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與毛主席的批示

12.1 響應主席號召到二七廠當徒工在“八司馬事件”後，那些在“八司馬事件”中用各種合法非法手段整過我們的王剛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區勞動。59 年廬山會議以後，這些人對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滿，多同情彭德懷。北京市委知道後，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中央，還把他們調回來整風，向他們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整風的結果報告給了毛主席。主席很關心這些在“八司馬事件”中犯了錯誤的人，他找田家英說： “你們看，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照顧和關心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他們以前做的事是錯誤的，你們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應該帶着他們下去勞動，一起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轉變為黨的好幹部。 ”

田家英回來就傳達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話很長，要點就是這些。傳達完了，田家英問： “你們誰帶他們下去？”好一會沒有人應聲。田家英指着兩個人說： “你們兩人沒下去過的，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兩人一個說自己有病，一個說“可以下去，但和他們一起去不行，他們當時與我勢不兩立，不會聽我的。 ”其實他們倆或許是不願意下去，因為勞動很苦。我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農村幹活又苦又累。他們不願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見“八司馬”的時候，對我們期望大，所以，我雖然剛從農村回來，感覺身心疲憊，也只好帶頭報名。我覺得主席親口叫我們帶犯錯誤的人一起下去勞動，大家都不報名，就顯得我們這些名列“八司馬”的積極分子太丟人了。田家英見我報名了很高興，因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報名後，仍沒有人再報名，田家英只好叫我從中辦秘書室中選一位各方面都不錯的人做為助手，一起下去。我選了五科一位在運動中支持“八司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們選地方，我們認為農村糧食緊張，有些農民情緒不高，怨言較多，容易給犯錯誤人的思想造成負面影響，而工廠的生活條件畢竟好於農村，這就決定下放到工廠。田家英也認為工廠生活穩定，工人覺悟高，有利於犯錯誤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選定工廠，我選了長辛店鐵路工廠（又稱二七機車廠） ，因為這個工廠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是革命的堡壘，革命工人熱情高，正氣足，工人們富有革命傳統。毛主席青年時代還去過，鄧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輩當年也在那個廠工作過，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紅星。當時也有人提出首鋼或北京機器廠，最後大家都覺得長辛店鐵路工廠革命傳統好，幹部、工人素質高，最終就選了這個廠。

毛主席曾跟我們說過： “岸英從蘇聯回來時，我就讓他到農民家裡去參加勞動，拜農民為師。解放後又叫他們到工廠勞動，從學徒工做起。 ”我覺得我在 59 年到四川種糧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拜農民為師，現在該我們去工廠，也要學毛岸英拜工人為師。於是，1960 年夏天，我帶着王剛、姜德久、程之、張道靜、張一平、馬之江、袁林、張萬祥、張殿科、武允勝等十幾個人，去了長辛店鐵路工廠。

到工廠後，我們對工人師傅的感覺很好，他們對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勞動積極，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幾乎聽不到牢騷話和怨言。他們聽說我們都是犯了錯誤下來的，以為我也是犯錯誤的，就跟我講，吃一虧、長一智嘛，犯了錯誤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以改嘛！他們很會講道理，怎麼認識錯誤，怎麼改造自己，都能講一套，還照顧我們的生活。我們都很滿意，而且進步很大。特別是勞動能馬上出成果，搞了幾個零件馬上能用了，就覺得自己真是給社會主義建設盡了一份力了。工人們很陽光，互相之間勾心鬥角的事很少，比機關里幹部間你爭我奪要好得多。他們還有一些很自然的優秀品德，比如說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過看到，沒有任何命令、號召，就能很自覺把它們搬到安全地方去。我們看在眼裡，記在心中，覺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兒當成自個的，很值得學習。鄧小平改革後，把公家工廠改給私人，我去一些工廠參觀，親眼看見，工人不愛護工廠的財產了，對損害工廠物資態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兒幹活，拿工資，對什麼事情都不感興趣。這才是馬克思說的，生產關係束縛生產力嘛。大工廠還是要集體所有、國營所有為好。集體所有制的國家企業的工人對國家大事都感興趣，對上面派來一個幹部好不好都感興趣，對工廠的事兒更是事事關己，那個氣氛與現在的工廠企業完全不一樣。

在熱情豪放的工人中間，那些犯錯誤人的鬱悶情緒很快就沒有了，整天勞動，有說有笑，對自己過去的那點事兒，甚至個人受了點委屈的事兒,都覺得不值得多提，沒意思了。工廠里的廠長、黨委書記常跟工人講：進工廠，不是光為了賺點工錢，而是為一個大目標，搞社會主義。我們覺得，我們也應該像工人，不要整天活在自己的個人小天地里。這樣一來，思想境界就大不一樣了。

那時，適逢赫魯曉夫跟我們鬧翻，要把蘇聯專家撤回。鐵路工廠正在試製三千馬力的內燃機，到了關鍵的時候，赫魯曉夫把專家撤回去了！他還逼着我們還債，沒有錢就得用糧食、蘋果、農副產品等等來還，而且我們過去搞 156 個項目，蘇聯給我們的設備，還有抗美援朝時支援的武器，都要算錢，都要還。毛主席說：還，咬着牙關也要還，勒緊褲腰帶也要還，還給他們。蘇聯專家回去，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飯，感謝他們。據說鐵道部門的專家，有些跟我們的關係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蘇聯這樣的搞法，他們在中國過得也很愉快，不願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內燃機的設計圖紙塞給我們了，回去跟他們的領導說，一開始就已經送出了，拿不回來了。對於赫魯曉夫干的這種事情，我們都很氣憤，60 年正是我們生活最困難的時候，還要把最寶貴的糧食給蘇聯運去。現在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指責毛主席把我們當時急需的糧食給了蘇聯。但說實話，人家要債，中國人能沒有志氣地賴着不還嗎？毛主席決心還債，這個可以理解。但把寶貴的糧食運給了蘇聯，就加重了我們的災荒。我估計 60 年時主席對當時的災荒嚴重到了什麼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會設法把還債的時間緩一緩，等度過了災荒再說。

60 年最困難時期，農村口糧不足，中央決定，要減少城市口糧標準，支援農村。工人、幹部都要減少，各人自報，大家評議。工廠情況複雜，工種不一樣，勞動強度就大不一樣，像煉鋼的、翻砂的，體力消耗很大，我試幹過幾天鍛壓，幹活時滿頭是汗，幹完了一點力氣都沒有了，肚子不吃東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時吃一碗飯，這時吃五碗飯都不夠。工人總體定量是 40 多斤，不夠，一般性勞動三十五斤，幹活重的四十幾斤，最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評議，除了考慮工種還要考慮個人情況。有個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們在食堂吃飯，他飯量比我大一兩倍，吃不飽就叫喚，這種人即使一般工種，也得按重體力工種照顧。是小姑娘呢，就要讓一讓。按我的工種（機器工人） ，可以報三十五斤，我只報了 28 斤。因為我不是每天都參加勞動，要是報三十五斤，那工人怎麼辦？其實三十五斤也很緊。別看我們每月每人就節省五、六斤糧，拿到農村就能夠救活很多人。開會給工人講道理，農村旱災糧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應該的。我跟他們說，過了困難時期，國家馬上就恢復。我當時以為困難很快就會過去，實際上延續了兩年多。

