高体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专供。这些东西有的并不给他们带回家，而是统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厂里吃。可是，这些给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工人的优惠，给技术工人和病伤残工人的专供，很大一部分都让下来搞调查的干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这个调查组、那个调查组，他们来了就吃，开完会也要吃，走的时候还要再吃。他们有时候叫我也参加，我说我不去。我本来就不赞成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给下来的干部吃，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还能反对这种吃法吗工人们对这种吃法意见也很大，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下放干部有两个在食堂干活，他们很有正义感，把食堂每天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雅间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酒肉都是工厂免费供应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时也亲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饭的油嘴出来。可同时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组的人到工厂参加劳动。他们来了，就开个会，开完会吃饭，一吃一两个小时，在厂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调查了。有时候部长、副部长来，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点多。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个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优惠和专供，至少一半是这样吃掉的。工厂的吴书记还好，不大去，他是个抗日干部，有觉悟。那个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他是个老资格长征干部，断了一只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带着车间的人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雅间吃吃喝喝，他说老子舍命打天下，吃饭点喝点算啥？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也不与工人“三同” ，就那么吃吃喝喝，这算是怎么回事儿？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一下，于是就把我们实际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调查清楚，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说，毛主席提供调查研究之风，很好。大家响应，派很多工作组来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谈，听领导人汇报就写了报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况。现在调查成灾了。十几个单位来人，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但真正下去调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配给工人的肉、鱼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 ，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 ”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写成。当时北京市委有个规定：不管哪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这个虽然规定没有具体要求中央办公厅下来的干部写的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把这个报告清抄了两份，一份请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给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对有关情况的重视。没想到，我这个普普通通，实事求是说的报告后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

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对我反映的情况感到很气愤：现在调查研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什么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觉得这个报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报告前面写了一个短信，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党政机关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5 月下旬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很生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叫你们调查研究，你们就这样调查研究啊！他还为报告拟了一个题目，叫做《调查成灾的一例》 。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这个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示两次，后来下发省市县的时候又批示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说：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后来田家英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省市领导看了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都很紧张，纷纷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家里搞调查研究的，不要一个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发了紧急通知，说谁搞这个事儿都要撤职。陈伯达也对他的调查组规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饭，到公社吃饭，不准开小灶，不准大吃大喝。连新疆兵团也给中央送来上级下去人大吃大喝的报告。我相信主席这个批示对制止当时一窝蜂下去借调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处的。

彭真在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说戚本禹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没有重视；我那里报告多，大概秘书也不知道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报告送给我。北京市委调查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这一检讨，田家英后来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啊，报告你给我就给我，还送给彭真干啥？

在下发给省市县的报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这样的调查组下去，不管农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众，各地党委有权利把它赶回来。毛主席还批示把这个报告要发到支部，支部党员有权利赶走大吃大喝、不干实事的调查组。后来全国传达，连农村支部都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 ，这时全国都知道了。后来，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况都不用介绍信了。

对我给主席写报告一事，铁路工厂党委吴文彬书记有想法。他对我说：咱们说心里话，你那个报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动，彭真把我批了一顿。我没参加大吃大喝，是厂长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开会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给他解释，难受极了。我跟他解释，我送报告，是按照规定的。规定不管那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中央办公厅下来的人写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给北京市委、给彭真抄送了。吴书记说，你应该先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该给他私下打个招呼。那个厂长，就是那个断料胳膊的长征干部，很有政治经验，听到主席的批评之后，就马上打报告离开了铁路工厂，调到四川一个厂去了。后来搞走资派，全是斗这个吴书记，其实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对于一些小霸王的车间领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比较好的，可惜在 66 年资反路线时，他也执行了刘邓的打击造反派的错误政策，弄得当时挨整的工人把他当走资派斗争。

毛主席说我是好同志，我开始很高兴。很快我就发现，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时开始，我由一个普通的下放劳动者，变成众目睽睽下的被监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极了！那时候“好同志”三个字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呀，既然是个好同志，一举一动都要一个“好”呀，这可是太麻烦了，而且有些事什么才叫好呀？怎么做才对呀，真是难受极啦。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然不坏，但也不够好的水平。我想雷锋大概也是很难受的。毛主席没说向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是模范了。模范不好当，雷锋多累呀！

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这句话删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过牢的，编辑不去掉这几个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历史惯例，作为历史文件，不管我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还是应该保留当时文件的原貌。 《毛泽东年谱》里也记载了毛主席批示我这个报告的事，也没有保持原貌，兹引述如下：5 月 28 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 。批示： “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60 年，61 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 28 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见拿到中央秘书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些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虽然粮食少，但有钱，能经常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粮还有优惠；有的农村有家，可以从农村搞来点什么土产。而且他们各人心思都不一样，我走前是支部书记、科长，我走后书记、科长的职务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来他们往哪里安排？因为我级别比他们有些人高一点，我参加过地下党，资历也比他们有些人多一点。有的人就不愿意我回来，他们讨论说，叫老戚再艰苦一年吧，劳动两年再跟主席打报告。他们实际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给主席打报告，就得轮换着下去，他们也是主席表扬过的人，也该下去的。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杨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像李东冶、刘华峰，也都取消了处分，分配了工作。办公厅的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没有怎么劳动，也没有饿饭。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给他分配了工作，还给他们恢复了部级待遇。

我 1968 年出事后， “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 ，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
第 13 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我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还是到我原来的一科当科长。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农村逐步好转起来了。主席要解决工业的问题了，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陈伯达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到钢厂、一个小组到机械厂、一个小组到工交单位。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长，另两个小组长分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马仲扬和柴沫是抗抗战干部，局级，跟田家英差不多一个级别。我算是越级使用。邻近 1962 年初开七千人大会之前，我都是带着一个小组在天津机床厂搞工业调查。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接触多起来，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汇报工作。我无意中发现，只要我跟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原来他们两人其实矛盾大。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很难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很好，这次调查却老挑我毛病，只要陈伯达支持的，他就说我不好。如果说我和田家英有点嫌隙，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天津机床厂，刚开始调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有点纳闷。那两个小组也调查不出症结在哪里，与我是半斤对八两。我决定下去和工人一起劳动。我在二七机车厂当过徒工，学过机床，虽然太精密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粗活都是可以的，能独自加工出零件来。磨床也可以，铣床难度大，不行。二七机车厂用的是进口的高级的车床，这里用的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还操作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所以工人们就跟我很亲密。我在二七厂，也当过车间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技能，我这时也用上了。我结交了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如同老兄弟。一次一起吃饭，他见我苦恼，问我咋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厂究竟怎样，完不成调查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情况，就要找银行。我那时对工厂和银行的关系不太了解，就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里盈利亏损多少，哪个地方有问题，银行要一清二楚。否则不给钱。

听了会计的话，我突然有一种透亮的感觉：银行管着钱，工厂交利润，发工资，都是银行管着的。而且银行还不是管一家，所有这个区的它都管。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主要是管工厂、管企业，老百姓存款是捎带的小任务。老百姓的存款复杂还利润少，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我到市里开了个介绍信，到银行调查，就把问题搞清楚了。工厂怎么亏损，怎么落账的，利润高在哪里，怎么做假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出了质量问题，出了残次品，它就叫银行抹了这笔账，摊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是国家损失了。

从银行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我就去问厂长：那批产品怎么处理的，账上为什么没有显示？厂长大吃一惊，眼睛看我半天。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我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我也没说去过银行。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懂机械，但不知道我竟能查出他们的亏损。既然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中央来的，干脆就不瞒了，把怎么抹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实情，都给我讲了。完了还说，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大概也要调工作了，要撤职了。我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你跟我讲了老实话，我保证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被撤了职，我也要向市委书记替你说情。

再后来我知道了，市里很多工业单位都是瞎说的。别看它的账面都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资料，在全世界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跟苏联、德国比较，我们就没法比。大跃进说了很多成绩，虚假成分很多，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账面没有反映。其实工厂不只是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工厂的问题。继续调查，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把我从各个方面调查到的所有情况，汇报到陈伯达。陈伯达听出我们调查出来了问题，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没有保留，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去调查。我说，没有机会，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再说我事先也不知道能查出问题来。他说，你该先通报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实际上，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大干部、老干部，比我有经验、有办法，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并不是不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找银行突破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现在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当时工业和银行的关系不大有人知道的。

这次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1961 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我写了一个工业调查报告，把我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了。这个报告主席也批示了。后来的《工业六十条》 ， 也参考了我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过，我们调查出的内容许多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了那时我们工业中的一些成绩是有夸大成分的。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 ，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 《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 《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 。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 。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 。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 ，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 ，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 。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两个务必” ） 。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 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 ，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 “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 、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第 14 章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怎么搞，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毛主席始终坚持集体道路的方向不能变。从 1959 年开始，他就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考虑是不是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提出过，但他没有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自郑州会议开始的反左、纠左方向是对的，一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截，纠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庐山会议上，一直主张单干的彭德怀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反左成果，出来打横炮，严重干扰了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截就变成反右倾了。刘少奇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好像就他一个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结果搞出共产风、浮夸风，让彭德怀抓住了辫子。毛主席前后一致，都是坚持搞集体的，庐山会议上当然是要保当时是搞集体的刘少奇了。彭德怀的横炮作用非常坏。庐山会议后很多地方那些说真话、说老实话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打成了“反革命” ，农村又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些东西，伴随而出现的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机车厂看到的那样，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甚至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大搞权力腐败，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人家反党。所以，1960 年成了最困难的一年。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之风，说要让1961 年成为调查年，还责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去了二七机车厂。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 ，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 ，即后来一般说的“60 条” 。 “60 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1961 年对于走什么道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有的地方，如安徽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毛主席不反对个别偏远地方搞责任田试点，但对于包产到户是明确表态：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1961 年秋，已经到农村调查过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 ，相当于之前的初级社，一般是 20 到 30 户人家。
1961 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期实际也就过去了。1961 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实际是已经退了三大步：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 1958 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胆的修正，但全党的思想却还是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 ，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我国农村在 1962-1966 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 260 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 万担。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在 1962 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 ，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思想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打击分散主义。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主要是做记录、写反映。当时，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 ，也派了一个编辑出席会议。我们可以随时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会议。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去，对我说： “1959 年你们的农村调查是对的，我错了，我还跟田家英争论，主席批评了，我已经给田家英道歉了，因为报告是你写的，我也向你道歉。 ”李井泉是搞浮夸的，但这么个老同志，白头发了，态度挺好的，来给我一个小干部道歉，我很感动，对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他不好过） 。

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我回来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么听汇报，就是看简报。刘少奇要找后楼研究室的人听汇报，也找《群众反映》的人听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向刘少奇汇报。他问我听到什么情况，我就把小组声讨曾希圣的情况、把哪个书记怎么讲话的、哪个有代表性的发言是怎么样的，都给把汇报了。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参加了，再开会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少奇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 【刘少奇是参加了安徽小组的会，在会上这样说的，还是听情况汇报时这样说的？】刘少奇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追查饿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县委书记们都揭发批判，曾希圣再掩盖也掩盖不住了，但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 ，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这种时候，刘少奇应该出来说，他和邓小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谭震林错误也最大，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是，他们都不出来，都装哑巴。刚解放的时候，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 。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 “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

