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反右派運動的起因、擴大化和後來的平反

7.1 反右派運動的起因

1956 年秋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出現的“匈牙利事件” 和“波蘭事件”，對我們這邊的影響不可小視。不能否定，解放才幾年，一些黨的幹部身上滋生了很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群眾意見不少也不小，社會矛盾積累了很多也很大。群眾意見和社會矛盾不能坐視不管，否則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釀成類似匈牙利那樣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綢繆，為了掌握主動，就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兩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決心給那些有意見的群眾一個說話的機會，主動化解社會矛盾。

這個講話的精神一出來，群眾就動起來了，紛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給共產黨提意見，而且暢所欲言，社會上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大字報。這個局面實際上是主席期望的，給了毛主席本人和黨內部分幹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內部講話之後約兩個月，即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就正式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這個指示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群眾動作更大了，抓住機會給官僚作風嚴重的領導貼大字報，把心裡的不滿都爆發出來了。很多民主黨派友好人士也動起來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因此，大字報不再是局部現象，而是全社會的普遍現象，真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

一個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鬆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麼事情都是先黨內後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後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後才在黨內宣傳工作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着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麼人都出來提意見。有人甚至說，主席剛剛講完“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自己就不謙虛了。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前，國際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後，國內很多民主黨派的人又都起來興風作浪。報紙上也說，右派猖狂進攻了，要殺共產黨人了，天下大亂了。事情是被誇張得不得了。葛佩琦是個老共產黨人，據他講，他只是向黨委提了批評意見，說黨委應該密切聯繫群眾，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絕沒有說要殺共產黨人之類的話。這種意見有什麼不對呢？那時，鄧小平主持黨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很快就從黨內渠道報送到主席這裡來了。主席一時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這就造成一種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變化，主席也不願意右派翻天，就在 5 月 15 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 ，通過黨內渠道表明態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謹慎從事。可是事與願違，像章伯鈞、羅隆基那樣的右派，認為春天來了，都驚蟄了，都出來了，都打着響應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號召的名義，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他們有很多言論，還有很多行動，發動對黨的進攻，把矛頭直接對準社會主義制度。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章伯鈞提出要搞“政治設計院” ，這個政治設計院還要有權，像美國的參議院一樣。這實際就是要求共產黨下台。當然，這個要共產黨下台，不是說要把共產黨人都抓起來，而是說要像美國那樣搞多黨派的“輪流坐莊” 。

羅隆基提出建國初的“三反、五反”運動搞過了，要搞“平反委員會”給被鎮壓的人平反；儲安平則在光明日報開會罵共產黨搞“黨天下”。當時就有人說，大部分民主黨派的人都聽他們的，民主黨派里的左派是少數。史良和雷潔瓊還不錯，史良把他們的一些內部活動告訴了主席和總理。與此同時，在北大出現了“5•19 民主運動” ，林希翎 5 月 23 號又在北大作演講，歌頌和散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類似的大小事情全國還有很多。黨內一致意見是堅決打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以上這種黨內外的情況簡而言之就是，黨外有股很大的勢力認為主席的講話還不夠開明，要求輪流執政；黨內則是一股很大的勢力在批評毛主席亂講話。毛主席受到黨內外夾擊。

1957 年夏天，中央召開青島會議，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島風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請主席到她故鄉遊玩，主席一路本該是高興的。可是，江青後來對我說過： “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麼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後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麼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要把它消滅，還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於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何況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沒有解決！另一方面，他那個時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講話出來後，社會上的確是出來各種言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複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內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已經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自己親自點將到北京後不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於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貢獻是很大的，自那時以來黨內地位也很高。還有大批同志跟在他們後面，也一樣對毛主席的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這些能都不管嗎？這樣一來，主席自然就沒有心思只顧遊覽青島的風光了。

黨外是右派發動進攻，反社會主義的東西紛紛出籠，黨內是一致要求反擊右派的進攻。毛主席在黨內外夾擊這樣一種情形下，同意發起反右派運動。 《人民日報》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發表社論，後又連續發了幾個社論，反右派運動就這麼在黨的集體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發動起來了。

7.2 反右派運動的發展及其擴大化

反右派總要一個指導文件吧？解鈴還須繫鈴人，黨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來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黨內其他同志意見的，也是遵守黨內一貫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他也許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出來後，社會上出現那麼多的言論，又受到周圍各種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響，就把他原來的講話，交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他們，吸收黨內高層其他人意見進行修改。這個改了的東西就是 6 月 19日《人民日報》發表出來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因為它提出了劃右派的六條標準。這個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來的那個好。我聽了主席的原始講話，正式發表出來的文章與原始的講話有很大的不同，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也是主席原始講話里沒有的（詳見上一章） 。

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原始講話，是主席自己的意見，是他的真實思想，而發表出來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中央集體的意見。這一點即使是現在最正規的說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沖及他們搞的《毛澤東傳 1949-1976》就在第 702 頁承認發表出來的文章是“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反覆修改。是毛澤東的精心力作，也是黨內集思廣益的結晶”。這就是說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黨的意見。因此，後來說毛主席他一個人搞“引蛇出洞” ，是沒有道理的。這怎麼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辯論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麼大的反右派運動，搞了幾十萬人。這個責任，毛主席有，他應該負領導責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掌握的，彭真也很積極。彭真那時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又那麼右？是他們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說百分之一、二、三，他們說百分之五都不夠，有百分之十。鄧小平在中央黨校講話，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後來不是每個單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標打右派嗎？依據就在這裡，這個是當時有文件的。現在有些人把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都歸到主席身上，這是不對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沒有想那麼大規模，按指標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說的。

所謂擴大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風運動在前，反右派運動在後，整風運動中的大鳴大放，沒有一個具體的發言標準，等人家把話已經說了，再以反右派運動開始後劃右派的六條標準去對號入座，那人家很多話就是說過頭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後來有人說毛主席搞“引蛇出洞” ，依據就是這個。這種說法是違背基本事實的，是沒有對上面說的各種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的主觀看法。毛主席並不是有意先不設立標準，有意誘使人家胡亂鳴放，等人家鳴放之後再故意找託詞設立標準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誠心誠意希望大家提意見，發現有的意見走得太遠之後，就希望吸收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設立幾個標準來規範鳴放行為，並糾正先前的鳴放方向，把整風運動引導到合理的軌道上去。

這裡面還有一個具體的執行操作問題。用後來劃定的標準去衡量已經過線的一些鳴放，就已經難免出現一個擴大化的問題了，而有些具體操作的人還犯官僚主義作風，還藉機打擊報復正當給黨組織和個別黨的領導提合理意見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擊報復我們“八司馬”那樣（參見後一章） 。這就把擴大化的問題搞得更加嚴重了。剛才提到的老共產黨人葛佩琦就是這樣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該被打成右派【注釋葛佩琦】 。可以說，要是根據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原始講話精神去衡量鳴放的言論，那麼就沒有擴大化的問題了。而要是具體操作者不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都像主席那樣沒有私心，那就更沒有擴大化問題了。主席講過李慎之、 【王芳？】 （新華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鄧小平還是把他們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說的話都不管用了。所以，擴大化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主席。毛主席當時說過，全國不過 4、5 千個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搞，右派最多也就是這個數字。

綜合以上情況就是，標準出來晚了，其他具體執行人又搞打擊報復，又搞官僚主義，又搞高指標按比例打……。最後就搞成擴大化了。

江青還曾告訴過我，說主席在青島的時候對她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別人說我引蛇出動。我沒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陽謀。毒草出來了不要緊，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總會有些問題，不要緊。我都說了，農民種地也有毒草的嘛。花點藥，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陰謀，我是陽謀。 ”主席這個意思是批判人家強加給他的，實際上是莫須有的“引蛇出洞” 。可後來寫歷史的人，就說主席是自己都承認搞“引蛇出洞”、搞“陽謀”。實際上，主席是真要群眾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這也是他要群眾講話，要實行民主的一個證明。群眾講話了才能穩定，才能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 ，當時要不是主席的講話出來，讓群眾的情緒有一個發出的地方，那群眾就可能因為對官僚主義的不滿上街去，真出現“匈牙利事件”也是難說的。哪知主席講話，是在蘇聯 20 大以後，他一講，群眾動了，右派也動了，黨內還就是利用這些事說主席把國家搞亂了。主席真是好心，劉少奇卻不像話，不檢討，還把屎盆子扣給主席頭上。 “我是執行者，我是第一線的，負主要責任”，這話劉少奇該說卻不說。主席都說了要負責任，他劉少奇就不說一聲負責任的話，何況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們也打了很多。

7.3 關於反右擴大化後的平反問題

在右派平反問題上，毛主席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這裡我先說兩件具體的事。
第一件是關於我們秘書室三科的女秘書崔英的。一次中南海舉辦周末舞會，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 “我叫崔英。 ”主席說： “那你是崔鶯鶯了，你的張生在哪裡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個“英”字聽誤了或者是故意說成“鶯”字，就說： “我的張生，響應號召下鄉鍛煉，碰到安徽水災，救災時犧牲了。 ”主席聽了安慰她說，他是為人民犧牲的，你不要傷心。還說，你是烈士家屬，組織上會關照的。主席就這樣記住了崔英，後來在舞會上再見到崔英就會說： “你過來，咱們一起跳個舞。 ”主席這其實是在表示對烈士家屬的關心。

崔英在秘書室是處理群眾來信的，大約是 61、62 年的時候，她接觸到大量被錯打成右派者的申訴，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時候告訴主席：一些錯劃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運動中錯劃的情況看來是相當嚴重的。有很多群眾來信，反映他們單位劃右派劃錯了，把給單位的領導提了意見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驚，說：有那麼多錯誤，有那麼多右派？為什麼把提意見的人劃為右派，那怎麼行呢？主席還說： “崔英，你去把這個情況弄一個報告給我看看。我們共產黨從來實事求是，有錯誤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錯劃右派了，也要改正。 ”很顯然，主席這是要給錯劃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個材料，崔英很高興。但寫報告上送是有規矩的，都要經過秘書室領導同意。而且她只是個科員，沒有權力調度全部群眾來信。反右派運動結束後，各地錯劃右派的申訴信，像雪片一樣寄到秘書室，各個科都有很多。這個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經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調信。崔英這個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個科的科長小馬（馬芷蓀）工作關係也不是很好，就來跟我商量。我問： “你經過科長同意了嗎？” “科長？！她左得很，不會同意的。 ”崔英說。
崔英的科長小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願意得罪她。再說，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規則。不過，那是在“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對錯劃右派特別有體會，不願意有人像我們“八司馬”那樣受到冤枉。所以，我是發自內心支持崔英的，當我看到她實在不願去和小馬商量，就說，你去找陳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給領導講過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為馬芷蓀和田家英關係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馬芷蓀，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崔英聽我的意見去找陳秉忱，這個人是從軍隊來的幹部，組織觀念強，人不錯，就是一點也不圓通，他去跟田家英匯報了。田家英很敏感，這是主席要的東西，就覺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鄧小平主持的，而楊尚昆和鄧小平關係很密切，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會牽扯很多人，於是他就去跟楊尚昆匯報了。這一匯報不要緊，情況急轉直下。楊尚昆說，這那行啊！這是捅天的事。怎麼你們秘書室一個小幹部可以隨便捅天？要是這樣，今天這個捅，明天那個捅，大家都隨便找毛主席，我們還能工作嗎？楊尚昆問田家英： “這人是從哪兒來的？”田家英答： “從宣傳部調來的。 ”楊尚昆說： “趕緊把他調走，不能要了。 ”而且是“限三天之內，要在禮拜六舞會之前把她弄走” 。

田家英馬上找到小馬科長，小馬本來就不滿意崔英（其實這兩個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 ，田家英傳達“三天內調走” ，小馬卻說“明天就得走” ，只給崔英一天的準備時間。崔英覺得，工作交代了，調新單位總得給個鑑定吧。於是科里匆忙開會，講了幾條意見，算是做了鑑定。要她走，也沒說什麼理由，就說是工作需要。其實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給主席反映右派申訴這件事，引起有關人的不滿。崔英走前問過我，我也說不清楚，我怎麼說啊！我說： “我真不知道這事。你跟我不是一個科。他們調走你。不用經過我，他們跟楊尚昆匯報，也不用跟我商量的。 ” 當時在秘書室不贊成崔英調走的還有“八司馬”的李公綽和朱固等。崔英在實際調出後，中宣部也不接了。這件事給崔英打擊太大，聽說此後幾年她犯了精神憂鬱症。另據說，崔英走後，周六舞會上主席問起崔英怎麼沒來，秘書室女同志說她調走了，主席聽了沒有說什麼。這個時候，毛主席正忙於指揮炮擊金門的戰役，之後可能就把要崔英寫材料這件事給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小馬貼大字報，說小馬打擊報復崔英。小馬解釋說： “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楊尚昆要調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訴我楊尚昆叫調走她的。 ”造反派到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那裡去核實，這整個過程才清楚。改革開放後，崔英在廣州的《 《同舟共進》雜誌發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 ，把整個過程說得很詳細。崔英現在還在北京，住在西單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關於華東《新聞報》的一個資深編輯的。我看到一封群眾來信說，這個人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開後寫了一個稿子，涉及斯大林，說斯大林沒有好好聽聽群眾的意見。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和蘇聯決裂， 《新聞報》就認為他“反蘇聯”、 “攻擊共產國際”，按“不利於國際團結”這一條，把他劃為右派了。我認為這是錯劃，就把信轉到《新聞報》 ，請他們重新考慮， 《新聞報》回覆說，大家的意見都是把他劃為右派。在文革的時候，這個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來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那裡去了，還去問總理給不給人家平反。總理說： “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後處理，不要現在就搞”。主席看到我們的匯報材料後，就問這個事，問到底有沒有這個人。我叫華東的張春橋去查，張春橋是很好的，他說，主席問這個事，我們有責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這麼個人，這個人真沒有反黨，真是擁護毛主席。他“反蘇” ，是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邊都反的。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人是應該平反的，就去給總理匯報：“總理，你看調查的情況是這樣……”我把張春橋調查到的情況都說了。總理聽了後說： “這樣的情況還不止一個哩。還是由運動後期統一處理吧。 ”總理說了統一處理，那就統一處理吧，我也沒有辦法，我起碼是把事情報告給主席了，也給總理匯報了調查到的情況。記得總理當時還強調說： “這個事單獨處理的話，那就要連鎖反應了，雪片一樣，處理一個又來一個，那就衝擊文化大革命，變成平反運動了。還是後期統一處理。 ”文化大革命後期我進了秦城，這個人的平反事情處理了沒有，我就不知道了。總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過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這麼個事。這個人是當時華東《新聞報》的，我估計現在還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兩件事說明，不願意給錯劃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這裡。主席是實事求是，從來不離開這個方針的。右派錯劃了，就該平反。我們秘書室是一直給主席送信，反映錯劃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們調查處理，但是我們當時沒有看到中央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統戰部收到我們轉去的一些申訴信以後，原準備搞一個給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鄧小平告訴統戰部的部長：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麼問題以後再說，現在不宜平反。鄧小平這個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違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 8 月對於搞錯右派應於改正的指示，也違背了毛主席的認真處理右派申訴的意見。當時中央還沒有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兩條路線”，還是“一條路線”的的分歧問題。現在有人說，鄧小平這個違反中央指示的意見是來源於毛主席 1962 年 9 月《關於檢查右派分子甄別試點問題的批語》 。現查文件，毛主席確實在這個批語中批評了國家機關黨委要求在中央機關內對“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取得經驗，加以推廣” （主席批語）的錯誤作法【注釋批語引述來源】 。但毛主席在這個批語和此前的所有批語中，均沒有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總是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該摘帽的摘帽，該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會上的談話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現在有人為鄧小平開脫，拿毛主席的這個批語為鄧小平做擋箭牌，把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責任推給毛主席，是違反事實的、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批語的意思是說， “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 ， “而上級硬要試點” ，給人家平反，還要作為經驗推廣，是沒有必要的。這絲毫沒有對錯劃右派不搞甄別，不做改正的意思。