和我們一起來的幹部馬之江，身大體壯，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時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種定量五十斤。他問我該報多少，我說你是中央來的人帶個頭，減兩斤。他就帶頭了，後來不夠吃，就嚷：肚子餓。我在四川農村勞動得到一個經驗，飯吃不飽，喝點糖水就過得去，我就讓馬之江餓了喝點糖水。後來我們想辦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點可以食用的野菜樹葉，晚上回來把這些野菜樹葉洗乾淨，蒸一蒸當飯吃。另外，公路邊上有很多苦菜葉、蒲公英什麼的，我們都挖回來吃。苦菜葉洗乾淨，揉一揉，拌點鹽，吃到嘴裡有點苦，別有味道。馬之江就是吃這些東西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

在工廠久了，下車間多了，我發現有些基層幹部有腐敗行為，而且比較厲害，不只是物質腐敗，而且是權力的腐敗。一個基層書記簡直就是一個小霸王，他領導的車間就是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車間所有的人和事都得聽他的命令，書記叫幹啥就得幹啥，哪怕車間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滿意，跟書記一說，書記同意，就可以否定車間主任的分派。調工作、增加工資，車間主任可以提方案，那個人調，那個人不調，那個人增加工資，哪個人不增加工資，只有書記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進退，大事小事，都是書記一個人說了算。那時剛剛搞過反右派運動，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對書記就是反黨了，所以書記說的話就是絕對的。

有個書記，長期壓制一個給他提過意見的工人，同樣條件的人都提級了，就是不給他提級，不給他長工資。大家都看到，這個人勞動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給他提，誰也不敢說。還有個車間書記，車間裡的漂亮姑娘有好幾個都給他占了，其中兩個分別被戲稱為東宮、西宮。這兩個姑娘，沒做出過什麼突出成績，但級別卻是工人裡面最高的。這是一個老工人跟我講的，老工人還說：你們總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

老百姓的反映你聽聽就是了。不能說沒有，沒有的事老百姓不會隨便說。但有沒有我也沒看見。這個老工人的傾向性是明確的，但話說得非常圓通，很有水平。我說： “你這不等於沒說嗎？”他說： “你就仔細捉摸吧。 ”
從我在這裡看到的情況來說，黨內的腐敗，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一個支部書記，就是一個小霸王，就有東宮西宮，誰提意見，他就說誰與黨有二心，就對人家打擊報復，就調人家到艱苦的工作崗位上去。一個小單位，書記權力就這麼大，把黨的工作變成了個人的天地，在那兒當國王，順者昌逆者亡。那麼，大的單位、權力大的地方又會怎麼樣呢？我為什麼那麼擁護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標就是要解決當權者的腐敗問題，解決當權者和群眾的關係問題，解決群眾對當權者的監督問題。

12.2 我為什麼要寫《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毛主席印發了他早年寫的一篇《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 ，號召全黨大興調查之風，還連續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要中央機關和各部委的人，下到農村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農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調查研究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帶一個小組下去了，各中央機關單位和部委也都聞風而動，一時間調查之風真興起來了。

當時長辛店鐵路工廠也來了好多調查組，鐵道部的，計委的，市委的，工會的……凡是跟工業、工廠沾一點關係的都來了。他們都不願意去農村，因為農村苦；都願意到工廠來，因為來了工廠不用參加勞動，廠里還得請客。工廠的各級領導都陪着來調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時國家供應十分緊張，但還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國家硬性規定要給在第一線的工人保證供給一定量的油、肉和雞蛋，尤其是對高溫作業工人、重體力勞動工人還有特別的優待，因為中央知道，不確保這些工人有足夠的體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麼工廠生產就上不去。例如高溫高體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體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幾斤肉，還有油、雞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術工人和身體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專供。這些東西有的並不給他們帶回家，而是統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廠里吃。可是，這些給高溫作業工人、重體力工人的優惠，給技術工人和病傷殘工人的專供，很大一部分都讓下來搞調查的幹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這個調查組、那個調查組，他們來了就吃，開完會也要吃，走的時候還要再吃。他們有時候叫我也參加，我說我不去。我本來就不贊成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給下來的幹部吃，我怎麼能去呢？我去了，還能反對這種吃法嗎工人們對這種吃法意見也很大，但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下放幹部有兩個在食堂幹活，他們很有正義感，把食堂每天什麼人來吃，吃了什麼，吃了多少，都記下賬。誰來食堂開小灶，他們都記了賬。食堂有個像現在飯店雅間一樣的小客廳，每次廠里幹部來陪調查組吃飯都有肉、有魚、還有酒，酒肉都是工廠免費供應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時也親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飯的油嘴出來。可同時間內，我沒有看到一個調查組的人到工廠參加勞動。他們來了，就開個會，開完會吃飯，一吃一兩個小時，在廠招待所住兩天，寫個報告，就算調查了。有時候部長、副部長來，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點多。在食堂工作的那兩個幹部告訴我，那些給重體力工人和技術工人等的優惠和專供，至少一半是這樣吃掉的。工廠的吳書記還好，不大去，他是個抗日幹部，有覺悟。那個廠長就不管那麼多，他是個老資格長征幹部，斷了一隻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經常帶着車間的人陪上面來的人來食堂雅間吃吃喝喝，他說老子捨命打天下，吃飯點喝點算啥？

這些事情聽多了，看多了，我就有個想法，你們是來調查的，卻不深入，也不與工人“三同” ，就那麼吃吃喝喝，這算是怎麼回事兒？我決定把這個情況向上反映一下，於是就把我們實際看到的、聽到的事情調查清楚，寫了《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的報告。我說，毛主席提供調查研究之風，很好。大家響應，派很多工作組來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層，也不找工人、幹部談談，聽領導人匯報就寫了報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況。現在調查成災了。十幾個單位來人，工廠招待所都住滿了，但真正下去調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裡吃吃喝喝，把配給工人的肉、魚相當大一部分都吃了。在報告裡，我把問題總結為“十多十少” ，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勞動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勞動的少（其實不是少，是根本就沒有） ”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

《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報告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寫成。當時北京市委有個規定：不管哪個部委的調查組，凡在北京市所屬單位調查，其調查報告除了給本部委，還都要給市委一份。這個雖然規定沒有具體要求中央辦公廳下來的幹部寫的報告也得給市委一份。但我還是把這個報告清抄了兩份，一份請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給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對有關情況的重視。沒想到，我這個普普通通，實事求是說的報告後來引起爆炸性的反響。

田家英看了報告以後，對我反映的情況感到很氣憤：現在調查研究都搞成什麼樣子了，什麼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覺得這個報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報告前面寫了一個短信，說：秘書室工作人員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長辛店鐵路工廠勞動。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給我，反映一些黨政機關人員到工廠作調查的情況。這個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間值得注意的問題。戚本禹的材料說，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摸了一下各級領導機關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認為在二十幾個調查組的工作里，比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問題。

