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厂当徒工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59 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 “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 “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 ”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们选地方，我们认为农村粮食紧张，有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而工厂的生活条件毕竟好于农村，这就决定下放到工厂。田家英也认为工厂生活稳定，工人觉悟高，有利于犯错误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选定工厂，我选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又称二七机车厂） ，因为这个工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的堡垒，革命工人热情高，正气足，工人们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青年时代还去过，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也在那个厂工作过，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红星。当时也有人提出首钢或北京机器厂，最后大家都觉得长辛店铁路工厂革命传统好，干部、工人素质高，最终就选了这个厂。

毛主席曾跟我们说过： “岸英从苏联回来时，我就让他到农民家里去参加劳动，拜农民为师。解放后又叫他们到工厂劳动，从学徒工做起。 ”我觉得我在 59 年到四川种粮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农民为师，现在该我们去工厂，也要学毛岸英拜工人为师。于是，1960 年夏天，我带着王刚、姜德久、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十几个人，去了长辛店铁路工厂。

到工厂后，我们对工人师傅的感觉很好，他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劳动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乎听不到牢骚话和怨言。他们听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一套，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进步很大。特别是劳动能马上出成果，搞了几个零件马上能用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工人们很阳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比机关里干部间你争我夺要好得多。他们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优秀品德，比如说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过看到，没有任何命令、号召，就能很自觉把它们搬到安全地方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觉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个的，很值得学习。邓小平改革后，把公家工厂改给私人，我去一些工厂参观，亲眼看见，工人不爱护工厂的财产了，对损害工厂物资态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儿干活，拿工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嘛。大工厂还是要集体所有、国营所有为好。集体所有制的国家企业的工人对国家大事都感兴趣，对上面派来一个干部好不好都感兴趣，对工厂的事儿更是事事关己，那个气氛与现在的工厂企业完全不一样。

在热情豪放的工人中间，那些犯错误人的郁闷情绪很快就没有了，整天劳动，有说有笑，对自己过去的那点事儿，甚至个人受了点委屈的事儿,都觉得不值得多提，没意思了。工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常跟工人讲：进工厂，不是光为了赚点工钱，而是为一个大目标，搞社会主义。我们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工人，不要整天活在自己的个人小天地里。这样一来，思想境界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适逢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要把苏联专家撤回。铁路工厂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到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把专家撤回去了！他还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得用粮食、苹果、农副产品等等来还，而且我们过去搞 156 个项目，苏联给我们的设备，还有抗美援朝时支援的武器，都要算钱，都要还。毛主席说：还，咬着牙关也要还，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还给他们。苏联专家回去，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据说铁道部门的专家，有些跟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苏联这样的搞法，他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塞给我们了，回去跟他们的领导说，一开始就已经送出了，拿不回来了。对于赫鲁晓夫干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很气愤，60 年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把最宝贵的粮食给苏联运去。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主席把我们当时急需的粮食给了苏联。但说实话，人家要债，中国人能没有志气地赖着不还吗？毛主席决心还债，这个可以理解。但把宝贵的粮食运给了苏联，就加重了我们的灾荒。我估计 60 年时主席对当时的灾荒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会设法把还债的时间缓一缓，等度过了灾荒再说。

60 年最困难时期，农村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口粮标准，支援农村。工人、干部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情况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大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干过几天锻压，干活时满头是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总体定量是 40 多斤，不够，一般性劳动三十五斤，干活重的四十几斤，最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评议，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们在食堂吃饭，他饭量比我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一般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是小姑娘呢，就要让一让。按我的工种（机器工人） ，可以报三十五斤，我只报了 28 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要是报三十五斤，那工人怎么办？其实三十五斤也很紧。别看我们每月每人就节省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救活很多人。开会给工人讲道理，农村旱灾粮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应该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困难时期，国家马上就恢复。我当时以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延续了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来的干部马之江，身大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种定量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减两斤。他就带头了，后来不够吃，就嚷：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劳动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让马之江饿了喝点糖水。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另外，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别有味道。马之江就是吃这些东西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在工厂久了，下车间多了，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有腐败行为，而且比较厉害，不只是物质腐败，而且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基层书记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哪怕车间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满意，跟书记一说，书记同意，就可以否定车间主任的分派。调工作、增加工资，车间主任可以提方案，那个人调，那个人不调，那个人增加工资，哪个人不增加工资，只有书记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进退，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刚刚搞过反右派运动，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了，所以书记说的话就是绝对的。

有个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就是不给他提级，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给他提，谁也不敢说。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占了，其中两个分别被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

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很有水平。我说：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他说： “你就仔细捉摸吧。 ”
从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来说，党内的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小霸王，就有东宫西宫，谁提意见，他就说谁与党有二心，就对人家打击报复，就调人家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小单位，书记权力就这么大，把党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天地，在那儿当国王，顺者昌逆者亡。那么，大的单位、权力大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那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腐败问题，解决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问题。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毛主席印发了他早年写的一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还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调查研究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单位和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长辛店铁路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铁道部的，计委的，市委的，工会的……凡是跟工业、工厂沾一点关系的都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都愿意到工厂来，因为来了工厂不用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客。工厂的各级领导都陪着来调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十分紧张，但还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国家硬性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尤其是对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劳动工人还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中央知道，不确保这些工人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么工厂生产就上不去。例如高温高体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专供。这些东西有的并不给他们带回家，而是统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厂里吃。可是，这些给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工人的优惠，给技术工人和病伤残工人的专供，很大一部分都让下来搞调查的干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这个调查组、那个调查组，他们来了就吃，开完会也要吃，走的时候还要再吃。他们有时候叫我也参加，我说我不去。我本来就不赞成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给下来的干部吃，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还能反对这种吃法吗工人们对这种吃法意见也很大，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下放干部有两个在食堂干活，他们很有正义感，把食堂每天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雅间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酒肉都是工厂免费供应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时也亲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饭的油嘴出来。可同时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组的人到工厂参加劳动。他们来了，就开个会，开完会吃饭，一吃一两个小时，在厂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调查了。有时候部长、副部长来，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点多。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个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优惠和专供，至少一半是这样吃掉的。工厂的吴书记还好，不大去，他是个抗日干部，有觉悟。那个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他是个老资格长征干部，断了一只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带着车间的人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雅间吃吃喝喝，他说老子舍命打天下，吃饭点喝点算啥？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也不与工人“三同” ，就那么吃吃喝喝，这算是怎么回事儿？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一下，于是就把我们实际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调查清楚，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说，毛主席提供调查研究之风，很好。大家响应，派很多工作组来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谈，听领导人汇报就写了报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况。现在调查成灾了。十几个单位来人，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但真正下去调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配给工人的肉、鱼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 ，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 ”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写成。当时北京市委有个规定：不管哪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这个虽然规定没有具体要求中央办公厅下来的干部写的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把这个报告清抄了两份，一份请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给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对有关情况的重视。没想到，我这个普普通通，实事求是说的报告后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