刘少奇在汇报会上讲话不多，他的大手笔是在全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毛主席不能说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是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这些前面有关章节都说过的，不多说了。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思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讲话的时候。现在查讲稿，查不到的。 “好大喜功”这些话就是他脱离讲稿的时候讲的。后来七千人大会有个文件，我看过的。刘少奇那些尖刻的讲话都没有了。现在文件里也没有，中央只有个记录。

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刘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这是不对的。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和爱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代表们听了热烈鼓掌，这是能说明问题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大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1961 年 9 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访华，问毛主席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 “很清楚，是刘少奇。 ”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公开树立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过，他很善于拉拢党内高层干部，还敢瞒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级干部，因为中央开会这样的干部是有发言权甚至表决权的，他任命的，人家就会拥护他。他还会拉拢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毛主席跟他不一样，走的是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干部的官职。毛主席总要是干部能上能下。

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 1958 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都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后来的大会文件里也是没有的。

14.3 刘少奇成为 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个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和集体的斗争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体道路胜利了，中央也是统一了思想。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 12 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 1962 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 “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书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刘少奇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陈伯达在大跃进中还跟着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搞过共产风，田家英就连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胡说都没有过，甚至还私下议论说过，邓小平虽然是农村出身，却不懂农业，才搞浮夸，才相信什么万斤粮。毛主席对浮夸是非常不满意的，这肯定也是影响到了陈伯达、田家英他们。毛主席后来让他们下去搞调查，搞过共产风的陈伯达没有站到搞浮夸的那边去，田家英更是没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夸有功的，1959 年初我们到四川搞农村调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又及时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送交了毛主席，让李井泉受到批评。虽然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他们的“小会” ，事发后又被李锐胡言乱语加害，但毛主席还是把田家英摘了出来，加以保护，而且毛主席对其他两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是这样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护的，他事后跟我说过，他是上了一个当，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

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 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少奇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 “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少奇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少奇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了“包产到户”建议专辑遭到谭震林的报复

1962 年夏秋之间我们收到大量群众路线，建议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在中央开会，我打电话告诉田家英，他说中央正在开会讨论这个事儿，要我搞一个包产到户的专刊，反映群众的要求。我告诉他，信很多，全登出来可以出一本书。田家英说，别搞成一本书，可以搞个像《红旗》杂志那样厚薄的小册子，摘精粹的，最多几万字。我按照他的意见很快就编好了，题目是“关于群众包产到户的意见” 。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 年到四川种粮，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记得 1962 初四川我种粮的大风公社有个很小的干部，给我来信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这也增强了我对于公社道路的信心。我当时把这封来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了这封信很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常委看。这样一来，我就非常清楚，虽然主张包产到户的声音在 1961 年以来在党内就已经非常强烈，但毛主席还是坚决要走人民公社道路的。

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 到 1958 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在劳动中表现比较消极之后，就提出我们这些没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床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群众反映》的专辑里了。这样就是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

材料送上去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了讨论了。开始是两种意见，但包产到户的占上风。不久毛主席批评了包产到户意见，会上就出现一边倒。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看到《群众反映》的材料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把小册子的空白处，都写上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谭震林实际上是想搞报复，追查田家英，因为我们一起搞过谭震林的吃饭问题，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

杨尚昆叫龚子荣问我这期刊物的背景，内容是怎么编的。我说，我收到很多来信，打电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期。那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打电话叫他编辑的。田家英对这个事情很恼火，追问我怎么告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说是我打电话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的，里面还有反对包产到户的。

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说，人家刊物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嘛，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没有罪。你有意见可以，不能追查人家。不让底下反映，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彭真。当时彭真也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到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也很有道理。

那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救了我，更救了田家英。田家英大概是以为我到中央告他状，他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大的心机？是谭震林要报复他、整他，但没有成功，他躲过一劫。要是中央同意谭震林的意见追查下去，田家英就是政治错误了，就可能要下放劳动了。他是领导，就是我搞的，他也责任在身，说他向党进攻是很容易的。两边材料都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后来田家英也对我说过： “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彭真当时不管跟不跟主席，他也不是要保护田家英，但是他确实解了田家英的围。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是八司马之一，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阅览室本来就有一份《群众反映》 ，现在有多了一份谭震林对包产到户的群众反映的批示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目标大概就是对准我的。

【关于这个事情，之前的材料说邓小平救了田家英，请戚老核一下，我把之前整理的文稿摘录放在这里供参考：谭震林要追查是谁把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搞在一起的……办公厅的党委就先找我谈话。我不能说是田家英让我弄的，我说： “这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他们问谁批准的。我说； “按照规定，只要不涉及具体的人，只是反映情况，我这里就可以送的”。他们责问： “包产到户是受批判的，你为什么要送呢？”我告诉他们： “我不光送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也送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替田家英说话，大意是： “这个材料两边的意见都有，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印出来为什么要追究责任？”据说，这话是邓小平说的。 】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1962 年的单干风越刮越大，刘少奇明显是风源，又是保护伞。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主张或者赞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这个时候都转向了主张或者赞成包产到户。因此，中央常委中实际上多数都是赞成搞包产到户的。具体说就是，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样一来，党的路线出现了倒退的危险。1962 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可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广州，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他们开西楼会议，调子和七千人大会定下来的不一样，引起了主席的注意。这其实就是说毛主席和他们的路线矛盾实际已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了。毛主席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常委周围还有不少田家英这样的人，如果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路这个大政方针的话，他自己就会变成少数，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把党的路线改变过去。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决定不开常委会来作表决，而是开中央全会来表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也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是列宁都讲过了的。这个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刀子。中央全会一开，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是大跃进中过来的，都是当时主张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因为如果那么搞的话，他们大多要下岗，像安徽的曾希圣就把好多反对搞合作化的人打成反党。所以，这个会一开，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这就是说，毛主席发挥他的高超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击退了一次路线上的倒退。

我保存着一份关于十中全会的笔记，现抄录在这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十中全会情况的讲话要点十中全会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

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印原子弹、和平大会等）问题是我们有的人对赫鲁晓夫欣赏，在和平大会上支持他，犯了一个错误。国内刮起了两股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案风：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第一条：说他过去承认的事情都是被追逼出来的，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第二条：他否认了里通外国，说他不懂外文，怎么里通外国？

事实是：

1.他与赫鲁晓夫讲：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治路线，现在了解了；
2.他与布尔加宁讲：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统一体（在华沙和莫斯科的宴会上都讲了） ；
3.他与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俄籍华裔吴（？）某单独在莫斯科联系。再从苏修那边看：
1.赫鲁晓夫说彭德怀是我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我的朋友，毛泽东是破套鞋；
2.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公开说，我至今赞成彭德怀。另外，彭德怀的申诉书说他早在 1926 年就在起义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好像军史应该从他那里写起。

现中央已组织了一个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处理彭德怀的申诉。彭德怀善于在关键时刻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干扰党的正确路线，上次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把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右。现在不上他的当了，他的申诉由专门人去管，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的工作。单干风：大肆宣扬包产到户、单干，主要是邓子恢。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他（略） 。

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要这样看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人，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他们是争权，争来的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贯彻他们的路线。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其核心内容后来公布在会议公报里，逄先知他们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摘录了这么一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又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的编者说：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党内的一个主要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这个说法基本事实是对的，但说文革是“十年内乱”就不对了。毛主席起初的确是想通过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在群众中也来个彻底制止“包产到户”倒退风。结果刘少奇故意扭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使它搞不下去了。毛主席为了从根本上制止单干风、复辟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其他人干扰毛主席的战略，结果出现局部的混乱，但很快就制止了。第一次文革也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第 15 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很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户”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他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把你调到办公厅后楼参加《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了。调后楼时，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太年轻，到后楼参加研究员开会，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不跟正研究员坐一起。

对于这个调动，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有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别喜欢特殊化的领导总是坐卧不安的。杨尚昆调开我，其实是代表了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这股势力。田家英是从来不委过于下属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那时主张三自一包，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现在有人说，1957 年戚本禹参加了“八司马事件”， 犯了错误；1962年，戚本禹又犯了错误。可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语焉不详。当时，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的确有一个原来“八司马”中的人，马上就是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但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那是不算什么错误的。可能杨尚昆、龚子荣、田家英一起把我调离《群众反映》 ，在一些人看来是因为我又犯了错误。这些人还说，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拦下，向毛主席申诉冤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这送那，经常会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远远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墙边，以免弄出相声惊扰了毛主席，等主席过去了我再走。 “八司马事件”之后，主席对我印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 1961 年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对后一个报告主席还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时候看到我了，就会主动跟我打个招呼。就是这个情况，哪里有什么路遇主席，把主席拦下伸冤这种事？《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我听林克说，主席不大看了。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困难期内全国就在做，叶子龙就是那个时期到河南信阳搞调查，大吃大喝，还在晚上找姑娘开舞会，违反组织纪律遭到处分的。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读简报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细致。中央办公厅后楼实际上是个研究室，是全党最权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级别的干部任职，总共有三、四十人。它没有主任，只有一个个独立的组：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各组统统直接向杨尚昆、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1963 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是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原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 年杨尚昆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实事求是，杨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后，陈麒章还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当时综合组正在汇总全国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陈麒章具体负责，一个管农业方面的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是协助王青林做这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是个老干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这个事情又是特别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调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的数据也实了。安徽都实，其他地方的数据也会实起来，整个数据都会实起来。所以，1963 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统计不到，是估计的，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

我们得到的实际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 600 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要把没报的、隐报的再增加一些。我们接受他的建议，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到，有些地方则是估计的，数字有点混乱，我们就在 600 万的基础上，加 20%作为修正，即虚增 120 万。这样就达到 720万。那时气氛变了，谁都怕瞒报受处分，有人就说再增一增。再增顶多也就 800 万，最后决定上报总数 800 万。800 万那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代大灾荒，几十年，死了 2000 万；抗日战争总死人是 3000 多万。现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人 800 万，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心里能好受吗？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综合组集体搞的，研究是很严格的，数据是差不多的。要说不准，那 800 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的边缘地区，人烟稀少，可以当食物的自然生长的动物、植物又很多，饿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个 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虚增了 80 万。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文革前夕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要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在我 2011 年动念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还在的，可惜现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句话。

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 ，把困难时期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么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 年，解放军进攻苏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 ， “罪恶滔天” ；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
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说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 400 万，或者800 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么没有人去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数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文革刚过，胡耀邦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 1958 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

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 。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统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61、62 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 20 年后还活着的就比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有人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人。办食堂是不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1959 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粮，了解四川粮食产量实情，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骑车到过了。我采访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 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说，大跃进撑死人还不是个别现象。
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这是实际，在当时也造成浪费和许多的不方面，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那是当时田家英唯一的一个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问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 。理由是，粮食让干部贪污了，还不如让食堂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我的《四川粮食产量报告》 ，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报告，都批给了大会。