5 月下旬報告到了毛主席那裡。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報告很生氣，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叫你們調查研究，你們就這樣調查研究啊！他還為報告擬了一個題目，叫做《調查成災的一例》 。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這個報告，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示兩次，後來下發省市縣的時候又批示一次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說：戚本禹的報告發給你們。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黨委扶右反左的一個中央辦公廳的幹部。他給我的報告，你們看看，現在的調查研究弄成了什麼情況。後來田家英告訴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各省市領導看了主席對《調查研究的調查》的批示都很緊張，紛紛打電話回去，叫他們家裡搞調查研究的，不要一個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發了緊急通知，說誰搞這個事兒都要撤職。陳伯達也對他的調查組規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飯，到公社吃飯，不准開小灶，不准大吃大喝。連新疆兵團也給中央送來上級下去人大吃大喝的報告。我相信主席這個批示對制止當時一窩蜂下去借調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處的。

彭真在中央全會上做了檢討，說戚本禹的報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沒有重視；我那裡報告多，大概秘書也不知道長辛店鐵路工廠是怎麼回事，沒有把報告送給我。北京市委調查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這一檢討，田家英後來就批評我說：你這個人啊，報告你給我就給我，還送給彭真幹啥？

在下發給省市縣的報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這樣的調查組下去，不管農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眾，各地黨委有權利把它趕回來。毛主席還批示把這個報告要發到支部，支部黨員有權利趕走大吃大喝、不干實事的調查組。後來全國傳達，連農村支部都傳達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 ，這時全國都知道了。後來，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況都不用介紹信了。

對我給主席寫報告一事，鐵路工廠黨委吳文彬書記有想法。他對我說：咱們說心裡話，你那個報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動，彭真把我批了一頓。我沒參加大吃大喝，是廠長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個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開會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給他解釋，難受極了。我跟他解釋，我送報告，是按照規定的。規定不管那個部委的調查組，凡在北京市所屬單位調查，其調查報告除了給本部委，還都要給市委一份。但這個規定並沒有說，中央辦公廳下來的人寫報告也得給市委一份。但我還是給北京市委、給彭真抄送了。吳書記說，你應該先給我們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該給他私下打個招呼。那個廠長，就是那個斷料胳膊的長征幹部，很有政治經驗，聽到主席的批評之後，就馬上打報告離開了鐵路工廠，調到四川一個廠去了。後來搞走資派，全是斗這個吳書記，其實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對於一些小霸王的車間領導，這個廠的黨委書記還是比較好的，可惜在 66 年資反路線時，他也執行了劉鄧的打擊造反派的錯誤政策，弄得當時挨整的工人把他當走資派鬥爭。

毛主席說我是好同志，我開始很高興。很快我就發現，孫悟空被套上緊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時代從此結束了，從此時開始，我由一個普通的下放勞動者，變成眾目睽睽下的被監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極了！那時候“好同志”三個字比孫悟空的緊箍咒還厲害呀，既然是個好同志，一舉一動都要一個“好”呀，這可是太麻煩了，而且有些事什麼才叫好呀？怎麼做才對呀，真是難受極啦。我心裡清楚，自己只是個一般人，雖然不壞，但也不夠好的水平。我想雷鋒大概也是很難受的。毛主席沒說向他學習的時候，他已經是模範了。模範不好當，雷鋒多累呀！

中央文獻出版社後來出版的《建國以來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對《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這句話刪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過牢的，編輯不去掉這幾個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歷史慣例，作為歷史文件，不管我這個人後來怎麼樣了，還是應該保留當時文件的原貌。 《毛澤東年譜》裡也記載了毛主席批示我這個報告的事，也沒有保持原貌，茲引述如下：5 月 28 日閱田家英報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寫的材料《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和田家英報送這個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說：秘書室工作人員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勞動。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給我，反映一些機關、學校人員到工廠作調查的情況。這個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間值得注意的問題。戚本禹的材料說，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摸了一下各級領導機關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認為在二十幾個調查組的工作里，比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問題。毛澤東為戚本禹的材料擬了一個題目《調查成災的一例》 。批示： “此件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

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 ”三十日，毛澤東對這個材料再次批示： “此件，請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一直發到縣、社兩級黨委，城市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基層黨委，財貿基層黨委，文教基層黨委，軍隊團級黨委，予以討論，引起他們注意，幫助下去調查的人們，增強十少，避免十多。如果還是如同下去長辛店鐵道機車車輛製造工廠做調查的那些人們，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黨委有權教育他們。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同時，請將這個文件，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之一。 ”

12.4 共同勞動可以消除個人怨仇

按照現在的說法，我這個人有時有點左。為了帶頭，自報糧食配額比較低，把一起來的好幾個人也搞得比較困難。他們回家，家人看到他們瘦得厲害，就把家裡分配的東西節省下來給他們帶來吃，他們回來就大包小包帶吃的東西。工人看見了，就跟我說，老戚啊，你們多好啊，一包一包從北京帶東西回來。我覺得這個印象很不好，就不讓他們往工廠帶東西了。現在看，這也過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開春，我們艱苦勞動九、十個月了，確實有點吃不消了。我們這些人情況跟農民不一樣，農民雖然糧食也低，但有家，還有地，村邊地沿上，隨便什麼地方，想辦法種點東西都可以吃。我們光吃那點糧食不夠，就是不時搞點野菜樹葉，也不能長久堅持。我回北京給田家英匯報說，我們勞動快十個月了，他們在那裡表現都很好，但吃得不飽，不能再呆下去了。勞動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麼樣了。你看是不是這樣，要麼“八司馬”的人輪流，犯錯的人也分批換着下；要麼給主席打報告，說這些犯錯誤的人思想改造有進步，該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說，你要有犧牲精神啊。這個時候，我就有點不怕冒犯了，說：還要我怎麼犧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飽飯，我挺過來了。回來再到工廠勞動，60 年，61 年，干到現在，我一個月 28 斤糧食，我參加車間領導，勞動少些，但這樣也快不行了，王剛他們在第一線，勞動比我還重。怎麼受得了？那時候還沒有糖、豆待遇。這些待遇是我調回來後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每月發一斤黃豆、一斤糖。那時，把豆子煮來吃，炒來吃，一吃那個香，那個好吃啊。現在都沒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飯，我飯量特別大。中南海雖然糧食也定量，但辦公廳有存量，上面處長交代，職工打飯多給一點，不要把幹部都餓壞了。中南海還可以打魚，沒有肉有魚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飯吃得特別香，他們都驚訝，餓了幾個月，真就飯量那麼大！我是希望中國的領導幹部都記住，在中國，吃飯是最大的問題。不要看現在我們國家糧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錯，說不定那一年來個大災荒，或者出個大錯誤，全國會馬上陷入困難，十三、四億人口，靠進口也解決不了糧荒問題，現在世界上誰也養不活中國。美國人糧食多嗎，中國人去個零頭，幾個月就能把美國的糧食全吃光！這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的歷史書因為餓飯而戰爭動亂，連篇累牘，二十四史每部書都血淚淋淋，沒看過中國歷史書上血淚淋淋的篇章，就沒有資格做中國國家的領導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見拿到中央秘書室室務會議上討論。這些人飽漢不知餓漢飢，他們雖然糧食少，但有錢，能經常到西單商場買點東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糧還有優惠；有的農村有家，可以從農村搞來點什麼土產。而且他們各人心思都不一樣，我走前是支部書記、科長，我走後書記、科長的職務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來他們往哪裡安排？因為我級別比他們有些人高一點，我參加過地下黨，資歷也比他們有些人多一點。有的人就不願意我回來，他們討論說，叫老戚再艱苦一年吧，勞動兩年再跟主席打報告。他們實際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給主席打報告，就得輪換着下去，他們也是主席表揚過的人，也該下去的。