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对我反映的情况感到很气愤：现在调查研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什么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觉得这个报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报告前面写了一个短信，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党政机关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5 月下旬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很生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叫你们调查研究，你们就这样调查研究啊！他还为报告拟了一个题目，叫做《调查成灾的一例》 。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这个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示两次，后来下发省市县的时候又批示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说：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后来田家英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省市领导看了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都很紧张，纷纷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家里搞调查研究的，不要一个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发了紧急通知，说谁搞这个事儿都要撤职。陈伯达也对他的调查组规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饭，到公社吃饭，不准开小灶，不准大吃大喝。连新疆兵团也给中央送来上级下去人大吃大喝的报告。我相信主席这个批示对制止当时一窝蜂下去借调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处的。

彭真在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说戚本禹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没有重视；我那里报告多，大概秘书也不知道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报告送给我。北京市委调查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这一检讨，田家英后来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啊，报告你给我就给我，还送给彭真干啥？

在下发给省市县的报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这样的调查组下去，不管农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众，各地党委有权利把它赶回来。毛主席还批示把这个报告要发到支部，支部党员有权利赶走大吃大喝、不干实事的调查组。后来全国传达，连农村支部都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 ，这时全国都知道了。后来，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况都不用介绍信了。

对我给主席写报告一事，铁路工厂党委吴文彬书记有想法。他对我说：咱们说心里话，你那个报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动，彭真把我批了一顿。我没参加大吃大喝，是厂长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开会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给他解释，难受极了。我跟他解释，我送报告，是按照规定的。规定不管那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中央办公厅下来的人写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给北京市委、给彭真抄送了。吴书记说，你应该先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该给他私下打个招呼。那个厂长，就是那个断料胳膊的长征干部，很有政治经验，听到主席的批评之后，就马上打报告离开了铁路工厂，调到四川一个厂去了。后来搞走资派，全是斗这个吴书记，其实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对于一些小霸王的车间领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比较好的，可惜在 66 年资反路线时，他也执行了刘邓的打击造反派的错误政策，弄得当时挨整的工人把他当走资派斗争。

毛主席说我是好同志，我开始很高兴。很快我就发现，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时开始，我由一个普通的下放劳动者，变成众目睽睽下的被监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极了！那时候“好同志”三个字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呀，既然是个好同志，一举一动都要一个“好”呀，这可是太麻烦了，而且有些事什么才叫好呀？怎么做才对呀，真是难受极啦。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然不坏，但也不够好的水平。我想雷锋大概也是很难受的。毛主席没说向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是模范了。模范不好当，雷锋多累呀！

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这句话删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过牢的，编辑不去掉这几个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历史惯例，作为历史文件，不管我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还是应该保留当时文件的原貌。 《毛泽东年谱》里也记载了毛主席批示我这个报告的事，也没有保持原貌，兹引述如下：5 月 28 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 。批示： “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60 年，61 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 28 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见拿到中央秘书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些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虽然粮食少，但有钱，能经常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粮还有优惠；有的农村有家，可以从农村搞来点什么土产。而且他们各人心思都不一样，我走前是支部书记、科长，我走后书记、科长的职务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来他们往哪里安排？因为我级别比他们有些人高一点，我参加过地下党，资历也比他们有些人多一点。有的人就不愿意我回来，他们讨论说，叫老戚再艰苦一年吧，劳动两年再跟主席打报告。他们实际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给主席打报告，就得轮换着下去，他们也是主席表扬过的人，也该下去的。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杨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像李东冶、刘华峰，也都取消了处分，分配了工作。办公厅的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没有怎么劳动，也没有饿饭。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给他分配了工作，还给他们恢复了部级待遇。

我 1968 年出事后， “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 ，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
第 13 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我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还是到我原来的一科当科长。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农村逐步好转起来了。主席要解决工业的问题了，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陈伯达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到钢厂、一个小组到机械厂、一个小组到工交单位。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长，另两个小组长分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马仲扬和柴沫是抗抗战干部，局级，跟田家英差不多一个级别。我算是越级使用。邻近 1962 年初开七千人大会之前，我都是带着一个小组在天津机床厂搞工业调查。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接触多起来，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汇报工作。我无意中发现，只要我跟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原来他们两人其实矛盾大。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很难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很好，这次调查却老挑我毛病，只要陈伯达支持的，他就说我不好。如果说我和田家英有点嫌隙，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天津机床厂，刚开始调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有点纳闷。那两个小组也调查不出症结在哪里，与我是半斤对八两。我决定下去和工人一起劳动。我在二七机车厂当过徒工，学过机床，虽然太精密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粗活都是可以的，能独自加工出零件来。磨床也可以，铣床难度大，不行。二七机车厂用的是进口的高级的车床，这里用的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还操作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所以工人们就跟我很亲密。我在二七厂，也当过车间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技能，我这时也用上了。我结交了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如同老兄弟。一次一起吃饭，他见我苦恼，问我咋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厂究竟怎样，完不成调查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情况，就要找银行。我那时对工厂和银行的关系不太了解，就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里盈利亏损多少，哪个地方有问题，银行要一清二楚。否则不给钱。