鄧小平當時不同意平反，後來卻和胡耀邦一夥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頭上蓋。要麼是亂批、亂鬥，按主觀臆想的比例亂劃右派，製造大批冤案；要麼是統統一風吹，全國除了保留幾個象徵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瘋狂攻擊社會主義的、堅決不改的鐵杆右派也當成好人，給以甄別翻案，甚至奉為上賓（如茅于軾之流的） ；忽左忽右、實用主義、機會主義。這與毛主席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總起來看，在反右派及其擴大化問題上，主席缺點錯誤是有，但不能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錯誤比。他們的錯誤多了。而且主席並沒有品質性的錯誤，他們是品質性的錯誤。

附文：

反右派運動前後的歷史事實表明舊知識分子沒有無產階級歷史擔當

反右派運動前後的歷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爛帳，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頭上。其中一個最大的屎盆子是說毛主席一貫仇恨知識分子，發起反右派運動就是要打擊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運動中讓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來，事實恰恰相反，是從舊制度過來的知識分子（姑且稱呼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在反右派運動前後根本沒有一致的獨立人格，也沒有什麼脊梁骨來承擔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重擔。所以，扣在毛主席頭上的屎盆子應該而且必須端掉。

實際上毛主席是一貫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說過，共產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拿槍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文化的軍隊就是知識分子組成的。可見毛主席把知識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於武裝力量的。毛主席還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昧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他不但重視文化的軍隊，還特別重視對拿槍的軍隊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他也確實言行一致，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重視調動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和革命積極性。他 1957 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的講話，是有同樣的用意的；在嗣後的黨內整風運動中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與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運動中毛主席與某些舊知識分子是有分歧甚至衝突，之後毛主席對待從舊制度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了改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責任到底在誰？毛主席思想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為什麼不再整體性信任舊知識分子這個集體，而要對這個集體進行改造，並要發起教育革命乃至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去培養新知識分子，即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就要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和維護這樣一個角度去分析、去審察。這裡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來做個管中窺豹。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系學生，年輕，漂亮，很活躍，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這樣偶然地成為了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的一個局外角色（參見下一章） 。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講，王文是參加了的。所以，對她的情況，我還是比較熟悉。

主席在最高國國務會議上的內部講話是很開明的，緊接着的整風運動也是要和其他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同創造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氣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確指出了，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個人主觀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盤否定，他功績是第一的，主要的，錯誤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錯誤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

但是，林希翎 5 月 23 日在北大的演講，目標就是對準社會主義制度。她說： “我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 “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 ， “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 ， “不要以為共產黨用整風的方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步就夠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取到的一點點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林希翎這樣講，就是沒有通過提意見表達民主的誠意了。不管她怎麼樣打着人民的旗號，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 “要搞真正社會主義” ，還要“讓人民過上人的生活” ，其實都是不能掩蓋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真實意思的。她說“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就沒有站得住腳的依據。當時二戰結束後不久，個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大家都希望有強有力的人出來整頓社會秩序，恢復社會正常生活，無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時都有個人崇拜的現象。

至於她說的“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這當然是符合實際的。中國是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會，直接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主義當然是“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 。新制度總是帶着舊制度的臍帶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事物發展總是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變到足夠了，就會發生飛躍，完成事物的徹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也要遵循這個歷史觀。搞社會主義，不是心臟移植外科手術，把舊的封建基礎的心臟，一刀切除，再換上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心臟，就萬事大吉了。即使是這樣的移植手術，整個軀體也還是要藉助原來的那個軀體，使其慢慢適應新的心臟。這一點共產黨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產黨通過民主黨派和群眾幫助整風，打掉黨內的封建官僚主義作風，開展真正的社會主義事業。林希翎卻在當時搞社會主義是大方向的時候，把攻擊的目標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動不動就把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也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這當然就與毛主席的內部講話精神、與中央精神、與整風運動的本來精神都是相違背的。

林希翎當時不過就是一個沖在前頭的愛出風頭的大學生，對社會主義制度尚且是這樣的一個真實態度，那麼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他們對毛主席搞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真實的態度，就不難知道了。

毛主席對秦始皇有過很多與眾不同的評論，在反右派運動後他就多次談到過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 1958 年 5 月的八屆二次會議上，結合知識分子對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批評，說過這樣的一段話：
范文瀾同志最近就寫了一篇《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我看了很高興。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敢於站起來說話了，這才像個樣子。文章引用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 （這時有人插話說： “秦始皇焚書坑儒。 ” ）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不是殺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對，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在中國歷史上，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幾個能與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偉大和歷史進步作用到底在哪裡呢？結合毛主席後來進一步評價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 年針對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否定秦始皇的觀點，寫了七律詩，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關鍵的歷史進步作用就在於制度建設上：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身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裡“祖龍身死秦猶在”里的“秦猶在” ，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在秦始皇死後歷經二千多年而不死； “百代都行秦政法”說的是秦始皇之後，各個王朝不過是這樣那樣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權制的根本的東西沒有丟，也丟不掉，丟不起。所以，陳寅恪不是也有“兩千年來皆行秦政”一說嗎？秦之後，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後，秦朝很快就滅亡了，就以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錯了，所以漢代劉邦迫於功臣和封建文人謀臣們的壓力和形勢所迫，就恢復分封制，分封了異姓王和同姓王若幹個，結果是連年戰亂，漢王朝也最終滅亡了。西晉又一次恢復諸侯分封，結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亂”，西晉王朝照樣滅亡了。可見問題不在於中央集權制本身。顧炎武就說過： “漢以後之人，莫不認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 。柳宗元則說： “秦之失，在於政，不在於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裡反對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識分子（當時主要都是舊知識分子）和黨內同志要熟讀柳宗元的《封建論》 ，不要以為秦始皇的錯是在中央集權制。毛主席這是從一個社會的根本制度出發，看待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問題。毛主席對於一個根本制度的創立和維護是特別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樣，像章伯鈞等人那樣，把攻擊的目標指向主席正在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毛主席顯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隸製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進步；封建製取代奴隸制，是必然、是進步；中央集權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進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也是必然、是進步。不管多麼艱難，歷史多麼長久，這個進步一定要發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發生。所以，離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建設和鞏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為什麼也是不願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張反右派進攻的；就不能理解為何後來他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還要那樣直率地講上面的一番話。秦始皇的“坑”是肉體消滅，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這是有天壤之別的，體現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領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樣看到了“秦之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要“失”的話，也會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後，他就想堅持維護和鞏固這個制度，並把重點放在“政”上，不失於政。所以，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毛主席採取了在“政”上主動出擊，用整風運動來克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以改進共產黨的行政能力，不失於政。

恰恰是在這個政和制的關係問題上，許多舊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沒有以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人民謀求“人的生活”的旗號，實際上以個人的私心和小集團的利益為重，名義上談“政” ，實際上把鳴放炮火衝着“制” 。在毛主席已經明確指出了斯大林“個人崇拜”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產物，而是斯大林個人主觀主義思想的產物之後，還是借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目標直接對準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這樣毛主席就不能不懷疑舊知識分子是不是願意搞社會主義了。

在這裡，舊知識分子自己需要檢討，不要太過自我膨脹，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也不要把什麼責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從後來舊知識分子（這時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稱呼會更合適一些）一個個都崇拜資本主義，倡導資本主義，就可以肯定，舊知識分子當時就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但他們不僅不敢承認這一點，還要說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當時的條件下，不願意搞社會主義，還要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嗎？我看不冤枉。說毛主席不是完人，這樣的舊知識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連前後一致的人格都沒有，更毫無脊梁骨來擔當歷史責任。老是責怪、指責、污衊和詆毀毛主席，那就是連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舊道德都沒有了，更不用說有社會主義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對於舊知識分子是怎麼的恨鐵不成鋼卻又不得不愛護有加。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林希翎的演講內容通過黨內渠道反映到劉少奇那裡，劉少奇就批示： “請公安部門注意”。後來是羅瑞卿親自抓的她。按照當時的標準，林希翎打成右派，沒有什麼冤屈（但是，實事求是講，鄧小平掌權後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會主義” ，卻不給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確是冤屈了她。一碼是一碼，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林希翎後來也得不到平反這個事實，正好也能說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個人的意思，不給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確不是來自毛主席。 ）我從秦城出來後，讀到有文章說，1973 年毛主席問吳德林希翎在哪裡工作，一聽說是被公安局關起來了，就馬上要求“立即釋放，安排工作” 。毛主席一貫主張治病救人，不管什麼人犯了錯誤，都要給予出路的。我想，這個事該是真的。這就說明，即使在對待按照當時的標準確定的毫無疑問的大右派林希翎的問題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領袖人開明，那麼，毛主席又怎麼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識分子，去“引蛇出洞” ，還去搞反右派擴大化，打折舊知識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舊知識分子本來就沒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頭上的屎盆子難道不該端掉嗎？必須將知識分子做新與舊的劃分，否則就是混淆視聽。舊知識分子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現在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還不多，但總有一天會多起來的。

毛主席本來是連舊知識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舊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多的佳話流傳，例如和黃炎培的窯洞對，文革中列出受保護的大知識分子名單叫周總理執行保護，還有本書談到的給熊十力回信，給章士釗夜半送雞等等。這些為什麼不能作為毛主席重視和愛護知識分子，而且還主要是重視和愛護舊知識分子的證據呢？

總之，毛主席在整風運動之前和整風運動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識分子”的，並在整風運動中寄託很大希望於“知識分子” 。但是“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的實際表現是辜負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經過這一輪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再經過其後的許多事情上反反覆覆對“知識分子”的觀察，毛主席最終發現，從舊制度下過來的這些“知識分子” （舊知識分子）總體而言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樣信任他們了。整風運動中舊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是導致毛主席改變對舊知識分子態度的一個關鍵事件，是也導致毛主席後來發起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通過改革教育制度來培養無產階級新知識分子的一個關鍵事件。

第 8 章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中南海“八司馬事件”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始發於 1957 年春的整風運動期間，延續到嗣後的反右派運動中，直到 1958 年 5 月才告結束。這個發生在毛主席身邊，而毛澤東直到最後階段才知情並加以解決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義。它決不只是“八司馬”遭受何載他們的打擊報復這麼簡單，而是反映出了當年黨內整風運動的艱難曲折和反右派運動被一些人人為扭曲的複雜歷史過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樞機構搞小動作，在毛主席身邊搞小動作，企圖滲透毛主席直接領導的秘書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邊。

秘書室在田家英主要負責群眾來信來訪的時候，設有三個科處理主席的信件並接待群眾來訪：一科管東北、西北、華北（三北地區）外加北京；二科負責中南、西南；三科分管華東各省加上海。何載當權後，成立了接見科，增設了內勤與總務科【原材料沒有這一點，只提到五個科的設立，而又說是六個科，且列出了六個科。故增加這一句以便銜接】 ，並把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拿出來單獨成立一個五科。這樣總共就有六個科，各科具體負責分別是：

一科：分管東北、西北、華北；科長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長朱固，副科長沈棟年。
三科：分管華東（這個科的信最多） ；科長馬芷蓀。
四科：負責總務、內勤、收發信件；科長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滬；科長李公綽。
接見科：專管群眾來訪；科長呂澄。

所謂“八司馬”是指八個科級幹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為首，林克是牽頭人。
林克，江蘇常州人，1946 年在北京燕京大學參加地下黨，1949 年北京解放後進入新華社工作，1954 年秋開始擔任毛主席英文秘書。李公綽，遼寧瀋陽人，比我早八九個月進秘書室，原是東北大學的學生，精通日、英兩種外語，建國初為主席翻譯過大量的日文信件。這個人很聰明，字寫得很清秀。當時毛岸青每星期來兩次教我們俄文，要求很嚴格，我是學不進，但他學得很認真，不久就能藉助字典翻譯俄文了。那個懂六國語言的韓瑞定調到中聯部去之後，他接替韓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長，後調五科科長，監管國外來信。

朱固，江蘇沛縣人，也是地下黨。他原在俄文專修學校幫師哲管幹部組織工作，因對俄文沒有興趣，而古文功底很好，處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確、覆信得當，就調來出任二科科長（我 1966 年代田家英職務後，曾調他到我的辦公室幫助工作） 。

馬芷蓀，上海人，到秘書室也比我早，她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46 年在上海即參加了地下黨，後來轉到北京，領導是後來的北京市共青團書記汪家鏐【注 1】 。

呂澄，山東泰安人，長的高大，北師大學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見科成立時，調他任科長。在“八司馬事件”中立場堅定，不與何載、王剛妥協，被王剛稱為頑固的反黨分子。

王象乾，山東青島人，解放後進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原材料此處不清，寫的是：解放後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習】 ，1950 年初調入秘書室。工作認真、細緻，收發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當選中直機關模範工作者。

沈棟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學的地下黨，和我一起從中央團校分配進秘書室。這個人黨性強，工作積極，字也寫得好，特別是小楷寫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歡他，把主席的故舊、親友等的私人來往信件都交給他管。這些信統稱舊誼，與各界名人來信一樣的重要【注 2】 。

在“八司馬事件”中，楊尚昆、劉華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領導人交往，連總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給楊尚昆匯報工作。江青對他很滿意，說他在中南海不結交大人物，很懂規矩。毛主席也稱讚他“不結交諸侯” 。他的組織關係在秘書室里，常來參加支部生活會，對人坦誠。引發“八司馬事件”的關鍵人物是何載。何載是 1938 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高中文化。高中畢業生在他當時工作的西北局已經很難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給領導當秘書，提升很快。他跟劉少奇常有來往，很受劉少奇欣賞，1949 年就曾作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劉少奇率領的中央組織工作代表團訪問過蘇聯。他是 1950 年下半年調來秘書室工作的。一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專門去看望過他。他初來時也是一般秘書，歸彭達彰領導，協助彭達彰工作。由於他是老幹部，在他熟悉一段時間之後，彭達彰就分了一部分領導工作給他。後來，就也當了副主任，還取代彭達彰當了秘書室的支部書記。

何載掌權後不久，就調來了很多老幹部。為首的叫閆草，是個地委級的幹部，到秘書室管黨支部。其餘是：張殿科、程芝到一科；劉運到二科；袁林、馬之江到三科；叢滋榮到四科；武允勝、方世郁、張一平到五科；王明寬、張道靜到接見科。何載實際是要用這批人來取代原來的科長、副科長。這些人後來確實都是何載的依靠力量，在整風、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鬥爭我們“八司馬”的骨幹分子。

何載從西北局調來秘書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麼對待下屬和群眾，我不了解。但他來秘書室，尤其當了秘書室的副主任之後，怎麼對待下屬和群眾，我很了解。這個人很驕傲，很自以為是，待人態度非常傲慢，動輒訓下級、罵群眾，會上會下，不分場合，誰要有一點小錯，他開口就罵。他不是罵髒話，而是專門挑字眼罵，侮辱人家人格。秘書室有位女同志被他罵得差點自殺。我也領教過一次。我把一個報告送給田家英（那類報告以前一直是給田家英的） ，何載覺得該先給他，就對我罵開了： “你長着腦袋幹什麼吃的？不會幹就別干。你的報告不經過我，就給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實說，我自參加地下黨幹革命，還沒有違反過組織原則，還從沒被人這麼罵過。我也沒有遇到過他這樣攬權，還蠻橫無理的領導。真正的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對他的確有意見，這決不僅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為他整個的工作作風、他對待下屬和群眾的根本態度。實際上，秘書室對他有意見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個。所以，1957 年 3 月在毛主席發表了最高國務會議講話，號召群眾幫助黨改進工作作風之後，我們就醞釀給他提意見，由此爆發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 。