食堂不食堂，不是饿死人的原因。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困难时期的饥荒也不是在大跃进中立即出现的，而是在 1959 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 年开春时节到四川新繁县大风公社种粮，我们下去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是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开始出现了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拔了粮食给工作队，我们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中队里面吃饭，还是都没怎么吃饱过。工作队规定不能带饼干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有些农民小青年，没什么文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历史知识不错，讲历史故事，比他们听过的说书可能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就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每次都带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我们也不忍心吃她的。我们去了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还告诉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

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59 年夏季收获后，全国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风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交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再到春天农民种子粮没有了，生产不能维持。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专门对付粮荒的。我们到大风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 ，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 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胡豆（蚕豆） 、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卖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 “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 “我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 “你一来，我们就看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吃过的东西，他们还要喝汤，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着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走了。这事儿是在59 年大饥荒开始初期。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么困难。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各个地方看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这样说。
我见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粮食这样紧张，自己吃不饱，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 （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援全国，都没有一点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东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主席了。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毛主席还对自己进行了肉体惩罚，节约饮食，以身作则，领导全党与群众共渡困难。1959 年国庆节前夕我从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边参加劳动，边搞调查（参见第 12 章） 。我就是在这里劳动时回中南海汇报工作，听秘书室人说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毛主席看了他探亲回来从家乡带来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团子，就自己拿了吃。那东西很难下咽，毛主席就和着开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团很伤心，眼睛就湿润了。主席说，我们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农民支持我们革命，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主席决定惩罚自己，不吃肉了，让把配给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说： “看见农民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不下肉，我们没把工作做好，什么时候等农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 ”警卫战士说： “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规定好给你的。 ”但主席还是坚决不吃肉，一段时间下来，营养不够，人就消瘦了。这事让总理着急了，总理过来研究办法。总理说： “中南海里不是有鱼吗？把那个鱼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让主席吃”。主席开始也不吃，总理告诉他那是中南海战士自己养的鱼，主席才答应吃，不久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主席后来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到河里去喂鱼，就是因为他觉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鱼。

我在二七机车厂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的。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粮，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就是教我种粮的那个老农，问他四川饿死人的事。他说： “别的地方有死人，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 1959 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进工厂大炼钢去了，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田里地里了。这个情况我 1964 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参见第 17 章） 。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就是浮夸风。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但不承认没有关系，当时大干旱、大水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刘少奇不是也承认有三份天灾吗？三分天灾也是天灾嘛！客观存在就还是要承认。浮夸风就是刘少奇说的那“七分人祸” ！而他自己和邓小平都是这个人祸的主要制造者。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 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很对的，1959 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那个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是我们工作队传达的，别的地方根本不传达，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我们工作队在新繁县传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开始是田家英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就马上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实际只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粮不够了，他就派人去抢从四川经武汉运去上海的粮食。事发后上海就告状到中央去了。我现在想，说不定王任重抢的那粮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农民自己舍不得吃，却用鸡公车推到车站、码头去交给国家的呢！王任重决不是一个好人。当年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绝不仅仅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 ，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 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当然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逼债，我们要还债，没有钱还，就拿鸡蛋、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还。现在不但总有人夸大饿死人的数字，把困难时期写得过于凄凄惨惨，而且总是有人对于毛主席搞的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不以为然。如果毛主席没有果断从第二线走出来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而是让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再胡搞两年、三年，那后果又会怎么样？真正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去追究，尽了最大力量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人，反而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污蔑、攻击。这真是咄咄怪事。刘少奇是已经死了，邓小平后来搞的那些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邓小平从极左跳到极右了，而且搞极右的改革开放还是搞极端、搞浮夸。结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镇压，调动野战军到北京，用坦克、机枪杀了那么多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在大一点、步子在快一点” ，和他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 20%是“乌龟爬”是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难、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邓小平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

第 16 章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就是在《编辑群众》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刘秀成自述》 ，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 。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假投降也不能那么个降法，就是假的也成真了。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要那么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1963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鲁迅有“遵命文学”一说，后来有人看到我写这篇文章得到了主席的赞赏，就说我写的是“遵命文学” 。我跟主席是有点缘分，我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期间，先是负责处理给主席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不久，田家英看我喜欢读书，就让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我还因此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居。主席喜欢历史，我就跟着主席读过的书学习历史。后来，田家英又让我给他做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这些早期在中南海的经历，的确很大程度上为我写出《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文字基础。我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 《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不是主席叫写的，不是“遵命文学，也不是江青或者其他什么人叫写的，都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自然而然的行动。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的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批判，这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因为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我文章写了后，打算向《历史研究》投稿，在投稿前想和秘书室的人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人。没有人对历史有兴趣，就像现在公司里谁对历史有兴趣？我投稿前把文章拿给田家英看，田家英没有时间看，只问了我的基本观点。就因为我投稿前是报告了田家英的，田家英没有反对，后来就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指导。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963 年中我就调到了后楼研究室综合组了，刚去的时候，是参加他们搞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1963 年八月上旬，我作为后楼研究室综合组副研究员，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工作去了。去之前， 《历史研究》还没有发表我的文章。去的地方是抚宁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小广告” ，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但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会批判我了。

九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我的朋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告诉我北京各地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也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分别召开会议批判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还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

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出来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第一时间（1963 年 8 月 2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北京的很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机关也是这样。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就干预争论了。

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 “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会上有人责备和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也请田家英看过。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各地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发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 。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虽然我当时已经因为是 1958 年 “八司马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又因为 1961 年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期间写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批示了“戚本禹是好同志” ，所以就在党内一个小范围内有点小名气。但是，由于我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内部刊物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学术研究，在写《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连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与黎澍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 ，我不是领导人、不是学者、不是教授，当时又在冀东搞调查，自然而然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流对我搞大规模围攻，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所幸我九月回来后，我在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关心我，把批判我的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使我得以管中规豹，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黎澍当时还说过： “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黎澍后来也曾亲口对我说过： “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这同文革后他对我的批判如有天壤之别。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时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后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传到了中宣部，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就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 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更多了解批判会的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内容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的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 。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 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
握手。
本禹
10 月 2 日

丁守和接信后约我到近代历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去了。他告诉了我周扬和刘大年两个批判会的情况，还悄悄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 1958 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对付斗争的经验了。1958 年到 1963年已经 5 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又知道了田家英的态度，心理很坦然。田家英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 。当然事情牵涉到周总理那里，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表示自己对文章本身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在东厂胡同，我从那里回中南海，走过北海大桥，可以看到中海边上的紫光阁，那里是周总理办公的地方；再往前是坐落在南海边上的勤政殿，那旁边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我边走还边想，我一个年轻人，一篇微不足道的文章，能在中海、南海引起波澜，牵动中国革命两大领袖人物的关注，无论我将来的命运如何，都值了。

几年前，一个喜欢造谣生事又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此处可直接点名穆欣？】说我听说中宣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 ，赶紧检讨。这可真是想当然了。在“八司马事件”中，支持何载的人地位也很高，我也没有屈打成招，目前这个事不过是个学术批判，比“八司马事件”中的“反党右派”罪名小多了，我又何必惶恐不安地去检讨呢？我想这一点丁守和也是会有记忆的。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 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不难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可是，不送田家英就稳妥吗？毛主席这个人，哲学、史学、文学水平都很高，又没有框框，谁也把不了他的脉，周扬讲的就是终极真理了吗？而且，别看毛主席从延安以来就批判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口号是虚伪的，可他自己是最不讲身份、地位，最讲平等的。周扬和戚某，将军和小卒，教授和学生，官家和平民，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10 年前，在“ 《红楼梦》批判事件”中，毛主席关于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批示，言犹在耳，刘大年他怎敢忘记？【加注红楼梦批判事件】 。

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谄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简直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的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送给我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 “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 ”我最后写道： “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 。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964 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在此之前，江青派人三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顺便说一句，我来机关的时候，就听说江青脾气不好，可我多次开会见她，也没有看到她发过脾气，反倒觉得她像个大姐。在“八司马事件”中，她知情后也是支持我们的） 。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 “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 “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 ，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江青接着说： “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 。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十六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 “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 “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

江青当时说主席的批件“正在传阅中” ，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批示她始终没有拿给我看，因此我也无从得知哪些中央领导看过了。不过，我知道总理看了、康生看了、彭真看了、田家英看了。总理看了，是总理自己告诉我的。1966 年 5 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 8 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 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 “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康生看了是邓力群告诉我的，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批件了。我原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 ，因为我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邓力群告诉我是“忠王不终” ，意思是晚节不保。我知道彭真看了，是因为 1964 年冬天彭真请我和关锋吃饭时，对我说过： “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 ”田家英看了，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前几年听说主席的这个批件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人要掩盖历史的真相，要淹没真理的声音。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964 年夏天，我写了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江青与康老商量，让钓鱼台的反修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得到了康老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说，我的文章对他们写国际反修文章有所启发，最近广播的他的反修文章中的名句“倾伏尔加河之水，难以洗刷赫鲁晓夫背叛革命之耻辱” ，就是从我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中“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的话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是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好好批，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连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 “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老、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增、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关锋等对文章作了最后的修改。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老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老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 年 8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 《历史研究》也在 1964 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钓鱼台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文，各地报刊转载，但《光明日报》的领导人找我要清样，争取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老，康老和此人关系很好，同意文章在两报同时见报。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未表态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或者我愿意看到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和第一篇文章一样，它一出来就演变成了政治风云，不过只是两篇文章测到的政治风向是相反的。反对的人不写文章了，我就无战可斗了，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淡出历史。我起草过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了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 ，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 ，是不是主席知道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61 人自首叛党案” 。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61 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61 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我是后来知道，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1966 年 3 月 30 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的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61 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 、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 《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 ，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 《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 。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日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 。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老、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他等等无稽之谈。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 ，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警惕呀，人们！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第 17 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调《红旗》杂志社

1964 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钓鱼台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诉我，他想要我到他们的写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但是，陈伯达抢在康老之前给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老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 ，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 “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 ”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1964 年底，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大讨论结束了，我也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我们一起在天津搞工业调查的时候，陈伯达是组长，田家英是副组长，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有体会的。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由自主，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虑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了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时说要给我副总编的待遇，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是邓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个办公室办公。报到后我到陈伯达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 ，不谈具体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康老没有要到我，就跟我说，毛主席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增一样，经常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中央写文章。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964 年入冬我们十几个文化战士去了北京通县宋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邓力群带队任队长，陈茂仪（ 《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成员还有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队。

根据我这个时期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就应该是批走资派。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藏私分粮食，群众反映非常激烈，我们调查掌握证据后，就请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员一贫如洗，没有吃的，邓庆福家里却几房子都是东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太超出普通农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社员是按工分分粮食，他们是分了该得的粮食还私藏私分。他们怎么私分呢？就是队上交公粮后社员再分粮，分完都会剩下一些，这些不在统计之内，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粮食是农民最保贵的财产，一个普通的干部，就居然私分得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么多其他财产。