田家英聽過我的意見了，他也覺得不能老叫我一個人在下面，我勞動時間夠長了，應該回來，再派一個人去接替我。還有跟我下去的犯錯誤的人也需要回來休養一下，或者輪換下放。田家英說，你們提個輪換名單，挑選一些人接替他們。但沒有人報名。那怎麼辦？大家就說，那就叫他們回來吧。我們就這樣和犯錯誤的人一起回機關了。

回來以後，我打了報告，請示主席，說跟我下去的王剛等人勞動都很積極，思想都有轉變，都有進步，可以回來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減輕原來的處分了。田家英給主席匯報，主席同意了。王剛他們高興極了，說多虧了跟着戚本禹，否則誰替我們說話啊！他們還得在工廠農村勞動幾年！

楊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機關整過我們“八司馬”的人，像李東冶、劉華峰，也都取消了處分，分配了工作。辦公廳的李東冶是老幹部，在八司馬事件之前就是部級，下放當了個縣委書記那樣的官，沒有怎麼勞動，也沒有餓飯。楊尚昆順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給他分配了工作，還給他們恢復了部級待遇。

我 1968 年出事後， “八司馬”的人認為戚本禹犯了錯誤，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觸很少了，倒是整過“八司馬” ，跟我一起下放到鐵路工廠的人，包括王剛，都對我很好。汪東興整我的材料，以為原來整八司馬的那些人一定對我有仇，要他們揭發我，最後也沒有整出什麼材料，無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評他們太厲害之類的小事。文革以後，鄧小平、楊尚昆原班人馬回來了，把毛主席定的這個案子從形式到內容都翻了個個。劉華峰來當書記，王剛代替我原來的工作，做秘書室的主任。我出獄後，聽我妻子說，王剛對她還不錯，沒有倒過來報復她，對她還挺照顧，還偷偷問她要不要到秦城監獄去看我。像我這樣後來被鄧小平列為要從重處罰的人的家屬，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沒有受到株連，還是在那兒工作了幾年，這應該說是多虧了王剛。我出獄的時候，原來犯錯誤並跟我一起到鐵路工廠勞動的人，有的在東北當領導幹部了。我去東北，他們大老遠的來車子接我，給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問，你們不埋怨我嗎？他們說，開始挺埋怨的，你跟我們一起勞動，我們心裡知道你是受我們累的。後來你對我們也挺好，我們對你沒有意見了，怨也消了。這是真心話啊！我們每天一起勞動，干一個活，使一個勁，有問題一起處理，自然結為一體了。為什麼工人團結？他們是勞動中結成的友誼。我和王剛他們，則是在勞動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這也說明毛主席斷案處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當初在八司馬事件中，犯錯的人下放了，我們“八司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們當然心裡有怨言，在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的時候，他們還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懷，可能也是心裡有疙瘩的一種反映。毛主席就說： “你們看，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照顧和關心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他們以前做的事是錯誤的，你們積極分子應該帶他們下去勞動，一起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轉變為黨的好幹部。 ”毛主席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們都改造好了，回到了黨的立場上了，我和他們也在勞動中摒棄前嫌，化干戈為玉帛了。
第 13 章天津調查和創辦《群眾反映》反對官僚主義特殊化

13.1 和陳伯達、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業調查

我從二七機車廠回來後，還是到我原來的一科當科長。1961 年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取得很好效果，農村逐步好轉起來了。主席要解決工業的問題了，叫陳伯達、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天津做工業調查，陳伯達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下設三個小組，一個小組到鋼廠、一個小組到機械廠、一個小組到工交單位。我是其中一個小組長，另兩個小組長分別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柴沫、副主任馬仲揚。馬仲揚和柴沫是抗抗戰幹部，局級，跟田家英差不多一個級別。我算是越級使用。鄰近 1962 年初開七千人大會之前，我都是帶着一個小組在天津機床廠搞工業調查。

這一時期我和陳伯達接觸多起來，因為他是三個小組的總負責，經常要我匯報工作。我無意中發現，只要我跟陳伯達匯報工作，田家英就不高興。原來他們兩人其實矛盾大。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不是人，很難處理。田家英以前對我很好，這次調查卻老挑我毛病，只要陳伯達支持的，他就說我不好。如果說我和田家英有點嫌隙，可能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在天津機床廠，剛開始調查，也查不出什麼問題來，有點納悶。那兩個小組也調查不出癥結在哪裡，與我是半斤對八兩。我決定下去和工人一起勞動。我在二七機車廠當過徒工，學過機床，雖然太精密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粗活都是可以的，能獨自加工出零件來。磨床也可以，銑床難度大，不行。二七機車廠用的是進口的高級的車床，這裡用的是國產的，比較簡單，我上手就能幹，還操作麻利。工人師傅一看，哎，是行家啊！所以工人們就跟我很親密。我在二七廠，也當過車間書記，知道怎麼和工人，特別是老工人打成一片。這種技能，我這時也用上了。我結交了一個會計，不久我們兩人就如同老兄弟。一次一起吃飯，他見我苦惱，問我咋回事。我說，我不知道這個廠究竟怎樣，完不成調查任務。會計悄悄告訴我，你想了解工廠情況，就要找銀行。我那時對工廠和銀行的關係不太了解，就問：找銀行幹嘛？他說，工廠里盈利虧損多少，哪個地方有問題，銀行要一清二楚。否則不給錢。

聽了會計的話，我突然有一種透亮的感覺：銀行管着錢，工廠交利潤，發工資，都是銀行管着的。而且銀行還不是管一家，所有這個區的它都管。後來我知道，那時銀行主要是管工廠、管企業，老百姓存款是捎帶的小任務。老百姓的存款複雜還利潤少，給企業貸款，把國家的撥款貸給企業，坐收利息，利潤還高。我到市里開了個介紹信，到銀行調查，就把問題搞清楚了。工廠怎麼虧損，怎麼落賬的，利潤高在哪裡，怎麼做假的，銀行都跟我說了。比如出了質量問題，出了殘次品，它就叫銀行抹了這筆賬，攤到別的地方去，其實是國家損失了。

從銀行搞清楚了問題的癥結之後，我就去問廠長：那批產品怎麼處理的，賬上為什麼沒有顯示？廠長大吃一驚，眼睛看我半天。他知道，這樣的情況我不可能從工人那裡了解到，我也沒說去過銀行。他早就從工人那裡知道我懂機械，但不知道我竟能查出他們的虧損。既然已經瞞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中央來的，乾脆就不瞞了，把怎麼抹賬、怎麼做虛假利潤等實情，都給我講了。完了還說，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大概也要調工作了，要撤職了。我說，我雖然只是個小幹部，你跟我講了老實話，我保證在我工作期間不會撤你的職。就是將來你因此被撤了職，我也要向市委書記替你說情。