第一階段：從毛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之後至整風運動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內部講話後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眾響應主席內部講話精神，貼出大字報，給所在單位的黨的領導提意見。當時，我在北京市委黨校接受輪訓，由於我是中辦秘書室的，秘書室我經手的事情，別人搞不清楚，無法代我處理，我就要隨時請假回秘書室處理事情。因此，秘書室同志們對於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什麼態度，我就很清楚。我們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講話鼓舞，也受到社會上大字報的啟發，就在一起議論給領導提意見的事，主要針對的是何載。議論的結果，就是給何載寫小字報，後來寫出的小字報（不是大字報）就貼在秘書室的會議室。

第二階段：從整風運動開始後到反右派運動之前

1957 年 4 月 27 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第一次講話之後剛好兩個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這個指示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大字報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樣是局部現象了，而是一些工廠、機關、學校，都紛紛貼出了大字報，對各自單位或者機關的部分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批評。中南海內也響應中央的號召，開展整風運動。我們秘書室進行一人一票的群眾選舉，選出整風領導小組成員。我得票最高，但因為不是領導，只擔任了副組長。得票比我低的何載擔任了組長。

秘書室當時有田家英、彭達彰、何載三個領導，大家對何載的意見最多。3 月份，我們是在小會議室給何載貼小字報，這時我就帶頭給他貼出了大字報。由於秘書室很多人被何載罵過和粗暴對待過，都對他很不滿，我的大字報一貼，跟着貼的人就多得很。越貼越多，就把秘書室的小會議室貼滿了；繼續貼，就貼到走廊上和大門外的牆上去了，還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在內的很多人來看。那時，秘書室在中南海丙樓的一樓辦公，同一院區的甲樓住着劉少奇，乙樓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載兩個問題：一個是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不平等對人；另一個就是對群眾沒有一點熱情，對群眾來信來訪反映和提出的問題不認真處理，能推就推，甚至乾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報說，何載到處吹捧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說赫魯曉夫是發展了馬列主義等等。諸如此類。我反映的問題是實事求是的。他動不動就訓人、罵人都是事實，盡人皆知；我批評他那是欺負群眾，是不平等對人，也沒給他扣帽子，是讓他自己去思考（ “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他也承認我說的是事實，只堅持認為其他幾個人的大字報是造謠） 。

大字報開始都只批評何載，後來就不點名提到“辦公廳領導” 。主要原因是，有些辦公廳領導，如楊尚昆，的確是和何載一樣脫離群眾，有嚴重的官僚作風。例如，剛解放不久，有個陝北的勞動模範老楊來訪，辦公廳就沒有領導出來接待。這個老楊，在黨中央還在陝北的時候，住得離毛主席、楊尚昆都不遠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楊尚昆還常去他家裡吃飯。可是這個老楊來了，楊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楊來的事反映給主席，主席很快就出來見了他，還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見了，楊尚昆或者其他辦公廳領導還是不見；再如，有不少高級幹部的家屬來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級幹部進城後的變質行為，說一些高級幹部嫌自己評到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慣原來的老婆了，要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歡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從艱苦的革命年代過來的，資格都很老，級別也很高，還都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反映的問題又是很嚴重的，直接關繫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幹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但辦公廳沒有一個領導出來接待她們。後來我寫了報告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到這麼多問題，很生氣，叫羅榮桓去調查、召開會議拿出處理意見。主席有了指示，楊尚昆他們就起勁了，說： “下次再來，你報告上來。 ”可這也是說說而已的，下次來了，他們還是一個都不出來。所以，在給何載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就把這些情況也有分寸地帶出來了，而且沒有點楊尚昆的名。

第三階段：在 6 月中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期間

反右派運動開始後，那些我們給他們提過意見的人，實際就是何載及其背後的楊尚昆，開始追查貼大字報的事情，矛頭對準的就是八個積極分子：林克、李公綽、呂澄、朱固、沈棟年、馬芷蓀、王象乾和我，認為我們寫大字報給何載和中央辦公廳個別領導提意見，是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是反黨，要把我們打成右派。秘書室主任田家英（主任還是代主任？戚老說過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達彰，在觀點上是支持我們的，因而遭受牽連，而且彭達彰已被決定調離秘書室。具體布置追查的是楊尚昆，他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何載則讓他親自調入秘書室的那批人貼出大字報，說我們反辦公廳的領導，是想把中南海搞亂。楊尚昆、何載他們這個搞法和當時社會上搞擴大化的情形是一樣的。當時，社會各界許多單位、機關和學校，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風運動中，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向本單位的黨組織和個別領導提出意見的人（有些意見無疑是正確的） ，當作是資產階級右派來進行打擊。

我們當然不服，因為我們大字報提的都是一些具體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們就反抗，堅持認為我們是根據毛主席的報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向領導提意見，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怎麼是反黨呢？這樣，就開始了雙方的大字報辯論。我們抓住他們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來進行反擊，堅持說真正的右派不是我們，而是何載他們。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黨演講，何載還專門派人參加。何載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觀點，倒可能是反黨的。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系學生，滿口新名詞，還懂法國文學，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之後，就聽她的了。王文把談的情況報告給何載，何載就說她“大膽、勇敢、有才華” 【之前說過，王文1955 年的時候是戚老手下的，為什麼他敢越級直接給何載匯報？是不是1955 年-1957 年期間他的工作和職務變動了？】 。王文後來就根據這個精神，去北京大學參加林希翎演講會，林希翎還在會上指着王文說： “今天，中央辦公廳特派了王文同志來參加我的演講會”，讓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誰是右派？我們下面大字報這麼爭論也不能解決，直到 1957 年秋季，全國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聲了，我們中南海這個事情卻還是懸而未決。這就要提交給上級黨委，即中直機關黨委來解決了。

第四階段：工作組進入階段

1958 年初，中央辦公廳派王剛來秘書室接替何載的工作。同時，經由楊尚昆同意，以中直機關黨委的名義，向秘書室派出劉華峰（中直黨委副書記） 、曉嵐 (中直機關人事處長) 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孟繁華材料說王剛是組長？】正是這個工作組，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集團。據何載後來講，上面的領導在派曉嵐他們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個意見，是何載自己提出的：何載是老幹部，只是有些錯誤，但不是反黨。我們八個是反黨。這個工作組在中直機關黨委的支持下，從 1958 年 3 月到 4 月的兩個月的時間，發動群眾批判我們，在大會、小會上鬥爭我們（是言論的，不是肉體的。我們後來批判他們，也是言論的，沒有肉體的。雙方都是文明的） 。我這個名義上的秘書室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也沒有了發言權。

他們說我們不要黨支部、不要黨總支領導、不要中直黨委、不要辦公廳的領導，名義上是促進派，實質上是取消派，是馬爾托夫。他們還從個人歷史上做文章，說李公綽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1948 年國民黨平津大搜捕，許多黨員被捕，林克卻安然無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 ，把我們八個人打成以林、李為首的“反黨小集團” 。其實，我當時貼的大字報是最多的，但因為我在群眾中威信比較高，大家認為我這個人說話實在，不說假話，歷史又過硬（何載也承認我的大字報說的是事實，只是不承認別的幾個人寫的，說那是造謠） 。所以，他們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這次批判的來頭很大。在中南海貼大字報這個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在我們批判何載支持林希翎的大字報貼出期間，劉少奇還來看過大字報，我已經聽說了劉少奇表態說這樣搞不好。劉少奇妻子兼秘書王光美退送相關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給我的，現在都不退送給我了。我的預感在何載自己後來的說法里得到證實，他說中南海的高級領導提出，在中南海寫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這裡面有問題，為什麼要在中南海這麼搞？這高級領導人何載沒說是誰。但是從他的前言後語來看，是比辦公廳的領導楊尚昆還要高的，那不是劉少奇，就是鄧小平了。

關於李公綽參加國民黨，那是他在東北大學讀書時，在抗戰勝利的時候集體加入的，後來他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就加入了共產黨。他這個歷史是清白的，在當時也算不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1953 年審幹的時候，我是審幹委員會的委員，了解他的情況（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這個問題，害得他想自殺，是我出來為他講了話，他才沒有出事） 。林克則是地下黨的老黨員，燕京大學畢業，英語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書和正正規規的英文老師。他是專門搞“參考消息”的，經常和主席一起討論國外的事情，知道許多核心東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組把林克找回來斗不說，還把他隔離起來。

工作組甚至布置人跟蹤、盯梢我們。有一天，我去彭達彰的家，出來時一個人從暗處跳出來，把我一把揪住，帶到工作組。這個人叫方世郁，原來是青島公安局的。這就是說，他們為了監視我們，甚至從外地的公安部門調來了人手【前文說過，方世郁是何載來後不久調入的，似乎並非是專門從青島調來搞監控八司馬的人手，而只是現在充當了監視的人手。這裡的說法是保留戚老給孫言誠的回憶。是否需要作出適當的用語調整？】我當時就提出了抗議，說這是搞非法監視，但曉嵐不敢承認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們宣布我們為“反黨小集團”的結論都已經寫好了，還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經說好了，叫王震準備接受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我們心裡也都很清楚這些，都做好了離開中南海去新疆勞改的準備。

第五階段：毛主席知情並親自解決問題

就在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去新疆勞改的時候，整個事情突然發生了轉折。毛主席當時在廣州要找他的英文秘書林克，找來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說這個人犯了錯誤，是“反黨小集團”分子，正在接受隔離審查。主席大吃一驚。他信任的英文秘書成了“反黨小集團”分子，在受審查，還隔離了，連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驚嗎？主席一直和林克談得很多很好，對林克很了解，說林克反黨，主席當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廣州去。這樣林克就在隔離中被放出來，趕到廣州。林克見到主席後嚎啕大哭，把中南海發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分子，要下放新疆勞改的事情都給主席說了。毛主席熟通歷史。我們受到工作組打擊的人正好是八個科級幹部，田家英和彭達彰兩個人級別比我們高得多，在觀點上又是支持我們的。所以，毛主席在聽了林克的申訴後就聯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馬事件”，還說： “現在我們這個中南海又出現了新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我不允許這種歷史上的反動事件在我身邊重演” 。這是林克後來跟我說的。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過林克的匯報了解到秘書室存在兩派的爭論和我們這些人遭到鬥爭的具體情況之後，就讓秘書徐業夫、高智，去把兩派的大字報抄寫來看看，凡是說林克他們是反黨的和林克他們申辯的都抄來。徐業夫、高智連夜就來抄了，抄的很認真。主席身邊的秘書來抄大字報了，這是一個特別的信號。工作組本來已經準備要宣布我們為反黨集團了，還給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讓他準備接收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一看主席過問這件事起來了，就馬上停下來看風向，連開會鬥爭也暫時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裡的消息。

毛主席 5 月 3 日回到北京。他在回來之前，就已經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來後也不馬上表態，而是親自作調查，當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書屋親自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副書記曾三、劉華峰，中直機關人事處處長曉嵐；秘書室領導田家英、彭達彰；林克、李公綽等涉事的八個科長；還有鄧力群(中央辦公廳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東冶(中南海黨總支書記)、王剛、閻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會議成員的身份參加主席親自召開的會議，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組定為是“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心裡是七上八下的，很緊張。正式開會之前，毛主席對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問一下情況。他先問李公綽是哪裡來的？什麼學校畢業？李公綽說他是東北大學畢業的。然後就問我。我有點不好意思，回答說： “我沒上過大學，是個中學生” 。不料，主席竟高興地說： “我和你一樣，也是中學生。師範畢業，還當過小學教員呢！ ”聽了主席的話，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穩下來了，就覺得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了。因為主席不會跟一個反黨集團的人這麼說話的。

主席讓工作組的人先講，王剛不吭聲，曉嵐就出來說話，她講述了我們如何進行非組織活動，如何揪住老幹部不放，如何寫大字報攻擊黨的的領導等等。她講完了，主席接下來就叫我們講。我知道他們在抓李公綽歷史上的把柄，李公綽講話可能底氣不硬，田家英、彭達璋又不便講，林克已經都跟主席講過了，不用再講了，剩下只有我講了。我就站起來說，我們是響應主席的號召，主席的二月講話（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怎麼怎麼講的。毛主席一邊聽一邊點頭說： “我是這麼講的”。這樣一來，我就更有勇氣申辯了。我說，我們是響應黨的號召才給領導提意見的，目的是幫助領導改進作風，搞好工作。秘書室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些領導高高在上，不肯接見群眾，就是官僚主義，肯接見群眾的是彭達璋，田家英那麼忙，可也接見過群眾（這時，田家英接過話頭，說自己也是有官僚主義的） 。我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就把我們說成是右派，是反黨，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們倒不反對，還說她是“大膽、勇敢、有才華”，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講，他們還派了王文去參加。林希翎當場就講，中央辦公廳今天派了人來聽我的報告。這不是長右派志氣，滅左派威風麼(主席聽了頻頻點頭)。所以說，右派他們不反對，反右派的人他們倒說是右派，是反黨小集團。
主席聽了我講的這些，就問他們： “那麼，他們（指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反黨的事嗎？”楊尚昆、王剛他們都沒有說什麼。這時，曉嵐又講話了： “他們攻擊中直黨委，他們的大字報就是對着楊尚昆同志的，反對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這還不是反黨嗎？”主席一聽，就說： “噢，反對楊尚昆就是反黨？”楊尚昆連忙說： “不對，不能這麼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的，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才叫反黨” 。

主席接着說： “你們是兩派，代表對立的兩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紅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邊，是支持左派，反對右派的，主張拔黑旗，插紅旗” 。毛主席又問： “誰是王剛？”王剛站起來，主席看了看他說“久仰大名” ，緊接着就毫不客氣批評說： “你是一派的領袖，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干盡了壞事。上邊還有人支持你，總支、中直黨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興不起那麼大的風浪。你們的錯誤，不是一般性錯誤，而是方針路線的錯誤。你們繼續執行了何載的路線，按照何載的《建議書》辦事。你們插的是什麼旗？是紅旗、灰旗還是黑旗？我看不是紅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見，今天立即召開秘書室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展開討論，揭蓋子。 ”——“八司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 ，就是根據主席這一番講話來的。主席這裡所說的何載建議書，是指前面交代過的何載曾向王剛、曉嵐工作組建議，說他自己是有錯誤，但不是反黨，而我們這些人則是反黨。我們這些人是利用他的認識上的錯誤來企圖打倒老幹部，反對黨的領導。所以建議王剛、曉嵐對我們開展鬥爭。

主席還問楊尚昆知不知情。楊尚昆這個人相當有經驗，一看到這個架勢，知道氣候不對，就說“這個事情，我一直忙於工作，沒有時間，所以也沒抓，沒有很好了解”。彭達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說了，主席聽了勃然大怒，說： “把對付敵人的手段拿來對付人民群眾，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貝利亞，決不允許。 ”說完他拿眼睛看着楊尚昆，楊尚昆低頭不語。

看到局面有些僵，鄧力群就出來打圓場。他先說了把青年積極分子打成反黨集團是不對的，接着又說青年人容易偏激，貼大字報，有點類似延安時代的輕騎隊。他認為兩方面都有缺點，兩方面應該團結起來搞好整風和反右派。主席聽了後說： “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給領導提意見有什麼錯？如果給領導提意見就要挨板子，那麼這樣，他們都還年輕，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為是我號召開展整風的”。聽主席這麼講，鄧力群就馬上起來作檢討（後來我調到《紅旗》雜誌社時，已在《紅旗》雜誌社擔任副總編的他還熱情地對我說： “當年‘八司馬事件’，我說應該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評，那是我錯了。青年人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整風，何錯之有！ ”） 。 【以上主席現場調查從開始一直到這個鄧力群發言，我對照了孫言誠文章，國治多次來的材料。孟繁華的材料沒有相關內容。我這裡是反覆校對孫言誠和國治的材料，綜合取捨後確定的內容和順序。請戚老把關。 】