听了会计的话，我突然有一种透亮的感觉：银行管着钱，工厂交利润，发工资，都是银行管着的。而且银行还不是管一家，所有这个区的它都管。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主要是管工厂、管企业，老百姓存款是捎带的小任务。老百姓的存款复杂还利润少，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我到市里开了个介绍信，到银行调查，就把问题搞清楚了。工厂怎么亏损，怎么落账的，利润高在哪里，怎么做假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出了质量问题，出了残次品，它就叫银行抹了这笔账，摊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是国家损失了。

从银行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我就去问厂长：那批产品怎么处理的，账上为什么没有显示？厂长大吃一惊，眼睛看我半天。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我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我也没说去过银行。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懂机械，但不知道我竟能查出他们的亏损。既然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中央来的，干脆就不瞒了，把怎么抹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实情，都给我讲了。完了还说，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大概也要调工作了，要撤职了。我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你跟我讲了老实话，我保证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被撤了职，我也要向市委书记替你说情。

再后来我知道了，市里很多工业单位都是瞎说的。别看它的账面都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资料，在全世界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跟苏联、德国比较，我们就没法比。大跃进说了很多成绩，虚假成分很多，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账面没有反映。其实工厂不只是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工厂的问题。继续调查，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把我从各个方面调查到的所有情况，汇报到陈伯达。陈伯达听出我们调查出来了问题，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没有保留，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去调查。我说，没有机会，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再说我事先也不知道能查出问题来。他说，你该先通报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实际上，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大干部、老干部，比我有经验、有办法，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并不是不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找银行突破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现在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当时工业和银行的关系不大有人知道的。

这次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1961 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我写了一个工业调查报告，把我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了。这个报告主席也批示了。后来的《工业六十条》 ， 也参考了我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过，我们调查出的内容许多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了那时我们工业中的一些成绩是有夸大成分的。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 ，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 《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 《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 。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 。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 。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 ，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 ，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 。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两个务必” ） 。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 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 ，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 “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 、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第 14 章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怎么搞，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毛主席始终坚持集体道路的方向不能变。从 1959 年开始，他就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考虑是不是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提出过，但他没有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自郑州会议开始的反左、纠左方向是对的，一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截，纠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庐山会议上，一直主张单干的彭德怀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反左成果，出来打横炮，严重干扰了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截就变成反右倾了。刘少奇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好像就他一个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结果搞出共产风、浮夸风，让彭德怀抓住了辫子。毛主席前后一致，都是坚持搞集体的，庐山会议上当然是要保当时是搞集体的刘少奇了。彭德怀的横炮作用非常坏。庐山会议后很多地方那些说真话、说老实话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打成了“反革命” ，农村又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些东西，伴随而出现的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机车厂看到的那样，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甚至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大搞权力腐败，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人家反党。所以，1960 年成了最困难的一年。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之风，说要让1961 年成为调查年，还责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去了二七机车厂。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 ，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 ，即后来一般说的“60 条” 。 “60 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1961 年对于走什么道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有的地方，如安徽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毛主席不反对个别偏远地方搞责任田试点，但对于包产到户是明确表态：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1961 年秋，已经到农村调查过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 ，相当于之前的初级社，一般是 20 到 30 户人家。
1961 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期实际也就过去了。1961 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实际是已经退了三大步：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 1958 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胆的修正，但全党的思想却还是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 ，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我国农村在 1962-1966 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 260 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 万担。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在 1962 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 ，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思想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打击分散主义。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主要是做记录、写反映。当时，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 ，也派了一个编辑出席会议。我们可以随时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会议。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去，对我说： “1959 年你们的农村调查是对的，我错了，我还跟田家英争论，主席批评了，我已经给田家英道歉了，因为报告是你写的，我也向你道歉。 ”李井泉是搞浮夸的，但这么个老同志，白头发了，态度挺好的，来给我一个小干部道歉，我很感动，对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他不好过） 。

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我回来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么听汇报，就是看简报。刘少奇要找后楼研究室的人听汇报，也找《群众反映》的人听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向刘少奇汇报。他问我听到什么情况，我就把小组声讨曾希圣的情况、把哪个书记怎么讲话的、哪个有代表性的发言是怎么样的，都给把汇报了。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参加了，再开会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少奇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 【刘少奇是参加了安徽小组的会，在会上这样说的，还是听情况汇报时这样说的？】刘少奇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追查饿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县委书记们都揭发批判，曾希圣再掩盖也掩盖不住了，但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 ，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这种时候，刘少奇应该出来说，他和邓小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谭震林错误也最大，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是，他们都不出来，都装哑巴。刚解放的时候，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 。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 “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

刘少奇在汇报会上讲话不多，他的大手笔是在全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毛主席不能说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是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这些前面有关章节都说过的，不多说了。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思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讲话的时候。现在查讲稿，查不到的。 “好大喜功”这些话就是他脱离讲稿的时候讲的。后来七千人大会有个文件，我看过的。刘少奇那些尖刻的讲话都没有了。现在文件里也没有，中央只有个记录。

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刘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这是不对的。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和爱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代表们听了热烈鼓掌，这是能说明问题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大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1961 年 9 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访华，问毛主席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 “很清楚，是刘少奇。 ”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公开树立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过，他很善于拉拢党内高层干部，还敢瞒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级干部，因为中央开会这样的干部是有发言权甚至表决权的，他任命的，人家就会拥护他。他还会拉拢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毛主席跟他不一样，走的是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干部的官职。毛主席总要是干部能上能下。

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 1958 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都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后来的大会文件里也是没有的。