上有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反映他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

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东西了。他贪污钱，贪污粮多，家里东西就多，光是这些他也是个贪污犯。当然，就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人有点成绩，在公社里有名，上下关系都好。所以，贪污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上面的人听他的。关锋对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气，就是要拔这个钉子。这个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很多，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关锋很仔细，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关锋倒霉之后，北京市马上就给这个人平反了，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 XXX 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不服气。当时他搞那个小册子时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翻案也翻不了。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内部材料，人家不给他发行。 “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 。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打成走资派的那个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的，我倒霉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利用这个权力和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让秤杆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不结婚，喜欢谁，谁给她一点东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欢谁，谁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把她强奸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样一个坏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给平反了。只要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连坏人也平反，理由是我们迫害群众。看看今天农村的村霸，是不是与邓小平的乱平反有关？

对比之下，有个老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死了，对他的死，我是遗憾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了邓庆福之后，有人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现在是贫农，解放前当过土匪，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 “盗亦有道”，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绑过村里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欢他。我们在运动中不搞土匪，没有这个任务。再说他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再当土匪，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积极。但是，社员反映了，我就要应着。我说，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队员小周去找他谈。结果他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又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是自杀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难。人不死，怎么对待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都觉得我过分了。我没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责任，我为这事检讨过。我要将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才好，后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国家工作，让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终归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清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

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还是烂掉了。58 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贪污，欺压社员。四清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很清廉，工作队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说，生产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 ，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让我卷入高层漩涡

四清运动要发动群众起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发动群众，对贪污的干部的斗争，也不是搞喷气式什么的，叫走资派站在那里就行了。可是，当时王光美已经发明的“桃源经验”，是搞秘密串联，搞“小台湾”，神秘兮兮。而且斗争走资派搞喷气式，很残酷。刘少奇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源经验” ，刘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学“桃园经验” 。群众和那些走资派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群众也掰不开面子，所以就抵制。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刘仁看到下面的群众一时间不起来，都抵制那个搞法，就认为是下面干部搞四清不积极。他发了个讲话，说你们不搞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下去后，我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还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讲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批评说那样对待群众是老爷作风。群众不觉悟，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要训斥、要撤走工作队。当时后楼主办的内部刊物《情况反映》是给中央领导看的，经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况。研究室的领导之一陈麒章当时是负责这个刊物的。他们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沟通，报告报告。所以，我离开后楼研究室之后，还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出来了，因为是私人通信，也写得就比较激烈。那位同志觉得内容不错，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样的通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很难说是完全的私人性质。陈麒章看后认为我对刘仁讲话的批评意见是有点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登出来了，还从办公厅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刘仁的讲话，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主席向来很反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见，把我的意见批给彭真看，好像还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不该那样讲话，让彭真去处理。这之后刘仁就检讨了，还生病了，不过很快就治好了。我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点过火，主席又过问了，彭真就很紧张，意见也很大。这下北京市的领导就反感我、攻击我，说我吹毛求疵，说我以势压人，弄得主席批评刘仁了。彭真先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刘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线的，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就等于是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而且彭真这个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北京市对我有意见了，彭真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说实话，我这个信也的确是给他造成了困难。不过，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彭真更怕跟我们起矛盾，因为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们：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你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你是《红旗》的人，这影响很多人，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 《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我跟陈伯达解释： “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讲得随便，有点上纲上线，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登出了，有些话就是过分了。请彭真给刘仁打个招呼。我说他是老爷，他也不会超过王光美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老爷呢？我们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陈伯达说，你别这样写了，赶紧到彭真那里去检讨，认个错。

由于我的文章里面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比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关锋一起去。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检讨，彭真也找我们了。彭真看了我写的情况简报，怕我再直接给主席写信，找他麻烦，就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他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会（要关锋也去是因为我那个信也提到关锋了） 。那天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听了四个小时，冻了四个小时，底下的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听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个请留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要不去问题就大了。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从头衔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有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就像现在很豪华的装修，比现在的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木桌。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有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是很气派的，但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没有见过。在团校、在中央办公厅我都没有见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是两重天，暖气不暖，常在屋里呆要穿棉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林彪的家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彭真是个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知道主席重视这事，就在向陈伯达做过交涉之后，又亲自和我们交涉。他实际是希望我们别再告他，想与我们缓和关系。我们去了他那里之后，他不但不批评我们，好像还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不是，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主动提起我评李秀成的文章，当然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作为铺垫。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彭真说他支持陈玉成，反对李秀成，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陈伯达说彭真是副书记。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和主席一样支持我，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起来了。乘此机会，我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来之前，邓力群也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过彭真要见我们。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主席批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要提陈伯达撇清楚） 。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参加北京的会议。但是，他又说，刘仁这个人呢，讲话就是怪，喜欢讲反话，我体会，他那个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说，下面再不积极的话，他就不管了，这是激发他们积极起来。他说不管了，意思还是要管。你们就当成他的真话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反对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我跟关锋讲，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席批评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这些话，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细的饭，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 【是通吃、同住、同劳动吗？】 ，都在社员家吃饭，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在这里大吃了一吨。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不错，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都是天差地别。

走的时候彭真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这一点我不反感，因为当时彭真党内很有威望，中央会上常是他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也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来了就说我的文章好，我批评刘仁的事也不在乎，态度和蔼，又请吃，又唠家常，还问寒问暖，问我看什么书，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我能不感觉他是自己同志吗？我那时 30 多岁，也没有经过复杂的事，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比较简单，不知道有那么多矛盾，就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首长。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首长关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为毛主席挺重视我。

我回来以后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回来一想，觉得是我们自己对事情没弄得很清楚，就批评起来了，是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点，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吨饭，也该说声感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写过信。

文革后彭真隔离审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给康老了，那里面就有我的这封信，那时候彭真好像是反党集团一样，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要怀疑、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陈伯达、江青都看了。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有点怀疑，问我： “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 。还好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 “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 “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说人家。 ”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老这么一解释，这封信就不算事了。陈伯达说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后，开始是陈伯达整我，后来是总理、康老、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陈伯达的遗稿才知道，把我抓起来，他们都赞成，就是康老说了“要谨慎，戚本禹在群众中有影响，这个事情……恐怕要请示主席”。康老那时病了几天，不知道其实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之后，为了撇清，就又说我早就投靠彭真了，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说可见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总理 315 讲话也说 ，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做最后的声辩：写信是 1964年的事，当时彭真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位置仅次于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叫他副书记，可见他是实实在在的中央领导，他请我吃饭，我就写了那个信表示一下感谢，算不算罪状？怎么是投靠？那时候总理还三天两头跟彭真一起开会哩，难道总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我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 。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

17.4 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归宋庄公社管辖，宋庄的四清由上面统一管，上面经常让我们汇报，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很复杂，我们得派一个专人来应付。正好《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说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什么繁琐哲学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拿材料，比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他们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我就交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清样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跟你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他说，毛主席正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是文牍现象，但是提到了哲学高度讲这个问题。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抓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要解决，毛主席就说他是繁琐哲学。而我讲繁琐哲学是讲具体方法问题，跟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所以用了繁琐哲学的题目。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以为一定是听到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批繁琐哲学。他说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有时候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中央还没有公开，不要去赶这个热闹。他以为我是要乘机出风头。其实，我研究理论写文章真没有想投什么机，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后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也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人布置任务，也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再后来到文革中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那是任务了，因为毛主席说要搞大批判，要研究历史写批判文章，但也没有给我规定题目。我跟邓力群说，我批判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相信我，说那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来，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他不愿意我反对刘少奇） ，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不好。这是中央上层的东西，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把文章撤了。因为这么一个情节，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传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还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 。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是一个说法问题，一个工作，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我和关锋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工作队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内腐败问题，要让农民多分粮食，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四清回来才看到“桃园经验” ，当时还觉得不错。为什么主席后来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那时候仅仅知道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在这个封锁哲学的问题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说刘少奇不让主席开会，讲话，主席与刘少奇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

【关于批判繁琐哲学，我综合所有材料后，得到关于此事的以上表述，原来材料中有很多小冲突，我都抹平了，当然也许没有平。原来的材料有个说法与现在这个整理矛盾比较大，无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 “后来稿子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一趟。我去后康生说： ‘这个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烦琐哲学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你这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别人就会以为要批判刘少奇了。

（上部完）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 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少奇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少奇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少奇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小平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
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比较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少奇。这也不难理解，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青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江青对我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她还让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并不懂行。所以没能完成她给的任务。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导创作的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她又叫张春桥领我去看样板戏。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和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但是江青搞京剧革命争取到了周总理的大力支持。我听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时的难友）说，“样板戏”这个名称就是由总理亲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后来组建“样板剧团”，也是由总理亲自决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样板戏的时候，演员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说你们要求参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群众也不一定希望他们看到的节目都是由部队来表演的呀。主席这么一说，下面就难办了，到底是给参军好？还是不给参军好？结果还是总理想出了办法，所有的“样板剧团”都由总政发给军装，但不发领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现役军人。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年轻漂亮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山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程砚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说江青真懂京戏。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头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出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了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在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我说剧中的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生存呢，这比在孤岛漂流的鲁滨逊还难啊！哪怕有个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的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还真的去改了。他们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那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这么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下群众场面。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都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说，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的就是处事看人，她说，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

江青所领导的京剧革命，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 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问来。而阻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

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

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却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

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没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质上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我觉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我当时听了主席关於《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著《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成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裡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⑶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⑷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⑺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⑻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

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⑼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⑽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⑾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⑿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

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注释：
⑴《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⑵《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⑸《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⑺《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⑻《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⑽《〈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⑿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侯，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挺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为给田家英平反，说这是关锋告密，是江青和陈伯达对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无论从党的工作纪律，还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来说，田家英擅自删改主席重要讲话都是不应该的。邓小平等人以这件事作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要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著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他倒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胡绳还解释了一下，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胡绳的传达与关锋给我讲的基本相同。胡绳讲了以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

会议结束后，彭真叫我和关锋留下来。因为前不久我们已经和他见过面，他跟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开玩笑说：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他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
考。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彭真没说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只说听了很吃惊，理解不深透。他接着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对彭真这段话，我当时还认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我从来都很尊重关锋的意见，但仍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关锋对彭真和我们这次谈话的看法是正确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具体组织的。可是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些。她叫我们不要给别人说，而且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的。

这时，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从康生那儿听到了一些风声，他表现得很积极，也跑来约我们写文章。

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进行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字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的。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么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

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许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彭真最得力的干部。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拓词不理。如果我写得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就对彭真有看法了，觉得关锋没有看错他。

后来想想，当时彭真在会后找我和关锋说的话，确实是在给我们暗示，让我们把批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后来因为我们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让发了。可这些话，他又不能跟我们明说。那时我还不太懂这种高层的政治语音，所以，我当时对彭真不准发表文章，很不高兴。