當晚八時多，秘書室召開全體人員大會，楊尚昆這次還是很實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講話向全體人員作了傳達。許多人聽了以後熱淚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聲，直至午夜仍不肯離去。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北京搞了“50 多天的白色恐怖” ，很多群眾和學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後，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給群眾和學生的平反。在全國各地平反會上，很多人也是在獲得平反後痛哭流淚，齊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離開會場。

尾聲

因為毛主席的及時介入，我們“八司馬”獲得平反，最終沒有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小集團” 。 “八司馬事件”就此告終。在 5 月 3 號晚上的會議之後，中南海又召開了有中央辦公廳各部門的幹部參加旁聽的揭批大會，會議一連開了七、八天。這些會議是在春藕齋開的，雖是由“八司馬事件”引出，但從性質上講是肅清“八司馬事件”的不良影響，已經不屬於“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了。當然，我們八個人都參加了這些會議，而且我們得到平反後，是處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來整我們的人成了批判、鬥爭的對象。批判、鬥爭，都不是肉體的，而是辯論觀點，跟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是一樣性質的。他們當時批判我們很文明，我們這時候批判他們也很文明。

在“八司馬事件”中犯錯誤的人是包括楊尚昆在內的一批人。在這一系列會議結束後，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何載、王文等四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個是支持“八司馬”的，叫 XXX，他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是在那裡因為其他事情被定為右派的——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着。這個人是誰？） ，開除黨籍，降級下放。王剛、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等八人也受到了黨紀處分。

在“八司馬事件”之後，他們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1959 年廬山會議以後，他們都對毛主席都有些不滿，都同情彭德懷。北京市委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上來，又把他們調回來整風，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1960 年北京市把關於他們的情況報告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說：“你們看，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照顧和關心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他們以前做的事是錯誤的，你們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應該帶着他們下去勞動，一起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轉變為黨的好幹部。 ”田家英傳達了主席這個指示之後，我就主動報名去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從徒工做起，一邊勞動，一邊了解工業，並帶上他們十來個犯了錯誤的人一起去（閆草請病假沒去）(詳見第 12 章)。我們在一起勞動了一年多，回來後我就向毛主席打報告撤銷對他們的處分，都安排了合適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還有繼續留在秘書室的。何載是老革命，他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是確實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對的，因為打成右派就是敵我矛盾了，那時候也還沒有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兩條路線” 。楊尚昆將何載的問題定性為“內部矛盾”後，何載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勞動。

王文原來是北京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的一個支部領導，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還是不錯的。他是從北京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任上，調來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當我的副手。這個人工作很勤懇，就是在整風運動時有點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響，被她說服了，又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認為斯大林搞法西斯專政，殺了那麼多人。在當時來講，王文這個錯誤就很大了。

王剛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見，執行的是楊尚昆路線。毛主席說了那是”拔紅旗插黑旗” ，那總要找幾個責任人，既然王剛是接替何載的，那就要找王剛了，給了他一個留黨察看的處分。同樣，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也是不錯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機車廠的人就包括王剛。從二七機車廠回來後，我給主席打報告，撤銷了對他的處分。

曉嵐其實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紡織廠出身的黨員，對黨有深厚感情，後來當了紡織廠廠長，再後來調到中直機關當人事處處長。在“八司馬事件”中，她是中直黨委派來的工作組的副組長，可以說是奉命來整我們的。她堅決站在楊尚昆那邊，她的概念很樸素，就是誰反對中央辦公廳的領導，誰就是反黨。所以，她犯錯誤只是認識問題。5 月 3 號她“頂撞”了毛主席，中直機關黨委就準備拿她當替罪羊，說她犯了大錯誤，準備把她劃成犯了右傾路線錯誤的人。我不同意這樣處理她，站出來為她說話。我說： “曉嵐處長只是執行了中直黨委的意見，不了解更多的情況。她就跟主席講了那麼一句話，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這種認識，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錯誤，不是一個拔紅旗插黑旗的人”。曉嵐和王剛一樣是執行楊尚昆路線的，楊尚昆這個中直黨委書記沒事，倒要搞底下的人，這個理不順啊。還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樣，也認為曉嵐只是在毛主席調查的時候講了自己的觀點，算不得頂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觀點，也沒有批評她。所以，我們不建議給曉嵐處分。但中直黨委最後還是把她處分了。1960 年我帶他們犯錯誤的人去二七機車廠，考慮到曉嵐對黨有感情，犯錯誤只是認識問題，而且對待錯誤的態度也好，又是一個女同志，與我們十幾個男的一起勞動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領導鄧典桃講了我的意見，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勞動了。曉嵐原來是鄧典桃的秘書，鄧典桃當時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長征幹部，他聽了我的意見很高興，就把她繼續留在人事處工作。文革中，曉嵐變成造反派了，因為她對在“八司馬事件”中的經歷有深刻的教訓和體會，就告訴其他人，說毛主席對待給領導提意見是有區別的，給黨的領導提意見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對，還是好同志，就是提錯了，也不能劃成右派。這樣群眾就很擁護她，她在單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領袖了。後來我聽說，1968 年我被打成反党進了秦城之後，在江青、總理批判我的時候，曉嵐站出來說： “據我了解，戚本禹是個好同志，不是反黨，可能這裡有誤會。 ”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聽說因為這個事有人要整她，但沒有整倒。曉嵐年紀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還活着。

李東冶是老幹部，在“八司馬事件”之前就是部級，後下放當了個縣委書記那樣的官，那是困難時期，他雖然沒有怎麼勞動，但也沒有餓飯。1961 年我給主席打報告，請求給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廠的人取消處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楊尚昆順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機關整過我們“八司馬”的人，包括劉國峰、李東冶的處分，也都取消了處分，還給李東冶恢復了部級，讓他當了遼寧省委書記，再後來當了冶金部長。毛主席記憶好，一次在一個報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說這不是那個搞黑旗事件的人嗎？怎麼升這麼大官了？我說不給處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錯誤怎麼還升官呢？主席這麼一說，楊尚昆又把李東冶擼下去了。其實說他升官也談不上，他原來就是省部級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們就埋怨我，說你這個戚本禹報復起來也太厲害了。跟你勞動的人，都取消處分，分配工作了。我們也下放好幾年了，我們也不歸你管，你怎麼跟主席報告，又把我們的職務撤銷了呢？我跟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說，我真冤枉，那哪是我報告給主席的呀！ 【之前來的材料說法是：王剛他們見到《人民日報》的報道，就有意見了。他說是他們派我去秘書室的，我是按照他們的意見辦事的，結果犯了錯誤，下來勞動，可他們倒反而升官了。現在不是封建社會，不能這樣不平等吧！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我把王剛的意見報給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給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錯誤反而升官，是怎麼回事？要鄧小平去查。後來就把他們降了級。所以他們對田家英和我的意見都很大】劉華峰原是中直黨委書記，在“八司馬事件”之後，調到陝西省當了書記【此一說法也是國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確切？是之後立即調去的，還是跟李東冶一樣是 1961 年楊尚昆藉機恢復他們的級別後調過去的？】那個跟蹤監視過我的方世郁，是被劃了右派的。他當時態度很不好，亂講話，群眾意見很大，劃他右派時，全室的群眾百分之百的贊成。但現在看，他也只是亂講話，並不是右派。

我們“八司馬”在這個事件之後的人生際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樣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後，我們“八司馬”因為與田家英關係較好，有人就藉機整肅我們，說我們是田家英的餘黨，但沒有成功。再後來【具體或大致時間？】汪東興插手秘書室（當時秘書室已改組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秘書處了） ，也把“八司馬”中的六個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餘黨” ，送進了學習班。林克擔任毛主席的英文秘書一直到 1966 年夏，1970 年後在新華社和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做研究工作，1996 年去世【汪東興送進學習班裡的人有林克嗎？戚老自己該是沒有進學習班，應該還有一個沒有進，是不是林克。若不是他為什麼 66 年就不在擔任主席英文秘書了？】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這個“八司馬事件”來教育黨內幹部，不要壓制群眾意見，要讓群眾說話。事件剛一結束，毛主席就把它作為一個冤案批給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各部委的領導人，但未得到響應。在 1958 年 5月中的八大二次會議前夕，毛主席還讓林克和我準備個發言稿，就這個“八司馬事件”到八大二次會議上去做個發言。可後來鄧小平以會議議程安排太緊為由，取消了這個發言。如果我們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或可能對當時阻止反右派進一步擴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處，或者對錯劃右派的甄別摘帽會有很多幫助。可是鄧小平耍了手腕，把這事給壓下去了。此後，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種場合提到了“八司馬事件” ，在一次給華東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馬事件”時，還用了“看了催人淚下”的詞句。1976 年，毛主席逝世。又過了三年，即 1979 年， “八司馬事件”就被翻了過來，說“八司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製造了何載、王文、曉嵐等人的冤案，中央對於當年“強加”在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撤銷，恢復他們的名譽。

注 1：馬芷蓀是田家英的相好，後來跟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結婚。田家英出事後逄先知遭到隔離，他寫了一大摞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還說： “我和田家英是有奪妻之恨的。 ”可文革後，他又肉麻地說田家英是最有才華的人，是他的良師益友。

注 2：有一次，我和沈棟年一起去主席家鄉韶山，幸有張伯駒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個畫家，是去韶山畫畫的。張伯駒是個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歡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書真跡送給了主席。後來主席把這幀李白真跡送給故宮博物館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個大詩人，可李白還是個大書法家。我們都很尊敬張伯駒先生，對潘素也很尊敬。

附文：容全堂的“歷史真相”在哪裡？

何載的兒子容全堂 2007 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文革預演和試驗：中南海“黑旗事件”的歷史真相》一文。該文是根據 1979 年“平反”“八司馬事件”的調子寫出的，人場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轉載或者部分內容的引用。

容全堂為自己的父親樹碑立傳，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 30 多年來一貫流行的“稀釋事實，扭曲事實，改裝事實，傾瀉個人主觀觀點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現實政治需要，有意挪動骨幹事情的實際發生時間以建立某些事實之間本不存在的邏輯關聯或者顛倒它們的邏輯關聯”等手法，將猜測、臆想、以訛傳訛、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現實政治觀念雜糅起來，就把一個真相本來清清楚楚的事件，寫得毫無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說：“何載以負責人的身份對好的給予表揚，對不合時宜的提出批評，難免有時方式方法比較簡單，有時顯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對幾位年輕幹部要求嚴，批評多了點，個別同志由此結下了思想疙瘩”， “趁着整風運動的勢頭，戚本禹等人貼出大字報，羅列了何載子虛烏有的三個問題”， “除此之外，還把一些同志在會議上的發言，向組織的思想匯報……採取無中生有、斷章義，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實之詞張貼大字報”， “除大字報外，還多次召開對何載、王文的批鬥會，會上居然出現過推搡、打人等現象。更為嚴重的是還發生了幾起查抄事件”。 “1957 年整風期間，社會上有人因寫大字報進行大鳴大放，在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則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寫大字報開展大鳴大放，把其他同志定為‘右派’分子” ， “受一面之詞和片面匯報的影響，最高領導人一邊倒的態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實施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僅有 70 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載等 4 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王剛（已故）等 18 位同志做了‘反黨錯誤’的結論和處分”，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帶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預演所取得的經驗，8 年後榮升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在容全堂寫出的“歷史真相”里，何載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不尊重下屬、不平等待人，變成了既表揚人，也批評人，只是批評人“顯得急躁一些” ， “多了一些” ；我們給何載提出的“三條意見” ，都變成了“子虛烏有”的誣陷；何載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藉故對我們搞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扣上罪名，變成了我們對他們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扣他們帽子；1957 年我們被何載他們打成右派，變成了何載被我們打成右派，而我們在繼 1957年被何載他們打成右派之後，又在 1958 年，被何載的支持者楊尚昆操縱的工作組打成“反黨小集團” ，變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 “最高領導人” 派人把爭論雙方的大字報都抄去看、抄去分析，並和爭論雙方和相關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做現場調查，自由聽取雙方的陳述，最後根據雙方實際所為做判定、做結論，變成了最高領導人“受一面之詞和片面匯報的影響……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也是我們這些小科長們就可以“加以利用”的麼？實際上，毛主席總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現場調查中得知有人對我們搞跟蹤、盯梢，就批評“是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革命群眾” 。

在八年後發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樣堅持這個原則，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擊的清華學生“智擒”王光美之後，也嚴厲批評學生不能用對待敵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對待黨內同志，而且在周恩來、林彪簽字的王光美專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證據” ，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擊。這都說明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這樣一個革命領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受（幾個小科長）一面之詞和片面匯報的影響，對黨內同志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容全堂還完全不負責任地說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對何載“推搡、打人” ，進而發展到“幾起查抄” 。事實是，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上午，下午，有時晚上，都是文明的，沒有推搡、打人的事。後來事件翻過來，大家發言，指出他們的錯誤，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沒有什麼“推搡、打人” ，更沒有進而發展到“幾起查抄” 。就是說，在整個事件前後，無論哪一方占了主動權，都沒有向對方搞肉體批判。在春藕齋開會辯論，他們都是坐着的，從來沒叫他們站起來過。當時是曾三作的記錄，記到後來，他就寫條子給我，那條子現在都還在。上面寫： “主席（當時我是會議主席） ，現在我頭痛的厲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讓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還是其他什麼人也好，凡是說有“推搡、打人” ，或者說“抓臉、揪頭髮”之類，都是瞎說。那個時候，就是社會上的辯論也沒有推搡、打人的，遑論中南海裡面？說“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後來人對當時歷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證據，搞有罪推定。容全堂還暗示“戚本禹進入中央文革，就是因為在這起事件中獲得了污衊陷害別人的經驗，被毛澤東看中了，8 年後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我戚本禹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即使是 “帶着這個事件的經驗”，也和這個事件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要是有的話，那其他也有這個“經驗”的人怎麼就沒有“榮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呢？我進中央文革是因為我此後八年的綜合政治表現和學術成就，而不是什麼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經驗，具體說是我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毫不動搖的堅持和我繼1963 年寫出《評李秀成》一文之後，又寫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論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設想和建社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現實要求。

引用到這裡的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歷史事實，還只是容全堂“歷史真相”里的部分內容。他的整篇文字表達的東西，簡直就是在講天方夜譚的故事，而不是在寫歷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說“毛澤東主席余怒未消，1958 年 5 月 8 日—23 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 3 次以秘書室整風為話題，引申出要‘插紅旗、標新立異’，他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 ，而且還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把 60 年代的文化界、史學界的爭鳴與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掛起鈎來，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間的聯繫，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預演和試驗”的立論。 “八司馬事件” ，表現形式上的確就像是一場“小文革” ，但它不是“文革預演和試驗” 。因為當時毛主席和黨內其他同志，都沒有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八司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沒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時搞“文革預演和試驗”。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預演和試驗” ，那麼，不同的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的人，就會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樣，從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階級立場去看待和理解這場“預演和試驗” ，得到的政治和階級含義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裡，林希翎來秘書室不是在整風運動之中，而是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後，而且是來請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沒有在整風運動中接待過她，更沒有到北大去聽去支持她那些導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講——林希翎是因為她在整風運動時期在北大發表講話，散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公開的直接的反社會主義言論，而在反右派運動開始後被劉少奇親自確定為右派的。這是眾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實，而是故意錯置時間順序，罔顧事實。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親何載在“八司馬事件”中，就沒有被打成“右派” ，容全堂說他被打成了右派，還說他是第一個被加上“黨內”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據是什麼？何載、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馬事件”之後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為在“八司馬事件”中的表現和做法違背了黨內民主原則，混淆了敵我矛盾等錯誤，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我們“八司馬”是何載的下級，都是沒有權力給他們帶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 （田家英、彭達彰） ，也沒有這樣的權力。可是，容全堂為了掩蓋何載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打擊迫害我們的歷史真相，同時製造一個何載他們被我們打擊迫害的“歷史真相” ，就說中南海的反右派運動比社會上的反右派運動“慢了半拍”——社會上反右派運動結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運動才開始。可是，無論容全堂怎麼製造“真相” ，中南海的整風運動、反右派運動都是和當時全社會的運動完全合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是無法否定的。正是在這個基本事實下，是何載作為秘書室的領導，要把我們這些給他提意見的下級打成右派，而不是我們這些下級要把他這個上級打成右派。請問容全堂，黨內生活中，下級可以給上級做組織處理的結論嗎？容全堂連這樣的常識都不能面對，就只好製造一個毛主席被我們小科長“利用”了的“真相”出來。夠了，不必再“例如”了！ ……
容全堂不但對“八司馬”的對立面盡情頌揚，對毛主席和我本人公開地用“春秋筆法”進行“筆則筆，削則削” ，而且還對另一位當事人林克堅守自己的觀點表現出很不尊重，他寫道：林克在香港回歸前的 1997 年 3 月 1 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人間相》一書的說明中提到，當此書成稿時，經再三考慮還是加上了“中辦秘書室整風——‘黑旗事件’始末”一個章節，依然堅持用 1958 年盛行的極“左”觀點寫“黑旗事件” 。