14.3 刘少奇成为 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个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和集体的斗争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体道路胜利了，中央也是统一了思想。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 12 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 1962 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 “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书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刘少奇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陈伯达在大跃进中还跟着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搞过共产风，田家英就连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胡说都没有过，甚至还私下议论说过，邓小平虽然是农村出身，却不懂农业，才搞浮夸，才相信什么万斤粮。毛主席对浮夸是非常不满意的，这肯定也是影响到了陈伯达、田家英他们。毛主席后来让他们下去搞调查，搞过共产风的陈伯达没有站到搞浮夸的那边去，田家英更是没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夸有功的，1959 年初我们到四川搞农村调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又及时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送交了毛主席，让李井泉受到批评。虽然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他们的“小会” ，事发后又被李锐胡言乱语加害，但毛主席还是把田家英摘了出来，加以保护，而且毛主席对其他两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是这样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护的，他事后跟我说过，他是上了一个当，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

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 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少奇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 “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少奇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少奇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了“包产到户”建议专辑遭到谭震林的报复

1962 年夏秋之间我们收到大量群众路线，建议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在中央开会，我打电话告诉田家英，他说中央正在开会讨论这个事儿，要我搞一个包产到户的专刊，反映群众的要求。我告诉他，信很多，全登出来可以出一本书。田家英说，别搞成一本书，可以搞个像《红旗》杂志那样厚薄的小册子，摘精粹的，最多几万字。我按照他的意见很快就编好了，题目是“关于群众包产到户的意见” 。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 年到四川种粮，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记得 1962 初四川我种粮的大风公社有个很小的干部，给我来信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这也增强了我对于公社道路的信心。我当时把这封来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了这封信很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常委看。这样一来，我就非常清楚，虽然主张包产到户的声音在 1961 年以来在党内就已经非常强烈，但毛主席还是坚决要走人民公社道路的。

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 到 1958 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在劳动中表现比较消极之后，就提出我们这些没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床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群众反映》的专辑里了。这样就是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

材料送上去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了讨论了。开始是两种意见，但包产到户的占上风。不久毛主席批评了包产到户意见，会上就出现一边倒。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看到《群众反映》的材料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把小册子的空白处，都写上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谭震林实际上是想搞报复，追查田家英，因为我们一起搞过谭震林的吃饭问题，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

杨尚昆叫龚子荣问我这期刊物的背景，内容是怎么编的。我说，我收到很多来信，打电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期。那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打电话叫他编辑的。田家英对这个事情很恼火，追问我怎么告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说是我打电话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的，里面还有反对包产到户的。

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说，人家刊物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嘛，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没有罪。你有意见可以，不能追查人家。不让底下反映，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彭真。当时彭真也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到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也很有道理。

那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救了我，更救了田家英。田家英大概是以为我到中央告他状，他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大的心机？是谭震林要报复他、整他，但没有成功，他躲过一劫。要是中央同意谭震林的意见追查下去，田家英就是政治错误了，就可能要下放劳动了。他是领导，就是我搞的，他也责任在身，说他向党进攻是很容易的。两边材料都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后来田家英也对我说过： “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彭真当时不管跟不跟主席，他也不是要保护田家英，但是他确实解了田家英的围。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是八司马之一，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阅览室本来就有一份《群众反映》 ，现在有多了一份谭震林对包产到户的群众反映的批示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目标大概就是对准我的。

【关于这个事情，之前的材料说邓小平救了田家英，请戚老核一下，我把之前整理的文稿摘录放在这里供参考：谭震林要追查是谁把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搞在一起的……办公厅的党委就先找我谈话。我不能说是田家英让我弄的，我说： “这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他们问谁批准的。我说； “按照规定，只要不涉及具体的人，只是反映情况，我这里就可以送的”。他们责问： “包产到户是受批判的，你为什么要送呢？”我告诉他们： “我不光送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也送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替田家英说话，大意是： “这个材料两边的意见都有，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印出来为什么要追究责任？”据说，这话是邓小平说的。 】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1962 年的单干风越刮越大，刘少奇明显是风源，又是保护伞。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主张或者赞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这个时候都转向了主张或者赞成包产到户。因此，中央常委中实际上多数都是赞成搞包产到户的。具体说就是，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样一来，党的路线出现了倒退的危险。1962 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可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广州，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他们开西楼会议，调子和七千人大会定下来的不一样，引起了主席的注意。这其实就是说毛主席和他们的路线矛盾实际已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了。毛主席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常委周围还有不少田家英这样的人，如果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路这个大政方针的话，他自己就会变成少数，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把党的路线改变过去。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决定不开常委会来作表决，而是开中央全会来表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也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是列宁都讲过了的。这个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刀子。中央全会一开，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是大跃进中过来的，都是当时主张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因为如果那么搞的话，他们大多要下岗，像安徽的曾希圣就把好多反对搞合作化的人打成反党。所以，这个会一开，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这就是说，毛主席发挥他的高超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击退了一次路线上的倒退。

我保存着一份关于十中全会的笔记，现抄录在这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十中全会情况的讲话要点十中全会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

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印原子弹、和平大会等）问题是我们有的人对赫鲁晓夫欣赏，在和平大会上支持他，犯了一个错误。国内刮起了两股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案风：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第一条：说他过去承认的事情都是被追逼出来的，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第二条：他否认了里通外国，说他不懂外文，怎么里通外国？

事实是：

1.他与赫鲁晓夫讲：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治路线，现在了解了；
2.他与布尔加宁讲：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统一体（在华沙和莫斯科的宴会上都讲了） ；
3.他与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俄籍华裔吴（？）某单独在莫斯科联系。再从苏修那边看：
1.赫鲁晓夫说彭德怀是我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我的朋友，毛泽东是破套鞋；
2.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公开说，我至今赞成彭德怀。另外，彭德怀的申诉书说他早在 1926 年就在起义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好像军史应该从他那里写起。