我把文章送给了康生，康生的态度很明确，叫马上发表。我说：人家不让发，怎么办?他说，你找穆欣发。但这时穆欣听说彭真不让发，他也不敢发了。这和他之前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是这么个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让许立群他们准备材料，起草了一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纲”。在准备起草“二月提纲”的时候，他们找了七份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材料，准备转呈给毛主席。据说，这七份材料中有我写的小册子《孙承宗》，还有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从陈贾说起》等，以及邓拓的一篇杂文《伟大的空话》等等。

关锋的杂文是用“何明”的笔名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几个报纸上。我的《孙承宗》小册子是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孙承宗是明代的一个兵部尚书，曾率领明军坚决抵抗满清皇太极的侵略。明末抵抗满清的侵略，有三个战功较大的统帅，一个是熊庭弼，一个是孙承宗，一个是袁崇焕。其余的(包括那个投降了清军的明朝统帅洪承畴)多打败仗。袁崇焕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熊庭弼也有人写了，就是孙承宗没人写。一次，我们秘书室的领导陈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孙承宗画的画送给康生。康生在画上面题了跋。康生说，孙承宗不但是个有名的文人，而且是个有名的统帅，他打败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康生让陈秉忱给我传话说，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孙承宗了，听说你对明史有兴趣，那你就写一篇文章吧。我听说康生要我写文章，便马上积极行动。那篇文章好写，查查明史，看看他的传记，没几天就写完了，投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当时吴晗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吴晗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读，文笔也好。翦伯赞也说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赞还给我提了一些意见，写文章要剪裁浮辞，形容词不宜太多，一般情况下，一个形容词就够了。他的意见很对，到现在我写文章还遵从他的意见。翦伯赞确实是有水平的。

许立群在把我这本小册子给彭真的时侯，还加了附言，说，现在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鸣不平。那末戚本禹写的孙承宗原来也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而且孙承宗后来也是被罢官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还有关锋等人也要整风。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为骂皇帝而被罢官的，孙承宗不是，他是因為抗击皇太极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挤的。而且，也不是被罢官，而是年龄大了退休回家的。

2月初，彭真和许立群带着他们写的“二月提纲”，与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几个一起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康生、吴冷西虽然也都是五人小组的，但“二月提纲”的最后修改没有让他们参加，是彭真、许立群、还有姚溱他们三个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说对吴晗要进行批判；可是对左派也要整风。毛主席跟他说，左派整风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这里的左派主要就是指关锋和我几个人。可能只是巧合，过了三年，我和关锋都被隔离审查了。

王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侯说，他得知许立群报送给主席的七个材料中有我写的《孙承宗》，很担心这样会出问题。因为他在康生那里，看过康生为孙承宗绘画的题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写《孙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他就给彭真说，戚本禹是当年的“八司马”之一，是主席给他平反的。你们现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孙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写的，与彭德怀无关。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裡，会不会再出个“八司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许立群把我的《孙承宗》从上报的材料里抽掉。但从后来的一些迹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孙承宗》这本小册子的，似乎没能抽掉。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纲”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许立群他们不让发表我们文章的事都对《文汇报》的艾玲讲了，我还把我的文章给了艾玲一份，请他带给春桥。很快艾玲带回了一封春桥写给我的信，艾玲告诉我，她还向江青作了汇报。

本禹同志：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这几天，我和其他同志都难抽出时间阅读，估计短期内也如此，恐怕误了你的事情，特先复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见了。
热烈地问候你的健康。
张春桥
一月二十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这种情况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确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之后，他们又不让发表我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这些都表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经在公然抵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在会上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这次会议，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我也列席了。就在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撒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会后，康生叫穆欣马上发表我的文章。《人民日报》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要发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号，我把《〈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拿给了穆欣和吴冷西的部下陈浚生，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车到了南京，在火车靠站的时侯，邮局送上一大捆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会儿，列车服务员就去各个车厢卖报纸，我也买了一份，报上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报纸上。随后我到各个车厢去转了一圈，看到许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那时的群众都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

在我原来写的文章里，我还是肯定吴晗曾经是民主斗士的，只是说他现在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他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重新思考自己现在的立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在我交给他们的底稿上是有这段话的，可是在4月2号正式发表的时侯这段话没有了，这或许是康生他们给删掉了。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

我这次去上海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参加《红旗》杂志历史组和学部的哲学所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号召后，《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我们就在上海组织了由工人和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的座谈会。另一个是去见江青，这是艾玲通知我的，说江青要我到上海去与她见面。

和我一同去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研究》杂志主任编辑吴传启以及两个青年编辑，一行五人。到上海的时侯，上海市委秘书长来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下榻在锦江饭店。当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但是没有请潘梓年、吴传啓他们。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是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负责人顾志刚安排的。顾志刚见了我，就跟我开玩笑说：“好同志来了”。我跟曹荻秋说，顾志刚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侯的入党介绍人，曹荻秋说他们已经听顾志刚说过了。那时侯我只是个局级干部，上海市委对我的接待是破格的。席间谈起了李秀成，谈了《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们都很支持我，给我说好话，我自然也谦虚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二次见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们很谈得来。曹荻秋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很有学术修养；魏文伯对历史很熟悉，对古诗词也有自己的理解，对毛主席诗词，他都能背诵。

饭后回来，我对潘梓年说，吃饭没请你们，我真觉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说，我们只是学部哲学所的和《哲学研究》杂志的人，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负责人之一，请你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晚上睡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带厅的套间，给潘梓年安排了一个単独的房间，给吴传启和另两个小年轻则安排了标准房。我觉得，潘梓年的资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坚决要把大套间让给他住，而且吴传启是研究员级，和那两个小年轻住一起，也不太合适，我就对吴传启说，你和我住在一起，让潘梓年一人住套间。潘梓年坚决不干。我就说，我和吴传启晚上要探讨点问题，你年纪大了，睡得早。这样他才勉强同意了。潘梓年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在毛主席去参加“重庆谈判”的时侯，他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而我只是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小党员，人家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呢。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哥，因为潘汉年那时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锦江饭店的小礼堂见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开会、会见客人，一般都在锦江小礼堂。

我向江青汇报了北京的情况，讲了我们写文章的过程和许立群扣压我们文章的一些情况，也跟她说了我们对“二月提纲”的看法，并且说了在康生传达了主席指示后北京发生的变化。江青听完我的话以后说，“本禹啊，幸亏我们还有毛主席，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办啊？”我对江青说，他们说我和关锋是什么学阀。可我们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么学阀啊。依我看，他们说的这个学阀指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人物，也许包括你和春桥?江青说，他们恨我，要超过恨你们好几倍呢。但在他们眼里我和春桥也算不了什么学阀的，他们所说的学阀，其实就是指毛主席。这个说法在我听来真是大吃一惊啊。我说，他们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是革命的导师呀，他们有这胆子!江青说，哼，你说不敢，可我看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什么不敢？!她说，他彭真眼里有谁啊?听了这话，我惊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谈了她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发表座谈会纪要的事。她说。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要批判周扬。她跟我说起周扬等人曾经怎样迫害鲁迅。我说，许广平同志对周扬的意见是很大的。那时我跟许广平有一些来往，知道许广平对周扬他们有看法。江青问我许广平的态度和表现怎么样。我说，她的态度很坚决，表现也非常好。江青就让我回北京以后安排许广平来上海同她见面，具体商讨批判周扬的事。

和江青见面后，我就和潘梓年，吴传启一道去召开工农兵学哲学的座谈会了。我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参加座谈的人，发言还真是有点水平，他们把批判《海瑞罢官》，讲得头头是道。会后我跟潘梓年说，真不能小看工农兵呀，他们一个个都快变成专家了。潘梓年说，你不知道，他们都做了很长时间准备了。那些文章都是经过秀才们改过的，都背熟啦。后来，我见到朱永嘉，我问他，我觉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工人的发言讲得很好。可潘梓年说，那些发言是经过其他人帮助修改过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朱永嘉说，我倒是没有去改过。但真有人改过。市委听说你们要来座谈了，就专门找人来辅导他们，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他讲的情况跟潘梓年分析的是一样的。

座谈会上的文章我们没做多少改动，后来都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工农兵的文章发表后，一次关锋跟我讲，山西有个工人，是个女同志，叫解悦。本来我也认为她的文章是别人替她写的。我就去跟她探讨，她没稿子，却能把写过的文章讲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到那么漂亮的年轻姑娘，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我说，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说的那样，是人家给她作了辅导，再让她背下来的。关锋说，不像，我提的问题都是临时想到的，她都讲得很好。解悦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来成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常委，再后来就也跟我们一样的受难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颜，战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们简直是半点个人主义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把自己限制得太苦了，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战士为了上海市民过年期间的安全，两三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给他假期他都不要。后来我专门写了个报告，表扬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质。这个报告送给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动。主席看了那个报告后，说，“好八连是好啊。”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到了4月中旬，我们召集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的任务完成了。准备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去编发工农兵学哲学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时，张春桥派他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指示让秀才们一起开会讨论，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并说陈伯达、康生、吴冷西、王力他们马上都要来上海。以康生、陈伯达为首，要我和关锋也一起参加。还说，部队也要来人，有刘志坚、陈亚丁等人。于是，我就让潘梓年、吴传启他们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谈会的稿子。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来参加起草文件会议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记不得了，但姚文元没来参加。在会议期间，姚文元到锦江饭店来找过我。他是一清早走路过來的，六点钟就来了，他到了之后也不让服务员来叫醒我，就在外面坐着等我起來。可那天我是凌晨二点钟才睡的觉。后來一个服务员觉得这样让一个名人去外面等着实在不妥，就进来叫醒了我，说，首长，外面有个人等着，就是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叫醒我。我赶紧把衣服穿起來把他引进房间。让他等那么长时间，我很过意不去，连忙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我坐在那里也是在想问题，不耽误时间的。他虽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却还是像个中学生，很朴素，又很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又说得很得体。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一起谈《海瑞罢官》，交换了对彼此写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了动员以后，大家开始对“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和批判，开始是逐句逐条地来讨论、分析、批判的，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说实话，有好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光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错误来的。所以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了。我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陈伯达觉得我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对我的建议说说自己的看法。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后来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中，讲到平等问题和学术权威的那一段，就是吴冷西起草写的，后来又经主席补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样，就不再一句一条地批驳了，而是先找出主要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大家发言踊跃，而且是各有特点。吴冷西、关锋善于理论概括，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吴冷西讲的最多，关锋也讲了不少。后来“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几个重要问题都是吴冷西、关锋讲的。王力的记录、整理能力很强，他行文也快。他有个特点，能把别人的思想接过来变成他的，你给他一个提纲，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讲半天.。你讲一分，他能讲二分、讲得比你的还好。可他自己却不大能形成独立思维。一次江青问我王力表现如何？我说，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纲’很积极，发言也很尖锐。穆欣没怎么讲话，陈伯达也不问他。陈亚丁讲得也不少。刘志坚人是来了，但他比较稳重，讲话不多。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和善，又是老资格，很尊敬他，可没想到后来他在总政镇压起造反派来会那么厉害。在这次会上，我除一开始讲了一点意见，后面都是听的多、讲的少。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老干部，我是年轻人，我不能老是表现。