為什麼林克就不能堅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堅持 1958 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須按照後來的政治觀點來寫“黑旗事件” ？後來給出的所謂“極左” ，具有特定的含義，與當時的“黑旗事件”根本掛不上鈎。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極左” ，那顯然是何載及其背後的支持者是“極左” ，是他們把給他們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 ，進而打成“反黨小集團” ，這不是“極左” ，是什麼呢？毛主席是及時制止了他們“極左”行為，把一起何載等“極左”分子對“八司馬”製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現在的歷史寫作，濫用“極左”一詞，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說成是“極左” ，還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過的任何事情，都要說成是“極左”。所以， “八司馬”就成了“極左”分子，毛主席給“八司馬”平反也成了“極左”行為。照這個邏輯，1949 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打小日本，打國民黨，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也是“極左”了。這真是荒謬之極！

我是“八司馬事件”中的主要當事人之一，而且，就給何載寫大字報而言，我的確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於何載等人對我們搞打擊報復，後來的事情都脫離了我個人和我們八個人的控制。這正是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迴路轉，我們才獲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後，這個事件再次翻轉過去了。現在，我已經把知道的都寫在這裡了，對歷史做了一個完整的交代，算是向歷史作一次證。這個作證等於是為那些曾經遭受何載和工作組打擊，後被毛澤東主席解救出來，現在又重新遭受污衊卻不能再做申辯的逝者說幾句公道話，也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貫的黨內民主作風提供一點證明。容全堂可以繼續抹黑我本人，繼續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繼續抹黑毛主席。但是，處理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敬請還是下筆謹慎一些，留給後人一些真正的歷史真相，不要為現實政治主導下的主觀觀念所支配，留給後人一堆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歷史垃圾。畢竟，歷史和嚴肅的歷史研究者對於這樣重大的事件終歸是自有判斷的。
第 9 章毛主席不信萬斤糧派我們到四川種糧了解實情

9.1 大躍進中的最大問題是浮誇風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人民公社化都並沒有錯。農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後又一個加強集體道路的創造，是將農村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具集體化，建立農村公有制經濟的必要途徑。要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就必須堅強集體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會主義歷史發展要求的。大躍進本身也沒有錯，但大躍進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也是事實。現在關於大躍進的文章是汗牛充棟，但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不多。

劉少奇這個人一直是搖擺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對搞合作社，受到過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點名的批評，像 1955 年說鄧子恢“小腳女人” ，表面上是說鄧子恢的，其實是批評劉少奇的；毛主席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右傾思想，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也是批評劉少奇的【注 1】 。可是，到了 58 年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劉少奇又是最起勁的，一下子從右傾跳到了極左。他在第一線，講了很多過頭話，共產風的源頭就是在劉少奇這裡，跟着他的指揮棒吹拉彈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 “大踏步地提前進入共產主義”是劉少奇的原話，還有什麼“男女分營，到禮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時間都要分開住”。這都是狂熱到極點的話，削弱了群眾對黨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這種東西誰會擁護？他自己都不擁護，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開。劉少奇說，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裡，女的住哪裡。我們都慌了，整天擔心小屋會不會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東西放在那兒啊。現在領導人說了話，下面可能不當回事，那時候劉少奇講話，我們必須都得聽。

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共產風，而是浮誇風，後來餓死人就和這個浮誇風有密切相關。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兩派：浮誇派和反對浮誇派。浮誇派包括好些中央領導、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中央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譚震林跟在後面瞎說。下面的幾個大區的書記、省委書記，包括中南的王任重、華南的陶鑄、華北的彭真、西北的劉瀾濤、西南的李井泉和華東的柯慶施，都在那裡推波助瀾。王任重、李井泉、劉瀾濤跟着搞浮誇現在是盡人皆知，其實陶鑄也很能吹，浮誇得不得了，連彭真也是浮誇的，柯慶施也跟進去了。這些人搞這個浮誇倒不一定是他們商量過一起搞的什麼路線，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萬斤，我要不搞萬斤，那不就是我不行”這麼一種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過嗎？他們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經是個電訊時代，有什麼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們是不約而同。對於他們的這種浮誇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見的。這些人是反對浮誇派，但這些人當時被浮誇派批評是“右傾保守” ，有的還受到排斥和打壓。

浮誇風的一個標誌是放糧食高產衛星。 “高產田” 、 “畝產萬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報》上首先登出來的。鄧拓當時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小平是黨內主管《人民日報》的。劉少奇是怎麼講的，鄧小平是怎麼講的，毛主席是怎麼講的， 《人民日報》和許多其他報紙都登出來的。劉少奇的講話還印出書來了，全國發行。畝產幾千斤糧食，劉少奇擔心糧食多了，沒有出路了。劉少奇批判底下人說： “你們沒有志氣，現在不是糧食少了怎麼辦，而是多了怎麼辦。 ” 這種話也刊登在報紙上的。他這個思想還一時影響到主席，毛主席說，多了怎麼辦？那就多養豬，養牲口。他們說那還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說： “搞酒精燃料。 ”——那時我們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沒有發熱，毛主席也發熱，但比起劉少奇，毛主席說話有個邊，劉少奇的講話一點邊都沒有。

毛主席從來就沒有講過什麼“畝產萬斤” ，或者相信有“畝產萬斤”這種事，還叮囑我們這些他身邊的人別去跟着瞎說，聽聽就是了。相反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都相信畝產萬斤的。1958 年鄧小平到東北視察，當地的領導匯報第二年計劃增產 20%，鄧小平就說： “人家都是好幾倍的增產，你們才 20%，簡直就像是烏龜爬。 ”他把當地的領導罵得個灰頭灰臉。這在當時也是上了報紙的，查當時的報紙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擁護鄧小平的，但在這個問題上，田家英都說鄧小平雖然農村出身，卻沒有搞過農業，不懂農業。田家英都這樣說，那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也認為鄧小平搞得太高了。劉少奇也是一樣，吹得神乎其神。58 年到處報高產，可一到 59 年一月、二月，到處說缺糧，到處高產了卻到處缺糧，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覺察到了浮誇風造成的惡果問題。主席是實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躍進，也最早發現大躍進中的浮誇風並反對浮誇風。在當時的中央最高層領導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真在農村生活過，小時候在家干農活還種過地，所以，他是頭腦最清醒的。毛主席後來批評“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 ，就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這些人的，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威信不好點他們的名罷了。現在出的《劉少奇文選》 、 《鄧小平文選》都不收錄他們這個時期的講話，這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

出了問題怎麼辦呢？怎樣反省出現的問題呢？是糾正失誤並繼續堅持走集體化道路，還是全盤否定然後走分散單幹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當時，在這些問題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彭德懷，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話是上面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逼出來的。毛主席反對浮誇，但要把那些搞了浮誇的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為那就意味着更改黨的路線，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黨內大震動的。可是，現在有人卻說，主席是支持搞浮誇，支持“放衛星”的。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毛主席是從幹部有錯誤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錯誤的幹部都打倒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待犯有浮誇風錯誤的幹部，而不是支持浮誇風。他說有浮誇也不要緊，放假衛星是錯誤的，但還有真衛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來了。這是個過程嘛，有錯誤也不要緊，改正就是了。

還有人抓住一個主席批過的文件不放，這個文件在規劃共產主義的遠景時提到了要畝產萬斤的事【是否需要給出具體文件？】 。主席看了那個遠景規劃後，說它像一首詩，叫陳伯達、張春橋他們去看看是怎麼回事。主席還問了錢學森，問他糧食畝產能不能達到一萬斤。錢學森用光合作用理論推導，太陽光照多少，時間多少，如何如何，還搞了很複雜的微積分公式計算。我也看過錢學森的論證，但啥也看不懂，就記得有個符號“∑”，就好像是把大寫的 M 側着放的，就因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學問。毛主席年輕的時候就對數學沒有興趣，高等數學知識不多。他看到錢學森的論證，又是理論，又是計算，複雜公式一堆，又說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產量沒上去，是沒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達到一萬斤，一切都講得有根有據。毛主席也沒法駁斥。我估計，主席心理還是有疑問，因為他小時在農村種過地，能打多少他是心裡大致有數的。後來錢學森說自弄錯了一個小數點。可是事情已經發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學了，亂來了，蠻幹了，愚昧無知了，違反自然規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這都怎麼說呢！上上下下幹部說假話，搞浮誇，錢學森他是大科學家，是美國回來的，而且是愛國的。毛主席問他也不是錯吧？

9.2 毛主席不信萬斤糧

主席不信萬斤糧，我第一次知道是從林克那裡。林克在大躍進時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視察，對主席的情況熟悉。我對農村也知道一點，也不信萬斤糧，覺得 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從天津參觀回來，我問林克是不是真有萬斤糧。林克告訴我，主席在天津就問了： “真一萬斤嗎？真這麼多，吃也吃不完，怎麼辦？”主席是不信這個萬斤糧，懷疑萬斤糧才這樣說的。林克聽了主席的話之後就去把萬斤糧弄清楚了（可參見林克回憶錄） 。原來，那些種試驗田的人，在糧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幾畝田的稻挖出來，挪到一畝田裡去，澆好水，讓它們繼續長。林克說，這樣一搞，稱出來的結果真有一畝幾千斤，萬斤沒有看到。他照實都告訴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說： “原來是這樣的”——這都是林克親口給我說的。後來報紙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麥穗上，我看到報紙，就去問林克報紙上的情況他實際看到過沒有。他說他沒有看到，但他說他想象這些麥穗、稻穗擠在一起，很匝實，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幾片，小孩子還是可以在上面的。這不是自然長的，是人工堆起來的，現在你找人給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這一講，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萬斤糧，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時候有實際依據。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們這些他身邊的秘書親自到農村去種糧，放下架子，參加勞動，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費糧食的事，整頓一下，共產風整頓一下（共產風陳伯達有很大責任，那時劉少奇、鄧小平到處胡說，陳伯達是跟在他們後面胡說） ，但不能隨便拿農民的東西，注意保護農民的積極性——那時候還沒有“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 “岸英當年回來，我就讓他去向農民學習，拜農民為師。你們要親自下去，要跟農民一起勞動，也要拜農民為師。找一塊最好的地，量好面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的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讓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糧食，你們要自己去稱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 ”

9.3 我在四川種水稻的全過程

毛主席讓我們到四川，實際就是想讓我們搞個典型調查。解剖了一隻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麼回事就清楚了。當時，四川省委書記是李井泉，他報告反映說，四川省糧食最高畝產上萬斤，平均畝產兩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學謙和駱文惠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縣大風公社，其中駱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員，是來自四川重慶的。田家英當組長，我擔任支部書記。我們下來後，分散在不同的中隊，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農村調查，又經常回省里開會，沒有地時間下地。他以前也沒有種過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書，沒下過地。這次他也沒有實驗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書，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東跑西跑，說開會就走了，只是偶爾到他自己的一中隊去一下，可搞實驗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駱文惠也沒有實驗田，她是小姑娘，覺得有困難，其實她干農活比我行。李學謙倒是搞了實驗田，但規模不大，後來也沒有像我那樣打出報告來。所以，我們五個人，真正實際下去種田的就是我一個人了。

我姥姥是個貧農，我小時候在農村呆過，幫姥姥撿麥穗，撿來貼補家用，撿幾斤就不得了。那時我還小，但也知道一畝小麥能打一百多斤，頂多兩百斤。現在，浮誇風沒有停止，毛主席要我們來實地調查，我是很高興的，也願意搞清楚一畝地究竟能產多少糧，萬斤糧到底靠不靠譜。勞動是很辛苦的，在稻田裡腿泡得黑乎乎，螞蝗還要爬到腿上吸血。

我是下到新繁縣崇義鄉大豐鎮第四中隊第六小隊。我們是中央來的，我說要一塊最好的田做實驗，他們就給了一塊最好的。說是一畝，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點一畝。我交代說，這是我的田，你們誰也別動，也別施肥。怎麼做，我去找幾個老農請教後再說。我是在北方長大的，對水稻不懂，雖然小時候在地里幫姥姥撿過麥穗，可真正的農活卻一竅不通。我從耕田開始學起，農民教我牽牛、套牛、架犁、扶犁。我開始覺得很容易，比我寫文章找材料還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淺，而且田埂邊和田中間的泥土硬度還不一樣。犁田的時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點的地方，要把犁尾壓一壓（等於把犁尖翹一翹） ，或者把整個犁往上抬一下，就能過去，否則拉不動。我開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來，以為是牛偷懶，就揮動鞭子往它身上甩，嚇唬它，讓它快走。那牛被嚇了之後，一使勁就往前衝，我嘴裡剛還哼着小調，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裡，弄個嘴啃泥，邊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狽。老農看見了就趕緊上來把我拉起來，我全身都是泥，趕緊去附近河裡洗一洗。回來一看，犁斷了。犁是農民的寶貝，當時一副犁要四十多塊錢，我說我賠。當時我 16 級，工資也就一百來塊，還要養家，但挺好的犁，讓我弄壞了，還是應該賠。後來公社一個姓羅的領導說，有規定，你們幹部下來勞動，損壞了農具由公社來賠。這事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內疚，那個時候公社也難哪。犁是公社賠了，可這個牛會認人，我抽它嚇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農民對我說： “你要去弄點嫩草餵它，還要讓它看見是你餵的。 ”我照做了，一連餵了兩天，那牛一面吃我餵的嫩草，還一面看我，之後就又聽我使喚了。老農說，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過，那之後，我不怎麼犁田，他們也不讓我犁了，怕萬一再弄壞犁，損失就大了。

耕完田還要養幾天、曬幾天，再用耙來反覆耙，把整塊田耙平整了，最後泥塊在水裡變得細膩稀軟了，才能插秧。那時李井泉規定，報上要整天宣傳密植，什麼“螞蟻出洞” 、 “雙龍出海” ，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徵求農民意見，農民就說，老戚啊，你要吃了他們的藥（‘吃藥’是方言，就是上當的意思） ，你的實驗田就打不出多少糧食來了。農民講，他們是聽宣傳已經吃了虧的， “螞蟻出洞” 、 “雙龍出海” ，秧苗對着秧苗，密得不得了，秧苗長起來了還倒伏。農民講種地的書本學問，講不過教授、博導，但是講實際知識，講通風，講稻苗授粉與蜜蜂的關係、與風力的關係，土壤深層與密植的關係，土壤肥力和收成的關係，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講得頭頭是道。他們說密植不能硬性規定行距間距，要根據具體情況。這就跟毛主席常講的“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是一個意思了。田頭地老有哲學是一點不假啊。我跟老農說： “聽你們的，你們平時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關於密植的問題，我後來按農民的方法，把各種情況匯總，給中央寫過一個專門報告。