再後來我知道了，市里很多工業單位都是瞎說的。別看它的賬面都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賬。我查了資料，在全世界我們的廢品率是較高的，跟蘇聯、德國比較，我們就沒法比。大躍進說了很多成績，虛假成分很多，很多產品報廢了，國家損失了大量資金，但是賬面沒有反映。其實工廠不只是這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不只是一個工廠的問題。繼續調查，我們又發現了很多其他問題。

我把我從各個方面調查到的所有情況，匯報到陳伯達。陳伯達聽出我們調查出來了問題，就表揚了我們。他問我是怎麼調查出來的，我沒有保留，把前後過程都講了。柴沫說，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們，我們也去調查。我說，沒有機會，咱們沒有在一起開過會，再說我事先也不知道能查出問題來。他說，你該先通報一下。我說，我也不知道你們在哪裡。實際上，我當時以為他們是大幹部、老幹部，比我有經驗、有辦法，我只是發愁我自己調查不出問題來，並不是不通報他們。陳伯達認為我這個找銀行突破的辦法是個好辦法，之後他自己去調查工廠也都要找銀行。現在不新鮮了，都知道銀行重要了，可當時工業和銀行的關係不大有人知道的。

這次調查前後歷時幾個月，1961 年底，我們結束調查，回到中南海。我寫了一個工業調查報告，把我調查到的各種問題都寫進去了。這個報告主席也批示了。後來的《工業六十條》 ， 也參考了我的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薄一波說過，我們調查出的內容許多是別人都沒有調查出來的，他承認了那時我們工業中的一些成績是有誇大成分的。

13.2 創辦《群眾反映》突出地反對官僚主義特殊化

1961 年底，我從天津調查回來後，田家英說，戚本禹工廠也了解了，農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說他是好同志，那要給他做點重點工作。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龔子榮的部下鞏若英告訴我，龔子榮也提出來，戚本禹這個人很優秀，要給加擔子。

田家英有個設想：現在最需要的是辦個刊物，把群眾來信和我們調查的一些重要情況登在刊物上發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別人。他認為我寫東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創辦這麼一個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設想和辦刊人選後，立即得到主席同意。這個刊物很快就誕生了，取名叫《群眾反映》 ，由我當主編，刊頭是陳秉忱寫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對黨內的特殊化。具體就是把高級幹部中的貪污或作風上的事，把群眾給主席的來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況，以及我們在調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況，摘要地登出來。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劉、周、朱等幾個人，附送的就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及相關部門特別關聯人。一些專題問題，涉及具體部門，也送具體部門負責人，如石油問題就送余秋里。

《群眾反映》是一個簡報，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時候一個禮拜出一期，快的時候一兩天出一期。每期 20 來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幾份存檔。有時，一些中央委員或者什麼特別的人要，經過批准也會給。 《群眾反映》一炮打響，它的文章有的是群眾來信里有份量、價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們把同一問題綜合起來寫出的評論。

正因為閱讀範圍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當時工交口一些很高級別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就把它登出來了；有些省級的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辦這個刊物就是要讓人家看了一期就馬上想看下一期。據葉群說，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出了，他就要問， 《群眾反映》呢？那麼，大家為什麼那麼急着要看？我舉個例子：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厲害，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採購活雞。帶活雞是不能坐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里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雞在機場裡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這個飛的東西了，那雞萬一鑽到飛機的發動機裡面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裡面抓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裡，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裡把好東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鬥、幹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同志的意見” 。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業管成什麼樣子了？！搞浮誇，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自己又不艱苦奮鬥。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像話嗎？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因為牽涉到具體的人了，登載前需要上級審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說，這個東西要登出來，譚老闆可能會對你有意見（那時候一般不叫譚震林，叫譚老闆） 。田家英說他也有這個擔心，但他對葛慧敏也是意見很大，她搞出這麼多不像樣的事，他也是願意登出來的。我說，那就登了？他猶豫了一陣，說是不是再找一下龔子榮，他不批為好。龔子榮當時是辦公廳的黨委書記，是總理那裡調來的。辦公廳大事是楊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龔子榮管。龔子榮跟譚震林沒有什麼特別關係，不會報復我們。我一想，算了，不問了，登就是了。

登出來後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葛慧敏，好樣的！那時候，哪個省委書記有個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報告反映，都登出來都不稀奇的。但這個葛慧敏的丈夫是譚老闆，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 。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後嚎啕大哭，在院子裡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興，連給她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氣了。

看了這個例子，就知道為什麼中央高層都要急着看《群眾反映》了，像林彪這樣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龔子榮那時候是支持反對特權腐敗的，對我也很好，要我學黑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鐵面無私。他說，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就是少這麼一個機構，把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辦的這個東西就取到了這麼一個作用。 《群眾反映》創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當時就是龔子榮叫我以《群眾反映》的身份去參加大會，在會上做記錄、寫反映。因為這些，我對他的印象是好的。不過，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龔子榮與劉少奇的來往頗多，打倒劉少奇很多事情牽涉到他。汪東興要打倒龔子榮，他就下台了。

習仲勛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專門調他來主管中宣部。習仲勛也是支持我大膽辦《群眾反映》的，不但支持，還派了人來我這裡學習經驗。在我的工作日記上還記載着這樣兩件事：

《群眾反映》辦得好，中央領導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領導人，都要看這個《群眾反映》 ，我相信，他們一般都是從正面去看，從正面去了解群眾的聲音，但恐怕到後來，尤其是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來、主席批評了譚震林之後，有人就從反面去看了，擔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屬有什麼情況也被“群眾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人被“群眾反映”了。諸如此類。因為我明顯感到很多人是很怕這個《群眾反映》的。他們表面都對我很客氣，心底里卻對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領導人過去就對我不那麼親近，現在怕我什麼事就向上反映更迴避我了。

13.3 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

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後樓研究室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 ，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群眾反映》的報告送交上去後，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眾反映》出來後，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分小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我在還不知道這些情況的時候，曾去問林克主席看不看《群眾反映》 。林克說，你不用問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會來催問的。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志閱，請譚震林同志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不能這麼整人” 。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梁子”了。後來在文革中出現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譚震林罵我、罵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報我這個仇的，就是罵中央文革的話里他也帶着罵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敗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為什麼要支持辦《群眾反映》這個刊物，還每期必讀，還經常批示一些文章。現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進城之前，中央開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兩個務必” ） 。毛主席還提出不許以個人名義祝壽、命名。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歷代中國農民革命都最後失敗了，就是因為革命成功之後農民領袖蛻變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很典型的。這支農民革命軍進了北京城，就把自己變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統治階級了。李自成自己沒有腐敗，但是他沒有約束好大將牛金星、劉宗敏這些人。這些人都腐敗了，到處搶美女、搶金銀財寶。據說 陳圓圓就是劉宗敏搶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轎，這就是當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來還就是個地主階級。蔣介石的國民黨高官，雖然好像都是資產階級，好像有文化、有教養、知書達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戰結束後，國民党進了上海、南京，所到之處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車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 ，結果民心喪盡，被廉潔、自律的共產黨趕到台灣去了。所以，毛主席講，到北京是趕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萬不能走李自成和蔣介石的老路。那時候，他在很多會議上都反覆重申這個問題的。