大家讲完之后，就各自把发言的内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连接起来，交给陈伯达汇总。陈伯达是很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擅长做后期整理。他汇总出来以后，再请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规矩，用一条线勾划出来、然后在空白处用章草仔细地写好，他工作得很认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厂，由工厂排版印出来，然后陈伯达、康生又给主席写了一个短信，再送给江青转呈主席。

江青不大来参加会议，她只是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找人碰头，主要是找康生、陈伯达、春桥他们几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专人送去给主席，她负责和主席联络。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后就印送北京，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看。请他们再提出修改意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 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 ”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后

1. 批判“彭、罗、陆、杨”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
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5月4日开始的，我记得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轮流主持的。会场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有时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彭真的倒台，看似很突然，但其实也不突然。这中间是有个变化发展过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这两个批示应是毛主席对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所发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没把它当回事，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横加阻扰。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所以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主席公开讲话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彭真又搞出一个“二月提纲”，打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继续压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问题应该是导致主席决定罢免彭真的直接原因。其实，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次叶群在陈伯达陪同下来找我和关锋、王力。叶群对我们说，她是陈伯达的学生。可我们当时的感觉陈伯达和叶群并不是很熟的。陈伯达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叶群。叶群向我们透露“罗长子”怎样反对毛主席。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帅好。这“别的老帅”指的是贺老总。陈伯达曾经叫我们历史组去帮贺龙写一部传记，等叶群一走，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对军队内的斗争一向都不太清楚，给贺老总写传记的事你在历史组布置过吗？我说，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还没有作具体的布置呢。陈伯达马上说，统统取消，不搞了！这事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罗瑞卿的事主要是因为他跟贺龙走得太近了。而贺龙当时又和刘少奇关系很好，中南海里一度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总理在一起开会时，我也在边上。我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江青跟我说过，关向应、任弼时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关向应是在延安病逝的。临死前，他找任弼时、贺龙，叮嘱他们在党内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任弼时、贺龙都是尊重关向应的。贺龙这个人很讲义气，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聂荣臻在华北与国民党打几个好仗，结
果两人都没打好。但贺龙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积极为陕北解放军供应粮草、弹药，还专门把一支部队放在黄河边上，随时准备过河接应毛主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体不好，中央决定，在林彪休养期间由贺龙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罗瑞卿这时和贺龙处得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里那么局促。罗瑞卿劝林彪休养这事也是有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林彪的身体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话，那我估计他也不会这样去跟林彪讲了。据说罗
瑞卿是让刘亚楼出面来劝说林彪休养的，这是因为林彪很信任刘亚楼。我听杨成武说，刘亚楼这个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挥打仗，决策后都要靠他来具体组织落实。罗瑞卿跟刘亚楼说的话应该是很和缓的，是没有什么棱角的。后来批判他的时候，把他的话掐头去尾突出一点，就好像真是反对林彪了。

我对罗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国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南海的警卫局领导，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时候，总是跟我打个招呼。别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治平碰到我们也都是很客气的。在他们面前，我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中南海开罗瑞卿的批判会，会议由童小鹏主持。下面有人递条子，说要叫郝治平上台去接受批判。童小鹏把条子给我，问我的意见。我跟他说，批判罗瑞卿就是批判罗瑞卿，把郝治平弄出来不好，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童小鹏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把条子压着，没去理会。那人又递了一张条子上来，童小鹏还是没理他。不知这人与罗家结过什么梁子？

罗瑞卿对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听江青跟我说，主席跟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这句话陈伯达也知道。主席本来对罗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个最保密的“防突小组”，由总理领导，但具体都是罗瑞卿负责的。

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当时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其业务与原来的“防突小组”相仿。“首都工作组”是由叶剑英具体负责的。这是个很神秘的机构，它对外不公开。只向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总理报告工作。

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

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
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
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

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

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綫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杨尚昆受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在毛主席身边秘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密的问题。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
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
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

在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好，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江青跟我
说，在这个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关键的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他们，并不把她当回事的。这些人参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东兴对江青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是有看法的。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是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的。但江青觉得，汪还是个比较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后来毛主席就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这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为了她这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说，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
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

196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 66 ）277 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2、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彭、罗、陆、杨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会议对“五一六通知”的文本进行了讨论。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来以后，主席亲自对它作了多次修改，并增写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然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之后，才提交到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的会议先是分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在收集了各小组的意见和建议后，又作了修改。经过小组会议的充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后，才在大会上举手通过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

3、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过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别具一格。主席那时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政变，有些是旧的历史观，不符合马列。主席本来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希望批下来，主席才批准下发。

在林彪讲话之后，总理指示，要中办秘书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须把讲话稿整理出来。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马上和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一起连夜进行整理。林彪的讲话没有书面讲稿，他只是写了一些条条杠杠。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主要是根据我自己在现场做的速记。我在中央团校学习和从事秘书工作时，为了记录方便，自
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记方法，制定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简单符号，在自己学习和工作时一直沿用这个记录法。我看着自己的记录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写。林彪这次讲话讲得非常流畅，不用添加什么，实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通顺的稿子。需要查对的只是一些历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这又正好是我之所长。所以我俩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问，就把这个讲话给整理出来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审查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对文革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表现却比较消极。他说，以我们个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过邓小平他们。连毛主席都没斗过邓小平，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说，他的家也破了，爱人也死了，自己劳改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还不是失败了？看起来我
们是决定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命运的。算了吧，就当是一场梦吧!

其实他去的只是五七干校，也不算劳改。他说，如果他当初搞科学技术，现在应该过得不错。我读了那么多马、列、毛的书，可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讲话送机要处印厂排印好以后，先送给林彪审阅。林彪看了觉得很满意，说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是谁整理的？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是戚本禹亲自整理的。后来听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当时就对他们说，往后写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戚本禹看看。

也是在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了我前几年，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的感受，我用了“疾风知劲草”这个比喻，形容林彪这个讲话。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了。我自己还觉得自己讲得挺好。不想却挨了江青的批评。江青在电话里跟我说，不是说你讲的内容不对。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作这样的发言，事先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关锋在底下跟我说，江青的批评是对的。你这么一个敏感的讲话，是会引起各方猜测的。

4、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月23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组织处理决定，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同时增补了陶铸、叶剑英进书记处以及任命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

就这样刘少奇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严厉害了，斗得很凶。我后来听朱德的军事秘书曹全夫（他是主席母亲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说，康克清跟他发牢骚，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 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总理跟我说起这件事的。

5、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最后是由出席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开会商量决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这个名单的通知：

《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确定：华北：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又发出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8月底又发中发[66]439号通知，在陈伯达因病休养期问，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了飞机。他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然后一起乘专机去上海。那时我们都习惯在夜间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干脆就不睡了。到了5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叫做子爵号的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飞机上还有可以办公和休息的小房间。飞行途中，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行了三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辆有三排座位的轿车，在我们的车子前后还各有一辆开道车和护卫车。在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文件分发给我们。打开一看，是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写给林彪的。我们在车上就看了起来。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给林彪的批示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我们到的时候，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在三人沙发上，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了椅子。我们坐下后，都继续埋头看文件。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天，我被调去《红旗》杂志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住的地方离丰泽园很近，平日我常骑自行车经过丰泽园的后门出海办事。有时遇上主席在那里散步，我远远看见了都会立即下车，想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以免打扰到主席。可是主席只要看到我，总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参加，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红旗》杂志陈伯达是叫吴江、邵铁真去的，没叫我去。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随后就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到他的边上去。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让了，于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是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的。主席出来后，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从沙发上起身要让座给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了。

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 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著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唉，一杯麦片马奶和一碟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在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所处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了。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训练，还可以做工，务农，还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权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接着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刚拿到文件，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曾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个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上了，可能还没有传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年轻时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主席在《张鲁传》上的批语我都抄写过，并且读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我就从主席对《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在他所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皆以祭酒为治”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我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那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上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我刚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去体验生活过，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战士也能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上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他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这时，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还会起来反抗的，还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都是毕恭毕敬地在听，那天也一样。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然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中的个别字句、标点做了一点小的修改，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是一定要自己亲笔来写的，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当晚，曹荻秋、魏文伯请总理和我们一起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好的东西带去交给主席。这个时候，总理跟我说、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朝我笑了笑，他先和我聊了几句闲话，接着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总理就认真地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所作的十六字的批示之后，端正了自己的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我听了很受感动，深深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莱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下发了这个文件。因为毛主席是在1966年5月7日作出这个批示的，后来就被称为“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主席那么紧急地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是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下发给全党。

“五七指示”在当时也确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可是随着中央紧接着又发出“五一六通知”，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他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是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他身体力行的则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读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不使差别扩大。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下午二时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他和王力会合，然后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与汪东兴通话，告知情况。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他。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组织上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我们到那儿的时侯，只有田家英夫人董边在，她告诉我们，家英同逄（先知）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就坐下等着。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安子文谈话完毕，我就在田家英住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了话，通报了安部长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并请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马上就派了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过来，又派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一起过来协助我办移交。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和张纯到了，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清点田家英那里的文件，并一一作了登记。

接着，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回去了，我在交代完毕后也回到中南海甲楼，找汪东兴通报了情况，并请他对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应布置。汪东兴听了我的话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央对田家英实行停职反省的决定。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査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可能来不及到会。他就说，那么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登记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后把文件带回来。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机要室，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把《毛选》第五卷清样存放到甲楼。

晚上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东兴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种斗争，还讲了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批评。汪东兴讲的内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许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的期间（1964-1966）发生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田家英把主席不大看的书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而主席经常要看的书则都放在菊香书屋。）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和我报告。我们立即转报会议主持人，然后赶了过去，安子文、王力等也闻讯坐车赶来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叫人通知了董边。

看了现场以后，安子文、汪东兴当场就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后来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火化了。安子文、汪东兴和我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汇报了情况。

2、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揭发

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

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逄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把田家英抬上圣贤的宝座，大说田家英是怎样培养他，他跟田家英的关系是怎么怎么好。还反过来说是我诬陷田家英。真是一个不实事求是的人。

3、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进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团校听过田家英的党史报告，进中南海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为毛主席读报、处理信件，到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直至参加编辑《毛选》的校对，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对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候我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别是在编辑《毛选》一、二、三卷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认真负责，连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肯放过。可以说，在编辑《毛选》这件事情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毛主席对他也是喜欢的。1956年开“八大”的时候，他根据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给主席起草的闭幕词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逢人就夸奖他，这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这一点他是有君子风度的。即使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书室另一位领导人何载那样官腔十足、随便训人。只是他这个人过于敏感，气量也不是很大。我们秘书室的同事们和他的关系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也非常随和。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他同情和支持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可是，他明知中办主任杨尚昆包庇秘书室的领导何载，支持何载狠斗“八司马”，但在主席替“八司马”平反后，他却不准我们给杨尚昆多提意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哥哥参加军统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杨尚昆的手里。所以，在主席亲自支持“八司马”，要开会批判中办领导扶右反左错误时，田家英就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揭发，就到中直党委和中办派来的代表王刚为止，绝不能牵扯到“老令公”（指杨尚昆）。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开大会的时候，他不让说话激烈的李公绰和我两个上去发言，生怕我们对杨尚昆批评过分，而是安排了说话比较平和的朱固上去发言。