老農還告訴我，想增產，就到城裡去拉人糞，人糞是最好的，工作隊要到城裡去拉，哪裡都會給的。人糞不值錢，但拉回來就是糧食。我找了幾個年輕人拉板車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個月。從新繁縣崇義鄉到成都市區，大概 20 多公里路，有時候路上遇到雨，我們就躲在板車底下躺一會，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裡，過去是個軍閥的公館。招待所守門的警衛看我們是拉糞的，說什麼都不讓我們進，一起去的農民就指着我跟他們說，他是中央下來的人，但人家還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來的人拉糞車的。我告訴他們打省委某個處長的一個電話，他們打了知道我確實是“北京來的工作隊”，才接待了我們，還囑咐我們換衣服，把糞車拉到後面去。第二天我們回新繁都早晨 8、9 點了。這以後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們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煩人家的。其實，田家英常到省里開會，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認識他，我們要住打他的名義找招待所內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認識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號了，影響不好。即使其他場合出現萬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辦法，頂多說自己是“北京來的” ，不用中央名義。

我們老祖宗種地，沒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現在城裡的人糞都到水裡去了，浪費了，還污染環境，可惜了。那時四川還有種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學名紫雲英，可打種子，嫩葉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裡爛了就是肥料。報上登，施肥越多越好，這樣產量才會上去。我想增產，就想把拉來的人糞都用上。老農就叫我不要貪心，說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夠了。多了，莊稼長不好，弄不好還死莊稼。不信，拿幾棵秧苗做實驗就知道了。我按照老農教的辦法試驗，結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沒兩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來一看，底下根都爛了：太肥了，根燒死了。秧苗長起來後，老農告訴我要間苗，把弱苗去掉。我說，去掉不是少苗了嗎？老農就說，這個苗不好，長大了要爭肥，要影響好苗的收成。老農還教我什麼樣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聽他們的，特別是那個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

從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間苗，整個田間管理，我都是跟農民學了自己來做的。農民真好，只要跟他們交朋友，他們什麼都跟你講。那位一直教我的農民叫宋德成，後來當了大書記，現在還健在，前兩年我去四川見了他，他居然也還認識我，也不把我當壞人看。我問他：“我當年種的田呢？”他指着一個樓房說： “都蓋樓了”。我順着他指向看過去，那裡變成了工業區，耕地已經沒有了。
我種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時候，我讓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許有一粒糧食帶進來或者帶出去。民兵有槍，圍觀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許拉在田裡，都在現場一個方桶形的摔墊上把稻粒摔下來。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來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撿起來。過稱的時候，我一直盯着秤桿，高一點底一點都不行，必須是平的，最後得到的產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 斤。這是最好的了，超過我們的人不多。老農說我的產量不低，是種子好，實際上，是他們指導有功，沒有他們的指導，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現打的糧食有水分，曬乾入庫的時候還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據當時老農告訴我的經驗值比例做調整。這是毛主席要的數字，我必須搞實，虛一點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騙毛主席了。那個時候我的思想就是這樣的。

收割了實驗田我心裡有底了：過去下面給中央的報告是虛假的，單產兩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兩季加起來頂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時農業技術還很落後，連雜交技術也沒有出現，萬斤糧必然是欺人之談。小麥產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萬斤。

注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1977 年版頁 82 有一篇《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 ，不點名對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

第 10 章《四川糧食調查報告》的誕生和對廬山會議的影響

10.1 獲得四川糧食產量真相

我們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種糧，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處都有標語牌，還有萬斤糧、放衛星的照片。我在崇義鄉大豐公社種水稻，前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間苗、其他田間管理，一直到收割、脫粒、過磅，全程都是在最經驗豐富的老農的教導和幫助下進行的，而且可以說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護理，最後得到的水稻單產也就是 500 多斤。

老農還說我的產量是不低的，超過我的農民不多。我就問他們了： “你們不是報告平均二千斤嗎？”農民回答我： “那都是幹部報的，你不多報，他怎麼升官呢？”我又問： “那萬斤糧又是怎麼回事？”他們就告訴我： “萬斤糧就是把快熟的稻穀挖出來，十幾畝集中到一畝上，衛星試驗田都是人造的。那麼多稻子塞得滿滿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 ”這與當初林克跟我說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況幾乎一樣。

當時，勞動模範羅世發給主席報告的也是二千斤。據農民講，人家要他報一萬斤，他不，他就堅持只報二千斤。從這些情況來看，很明顯過去四川，甚至全國的農村，給中央的報告是虛假的，單產兩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兩季加起來頂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時農業技術還很落後，連雜交技術也沒有出現，萬斤糧必然是欺人之談。小麥產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萬斤。但是，這只是我的感覺和判斷，因為我得到的實際產量只代表我這個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農民七嘴八舌的說法也不能全信，還必須親自聽聽羅世發自己怎麼說，才能下結論。我決定去拜訪羅世發。

羅世發當時有一大堆頭銜：四川省勞模、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上面去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顧不過來，他不是我這個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見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點準備工作。

我先聯繫了縣裡的曹書記，他是個道地的農民出身的老幹部，對知識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識分子，他很尊重，我也算個小知識分子，從中央來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談得來，我們都希望國家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實際。我跟他說，我這次下來就是因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實情況。他則囑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負毛主席的委託。我下來後跟他接觸了多次，覺得他是個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來，他是願意讓我調查到真實情況的。他往上報的也是畝產兩千斤，但他實際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說過： “我要不這麼報告，書記就當不了。就這樣報，我還挨批評了。因為我報的在各縣的報告中是最低的。 ”

我把想和羅世發見面談談的想法說了，曹書記一聽，就要陪我去。我說，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見了你就不敢說話了，還是我自己去談談吧。你給他打個招呼就行。就說我是個不懂農業的知識分子，想跟他請教點有關農業的知識。曹書記爽快答應了，馬上通過電話打好招呼，還讓一個崇義的周書記同去，給我領路。

當時陳伯達的秘書史敬棠來四川辦事，順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來看我，也順便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已經約好要去看羅世發，就讓他跟我一起去，直接向羅世發調查情況。李學謙是我科里的科員，是我們五人工作組成員之一，我把她也帶上了。去找羅世發談，我有信心。我覺得，他只要是黨員，是人民代表，而人民還擁護他，就有黨員的純樸之心。只要我能講清利害，他就會說真話的。我也沒有別的意思，只想知道真實產量，我的實驗田只代表我這一個地方，全省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有沒有虛報？知道這個就夠了。

我們幾個人見到羅世發後，我就感覺到這個勞動模範沒有脫離農民本色，和現在那些吃吃喝喝的書記們是不一樣。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讚揚他這個農業專家對四川、對國家做出的貢獻，然後我就介紹了我自己種實驗田的詳細經過，還說自己沒有按照報上說的做密植。他聽了說： “老戚啊，你種的試驗田，我看了。 ”聽他這樣說我驚訝得很，問： “你這個勞模，真去看了我的實驗田？啥時候去的呀？我一點不知道。 ”他說： “你插秧的時候，我就去看了。上面來種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說田家英帶了個工作隊種莊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來瞎胡鬧幹啥的（他說的是土話，是瞎胡鬧的意思，我自己說不上） 。我還帶了幾個公社的人去。我跟他們說，這個工作隊看來真是毛主席派來的，這個種實驗田的是個內行啊。我一看就曉得，你那個插秧不是根據上面規定的‘雙龍出海’，是按我們農民的意見插的。 ”他又說： “我們也沒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報告還是寫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個密植，就要死苗了。我們都是 7、8 寸的距離，都不是雙龍出海，雙龍出海太密了，苗長不大就倒了。你們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來的人就該這個搞法。 ”

聽他這樣一說，我就問： “那你怎麼那麼多？我卻這麼一點兒？才 500多斤？”他好像有點為難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說話。不過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麼回答。我就說，老羅啊，你別看毛主席地位那麼高，他的計劃，他的指示，都要根據下面真實情況來定的。下面的情況不真實，他的指示就脫離實際了。毛主席好比一個加工廠，材料不好，出來的產品就不好。這個責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說真話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麼領導啊？你看，我來半年多了，種的實驗田，密植跟你的一樣，產量也就幾百斤，哪有幾千斤。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羅世發知道我了解實際情況，我不是瞎說產量，而且他也該看出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知道個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說： “老戚啊，你不要問了。我就實話告訴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沒有，哪來一萬斤？我這個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種子，就打了八百斤。他們整天都在這裡，都知道的，就是這麼說就是了。我去做報告，全國都是幾千，幾萬，我這個勞動模範只打了幾百斤，那不是給會議抹黑嗎？不能給會議抹黑，不能給中央抹黑，我就說二千斤。二千斤都沒有，就是八百斤。 ”

“那別的勞動模範也瞎說的？”我又問。別人我不敢說，江蘇的陳永康，他報了四千斤。我問他，你怎麼打的？我們都是種地的，都知道的，誰也不能騙誰的。陳永康就跟我說，老羅啊，不問了，你都知道，你還問我，哪裡有四千斤。我問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說。 ”這就是當時四川糧食單產的真相，也是全國糧食單產的真相。我們是幾個人去的，聽羅世發說出這些真相的不是我一個人。當然，這裡記錄的是談話要點，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年代久遠，做到一字不差是不可能了。跟羅世發談完回來，我把談的情況告訴了曹書記。曹書記說： “羅世發報的這個產量，下來的幹部都不敢去翻這個案，也翻不動的。你用了什麼法子？”我說： “也沒有什麼法子，就是實話實說，告訴他，你這個勞動模範的糧食產量，牽涉到這個國家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抉擇。我是用誠懇打動他了。 ”我又問曹書記： “將來，你要是為這事挨了批評怎麼辦？”他說： “你調查跟我沒有關係，我不承認。你別提我就可以了”。一個多好的幹部啊，那時也不得不說點瞎話。

10.2 起草《四川糧食調查報告》急送廬山會議

我親自種糧，我和老農交談，我走訪全國勞動模範羅世發！這三者相互印證當時四川糧食單產就是畝產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後，我馬上把我獲得真相的過程和具體結論寫成了一個報告。報告中關於我自己得到的產量，我特別強調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護理。關於和羅世發的談話，我把我怎麼講的，羅世發怎麼說的，羅世發什麼表情，都詳細寫進去了。因為史敬棠全部聽了羅世發說的話，而且做了筆記，我把報告寫好後，就跟他說，你也聽了羅世發說的，這是給主席的報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興，也同意報告內容。我說，那你也簽個名吧。他是贊成對毛主席講實話的，所以就簽了名。由於他的級別比我高，又是陳伯達的秘書，還是個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影響力比我大，我就讓他把名字簽在前面。李學謙也參加了談話，我讓她也簽了字。這也算是求一種人多勢眾的效果吧。所以，這個報告是我一個人起草，但有三個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學謙。

【以前的材料說當時還有一個河南來的同志也在，就讓他也簽字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和現在的兩個人的某一個是重疊的，是不是史敬棠當時是從河南過來的？或者另有其人？這裡是根據 10 月戚老給的孟繁華的文字材料整理的】 。

我們起初是五個人下去的，分散在不同的中隊，田家英開會多，沒有時間下地，就沒有實驗田。逄先知因為是田家英的秘書，老要跟着田家英東跑西跑，說開會就走了，也實際沒有搞實驗田。駱文惠是個小姑娘，覺得自己一個人搞實驗田有困難。李學謙倒是搞了實驗田，但規模不大，也沒法像我那樣打出報告來。我是實打實想搞一個報告的。一個人成心想搞個事兒，只要基本條件具備（有些條件要去創造） ，就一定能搞成。所以，我們五個人到四川，實際種田的就是我一個人了，最後唯一的關於糧食單產的報告就是我這一份，叫做《四川糧食調查報告》 。

報告寫完請幾個人簽字後，我就立即派人送給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田家英。一般送主席的報告我們是一起搞的，我先送他。這次調查，就我這一個報告能讓田家英拿到廬山會議上交差，所以田家英看到後就在報告上加了一句： “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們親自調查的。 ”他把史敬棠也算在工作組了。由於史敬棠毛主席也認識，田家英這樣做實際效果還是好的。在“八司馬事件”中，主席就知道我了，還和我談過話，對我也信任了，見這個報告上有我的名字，就對這個報告看得很細緻。主席想象的產量就是那麼個數，我的報告一來，印證了他的想象，他就知道我的報告是可靠的，他想象的產量也是對的。

據田家英、林克後來告訴我，毛主席把這個報告看了好幾遍，一邊批示立即印發會議，一邊把李井泉找來，問他四川糧食畝產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說： “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問： “怎麼田家英他們小組自己去種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說着就把我的報告給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報告上的產量就抗爭說： “這不可能。他們說的是假話。他們調查得不對。我的確下去看了，的確是二千多斤” 。主席指着報告問李井泉： “你看這兩條，一條是羅世發說的話，一條是戚本禹他們實驗田的產量，對不對呀？”李井泉說： “不可能。我是親自下去的。 ” 李井泉堅持認為這個報告裡面有保守思想、右傾思想；還覺得我們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順着說，不敢多說產量。他就在主席那兒、當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說田家英是否定大躍進，是帶着框框下去的。還說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沒有說我什麼，因為我只是個小科長，雖然報告是我寫的，但不是我遞上去的，我也直接遞不上去。主席說： “你看他們的報告，他們是親自去種的。親自打的，親自秤的，你去種過沒有？打過沒有？秤過沒有？”李井泉說沒有，那主席就說：“沒有你怎麼否定人家呢？”李井泉爭辯說是他派人親自去調查的，主席就要他還是好好看看那個報告再說。

李井泉當時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慶施兩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的報告牽涉他的政績，要是報告屬實，那就是他欺騙毛主席了，這牽扯到他的政治生死問題。他要保護他的地位，不服氣是當然的。主席對他說的話看上去就幾句話，可那其實是很厲害的幾句話。這些也都是廬山會議結束後田家英他們回來後講給我聽的。

真正給李井泉打擊的還不是我的產量，而是他樹立的勞動模範羅世發。他立即派人去向羅世發核實是不是我打着羅世發旗號說話。羅世發當時歸統戰部管，統戰部長是羅世發的頂頭上司，平時中央要羅世發開會，一般都是統戰部長通知的。李井泉就專派四川的統戰部長這麼一個羅世發最不敢頂撞的人去找他核實。這個統戰部長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豐公社查看，問農民戚本禹種田有沒有那回事？產量是不是 500 多斤？農民告訴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種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隨後統戰部長就去找羅世發核對，還把我的報告念給他聽，告訴他李井泉說了是戚本禹欺騙主席。戚本禹說八百斤的產量是你說的，你真這麼說的？你是不是記錯了？羅世發說： “他沒有欺騙主席，我是這麼講的，八百斤是我說的。 ”羅世發這個人真了不起，他頂住了，說了真話。這是後來崇義鄉的周書記和羅書記來北京看我，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轉告我的情況。那個統戰部長應該說也是有正義感的，心裡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還是願意講真話，就實事求是根據他核實的結果，跟李井泉報告了我那個報告的真實性。李井泉這才向毛主席認了錯。

10.3 田家英從廬山緊急下令我們從四川撤回北京

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左的，我的報告毛主席批示印發給了大會，是最重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說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報告態度旗幟鮮明，說他們報的高產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當時李井泉是對萬斤糧吹得最厲害的人之一。還有湖北的王任重，山東的舒同，河南的吳芝圃，安慰的曾希聖，他們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還厲害。我把陳永康對羅世發說的那些話都寫在報告裡，等於是把江蘇省委也扯進去了。這在廬山會議上就是個很大的事，各省市都震動。看到李井泉挨批評了，好多省的領導都心虛了，因為他們也都虛報過產量的。