毛主席是不斷地號召，但總有幹部一進城就把毛主席的號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動放鬆要求腐化變質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說過，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已經變成了“牛金星”、 “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是在黨內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反行賄”、 “反偷稅漏稅”、 “反偷工減料”、 “反盜騙國家財產”、 “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直接反明着的資產階級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幹部、兩個功臣。在五反中，群眾被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的各種不法行為受到一次嚴厲打擊，一些罪行重大的還遭到處決。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並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那只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照我說，葉劍英也是一個“高崗” 。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還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這個比高崗還不像話，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1957 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趙，那時還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毛主席不會不聽到一點葉劍英的事，但沒有人出來揭發，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否則，在現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葉劍英家裡沒有全家福，後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塗了。高崗要放在文革也是資產階級、走資派，而葉劍英就是資產階級，就是走資派。總理卻是支持葉劍英的，這是為什麼，我是有點不理解。

在困難的時候，社會和人的陰暗面更容易暴露出來。現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難時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這本來是一種示範行為，要求黨的領導幹部，嚴於律己，要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興調查之風，一個目的也是要黨的幹部更加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範了，調查之風也起來了，很多人還是利用自己的特權，拼命想辦法來享受。像《群眾反映》登載出來的工交口乾部大吃大喝、省委書記賭博輸錢後要秘書向公家開銷賬目、譚震林和他夫人用飛機運活雞這些事，都還只是被群眾檢舉出來的情況，實際的情況比這些要多，甚至還要嚴重。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由於毛主席一直是堅決反對黨內腐敗，並且進城後就在不斷對腐敗問題進行各種各樣的打擊，當時黨內的腐敗、特殊化，總體看的確還不是很嚴重。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在老百姓的眼裡，就和現在貪污幾千萬是差不多嚴重了，是很大的事兒。所以毛主席對這類事情是不姑息的。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着主席的旗號，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後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來了。他的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占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干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任務，事情就這麼敗露了。後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高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看上了這款相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麼會有這麼高檔的相機？他把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裡。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裡，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 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那裡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致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只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願。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於嚴重的貪污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幹部，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只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他光寫別人怎麼怎麼，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 1962 年被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裡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裡，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某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面當面應着，一面轉過臉就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胡同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後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裡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書揭發說： “……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期啊！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幹的。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後他也沒勞動過。共產黨“講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 。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麼樣呢？右江起義開小差，置革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於不顧，卻說是去找中央匯報工作。這樣的一個人怎麼可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調“五馬” 進京，讓鄧小平當總書記，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認為他不行。我也是懷疑的，但參加過一次他的會議之後，我就發現這個人是很厲害的，能抓問題的綱要。那次會議，李富春主持，我是會議記錄，會上要解決的問題混亂一片，我都無法記錄，可鄧小平提綱挈領抓的幾個問題，就是全部問題的綱要。這讓我大吃一驚。他是剛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關鍵問題，其中一個是剪刀差問題。他說他知道農民是吃虧了，但現在問題還不能解決。他講出了為什麼不能解決的道理。那次會議之後，我對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裡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變質那麼厲害，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麼都有，改革後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

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 （鄧小平後來還發展到強姦女護士。這個是後話了）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擊退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回潮風，不久又開始大張旗鼓搞社會主席教育運動（四清） 、搞走資派。這是與黨內各級幹部居然在國家最困難時期還在大搞官僚主義特殊化這一實際情形有密切關係的。主席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來了防止腐化的問題，而且在進城的時候就再三講，連警衛都知道，都記住了：我們進城是趕考，不要當李自成、劉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趕出來的。
李自成的軍隊進城搶美女，搶金銀財寶，被人趕出來。這段歷史我後來也研究過，郭沫若其實沒有怎麼詳仔講。主席是借他的題目發揮，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趕出來”。但懂得主席深意的黨內幹部不多。那時主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是主席是按照這個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主席曾說黨內沒有幾個懂馬列的人，我那時覺得主席講得過分，不以為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還有那麼多其他中央委員，那麼多人，怎麼就沒有懂馬列的呢？是後來經過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這番教導的深刻。這也是後話。

第 14 章圍繞“三自一包”展開的黨內鬥爭和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

14.1 三年困難期中央政策堅持集體路線方向不變

在大躍進之後的整個三年困難時期，黨內路線鬥爭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農村怎麼搞，是退回去搞單幹，還是繼續走集體道路？毛主席始終堅持集體道路的方向不能變。從 1959 年開始，他就在這個大前提下考慮如何調整人民公社體制，考慮是不是要縮小核算單位，搞隊為基礎。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重視以小隊為基礎的中央領導。他幾次在視察的時候向地方領導提出過，但他沒有說是自己的意見，而是說“有人認為” 。這是一種徵詢意見的方法，他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那地方領導恐怕就會順着他說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過那個“隊”還相當於以前的高級社。自鄭州會議開始的反左、糾左方向是對的，一直到廬山會議前半截，糾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廬山會議上，一直主張單幹的彭德懷不滿足已經取得的反左成果，出來打橫炮，嚴重干擾了反左，廬山會議後半截就變成反右傾了。劉少奇左右搖擺，在大躍進之前是反對集體、主張單幹的，美其名曰： “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大躍進中卻又變得比誰都左，好像就他一個人有共產主義理想，結果搞出共產風、浮誇風，讓彭德懷抓住了辮子。毛主席前後一致，都是堅持搞集體的，廬山會議上當然是要保當時是搞集體的劉少奇了。彭德懷的橫炮作用非常壞。廬山會議後很多地方那些說真話、說老實話的幹部，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打成了“反革命” ，農村又出現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這些東西，伴隨而出現的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機車廠看到的那樣，很多地方的黨委書記，甚至黨支部書記變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黨的權力變成了私人的權力，大搞權力腐敗，誰給他提意見，他就說人家反黨。所以，1960 年成了最困難的一年。

1961 年 1 月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毛主席提倡大興調查之風，說要讓1961 年成為調查年，還責令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一個小組，下到不同的地方繼續搞農村情況調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帶領那些在“八司馬事件”中犯了錯誤的幹部去了二七機車廠。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三南會議”（西南、中南、華南） ，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 ，即後來一般說的“60 條” 。 “60 條”宣講到農村之後，農村情況就開始大大改觀。1961 年對於走什麼道路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有的地方，如安徽曾希聖已經在搞單幹試點。毛主席不反對個別偏遠地方搞責任田試點，但對於包產到戶是明確表態：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曾希聖他們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徹底否定，否則就是打擊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就說你們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1961 年秋，已經到農村調查過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 ，中央打算正式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核算制度，並規定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個“隊”不再是大隊（相當於之前的高級社）而是“小隊” ，相當於之前的初級社，一般是 20 到 30 戶人家。
1961 年過去了，三年困難期實際也就過去了。1961 年在毛主席親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實際是已經退了三大步：縮小公社和生產隊的規模、取消農村食堂和供給制、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這三步都是對 1958 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膽的修正，但全黨的思想卻還是統一在集體道路方向。現在很多人一說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義”。這都是不對的，都是對人民公社制度從發生到發展再到完善的過程的不了解。實際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廢除了“一大二公” ，消除了核算單位太大造成的過於平均的弊端，我國農村在 1962-1966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長，糧食是平均每年增長 260 億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長600 萬擔。這些現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制度在 1962 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七千人大會） ，獲得通過並隨即正式下發全國農村的。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有反常動作