杨尚昆曾多次提出秘书室的工作要先向他报告，然后由他去报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视秘书室工作的独立性的，一直是要田家英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于是田家英就两面敷衍，不敢得罪杨尚昆。

1950年秋，因为他没有把石景山工人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给主席的信送给主席，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回来就一边喝酒一边在我的面前发牢骚。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对喝酒真是没有兴趣。我估计，后来逄先知揭发的他说的许多话，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后说的。还有很多错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后干的。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倒是没有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浮夸风。他在私底下还对我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生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刘少奇）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话，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田家英对1958年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缺的。主席派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去各地农村作调查，他们了解了下面的真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向主席汇报。为此，他们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员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对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比如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1958年他带领我和秘书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种试验田。在庐山会议上，他把我们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呈给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复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顶住压力，坚持说了真话，那当时田家英和我都可能会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欺骗毛主席”。

正因为此，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后来他受到了李锐的揭发，李锐把他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由于主席对他们进行了保护，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他才过了关。从庐山下来后，他和陈伯达、胡乔木都宣布从此与李锐绝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齿地在我们面前，痛骂李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宣布与他“割袍绝义”。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曾跟我说，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怀的当。他很感激毛主席保护了他。他在向秘书室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他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怀反党，那个报告的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少奇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
说。

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少奇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少奇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

等到我被抓起来后，好多人，尤其是汪东兴就说我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是田家英的死党了。到了文革结束，田家英又被邓小平他们抬举成了英雄。而我又变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祸首了。其实，这两者都离历史的真实十万八千里。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封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

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其实，我一开始对邓拓的印象是不错的。我在参加校对《毛选》的时候，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在晋察冀边区最早主持编辑过一部《毛选》。后来的东北版《毛选》主要是以晋察冀版毛选作为基础扩编的。

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

邓拓在1966年5月1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

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对于邓拓的死，我还是有责任的。我写文章本来主要是批判他的错误，至于他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归组织上来管的。我这文章又不是批他个人历史的。况且当年他招供时，地下党的同志已疏散完毕，并未造成组织破坏。联系他的历史问题批判他，是应请示毛主席老人家最后裁定。

有一次，张春桥跟我谈起邓拓。他说，对邓拓的自杀，他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在晋察冀办报的时候，邓拓是张春桥的领导，一直对张春桥很好。春桥说，如果我先和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思想上做点准备，先转变转变思想，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了。而且建国之后，江青和邓拓合作过几件事情，她对邓拓的印象还好，给邓拓打招呼，她也会同意。

姚文元和我的两篇文章一发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就几乎瘫痪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此向主席提议改组北京市委，主席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完成改组，李雪峰成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彭真、刘仁都被撤职。邓小平向主席推荐陶铸来中央参加书记处工作并接管中宣部。同时，刘少奇他们还决定，亦经毛主席同意，派陈伯达带人去接管《人民日报》，改组《人民日报》党组。

大、中学校的学生对报刊批判“三家村”反应最快，他们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批“三家村”，、揪“黑帮”。出现了文革运动的第个热潮。到6月2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全国各大、中学校实际上都停了课，学生和老师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必然会带有某些盲目性。学生们是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斗争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大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学校的领导，顺势把学校里一些老师，在历史上有问题的材料抛出去给了学生。于是，在校园到晚都是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还到处效仿着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四家店”，并把一些老师当作了“黑帮”人物来进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众，实行体罚。这应该是文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把斗争对象扩大化的情况。造成这种扩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委。

2、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该校哲学系教师杨克明起草、由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领导人，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党委副书记。大字报揭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压制群众运动，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控制，打倒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学校党委书记和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个指向与口号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北京大学沸腾起来了，大字报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当天跟着贴出的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后来反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争辩对立的双方都情绪高涨，学校实际处于停课状态。看到这种情况，刘少奇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北大现在根本没办法管了，再这样下去，吃饭都成问题了，这都是聂元梓大字报惹的祸，整个学校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可当时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后，看到师生们都好好的在那里讨论问题或写大字报，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吃饭都成问题了”的情况。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我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我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她问，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我说，我们都支持。江青又问，怎样支持？我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可江青説，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我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这不久曹轶欧就来电话问我，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那时不用我打过去，江青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情况，而且问得很详细。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因为她自己认为受到了陆平等人的压制，所以也起来提意见。结果大家就把她当作是领头人了。其实，后来知道，聂元梓原本就是陆平帮忙把她提拔为总支书记的。但在北大四清运动中，聂元梓就成了批评陆平等人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彭真保护陆平，打压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前夕，聂元梓、杨克明等人都处于受压受打击的情形。所以，文革结束后又翻过来了，陆平对聂元梓恨得要命，对她报复得很厉害。

等到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理想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当时倒没说学生就是右派，他只是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跟着他们一边倒的。连陈伯达都没有怎么讲话，我们就更说不上话了。只有总理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总理还具体地说，当年他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实事求是地说，总理当时还是在袒护学生的，他在那个时候能说这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讲这话时那严肃的姿态我现在还记得。当然，总理也讲了，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刘少奇还决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讲话。李雪峰讲话内容，主要是要内外有别，不要乱搞。他的基本调子就是要控制住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控制也难，你一控制，那就势必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样矛盾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激烈。李雪峰是来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的。实际上毛主席对李雪峰是不大满意的，他一直都是紧跟着刘少奇的。不过，李雪峰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倒很客气，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

5月27日，我们把登载着聂元梓他们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给毛主席。其实在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很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5月23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

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们报送的《文化革命简报》上，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度批示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下午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主席这个批示用电话传回了北京。

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时还要配发评论。我跟陈伯达说，这个评论叫王力、关锋一起来起草，他们出手快。陈伯达说，对，对！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力、关锋过来，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稿，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完之后又马上用电话报告给主席。主席问过江青，《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谁写的。江青问我，我说是关锋执笔，陈伯达、王力和我一起讨论的。听江青説，主席说好，关锋能写得这么快！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写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6月1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直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关锋执笔的评论。6月2日北京和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了大字报，和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经验证明，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过往的办法通過党的正常的组织系统开会解决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寻找一种新的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打碎走资派掌控的官僚系統，破坏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一广播、，就点燃了文革运动的熊熊大火，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斗争形式就开始形成了。

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而且是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他们打招呼，主席说：“不要怕乱，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大字报的打击面宽了，可待日后区分、排除”。他还说，一定要在运动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讲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咴硕�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讲话。

3、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发表这篇社论，是因为按照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报社。

这篇社论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并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看过。也没有给主席看过。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只要总编辑批准就行了，但《红旗》杂志的社论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

这篇社论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斗争重点是反对走资派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客观上是把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去，这正迎合了党内那些“走资派”的想法。所以这篇社论一出来，中央文革内部就有人提出，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反走资派，如果是横扫一切，就是新、老反动派一起扫，战线太长，目标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扩大打击面，并从而保护了走资派。“四清”运动中，尽管毛主席冲破了刘少奇等人的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规定（即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还是把“四清”运动搞成了如“反右运动”一样，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和基层干部。

陈伯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反思道，自己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到过要扫除“牛鬼蛇神”的话。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呢，还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甚至是下面的群众。文革运动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谁，这正是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带有路线性的分歧。

4、许广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1966年2月，与彭真他们搞“二月提纲”差不多同时，江青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3月先在党内的上层作了传达，4月10日下发全党。在纪要中提出了一个“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4月初，江青在上海同我见面的时候，说起这个座谈会并说周扬他们在三十年代是如何迫害鲁迅的事。我平时跟许广平关系不错，我知道在解放以后周扬他们那些人还是不断地压制许广平，而冯雪峰是一直在保护和照顾著许广平的。许广平对周扬很有意见，但是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许广平曾跟我说过，冯雪峰活着的时候对她说，周扬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以前的旧事就不要再提了。因此，我跟江青说，许广平对周扬的意见最大，但不敢说。江青听后说，那我们给许广平打打气吧！把鲁迅批评他们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不行，在许广平面前，我是小辈，我的话影响不了她。我向江青建议，要不你去跟她谈谈？江青说，我和她不大见面，不熟。我说，这没关系。我去跟她说，就说江青同志想见见你，有些问题想请教你，了解一些情况。江青说，那好，我也早想见见她了。江青还说起当年鲁迅去世时为鲁迅送葬的情形。她说，那时很多人抬着鲁迅的棺材去下葬，我也去了，走在前面，一直走在抬棺人群的旁边，可因为我是个女的，所以不能加入到抬棺的行列里去。在追悼大会上，我见过许广平。当时许广平瘦得不得了，满头乱发，眼睛都哭肿了。我又说，许广平年纪也大了，是否可以让她儿子海婴陪她来。这样你也可以见见鲁迅的后人，你还没有见过她儿子吧，这个小伙子挺聪明的。海婴跟我差不多大，他是搞无线电的，那时他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他听他爸爸的教导，没做文学家。鲁迅说文学不能遗传，不能靠血统。他担心儿子搞文学会变成空头文字家，觉得儿子还是去搞技术的好。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很高兴，就说，好。见一见，见一见，叫他们一起来，你来安排吧。

5月中旬，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我到了许广平家中，说江青想见她，征求她的意见，她很高兴。我说，因为您年纪大了，江青同志叫海婴陪您一起去，路上好照顾你。她说，儿子要上班，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帮他请假。

就在他们出发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找负责人。秘书接的电话，他开始以为是群众来电，就以领导工作很忙为由挡驾。我说，我叫戚本禹。他一听就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我马上去找。一会儿，负责人就来了，说，您是戚本禹同志？我说，是，我有事儿找您请假。他很惊讶地问，请假？请什么假啊？我说，我给周海婴同志请假。中央的同志有事情要找许广平同志去上海，要海婴陪他母亲一起到上海去。我说，事情决定得比较仓促，昨天晚上怕打搅你休息，来不及跟你请假，所以现在我代他来请假。他说，没问题的，中央有事情，我们应当配合。我说，那就谢谢您了。他说，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局里来坐一坐，我说有时间一定
去。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还特地安排了毛主席的卫士去送他们，一直把他们母子俩送上飞机。

许广平见了江青，她们的谈话经过，许广平和周海婴都写有回忆。

许广平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来对我说：“我觉得很突然。以前他们都叫我不要反周扬。现在要我去批评他，我也是愿意的。可文章怎么样写？从什么角度来写？我不清楚。”我就跟她说，您可以谈谈“国防文学”的问题，那可是个大问题。她说，是。江青也跟我说“国防文学”是大问题。我说：周扬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跟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平常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是国家政权的思维，以蒋介石为主，听蒋介石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抗日的、是老百姓的思维，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有原则区别的。