现中央已组织了一个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处理彭德怀的申诉。彭德怀善于在关键时刻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干扰党的正确路线，上次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把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右。现在不上他的当了，他的申诉由专门人去管，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的工作。单干风：大肆宣扬包产到户、单干，主要是邓子恢。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他（略） 。

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要这样看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人，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他们是争权，争来的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贯彻他们的路线。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其核心内容后来公布在会议公报里，逄先知他们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摘录了这么一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又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的编者说：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党内的一个主要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这个说法基本事实是对的，但说文革是“十年内乱”就不对了。毛主席起初的确是想通过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在群众中也来个彻底制止“包产到户”倒退风。结果刘少奇故意扭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使它搞不下去了。毛主席为了从根本上制止单干风、复辟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其他人干扰毛主席的战略，结果出现局部的混乱，但很快就制止了。第一次文革也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第 15 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很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户”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他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把你调到办公厅后楼参加《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了。调后楼时，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太年轻，到后楼参加研究员开会，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不跟正研究员坐一起。

对于这个调动，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有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别喜欢特殊化的领导总是坐卧不安的。杨尚昆调开我，其实是代表了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这股势力。田家英是从来不委过于下属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那时主张三自一包，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现在有人说，1957 年戚本禹参加了“八司马事件”， 犯了错误；1962年，戚本禹又犯了错误。可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语焉不详。当时，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的确有一个原来“八司马”中的人，马上就是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但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那是不算什么错误的。可能杨尚昆、龚子荣、田家英一起把我调离《群众反映》 ，在一些人看来是因为我又犯了错误。这些人还说，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拦下，向毛主席申诉冤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这送那，经常会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远远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墙边，以免弄出相声惊扰了毛主席，等主席过去了我再走。 “八司马事件”之后，主席对我印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 1961 年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对后一个报告主席还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时候看到我了，就会主动跟我打个招呼。就是这个情况，哪里有什么路遇主席，把主席拦下伸冤这种事？《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我听林克说，主席不大看了。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困难期内全国就在做，叶子龙就是那个时期到河南信阳搞调查，大吃大喝，还在晚上找姑娘开舞会，违反组织纪律遭到处分的。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读简报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细致。中央办公厅后楼实际上是个研究室，是全党最权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级别的干部任职，总共有三、四十人。它没有主任，只有一个个独立的组：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各组统统直接向杨尚昆、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1963 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是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原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 年杨尚昆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实事求是，杨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后，陈麒章还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当时综合组正在汇总全国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陈麒章具体负责，一个管农业方面的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是协助王青林做这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是个老干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这个事情又是特别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调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的数据也实了。安徽都实，其他地方的数据也会实起来，整个数据都会实起来。所以，1963 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统计不到，是估计的，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

我们得到的实际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 600 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要把没报的、隐报的再增加一些。我们接受他的建议，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到，有些地方则是估计的，数字有点混乱，我们就在 600 万的基础上，加 20%作为修正，即虚增 120 万。这样就达到 720万。那时气氛变了，谁都怕瞒报受处分，有人就说再增一增。再增顶多也就 800 万，最后决定上报总数 800 万。800 万那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代大灾荒，几十年，死了 2000 万；抗日战争总死人是 3000 多万。现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人 800 万，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心里能好受吗？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综合组集体搞的，研究是很严格的，数据是差不多的。要说不准，那 800 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的边缘地区，人烟稀少，可以当食物的自然生长的动物、植物又很多，饿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个 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虚增了 80 万。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文革前夕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要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在我 2011 年动念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还在的，可惜现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句话。

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 ，把困难时期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么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 年，解放军进攻苏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 ， “罪恶滔天” ；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
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说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 400 万，或者800 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么没有人去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数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文革刚过，胡耀邦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 1958 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

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 。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统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61、62 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 20 年后还活着的就比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有人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人。办食堂是不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1959 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粮，了解四川粮食产量实情，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骑车到过了。我采访农民，他们都说，58年好啊，58 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说，大跃进撑死人还不是个别现象。
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这是实际，在当时也造成浪费和许多的不方面，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那是当时田家英唯一的一个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问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 。理由是，粮食让干部贪污了，还不如让食堂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我的《四川粮食产量报告》 ，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报告，都批给了大会。

食堂不食堂，不是饿死人的原因。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困难时期的饥荒也不是在大跃进中立即出现的，而是在 1959 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 年开春时节到四川新繁县大风公社种粮，我们下去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是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开始出现了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拔了粮食给工作队，我们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中队里面吃饭，还是都没怎么吃饱过。工作队规定不能带饼干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有些农民小青年，没什么文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历史知识不错，讲历史故事，比他们听过的说书可能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就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每次都带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我们也不忍心吃她的。我们去了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还告诉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

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59 年夏季收获后，全国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风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交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再到春天农民种子粮没有了，生产不能维持。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专门对付粮荒的。我们到大风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 ，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 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胡豆（蚕豆） 、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卖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 “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 “我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 “你一来，我们就看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吃过的东西，他们还要喝汤，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着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走了。这事儿是在59 年大饥荒开始初期。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么困难。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各个地方看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这样说。
我见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粮食这样紧张，自己吃不饱，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 （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援全国，都没有一点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东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主席了。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毛主席还对自己进行了肉体惩罚，节约饮食，以身作则，领导全党与群众共渡困难。1959 年国庆节前夕我从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边参加劳动，边搞调查（参见第 12 章） 。我就是在这里劳动时回中南海汇报工作，听秘书室人说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毛主席看了他探亲回来从家乡带来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团子，就自己拿了吃。那东西很难下咽，毛主席就和着开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团很伤心，眼睛就湿润了。主席说，我们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农民支持我们革命，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主席决定惩罚自己，不吃肉了，让把配给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说： “看见农民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不下肉，我们没把工作做好，什么时候等农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 ”警卫战士说： “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规定好给你的。 ”但主席还是坚决不吃肉，一段时间下来，营养不够，人就消瘦了。这事让总理着急了，总理过来研究办法。总理说： “中南海里不是有鱼吗？把那个鱼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让主席吃”。主席开始也不吃，总理告诉他那是中南海战士自己养的鱼，主席才答应吃，不久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主席后来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到河里去喂鱼，就是因为他觉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鱼。