主席本來也是準備按照《四川糧食調查報告》寫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懷搞了個萬言意見書，把反左的事情攪黃了，廬山會議風向也 180 度大變了。那些在會議前半截因為搞浮誇遭到批評的大區書記、省委書記們，紛紛起來積極批判彭德懷右傾，反對彭德懷，藉以掩蓋他們自己的那些東西。田家英之前因為我的報告成為反左的一面旗幟，出了風頭；之後就因為搞到彭德懷的“俱樂部”里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擊的對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陳秉忱的電話，他說：國慶節到了，你們趕緊回來參加籌備，而且還有別的任務，一天也不要耽誤，接完電話馬上啟程。我說，火車票買不到怎麼辦？他說，你們是中央的還買不到火車票？我告訴他，火車站人擠人，真的票難買。他說，難買就坐軟臥回來，軟臥費從我的工資里出。趕緊回來是第一，馬上啟程（我當時是科長，按規定不能坐軟臥） 。

我當時不知道廬山會議上出了事，不知道我的報告起了那麼大作用，不知道李井泉和田家英吵架。我以為是正常的工作回調，所以不想走那麼急。工作要交代一下吧？那些幫我的老鄉，怎麼也得通知一下，握個手，話個別吧？但陳秉忱的話說得斬釘截鐵，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而且都說到用自己的工資為我買軟臥票這個份上，我不立即走是不行了，何況我一向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講價錢的。我放下電話連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了台破車幫我運行李到火車站。李學謙得到撤回的消息最晚，最快也只能第二天走，我不能等她，又怕她車資不夠，就留了點錢讓人轉交她。我趕上了當晚那班火車，要再晚半個小時，就錯過了。普通車票真是沒有了，我買了軟臥上車，進包廂後幾分種車就開了。真是緊張得不行。那時不是所有車廂都有啤酒供應的，但軟席車廂有，我買了兩罐喝下去就睡覺了。

回到北京才知道廬山出事了。陳秉忱告訴我，田家英挨了批評，為了保護你們叫你們趕緊回來。這一點田家英是真不錯。要是把我們扔在四川不管，那我們最好的結局恐怕也得戴一頂右傾的帽子回來。如果李井泉他們向中央建議，讓我們就在底下繼續勞動改造，那就不知道什麼結局了。後來崇義鄉的周書記到北京來看我也對我說過，幸好你們走得快，否則，廬山會議的精神一下來你也是右傾。李井泉回來了，你恐怕走不了。他整了好多人，包括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記者都挨整了。

當然，這都只是一種推測。1962 年在開七千人大會之前中央有個會議，李井泉正式向田家英道歉，說是自己搞錯了。這說明李井泉這個人還是有點氣度的。七千人大會我也參加了，李井泉還特地到我們秘書辦公的地方來向我認錯，承認我的調查是對的。當然，那個時候，我已經因為另一個報告《關於“調查研究”的報告》在黨內有名氣了。那個報告是我在二七機車廠的時候寫的，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讓大家討論。所以，大家都對我很客氣，李井泉也是這樣。

10.4 建議後人給羅世發立銅像

有文章說【注釋來源】是田家英調查得到 800 斤的產量，是羅世發頂下來的，如何如何。這是把我當做田家英了。我曾經去見過文章作者【大致那一年？】 ，讓他去問問“老宋” ，就是宋德成，把情況落實清楚。宋德成跟他說了，他是和我一起干的，田家英當時不在。文章作者說改過來。可是，我已經倒霉了，文章作者只能那麼寫。其實這無所謂，田家英實際上也是隊長，只要講的是基本事實，讓後人知道當時的實際產量，知道主席是怎麼樣不相信萬斤糧，怎麼知道的實情，就可以了。主席確實是沒有幾千斤、萬斤這個想法的，搞浮誇並相信萬斤糧的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正因為這樣，才有我們到四川去種糧。田家英在廬山開會前的確帶給了主席一個報告，但那是其他報告，是關於公共食堂的，現在去查檔案，可能還有相關文件在。有人說，田家英在報告裡大罵公共食堂。這也不對，田家英對食堂的態度是維持。我跟他爭論過，我說食堂不能維持，維持是浪費，大家吃大鍋飯，有就猛吃，還是農民回家自己開小灶好，吃多少農民自己有個打算，不浪費。食堂是好，將來物質豐富了，就跟飯店一樣，會受到歡迎，但現在我看農民不歡迎。我不反對食堂，但你也不用說維持食堂，就把實際情況跟主席報告就行了。田家英聽了我的意見，卻沒有改。他說毛主席對食堂很重視，他要不說維持，毛主席看了報告就會反感。我說那這個報告就不送。他說，已經送了。現在大概有人把我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和他那個關於維持食堂的報告搞混了，或者當成一個報告了。

由于田家英在廬山會議後半截是和彭德懷搞在一起的，在廬山會議之後批判和反對右傾的時候，四川省就鬥爭了羅書記和周書記，說他們是跟着田家英右傾的。據羅書記說，最後也斗不下去了，因為我種實驗田，周書記、羅書記都是沒有參與的，都交代不出什麼。我去找羅世發談話，周書記也就是帶個路，沒說什麼，審不出名堂來。最後是讓周書記為給我帶路寫了檢查。

我是很感激羅世發的。他要不實話實說，那我在主席那裡的信譽就破產了。我坐牢出來後想去看羅世發，他卻已經去世。要我說，後人該給羅世發樹銅像。不是因為他救了我一個人，而是因為他把這個畝產萬斤糧的謊言給揭穿了，救了多少人啊？並且改變了歷史啊！還有那個曹書記，歷史也不該忘記的，要不是他，我也沒有可能和羅世發見面。另外，羅書記和周書記也吃了苦，也不該被人遺忘。在這裡我也一併表示對他們的敬意。

第 11 章關於廬山會議和“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若干情況

我知道的廬山會議上的一些具體情況，包括我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成為了會議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懷萬言意見書、彭德懷反黨、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等等，都是會議結束後田家英、林克、李銀橋他們回來講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書，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參加了廬山會議，不過他不能進入會場，是在外面，只能聽說一些會場情況，我從他那裡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況。

11.1 關於彭德懷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大躍進之後不久，毛主席通過各種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經開始對劉少奇、鄧小平和一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搞浮誇表示出了擔憂，並從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和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連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積極部署反左，採取措施制止高指標和浮誇風。他要我們到四川去搞調查，了解農村實情，也是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進一步防左反左。1959 年開春我們下到四川調查不久，主席就通過辦公廳打來電話，之後就寫過一封黨內通信。這封黨內通信是號召生產隊長都要抵制高指標，要求發到農村公社支部，要給農民去講。當時我們看了，就覺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況，就好像是針對我們下面看到的情況說的。我們下去之後第一天吃的是乾飯，第二天開始就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而是他們沒有那麼多糧食給我們吃。不是一個隊這樣，而是各個生產隊都這樣。我估計這些情況田家英在電話里跟主席做了口頭匯報，並告訴主席下面的糧食產量很可能是瞎報、虛報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寫的“黨內通信”發到公社支部，要農民抵制高指標，說明這個時候主席已經在考慮發動群眾來反左了。那時田家英在底下跟我們說，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對左的、反對過熱的指示，我們要傳達到農民。後來我們拉有線廣播，田家英親自還給農民念文件，叫農民不要虛報，要講實話……。但是，我們小打小鬧傳達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傳達，因為四川的領導不讓傳達。這實際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寫的黨內通信。四川是這樣，安徽更過分，曾希聖不但扣押黨內通訊，還把反對浮誇的安徽副省長張凱帆打成反革命集團。問題是這樣的嚴重，主席讓中央召開廬山會議是要繼續反左，加大力度糾正“左”的錯誤，主席想通過引導大家讀書和討論，讓那些在大躍進中“放衛星” 、搞浮誇的領導幹部，把頭腦冷靜下來。

彭德懷上廬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調查的，看到了農村的一些實情，也反對那些過左的東西。所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會議是一個反左、反浮誇的氣氛，當初那些被浮誇派批評為“右傾保守”的人，就有了說話的機會，難免對浮誇派發泄不滿。彭德懷通過小組的發言，把這些人的情緒調動起來了（我相信有關檔案還保存着彭德懷在小組發言的材料，我現在已經無法接觸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託希望於未來的檔案開放了） 。他這個積極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會議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寫的、經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 ，認真閱讀後很滿意，就批給大會了，是作為反左的重要依據材料之一印發的。我的報告實際不僅僅是揭穿了四川的糧食產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國的糧食產量真相。這樣一來，以前搞浮誇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吳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組會上受到彭德懷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評，會議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據李銀橋講，會議就要結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書多，到哪裡都帶上一堆書，包括《資治通鑑》這類書。書整理打包費時間，主席就叫他先把書打包好。這意思就是會議要完了，準備下山了，根本沒有要整彭德懷的意思。主席還說了會後要到下面去轉一下。

但是，彭德懷對會議這麼早結束不滿意，他覺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癢，批得太輕描淡寫了，就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就是現在一般說的“彭德懷萬言意見書”。意見書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來沒什麼，但裡面有釘子，暗含殺機。因為他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問題，而且是在會議就要結束的時候提出來的。這個就極不正常了，表明他對這之前開會的結果有意見，他不同意會議就這麼收場。中央準備搞個糾左的文件，還沒有見面怎麼就要散會呢？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黨內都懂，是左傾路線的代名詞，在延安的時候就有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改變中央領導了。以前的李立三就當了三個月的總書記，也就提了一個“先奪取幾個大城市”的主張，說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這些話，其實也沒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傾盲動”的路線錯誤，就下去了，到蘇聯去改造了 15 年（那不是修養，是改造） 。王明、博古也都是因為路線錯誤下去的。

關於搞單幹和走集體化的爭論，從建國以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彭德懷一直實際上是主張單幹的。那些反對搞大躍進的幹部，也大多是他這個主張，都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劉少奇卻一直是搖擺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對搞合作社，到 58 年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勁的。他在第一線，講了很多過頭話，像譚震林這些人就跟着他瞎說。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在大躍進中的錯誤沒有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大，對比一下他們在大躍進中的講話就知道了。共產風和浮誇風的源頭都是在劉少奇這裡，跟着他的指揮棒吹拉彈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參見第9 章)。但大躍進中彭德懷和劉少奇並不一致，彭德懷還是堅持他原來的單幹，沒有像劉少奇那樣左右搖擺。浮誇風搞出了那麼大的問題，彭德懷就覺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懷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提法，實際是把目標指向劉少奇。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懷在意見書裡引用了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講話，作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證據。這是能說明問題的。其次，他後來責怪毛主席不該把這封信印發會議，同樣也能說明問題。他說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談話。是私下談話，他就不會說毛主席本人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劉少奇的話作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證據，那就是指劉少奇了。第三，彭德懷是元帥，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頭指向主席，就不會寫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紅衛兵說“劉少奇是極左的。你們現在才反劉少奇，我在廬山會議上就反了” 。這也能證明他當時就是針對劉少奇的。

總之，彭德懷覺得劉少奇搞的浮誇風是嚴重的路線問題，他用“小資產階級狂熱”這個黨內人人都懂的說法，實際是希望中央換掉劉少奇，讓他自己或者其他什麼人上去來糾正劉少奇的錯誤。

11.2 關於彭德懷的“反黨”和“軍事俱樂部”

彭德懷的信到了主席手裡，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說，不能我一個人看，我要開會的。這個李銀橋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讓他把打包的書都打開了。彭德懷後來說，這個信是給主席的，你怎麼能發給大家？彭德懷不懂嗎？他寫的是正式信，是給中央提意見，不是給主席一個人提意見的，主席就得處理，不能就這麼算了，起碼要給常委們看看吧？所以廬山會議繼續進行。繼續開會後，彭德懷實際上活動更加積極。

劉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領導人，還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是浮誇風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懷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錯誤，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們都看出了釘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懷的意見，那他們這些對浮誇風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就都要垮台。這就是說，彭德懷的信把事情搞複雜了，把黨內兩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劉少奇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為代表的浮誇派領導人都鬧起來了。

這個時候就要看主席的態度了。主席是反對搞浮誇的，在會議前半截還拿着我從四川經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批評過李井泉，其他大區書記、省委書記也跟着緊張。可是，主席認為浮誇風是工作中的錯誤，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誇的這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不必要撤換的。他此前就說過，有浮誇也不要緊，放假衛星是錯誤的，但還有真衛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來了。這是個過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評以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聽他的了。如果把他這樣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得拿掉。省委書記、大區書記都拿掉了，劉少奇還幹得下去嗎？那就意味着要引起黨內大震動的。所以，毛主席說彭德懷的信是在“下戰書” ，是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主席批判彭德懷是下了決心的，但不是出於私心，而是為了黨內團結，為了黨的路線的連續性、一致性，避免黨內大震動。

恰在這種情形之下，會議期間發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周惠、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李銳等幾個人經常晚上在一起開小會。當時，警衛戰士給中央首長站崗值班都要做值班記錄，做例行匯報，有警衛戰士在值班例行工作匯報中，談到彭德懷他們一些人經常開會不開燈，就是人進去了就熄燈，開完一兩個小時的會，一個一個地出來。警衛戰士把幾點關燈、幾點開燈、什麼人進去出來，都做了詳細記錄，報告給了連長，連長再上報，層層上報就報給了羅瑞卿。當時，中央已經有個防突委員會，是專門防止突發事變的，由周恩來主要負責，羅瑞卿也是負責人之一。出於職責所在，羅瑞卿看到這個警衛戰士的記錄，覺得很不正常：中央沒有叫開這樣的會，他們怎麼開了？羅瑞卿實際是不相信會有這種事，為了搞清楚警衛戰士記錄的是不是實情，他就親自到小樹林觀察。彭德懷他們不是開一次會，又一次開會的時候，羅瑞卿就把情況都觀察到了。

在再後來發生的事情中，李銳起到了非常壞的作用。李銳說他是主席的秘書，其實他不是。他只是因為在長江三峽水利建設上的有些好的意見受到毛主席的重視，毛主席讓他擔任自己的通訊秘書，可以經常寫信來反映下面的一些情況。類似的通訊秘書主席有一批，有農民、小學教員、知識分子，演藝界的，什麼人都有，反映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涉及群眾生活和群眾關心的問題。主席這樣做是為了更全面掌握情況，但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席秘書（參見第四章）

李銳參加彭德懷的小會最積極。人家說李銳是司馬懿是有道理的，司馬懿走路老回頭，李銳走路也老回頭。我事後聽到很多秘書室同志的議論，尤其是李銳出了問題去勞改之後，聽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銀橋都議論說，李銳當時做賊心虛，一看到羅瑞卿，四目相對，就以為他們開小會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動交代。他幹嘛這樣呢？我現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羅瑞卿已經知道了，就會向主席匯報，主席會追查，萬一有什麼事就不如爭取主動。林克後來跟我說，主席聽了李銳的主動坦白以後，很快又聽到了羅瑞卿的匯報，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來問情況。

李銳知道主席找了他們後，生怕他們說的比自己說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補充交代，說彭德懷、陳伯達、黃克誠、胡喬木、田家英他們罵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還壞。這個話要是真實，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話就夠了。赫魯曉夫背叛斯大林，讓斯大林名譽受到嚴重污損， “斯大林晚年”是個貶義詞了。這些周惠后來寫的書裡都有，林克也說了，李銳自己也承認的。李銳的這個第二次交代，可能為了解脫自己就誇大其詞，還搞了很多張冠李戴，等於是瘋狗亂咬人，使問題升級了。