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赞同周扬的“国防文学”，不赞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共产国际也同意周扬的“国防文学”。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国民党就不接受，他们说一写大众的，就有红的色彩了。共产国际也跟着认为这个口号不贴切。而毛主席却支持了鲁迅，说鲁迅的这个口号提得好，‘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好。

我还跟她讲了一些具体想法。那时我已看过江青的《纪要》的文件了，我按照《纪要》精神跟她讲的。许广平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许广平没花太长时间，就写了一篇批评周扬的文章，题目是《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在交稿的时候，许广平还特地写了封信给我，这封信倒还保存着，也是失而复得的。

戚本禹同志：
近日来看了许多报刊，不由得使人不激愤填胸，我身为文
联副主席之一，但不见文化界有何文件登出，职责所以，不甘
缄默，曾托民主促进会代写稿件，但秘书们只会写八股式不痛
有痒文字，不合我口味，现特草书，请您务必分神看看能用与
否？如能用的话，还请您大加斧削，至于究在何处发表，我亦
一听尊便，此致
敬礼！

许广平
66. 5. 22

许广平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了，说写得很好。而且毛主席还说：鲁迅培养了一个好接班人。他教江青好好向许广平学习。

我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后，因为我曾奉命去文化部调走鲁迅手稿，移存于中央文革保密室加以保护，被江青误以为是盗窃鲁迅手稿。后来事情都弄清楚了。

在2000年以后，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周海婴，周令飞父子来上海，他们特意请我去吃饭，席上还有好多人。海婴对我说，他母亲许广平当时听人说，鲁迅手稿不见了。非常焦急，心脏病都犯了。就写信给中央。结果这件事弄得江青差点要枪毙你。后来知道了，你是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把鲁迅手稿保护起来了。所以他们都觉得对不起你。席上，周令飞还郑重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道歉，为你平反。

我说，许广平大姐为保护鲁迅手稿而心情焦虑，是她忠诚于鲁迅先生的表现，我至今仍然非常尊敬她。你们弄不清情况因而怀疑我，也很正常。更何况是江青听了一些人的误传误导，而作了错误的判断的。一切都过去了，此事就不要再重提了。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

1、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等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和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才正式在钓鱼台开始办公。那时，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个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的地方。

我的办公室在16号楼的楼上，王力和姚文元的办公室也和我在同一个楼面。关锋由于《红旗》杂志事情挺多，他和陈伯达一起在15号楼办公。康生此前就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总理也有一个小楼备用。张春桥住7号楼。王任重住在2号楼。刘志坚、谢镗忠是部队的，他们不住在钓鱼台。钓鱼台里还有一个楼是最大的，那个楼曾经是赫鲁晓夫访华时住过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住，一直空着。那里有一个大客厅，还有一个小的电影放映厅。总理、江青常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一成立，首先要设立办公室。开始陈伯达觉得穆欣很听他的话，就提出让他来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觉得穆欣办事不力，他就打算改由曹轶欧来当主任。可康生说，她当主任不合适。这个时侯我就推举王力来当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曹轶欧一定要我也参加办公室工作。陈伯达、江青同意了，由于我一直是在中办做秘书工作的，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我在那里管着。

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小组组长陈伯达批准，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向他们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对军队方面，我们只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门和领导，未通知下面。在所发出的通知中，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有关运动的情况都报上来。光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时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发函件，很繁琐。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通知发下去以后两三天，各地的情况就都报上来了。来的基本上都是些告急的电话和报告。而且多是一边倒，说学生怎么把学校秩序搞乱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文革运动来反对党的领导等等。

接到这些情况，我们就马上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结果下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往往和各省市、各学校、各单位领导报告上来的情况大不一样，许多则是刚好相反。实际上许多地方是领导在压制群众，甚至整群众。我经常和派下去的人直接通电话，以核实情况。在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并派记者作了初步核实以后，就把它上报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

这些事情工作量都很大，最初的工作人员是我从中央办公厅和马列学院调过来的，王力也从中联部调了几个人过来。后来人手还是不够，经主席、林彪、总理同意，又从军队调了些人过来，并且组建起了相应的机构。

2.、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提供全面、及时，并且是准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要做好这个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工作，这样才能把在全国的运动情况掌握起来。我们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批准和支持。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迅猛展开，文革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机构，应付不了日益增大的工作任务。要了解和掌握全国运动的动态，就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更多的人过来才行。起先我们从《解放军报》社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后来又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纸调了一些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可就这样人手还是不够。后来又经过主席和中央同意，由杨成武从部队选拔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然后我再一个一个地挑选，最后确定下来了大约四五十个人参加了“记者站”、“快报组”。我又选拔了一位师级干部徐学增来管理他们。从各部队调上来的人都是模范标兵、战斗英雄，有好些人都是团一级干部，所以得找一个有威信的人出来领导他们。徐学增虽然只是个师级干部，但他打过仗，还当过模范团的团长，他能压得住。大家都听他的指挥，有重大事情都会向他汇报。我不愿意用级别太高的人，太高级别的，一般文化都不高，架子还大，干不了什么事情。用徐学增，我是和关锋商量过的。关锋也说，这个人写东西不错，组织能力强，要管这么多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行的，这个人正合适。

王力是办公室的主任，所以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

后来，“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发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通过”快报组”，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我们给“快报组”的所有记者分好工，哪个去四川，哪个去上海，哪个去云南，哪个去贵州，哪个留在北京，都给他们明确下来。我还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都必须随时准备加班。要24小时地应对突发事件，。所以，“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而且跟过去不一样，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可以说是与战时和地下党时的情况差不多。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

可是到1968年我被隔离审査以后，“快报组”的工作也受到质疑，江青他们又没有时间去具体过问。这样，那它实际上能起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3、办“快报”、“文革简讯”，设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以最快的速度，抓最要紧的问题和抓准问题，然后把情况送给最关键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工作的三大特点。“快报组”报上来的情况，怎样才能及时地送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那里去呢？我原先在中南海搞过《群众反映》和《情况反映》，后来这两个刊物都没有了。为了让主席和中央领导及时地了解情况。我们就搞了文革
《快报》和《文革简报》。

我先后找了靳耀南和程理嘉等同志来负责这件事。

靳耀南，当时已近50岁了，他是一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开辟革命根据地时的老干部；建国后当过地委书记，又搞过工业，后来被调到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工业组。我在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时，和他一起临时搞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调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靳耀南的政治水平很高，为人又和蔼，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这个时候我请他来帮助我工作，做我的秘书。我还和他打了招呼，虽然他资格比我老很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就只好受点委屈了。他欣然接受，毫不介意，并在工作中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我出去讲话，哪些事情该注意的，他都会帮着我把关。在社会上大搞“破四旧”的时候，一些地方兴起了一股“烧书”热。他马上就跟我说，历来的政治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提倡过“烧书”，此风不可长，你得去说话。于是，我就去作
了公开的讲话，制止了“烧书”风潮。红卫兵运动起来后，有些情况很乱，一些较激进的“高干子弟”、“革干部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肆意打人、抓人、抄家，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打人致死的恶性的事件。这时候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乱打人、乱抓人、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
头上，因为大家都说红卫兵是你们中央文革指挥的，人家都叫你“戚大帅”呢。我说我们中央文革的领导从来没有哪一个说可以去乱打人的，甚至打人都没说过，这些人怎么这样乱搞呢？他跟我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些乱抄家、乱打人的人的后面，一定是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马上出去作了明确的表态，不准乱抄家，不准打人、抓人。

可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靳耀南，她就找我去问这人是谁。我说是帮我工作的。她又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后楼”来的。江青听了就说，“后楼”有不少人是刘少奇、杨尚昆的人，你能用吗？我告诉她，这个人不错，我很多工作上的毛病，他都会直言不讳给我指出。江青说，他年龄比你大那么多，到底是你领导他，还是他领导你啊。可能江青是觉得我年纪轻，还不太懂人，希望我调一个年轻人来，管得住。她担心这些年纪大的干部，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我这么个年轻人应付不了他们。我说，都是同志嘛。她一听就说，路线不一样，就不是同志，叫同志也不是同志。这样，我只好把靳耀南调到学习班学习去了。

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靳耀南托人给我带信，要见我。见面后他对我说，你是个好同志。我以前是怎么看你的，现在还是怎么看你。说起当年他被调走的事，他说，这不能怪你，我知道那是江青的主意。他还说，你也不能怪江青，那时候中南海到处都是杨尚昆安插的耳目。她能相信谁啊。

靳耀南被调走后，我就指定年轻人程理嘉来当我的助手。程理嘉原来是《光明日报》的一个资深记者，这个人很有能力，帮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出事之前早有预感，我想，我这里的机要文件都交给程理嘉保管的，如果在我出事的时候，程理嘉还在我这里的话，那他一定也会受到审查的。所以，我就安排程理嘉回报社去。我跟他说，你这里的工作结束了，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单位去参加运动吧。他很聪明，看到那时江青老是在找我的工作差错。他说，你这是解放我。我说，来日方长，只要我在，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后来我果然出事了，中央文革办事组一共十几个人，都受到了审查。只有程理嘉，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文革小组办事组，就
此躲过了一劫。文革结束以后他出任了《经济日报》总编辑。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主席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我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主席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总理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主席是一直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并且还在上面作过很多的批示。主席要有什么批示，我们也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可以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许多领导也渐渐地习惯了我们的“快”了，只要我们稍有迟缓，他们就要嫌慢了。陈毅就很爱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每天起来就要看。记得有一次他一早起来没有看到《快报》和《文革简报》，就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一了解是已经在递送途中了，他就放心了。

通过快报组和《快报》、《文革简报》，使得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地掌握全国的动态，而且也及时地了解了中央的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群众给中央文革写来的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上访和告状。为及时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我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基础上又增加扩充了许多人进来，很多人也是从解放军调来的，我让一位解放军的团级干部杨鬆友来领导他们。我们还专
门在中南海的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上访的群众。毛主席还亲自去了这个接待站接见过群众。

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成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我和王力、关锋分工负责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但实际上的领导是江青。江青规定，关锋、我、王力一般情况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特别重视此项制度，我和关锋有时没叫王力去，他还有意见，他很在意这件事。后来，事务愈来愈多，江青办公时间又不稳定，无法每天去她那里汇报工作。但江青有时间时仍然打电话要我们过去。总之，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于我同时还兼任着毛主席的秘书，江青教我经常到主席那里去。可我总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马上就过去。主席不来找我，那我也不愿意像汪东兴那样的，有事无事就往主席那里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时间，无法经常到一组去。再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汇报了，她会去跟主席说的。这样的安排我现在
想来很后悔，如果我那时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的话，那后来发生的许多错误也许就可以避免，春桥、文元在上海就主动地多往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比我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