我在二七机车厂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的。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粮，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就是教我种粮的那个老农，问他四川饿死人的事。他说： “别的地方有死人，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 1959 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进工厂大炼钢去了，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田里地里了。这个情况我 1964 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参见第 17 章） 。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就是浮夸风。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但不承认没有关系，当时大干旱、大水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刘少奇不是也承认有三份天灾吗？三分天灾也是天灾嘛！客观存在就还是要承认。浮夸风就是刘少奇说的那“七分人祸” ！而他自己和邓小平都是这个人祸的主要制造者。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 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很对的，1959 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那个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是我们工作队传达的，别的地方根本不传达，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我们工作队在新繁县传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开始是田家英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就马上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实际只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粮不够了，他就派人去抢从四川经武汉运去上海的粮食。事发后上海就告状到中央去了。我现在想，说不定王任重抢的那粮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农民自己舍不得吃，却用鸡公车推到车站、码头去交给国家的呢！王任重决不是一个好人。当年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绝不仅仅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 ，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 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当然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逼债，我们要还债，没有钱还，就拿鸡蛋、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还。现在不但总有人夸大饿死人的数字，把困难时期写得过于凄凄惨惨，而且总是有人对于毛主席搞的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不以为然。如果毛主席没有果断从第二线走出来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而是让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再胡搞两年、三年，那后果又会怎么样？真正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去追究，尽了最大力量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人，反而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污蔑、攻击。这真是咄咄怪事。刘少奇是已经死了，邓小平后来搞的那些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邓小平从极左跳到极右了，而且搞极右的改革开放还是搞极端、搞浮夸。结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镇压，调动野战军到北京，用坦克、机枪杀了那么多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在大一点、步子在快一点” ，和他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 20%是“乌龟爬”是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难、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邓小平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

第 16 章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就是在《编辑群众》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刘秀成自述》 ，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 。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假投降也不能那么个降法，就是假的也成真了。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要那么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1963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鲁迅有“遵命文学”一说，后来有人看到我写这篇文章得到了主席的赞赏，就说我写的是“遵命文学” 。我跟主席是有点缘分，我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期间，先是负责处理给主席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不久，田家英看我喜欢读书，就让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我还因此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居。主席喜欢历史，我就跟着主席读过的书学习历史。后来，田家英又让我给他做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这些早期在中南海的经历，的确很大程度上为我写出《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文字基础。我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 《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不是主席叫写的，不是“遵命文学，也不是江青或者其他什么人叫写的，都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自然而然的行动。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的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批判，这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因为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我文章写了后，打算向《历史研究》投稿，在投稿前想和秘书室的人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人。没有人对历史有兴趣，就像现在公司里谁对历史有兴趣？我投稿前把文章拿给田家英看，田家英没有时间看，只问了我的基本观点。就因为我投稿前是报告了田家英的，田家英没有反对，后来就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指导。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963 年中我就调到了后楼研究室综合组了，刚去的时候，是参加他们搞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1963 年八月上旬，我作为后楼研究室综合组副研究员，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工作去了。去之前， 《历史研究》还没有发表我的文章。去的地方是抚宁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小广告” ，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但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会批判我了。

九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我的朋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告诉我北京各地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也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分别召开会议批判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还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

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出来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第一时间（1963 年 8 月 2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北京的很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机关也是这样。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就干预争论了。

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 “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会上有人责备和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也请田家英看过。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各地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发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 。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虽然我当时已经因为是 1958 年 “八司马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又因为 1961 年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期间写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批示了“戚本禹是好同志” ，所以就在党内一个小范围内有点小名气。但是，由于我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内部刊物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学术研究，在写《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连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与黎澍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 ，我不是领导人、不是学者、不是教授，当时又在冀东搞调查，自然而然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流对我搞大规模围攻，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所幸我九月回来后，我在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关心我，把批判我的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使我得以管中规豹，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黎澍当时还说过： “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黎澍后来也曾亲口对我说过： “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这同文革后他对我的批判如有天壤之别。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时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后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传到了中宣部，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就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 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更多了解批判会的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内容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的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 。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 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
握手。
本禹
10 月 2 日

丁守和接信后约我到近代历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去了。他告诉了我周扬和刘大年两个批判会的情况，还悄悄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 1958 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对付斗争的经验了。1958 年到 1963年已经 5 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又知道了田家英的态度，心理很坦然。田家英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 。当然事情牵涉到周总理那里，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表示自己对文章本身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在东厂胡同，我从那里回中南海，走过北海大桥，可以看到中海边上的紫光阁，那里是周总理办公的地方；再往前是坐落在南海边上的勤政殿，那旁边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我边走还边想，我一个年轻人，一篇微不足道的文章，能在中海、南海引起波澜，牵动中国革命两大领袖人物的关注，无论我将来的命运如何，都值了。

几年前，一个喜欢造谣生事又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此处可直接点名穆欣？】说我听说中宣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 ，赶紧检讨。这可真是想当然了。在“八司马事件”中，支持何载的人地位也很高，我也没有屈打成招，目前这个事不过是个学术批判，比“八司马事件”中的“反党右派”罪名小多了，我又何必惶恐不安地去检讨呢？我想这一点丁守和也是会有记忆的。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 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不难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可是，不送田家英就稳妥吗？毛主席这个人，哲学、史学、文学水平都很高，又没有框框，谁也把不了他的脉，周扬讲的就是终极真理了吗？而且，别看毛主席从延安以来就批判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口号是虚伪的，可他自己是最不讲身份、地位，最讲平等的。周扬和戚某，将军和小卒，教授和学生，官家和平民，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10 年前，在“ 《红楼梦》批判事件”中，毛主席关于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批示，言犹在耳，刘大年他怎敢忘记？【加注红楼梦批判事件】 。