七千人大會的主題思想是：鼓足幹勁、統一思想、打擊分散主義。我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了這次大會，在會上主要是做記錄、寫反映。當時，後樓研究室的《情況反映》 ，也派了一個編輯出席會議。我們可以隨時到各個小組去參加會議。

在大會期間，李井泉專門找到我的辦公室去，對我說： “1959 年你們的農村調查是對的，我錯了，我還跟田家英爭論，主席批評了，我已經給田家英道歉了，因為報告是你寫的，我也向你道歉。 ”李井泉是搞浮誇的，但這麼個老同志，白頭髮了，態度挺好的，來給我一個小幹部道歉，我很感動，對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我也沒有怎麼說他不好過） 。

我在聽各省市的反映期間，參加安徽組的會議比較多，因為安徽的問題多，死的人最多，群眾來信也多。那些參加會議的縣委書記們，對曾希聖是憤怒極了，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麼虛報，怎麼打擊迫害抵制他搞浮誇的幹部；後來饑荒發生了，群眾沒有吃的、餓死人了，他又怎樣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打擊誰，殘酷打擊，撤職一擼到底……。那些縣委書記們批判曾希聖的激動的樣子，無法形容，說到激動的地方幾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幾十年了，那個場景在我腦子裡還是清晰如當年。也有人很顧慮，反映說曾希聖參加會議，我們不敢講話。聽起來曾希聖那時是真把主席都騙了。山東餓死人報告到主席那裡，主席很生氣，說你舒同是個書生嘛，你應該比別人更愛護老百姓，怎麼會弄得死人呢？主席當場就把他的職撤了。主席以為曾希聖比舒同好，其實曾希聖比舒同還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東多，可曾希聖兇狠、霸道，硬是沒讓這事馬上暴露出來，他就是會欺上瞞下。

我回來後就把聽到的情況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麼聽匯報，就是看簡報。劉少奇要找後樓研究室的人聽匯報，也找《群眾反映》的人聽情況，所以我當時也向劉少奇匯報。他問我聽到什麼情況，我就把小組聲討曾希聖的情況、把哪個書記怎麼講話的、哪個有代表性的發言是怎麼樣的，都給把匯報了。安徽小組再開會，劉少奇就不讓曾希聖參加了，再開會大家就要求開除曾希聖的黨籍，要他去勞動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這個要求，沒人提出異議。不料，劉少奇就說，這個問題大家不要講了，曾希聖對黨有特別的功勞，不能隨便開除黨籍，大家有意見可以講，處理由中央來研究。 【劉少奇是參加了安徽小組的會，在會上這樣說的，還是聽情況匯報時這樣說的？】劉少奇既然這樣說了，就沒辦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聖有什麼特別功勞，回來問老同志才得知，曾希聖在長征時搞情報，破解國民黨情報密碼，他非常聰明，經常是別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幾下腦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組織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麼密碼他都能破，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這個曾希聖一定是國民黨派來的，不然他怎麼什麼都知道？曾希聖是從軍隊情報部門調出來當書記的。這麼一個聰明人，怎麼老百姓餓死他都不關心呢？還把反對他搞浮誇的副省長張凱帆等人打成反黨集團。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從極左到極右了，一下子從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浮誇風就到了主張包產到戶了。

追查餓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會的一個重要的題目，縣委書記們都揭發批判，曾希聖再掩蓋也掩蓋不住了，但因為他長征路上功勞大，劉少奇替他說好話，總理也幾次說他好話，主席好像也說過。七千人大會後，中央調曾希聖到華東當了第二書記，調李葆華去了安徽。李葆華一上任，就整頓曾希聖底下的人。李葆華是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對包產到戶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華談過話，他說他是搞“責任田” ，責任田是集體的。李葆華要比曾希聖好多了，不是從極左到極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時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這個時期遭到李葆華整頓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華的反來了。這個情況很複雜，好人壞人錯位了。毛主席對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很有感情，他對我們說過，李大釗是他的老師。可能是因為這層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實是一直保李葆華的。

毛主席在會上說，餓死人我有責任，我檢討。這種時候，劉少奇應該出來說，他和鄧小平應該承擔什麼責任。譚震林錯誤也最大，也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可是，他們都不出來，都裝啞巴。剛解放的時候，在東南地區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業，生活困難，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殺，毛主席動員全國群眾，二個人的飯三個人吃，解決了群眾的吃飯問題（參見第四章） 。這次大會上，毛主席說，出現餓死人的省市要檢查並匯報群眾生活安排的情況。如果哪個地方餓死人再隱瞞不報，或者看見群眾餓死不管的，查出來要受嚴厲處分。他還再次強調： “不准餓死一個人是我們的一貫政策” 。

劉少奇在匯報會上講話不多，他的大手筆是在全會上的講話，把浮誇風搞出的餓死人的責任引導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慷慨激昂，好像錯誤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糾正錯誤的人。他忘記了他自己在大躍進中都是怎麼說的了。那都是有記錄在案的，白紙黑字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大躍進，毛主席不能說沒有錯誤，但相比之下，比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錯誤小得多。毛主席說話是有邊有界，有限制條件的，劉少奇、鄧小平講話是一點邊、一點譜都沒有。這些前面有關章節都說過的，不多說了。反正我在會上聽到劉少奇的講話，那意思是有譴責毛主席的味道，特別是他激動的時候，脫離講稿講話的時候。現在查講稿，查不到的。 “好大喜功”這些話就是他脫離講稿的時候講的。後來七千人大會有個文件，我看過的。劉少奇那些尖刻的講話都沒有了。現在文件里也沒有，中央只有個記錄。

現在有人說，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劉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這是不對的。劉少奇儘管搞小動作，把餓死人的責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們還是信任和愛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講話叫大家出氣，說出氣了就好了，正確的氣、錯誤的氣都出出來，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你罵我，我就整你一下，這是不允許的。代表們聽了熱烈鼓掌，這是能說明問題的。說劉少奇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就名望、威信怎麼怎麼了，這都是現在的人臆想出來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否定一切，結果遭到全黨一致的批判，前車之鑑不遠，劉少奇他敢在大會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開否定中央確定的對全國形勢的總體判斷，所以才搞那種小動作，推卸自己的責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愛推卸責任、愛轉移責任有很大關係。1961 年 9 月，也就是七千人大會之前不久，英國的蒙哥馬利訪華，問毛主席接班人是誰，毛主席說： “很清楚，是劉少奇。 ”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樣公開樹立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劉少奇在黨內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過，他很善於拉攏黨內高層幹部，還敢瞞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級幹部，因為中央開會這樣的幹部是有發言權甚至表決權的，他任命的，人家就會擁護他。他還會拉攏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走的是上層路線，毛主席跟他不一樣，走的是群眾路線，真正關心群眾的疾苦而不是幹部的官職。毛主席總要是幹部能上能下。