按照林克的說法，李銳還交代過，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彭德懷打電話給軍隊了。我估計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銳的交代報告。否則主席怎麼會說他們是陷入軍事俱樂部呢？參加小會的軍隊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彭德懷和黃克誠，兩個人能算一個俱樂部嗎？張聞天和其他幾個人都是非軍人。主席不會無緣無故有這個概念，一定是有報告。彭德懷是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黃克誠是中央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兩個人是直接掌握軍事大權的，張聞天是管外交、搞經濟的，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都是毛主席身邊的人，這麼多人都擔任黨的要職，還有管宣傳的，搞在一起，說了許多嚴重違反組織原則的話，還包括攻擊主席本人，這些在當時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黨。

至於軍事俱樂部，那就還有一個背景。彭德懷 1959 年 4 月帶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在上廬山前，剛結束對蘇聯和東歐的訪問。有陪同他出訪的人回來後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在蘇期間，受到赫魯曉夫超規格的熱情接待，有好幾次蘇方還把中方隨行人員和翻譯攔在門外，通過蘇方的翻譯與彭德懷單獨會談。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況。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絕了赫魯曉夫想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潛艇基地的無理要求，赫魯曉夫正對毛主席惱怒不已，還多次向訪問蘇聯的中國同志說，希望他們推翻毛主席的領導。廬山會議之前不久，赫魯曉夫一直在公開發表言論，批評我們搞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懷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剛回來，廬山會議召開前夕，蘇聯就單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彈樣品在內的軍事合作協議。這明顯就是赫魯曉夫在給中國共產黨從外部施加壓力，來促使中國黨內發生他想要的改變。黃克誠當時是總參謀長，而他也實際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這就使軍事俱樂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陳毅匯報的事，當時陳毅留守北京，相當於看守內閣，有臨時處置權，可以調動軍隊。蘇聯武官去見陳毅，要求個別談話，陳毅把秘書都譴走，只留下翻譯。蘇聯武官開門見山說，你們中央在廬山開會，你在北京可以乘機把權力拿到手裡。陳毅聽了火冒三丈立即把這個武官請走了。陳毅馬上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主席。主席說，你讓他多講幾句嘛，蘇聯策反也不是一次了。這一系列事情聯繫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就有依據了，毛主席不採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說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路線錯誤，是想推翻我們的路線，他不是一下子來的，是各種各樣原因集合起來促成的（蘇聯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後來賀龍訪蘇，也策反賀龍，說他們一個元帥就把赫魯曉夫搞掉了，要賀龍把毛主席搞掉。賀龍當場發脾氣，總理也抗議，不談了，回來） 。

要解決彭德懷的右傾問題、反黨問題、軍事俱樂部問題，實際不是毛主席一個人決定的，而是中央集體決定的。當時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對彭德懷都不滿意。彭德懷這個人有很多優點，但也有很多不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後，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軍內高層鬥爭，就是彭德懷批判劉伯承和粟裕（參見第五章） 。他這樣做，得罪了很多軍內的人，在黨內也結怨很多。結怨的由頭，以及這個“軍事俱樂部”的由頭，都是在彭德懷自己。所以，當時他的“軍事俱樂部”一揭露，就是牆倒眾人推，說他反黨、搞軍事俱樂部，全黨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現在很多的書裡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樣，好像每個人都是彭德懷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個人要把他打倒。

我聽田家英說，當時反對彭德懷最積極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劉少奇把彭德懷罵得狗血噴頭。這就讓我想起彭德懷罵粟裕，真是一報還一報。劉少奇還堅決主張把彭德懷清除出黨，但主席沒有同意。賀龍罵彭德懷也很積極，罵得也很厲害。李井泉本來是因為浮誇風遭到毛主席的批評，彭德懷也一直就是在會議期間不斷批判他們這些浮誇派的，現在李井泉也有了反擊彭德懷的機會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懷來了。李井泉是賀龍的部下，解放四川的兩個元帥是賀龍和劉伯承，賀龍排名還在劉伯承的前面，因為這個淵源他成了“西南王” ，誰也不怕。而且他對會議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過，借田家英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議”對田家英也大肆報復。田家英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緊急通過在北京的陳秉忱下令我們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報復（參見前一章） 。

11.3 關於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

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都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議”。這是為什麼呢？主席讓田家英帶着我們去四川種糧調查糧食產量，也讓陳伯達，胡喬木下去搞調查了。他們一下去調查，就會發現問題，就要把真實情況匯報給主席。這就都要和地方領導發生衝突。田家英是因為把我在四川做的調查報告給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糧食產量浮誇，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評，從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時當然會想：你田家英來四川調查，我對你那麼好，什麼會都請你參加，奉你若上賓，本來四川是工作上的模範，向國家交了多少糧，結果你一個調查報告，把四川說成是搞假的，這不是在主席那裡捅我一刀嗎？李井泉是從來就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打擊的。可想而知，這件事之後，李井泉對田家英的態度會怎樣。田家英還罵了王任重搞浮誇風，當時各路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厲害的，柯慶施也算一個。三個大諸侯，田家英得罪了兩個，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胡喬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處批評指責人家，日子當然也一樣不好過。陳伯達在福建，也都是因為類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領導歡迎的。他們這三個人拿李井泉、王任重這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在彭德懷站出來掛帥反對李井泉他們，向浮誇派發起批判的時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懷一邊去了，但對於彭德懷的本意可能是並不知道的。
他們在“小會議”上到底說過毛主席哪些壞話，現在也是眾說紛紜。當時，李井泉說田家英罵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 ，田家英聽到就很吃驚，他以為是李井泉瞎說，就問他“你怎麼知道？” 還辯白說“我沒有” 。李井泉就說是李銳說的。田家英這才知道李銳把什麼都坦白了。李銳後來改口： “是我講錯了，不是田家英說的，是我說的”。李銳是看到情形不對了，想把事情都承擔下來，但這時候誰也不相信他了。

說“鐵托殺了許多反對他的人”，說“毛主席還不如斯大林，是和鐵托是一樣專制”。這個話應該是有的，因為有好幾個材料相互印證，但到底是誰第一個說出來的，現在已經無法搞清楚了。其實主席沒有殺過一個反對他的人，連王明這樣的也沒有殺。有人造謠說王明吃了藥，遭人毒害，一大堆醫生出來證明說那是胡說八道【注釋時間和具體情況】 。張國燾看不起主席，張國燾要走人，主席連他的女兒也不為難，也送出去。張國燾要回來，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個檢討就可以，張國燾檢討也不願意，就沒有回來。所以，王明都罵說主席厲害。主席歷來主張，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在這方面，主席是最開明的，歷史上也無人可比，怎麼能把他和鐵托相提並論？

田家英恨死李銳了，從廬山回來後，在我的面前大罵李銳是“小人、小人，無恥的小人”；說李銳上躥下跳，小會上講的最多，卻把什麼都推給別人；說李銳向主席坦白，不講他自己的，專講別人的，還亂咬人，誣告。李銳說田家英在什麼地方當面給主席說過“主席百年以後會留下罵名”這樣的話。但是，就我對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絕對不敢這樣講的。他平時見了主席很害怕，很謹慎，哪來的膽量進這樣的言？李銳的這個話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銳一起背後罵主席，田家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什麼時候離開主席，就死給主席看。他這是發牢騷，發不指名的牢騷。 【以上，秀才們說主席的壞話，哪些是俱樂部里說的被揭發出來的，哪些是其他場合說的也揭露出來的，或者別人猜測的，恐怕分別開來加評論。這個問題我以前就提出了，再次提出。 】陳伯達也恨李銳，說他當叛徒。李銳喜歡記筆記，把小會上田家英、陳伯達說的話都記下來了。文革中怕擴散，抄了李銳的家。陳伯達先要我們中央文革去，我說，現在是軍管，我們去不合適。後來是葉群最信任的吳法憲安排軍隊的人去的。抄回來的筆記本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把筆記本都撕了。胡喬木也罵李銳，因為李銳把他也出賣了。

前幾年，周慧把李銳當年的表現都講出來了，李銳反駁周慧。我可以作證，當時田家英他們都認為李銳這個人是小人。那些罵主席的話私下講講，就好比是對領導有意見，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樣的。他到主席那裡去坦白，就變性質了。我們是不敢講的，事實上我們對主席很尊重，也不會那樣講的。毛主席後來批判彭德懷，引用他們小組會上的幾句話，有些不是彭德懷講的，而是張聞天說的。張聞天在裡面起的作用很大。據他們後來自己說，誰在小組會上講話、講什麼、怎麼講，都是張聞天事先和他們打好招呼的。他們還說開會關燈是因為怕熱。

不管他們三個到底說了什麼，主席也沒有讓田家英寫檢查，也沒把胡喬木、陳伯達如何。各個省市對他們三個攻擊得很厲害，主席就說“他們都是我們的秀才”，就把他們都解救出來了【原來的材料是說，這是後來的事，不是會上的事。我這裡是有意淡化了時間點。請戚老核準時間點，以便修改】 。其實，當時根本不是這幾個人的事。彭德懷軍隊裡是有支持的，這幾個大秘書和彭德懷搞在一起，要不把他們和彭德懷分開，就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什麼程度。當年曹操官渡之戰後，從袁紹那裡收繳了很多圖書文冊，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軍中和許都的人給袁紹的私密書信，是一些動搖分子在兩軍勝負未見分曉的時候，拉關係、留後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見證。就在那些寫信人忐忑不安的時候，曹操出人意料把這些書信全部當眾焚燒了，曹營軍心、政心頓時安定。主席絲毫不輸曹操，一句話就讓幾大秘書的事情過去了，那才是鬥爭的藝術、團結的藝術。所以，在廬山會議後，田家英回來給我們作報告，傳達廬山會議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懷就很激烈。那個報告記錄我現在還有的。他說彭德懷怎麼怎麼反黨，怎麼怎麼野心家，必須要把彭德懷打倒，要在黨內批判。他講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說劉少奇的機關槍大字報還厲害【是否可摘錄一些原話？】 。

應該遭到嚴重處理的是李銳，主席把李銳看透了，說他是蔣干。蔣干為曹操服務，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說李銳是彭德懷派來的，結果給看穿了。這是聽林克說的。主席連對李銳的處理都是寬大的，他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沒有把李銳列入“軍事俱樂部”里，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只給一個黨內處分。主席一貫是這樣，你坦白了，匯報了，承認錯誤了，他就從寬了。主席要是把李銳和彭德懷一樣處理，那李銳就嚴重了。劉少奇說，他又不是中央委員，算不了什麼。其實，不是中央委員，卻是一個起了很壞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麼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也該嚴重處理。現在攻擊毛主席最厲害的，而且篡改廬山會議事實真相最起勁的，居然也是這個李銳。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11.4 當時中央對彭德懷的處理是合理的

廬山會議快到尾聲時，風雲突變，180 度大轉彎，從反左變成反右傾了，會期也延長了，最後搞出了一個“彭德懷反黨集團” 。事情已經過去多年，但它的影響到今天還是沒有完結，留給歷史和後人的思考很多。現在好些人還是簡單認為彭德懷是當時敢講真話、敢“為民請命”的代表。他當時可能確有為老百姓呼喊的動機。我的歷史觀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標準，不以個人的好惡為標準。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為研究歷史的人，我現在想，彭德懷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講話，有為民請命這個動機，是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沒有關係，也應該肯定。但是有一點他不對，他不必把浮誇風提到路線上來，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樣的路線鬥爭用語。因為這個用語黨內都懂，幾乎是等於逼迫毛主席換人，換掉劉少奇。彭德懷批評的很多東西確實是我們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毛主席都講了，而且是講得最早的，講得最透的。彭德懷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失誤這麼一講，好像他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了。毫無疑問，彭德懷的意見書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對他自己、對廬山會議反左都是這樣的。廬山會議180°大轉彎，彭德懷應該負主要責任。

彭德懷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後，彭德懷在黨內地位非常高。當了常務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儘管當時在黨內排名不在前面，但實際地位是在第三，實際威望也在劉少奇之上，甚至也在總理之上。總理沒有多大戰功。總理抗日期間沒有戰功，即使是新四軍，他其實也指揮不動的；新四軍前期是葉劍英指揮的，皖南事變後一個時期是劉少奇負責；解放戰爭期間總理也沒有戰功，他搞外交，搞統一戰線，搞跟國民黨談判。

在胡宗南進兵延安的時候，總理、任弼時陪同主席轉戰陝北。總理主要的戰功只在這裡。建國以後，彭德懷並不聽總理的，有什麼事直接就向主席匯報。如果彭德懷沒帶兵去朝鮮作戰，還只是西北局的書記，那他是沒有這樣的地位的。他有資格代替劉少奇，只要把劉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達劉少奇的位置上去。黨內有呼應，外面有蘇聯的支持，彭德懷自我膨脹是明顯的。

彭德懷和高崗的案子都牽涉懂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我覺得，兩人的裡通外國性質是不同的。從黨的原則上來說，高崗“裡通外國”是成立的，只不過這個外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高崗通蘇聯，一個歷史原因是共產國際剛剛解散，一些習慣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變，我們還需要蘇聯保持友好關係；高崗長期主政東北，與蘇聯為鄰，為搞好關係，獲取支援，與蘇聯通報一些情況在所難免。但是，彭德懷和赫魯曉夫的曖昧關係是性質不同的。因為彭德懷和赫魯曉夫曖昧的時候，我們已經在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了，中蘇已經不是以往的那種同志加兄弟關係了。

彭德懷訪問蘇聯，撇開中方翻譯和赫魯曉夫談話，談了以後赫魯曉夫就到處讚揚彭德懷；赫魯曉夫一直攻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彭德懷訪蘇回來後就和他是一個調子，大肆攻擊黨的總路線。這個本就極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懷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剛回來，廬山會議召開前夕，蘇聯就單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彈樣品的軍事合作協議。這明顯就是在給中國共產黨施加壓力，促成中國共產黨內高層的改變。彭德懷批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黨內都懂是路線問題，是要改變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彭德懷還說什麼要“蘇聯紅軍”過來解決問題。這就等於裡應外合、里外夾擊了。

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後不久，赫魯曉夫的一些後續做法也是很有含義的。赫魯曉夫 9 月訪問美國還在讚美彭德懷，後又多次在不同場合公開說彭德懷是“國際英雄” ，要中共為彭德懷“平反” （本書第 14 章有一個關於 1962 年十中全會的材料，其中特別談到了這些方面的問題，讀者可以跳到那裡看看） ，在遭到斷然拒絕後，就在 1960 年停止對中國的一切經濟援助，撤走所有專家。從這一系列事情來看，說彭德懷“裡通外國” ，在當時是有足夠根據的，而且性質和高崗通蘇聯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是超過了黨內鬥爭的範圍了。當然，非要拿出具體的什麼證據說他勾結蘇聯，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除非當時就有蘇聯方面的具體配合，比如派軍隊打進來，封鎖會場，就像 1968 年蘇聯對捷克搞的那樣【注釋布拉格事件】我認為，廬山會議主席講話、決議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現在看好像不合理， “軍事俱樂部”可能是子虛烏有的。但當時是合理的，說他們是“軍事俱樂部”是有相當足夠的依據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夠寬大了，彭德懷搞這些，還是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員，只免了他的國防部長。所以，這事也不能光說主席的不是。事情過去之後，很多疑點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誰要是處在事發時主席的位置，看到這麼多的疑點，他懷疑不懷疑？誰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司馬遷寫李陵說他打仗勇敢的，是有功勞的，也寫了是因為漢武帝沒有去支援他，才導致他失敗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 。李陵是投降的，李家在隴西是被人看不起的，被批判的很嚴厲。對人物評價，共產黨人要學司馬遷的精神。彭德懷是主張單幹的，是反對社會主義的，這在當時來講，就是投降資本主義的，而他與蘇聯又有那麼多的不清不白，這是不能用後來的一句“為民請命，敢說真話”就遮蓋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