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谄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简直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的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送给我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 “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 ”我最后写道： “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 。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964 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在此之前，江青派人三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顺便说一句，我来机关的时候，就听说江青脾气不好，可我多次开会见她，也没有看到她发过脾气，反倒觉得她像个大姐。在“八司马事件”中，她知情后也是支持我们的） 。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 “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 “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 ，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江青接着说： “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 。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十六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 “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 “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

江青当时说主席的批件“正在传阅中” ，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批示她始终没有拿给我看，因此我也无从得知哪些中央领导看过了。不过，我知道总理看了、康生看了、彭真看了、田家英看了。总理看了，是总理自己告诉我的。1966 年 5 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 8 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 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 “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康生看了是邓力群告诉我的，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批件了。我原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 ，因为我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邓力群告诉我是“忠王不终” ，意思是晚节不保。我知道彭真看了，是因为 1964 年冬天彭真请我和关锋吃饭时，对我说过： “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 ”田家英看了，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前几年听说主席的这个批件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人要掩盖历史的真相，要淹没真理的声音。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964 年夏天，我写了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江青与康老商量，让钓鱼台的反修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得到了康老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说，我的文章对他们写国际反修文章有所启发，最近广播的他的反修文章中的名句“倾伏尔加河之水，难以洗刷赫鲁晓夫背叛革命之耻辱” ，就是从我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中“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的话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是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好好批，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连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 “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老、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增、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关锋等对文章作了最后的修改。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老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老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 年 8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 《历史研究》也在 1964 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钓鱼台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文，各地报刊转载，但《光明日报》的领导人找我要清样，争取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老，康老和此人关系很好，同意文章在两报同时见报。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未表态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或者我愿意看到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和第一篇文章一样，它一出来就演变成了政治风云，不过只是两篇文章测到的政治风向是相反的。反对的人不写文章了，我就无战可斗了，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淡出历史。我起草过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了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 ，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 ，是不是主席知道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61 人自首叛党案” 。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61 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61 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我是后来知道，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1966 年 3 月 30 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的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61 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 、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 《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 ，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 《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 。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日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 。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老、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他等等无稽之谈。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 ，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警惕呀，人们！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第 17 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调《红旗》杂志社

1964 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钓鱼台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诉我，他想要我到他们的写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但是，陈伯达抢在康老之前给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老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 ，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 “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 ”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1964 年底，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大讨论结束了，我也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我们一起在天津搞工业调查的时候，陈伯达是组长，田家英是副组长，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有体会的。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由自主，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虑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了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时说要给我副总编的待遇，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是邓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个办公室办公。报到后我到陈伯达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 ，不谈具体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康老没有要到我，就跟我说，毛主席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增一样，经常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中央写文章。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964 年入冬我们十几个文化战士去了北京通县宋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邓力群带队任队长，陈茂仪（ 《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成员还有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队。

根据我这个时期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就应该是批走资派。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藏私分粮食，群众反映非常激烈，我们调查掌握证据后，就请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员一贫如洗，没有吃的，邓庆福家里却几房子都是东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太超出普通农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社员是按工分分粮食，他们是分了该得的粮食还私藏私分。他们怎么私分呢？就是队上交公粮后社员再分粮，分完都会剩下一些，这些不在统计之内，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粮食是农民最保贵的财产，一个普通的干部，就居然私分得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么多其他财产。

上有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反映他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

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东西了。他贪污钱，贪污粮多，家里东西就多，光是这些他也是个贪污犯。当然，就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人有点成绩，在公社里有名，上下关系都好。所以，贪污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上面的人听他的。关锋对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气，就是要拔这个钉子。这个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很多，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关锋很仔细，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关锋倒霉之后，北京市马上就给这个人平反了，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 XXX 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不服气。当时他搞那个小册子时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翻案也翻不了。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内部材料，人家不给他发行。 “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 。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打成走资派的那个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的，我倒霉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利用这个权力和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让秤杆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不结婚，喜欢谁，谁给她一点东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欢谁，谁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把她强奸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样一个坏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给平反了。只要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连坏人也平反，理由是我们迫害群众。看看今天农村的村霸，是不是与邓小平的乱平反有关？

对比之下，有个老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死了，对他的死，我是遗憾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了邓庆福之后，有人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现在是贫农，解放前当过土匪，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 “盗亦有道”，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绑过村里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欢他。我们在运动中不搞土匪，没有这个任务。再说他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再当土匪，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积极。但是，社员反映了，我就要应着。我说，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队员小周去找他谈。结果他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又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是自杀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难。人不死，怎么对待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都觉得我过分了。我没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责任，我为这事检讨过。我要将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才好，后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国家工作，让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终归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清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

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还是烂掉了。58 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贪污，欺压社员。四清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很清廉，工作队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说，生产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 ，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让我卷入高层漩涡

四清运动要发动群众起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发动群众，对贪污的干部的斗争，也不是搞喷气式什么的，叫走资派站在那里就行了。可是，当时王光美已经发明的“桃源经验”，是搞秘密串联，搞“小台湾”，神秘兮兮。而且斗争走资派搞喷气式，很残酷。刘少奇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源经验” ，刘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学“桃园经验” 。群众和那些走资派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群众也掰不开面子，所以就抵制。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刘仁看到下面的群众一时间不起来，都抵制那个搞法，就认为是下面干部搞四清不积极。他发了个讲话，说你们不搞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下去后，我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还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讲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批评说那样对待群众是老爷作风。群众不觉悟，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要训斥、要撤走工作队。当时后楼主办的内部刊物《情况反映》是给中央领导看的，经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况。研究室的领导之一陈麒章当时是负责这个刊物的。他们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沟通，报告报告。所以，我离开后楼研究室之后，还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出来了，因为是私人通信，也写得就比较激烈。那位同志觉得内容不错，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样的通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很难说是完全的私人性质。陈麒章看后认为我对刘仁讲话的批评意见是有点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登出来了，还从办公厅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刘仁的讲话，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主席向来很反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见，把我的意见批给彭真看，好像还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不该那样讲话，让彭真去处理。这之后刘仁就检讨了，还生病了，不过很快就治好了。我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点过火，主席又过问了，彭真就很紧张，意见也很大。这下北京市的领导就反感我、攻击我，说我吹毛求疵，说我以势压人，弄得主席批评刘仁了。彭真先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刘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线的，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就等于是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而且彭真这个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北京市对我有意见了，彭真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说实话，我这个信也的确是给他造成了困难。不过，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彭真更怕跟我们起矛盾，因为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们：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你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你是《红旗》的人，这影响很多人，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 《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我跟陈伯达解释： “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讲得随便，有点上纲上线，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登出了，有些话就是过分了。请彭真给刘仁打个招呼。我说他是老爷，他也不会超过王光美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老爷呢？我们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陈伯达说，你别这样写了，赶紧到彭真那里去检讨，认个错。

由于我的文章里面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比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关锋一起去。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检讨，彭真也找我们了。彭真看了我写的情况简报，怕我再直接给主席写信，找他麻烦，就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他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会（要关锋也去是因为我那个信也提到关锋了） 。那天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听了四个小时，冻了四个小时，底下的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听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个请留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要不去问题就大了。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从头衔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有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就像现在很豪华的装修，比现在的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木桌。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有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是很气派的，但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没有见过。在团校、在中央办公厅我都没有见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是两重天，暖气不暖，常在屋里呆要穿棉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林彪的家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彭真是个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知道主席重视这事，就在向陈伯达做过交涉之后，又亲自和我们交涉。他实际是希望我们别再告他，想与我们缓和关系。我们去了他那里之后，他不但不批评我们，好像还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不是，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主动提起我评李秀成的文章，当然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作为铺垫。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彭真说他支持陈玉成，反对李秀成，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陈伯达说彭真是副书记。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和主席一样支持我，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起来了。乘此机会，我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来之前，邓力群也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过彭真要见我们。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主席批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要提陈伯达撇清楚） 。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参加北京的会议。但是，他又说，刘仁这个人呢，讲话就是怪，喜欢讲反话，我体会，他那个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说，下面再不积极的话，他就不管了，这是激发他们积极起来。他说不管了，意思还是要管。你们就当成他的真话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反对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我跟关锋讲，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席批评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这些话，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细的饭，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 【是通吃、同住、同劳动吗？】 ，都在社员家吃饭，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在这里大吃了一吨。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不错，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都是天差地别。

走的时候彭真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这一点我不反感，因为当时彭真党内很有威望，中央会上常是他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也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来了就说我的文章好，我批评刘仁的事也不在乎，态度和蔼，又请吃，又唠家常，还问寒问暖，问我看什么书，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我能不感觉他是自己同志吗？我那时 30 多岁，也没有经过复杂的事，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比较简单，不知道有那么多矛盾，就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首长。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首长关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为毛主席挺重视我。

我回来以后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回来一想，觉得是我们自己对事情没弄得很清楚，就批评起来了，是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点，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吨饭，也该说声感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写过信。

文革后彭真隔离审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给康老了，那里面就有我的这封信，那时候彭真好像是反党集团一样，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要怀疑、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陈伯达、江青都看了。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有点怀疑，问我： “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 。还好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 “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 “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说人家。 ”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老这么一解释，这封信就不算事了。陈伯达说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后，开始是陈伯达整我，后来是总理、康老、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陈伯达的遗稿才知道，把我抓起来，他们都赞成，就是康老说了“要谨慎，戚本禹在群众中有影响，这个事情……恐怕要请示主席”。康老那时病了几天，不知道其实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之后，为了撇清，就又说我早就投靠彭真了，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说可见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总理 315 讲话也说 ，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做最后的声辩：写信是 1964年的事，当时彭真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位置仅次于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叫他副书记，可见他是实实在在的中央领导，他请我吃饭，我就写了那个信表示一下感谢，算不算罪状？怎么是投靠？那时候总理还三天两头跟彭真一起开会哩，难道总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我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 。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

17.4 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归宋庄公社管辖，宋庄的四清由上面统一管，上面经常让我们汇报，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很复杂，我们得派一个专人来应付。正好《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说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什么繁琐哲学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拿材料，比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他们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我就交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清样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跟你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他说，毛主席正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是文牍现象，但是提到了哲学高度讲这个问题。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抓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要解决，毛主席就说他是繁琐哲学。而我讲繁琐哲学是讲具体方法问题，跟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所以用了繁琐哲学的题目。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以为一定是听到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批繁琐哲学。他说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有时候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中央还没有公开，不要去赶这个热闹。他以为我是要乘机出风头。其实，我研究理论写文章真没有想投什么机，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后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也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人布置任务，也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再后来到文革中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那是任务了，因为毛主席说要搞大批判，要研究历史写批判文章，但也没有给我规定题目。我跟邓力群说，我批判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相信我，说那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来，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他不愿意我反对刘少奇） ，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不好。这是中央上层的东西，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把文章撤了。因为这么一个情节，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传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还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 。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是一个说法问题，一个工作，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我和关锋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工作队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内腐败问题，要让农民多分粮食，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四清回来才看到“桃园经验” ，当时还觉得不错。为什么主席后来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那时候仅仅知道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在这个封锁哲学的问题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说刘少奇不让主席开会，讲话，主席与刘少奇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

【关于批判繁琐哲学，我综合所有材料后，得到关于此事的以上表述，原来材料中有很多小冲突，我都抹平了，当然也许没有平。原来的材料有个说法与现在这个整理矛盾比较大，无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 “后来稿子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一趟。我去后康生说： ‘这个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烦琐哲学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你这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别人就会以为要批判刘少奇了。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