我對林彪的講話特別贊成，因為只有林彪講話是仗義執言，是公道的。他說共產風都是主席叫我們糾正的，虛報成績也都是主席先糾正的。他講的這些是符合實際的，毛主席在第二線，對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搞浮誇不放心，從 1958 年的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在搞指標壓縮，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後來還是出了大事。出了大問題，又是毛主席來當救火隊長，想方設法解決問題，糾正問題。而劉少奇、鄧小平呢？都只管從極左搞到極右了，主張並暗中鼓勵搞三自一包，不要集體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所有的成績都是因為執行了主席的指示，我們所以犯錯誤都是因為沒有執行主席的指示。餓死人也是因為沒有執行主席的指示。這確實是為主席說了句公道話，確實是大多數時候，我們按毛主席講的，可以少犯錯誤。林彪的講話在後來的大會文件里也是沒有的。

14.3 劉少奇成為 1962 年“三自一包”的風源

七千人大會是開得很成功的。這個會議是一個標誌，標誌着三年困難時期，單幹和集體的鬥爭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體道路勝利了，中央也是統一了思想。七千人大會之後，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給了一線的劉少奇來管。就是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問題。毛主席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釣魚臺 12 號樓召開在京中央領導會議，否定七千人大會對於當時形勢的估計，說不是一個指頭和十個指頭的關係，而是一片漆黑。這就是和七千人大會的中央精神唱反調了。但劉少奇在會上是有支持的，像陳雲、鄧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總理是有些贊成有些反對。由此開始，一股分散主義的暗流在中央出現了，陳雲、鄧子恢，還有其他許多人，都說要“包產到戶”才能救農村、救農業，很快這股風擴散到全國，颳起了 1962 年全國的“包產到戶”的倒退颶風。 “包產”其實是個偽裝，它就是要搞資本主義，一包產，必然是搞個體，必然是資本主義。這在後來的鄧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書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劉少奇拉過去了。這個事情至今還是一樁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那時起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陳伯達在大躍進中還跟着劉少奇、鄧小平的調子搞過共產風，田家英就連跟着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胡說都沒有過，甚至還私下議論說過，鄧小平雖然是農村出身，卻不懂農業，才搞浮誇，才相信什麼萬斤糧。毛主席對浮誇是非常不滿意的，這肯定也是影響到了陳伯達、田家英他們。毛主席後來讓他們下去搞調查，搞過共產風的陳伯達沒有站到搞浮誇的那邊去，田家英更是沒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誇有功的，1959 年初我們到四川搞農村調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報告給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又及時把我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送交了毛主席，讓李井泉受到批評。雖然田家英參加了彭德懷他們的“小會” ，事發後又被李銳胡言亂語加害，但毛主席還是把田家英摘了出來，加以保護，而且毛主席對其他兩個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也都是這樣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護的，他事後跟我說過，他是上了一個當，事先不知道彭德懷是別有用心的。

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會召開的時候都是主張集體道路的。七千人大會後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帶了十幾個人到湖南搞農村調查。6 月結束調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劉少奇那裡匯報情況。之後他的態度就全變了，他接受了劉少奇的指示，去給毛主席匯報工作，親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建議。主席聽了就很生氣，說你給我做秘書做了那麼多年，都不知道什麼叫社會主義，現在還跟着人家後面跑，還問田家英： “這究竟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叫你來說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劉少奇他們叫田家英來說的，他那樣問是給田家英一個台階下。但田家英卻沒有理會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堅持說是自己的意見。當然，田家英這樣說雖然是在為劉少奇隱瞞，卻也說明他自己也已經變成主張搞“包產到戶”了。

14.4 田家英因為《群眾反映》編發了“包產到戶”建議專輯遭到譚震林的報復

1962 年夏秋之間我們收到大量群眾路線，建議包產到戶。當時田家英在中央開會，我打電話告訴田家英，他說中央正在開會討論這個事兒，要我搞一個包產到戶的專刊，反映群眾的要求。我告訴他，信很多，全登出來可以出一本書。田家英說，別搞成一本書，可以搞個像《紅旗》雜誌那樣厚薄的小冊子，摘精粹的，最多幾萬字。我按照他的意見很快就編好了，題目是“關於群眾包產到戶的意見” 。

說實話，我對包產到戶不是那麼積極，為什麼呢？首先是我小時候自己就對農村有一點了解，覺得農村那種小農經濟沒有出路，中學時候讀關於蘇聯的書，知道了斯大林在蘇聯搞集體農莊，我就覺得中國是不是也要搞集體農莊。1959 年到四川種糧，對農村也有更切實的了解了，我覺得包產到戶以後，首先公糧收不上來，很多農戶肯定要瞞產，少交公糧。其次農村已經有些小的拖拉機了，小土地都一塊一塊的，統一耕作很難，推廣良種和新的生產方法都很難。結合到早年看過的蘇聯的集體農莊的材料，我就基本認為走集體農莊的道路才是我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還是要搞合作化，包產到戶只能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區的迫不得已的選擇。我記得 1962 初四川我種糧的大風公社有個很小的幹部，給我來信說:“老戚，不要着急，我們現在是風調雨順，一年就能把經濟恢復過來”。這也增強了我對於公社道路的信心。我當時把這封來信選登在了《群眾反映》上了。沒有想到，毛主席在《群眾反映》上看了這封信很高興，馬上把它批給了全體常委看。這樣一來，我就非常清楚，雖然主張包產到戶的聲音在 1961 年以來在黨內就已經非常強烈，但毛主席還是堅決要走人民公社道路的。

不說我自己的具體認識，就是從情感方面講，我也是贊成毛主席的路線的。我中學時候就是下決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沒有想到後來居然到毛主席身邊來工作了。1957 到 1958 年發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我是主要的組織者之一，我們遭到何載等人的打擊報復，後來是毛主席親自解救了我們。大躍進中出現了浮誇風，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只顧批評別人，而是一方面想盡辦法制止浮誇風，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誇風錯誤的各級幹部。在困難時期，毛主席一方面與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黨大興調查之風，而且在聽到匯報說那些在“八司馬事件”中犯了錯誤被下放勞動的同志，在勞動中表現比較消極之後，就提出我們這些沒犯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下去勞動鍛煉，順便去作調查研究，了解下面實際的情況。我當時也去了二七機床廠，還是帶着犯了錯誤的王剛等人一起去的。回來後，我打報告說，他們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處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經過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懷和一個共產黨領袖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就更加認定了主席選擇的路就是正確的路，搞社會主義不會錯。

總之我是沒有完全聽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也搞了一個材料。我選擇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對包產到戶”的小題目，也登在這個《群眾反映》的專輯裡了。這樣就是反對的和贊成的兩種材料都有了。雖然份量不是一樣多，但一個來信多，一個來信少，這也是客觀情況。

材料送上去後，中央政治局委員都看了討論了。開始是兩種意見，但包產到戶的占上風。不久毛主席批評了包產到戶意見，會上就出現一邊倒。譚震林是反對搞包產到戶的，看到《群眾反映》的材料後，覺得抓到把柄了。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他把小冊子的空白處，都寫上了他的批示，把包產到戶批得體無完膚，說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說《群眾反映》的編輯是為資本主義呼喊，要追查。譚震林實際上是想搞報復，追查田家英，因為我們一起搞過譚震林的吃飯問題，反映過他夫人用軍用飛機買活雞的事情。

楊尚昆叫龔子榮問我這期刊物的背景，內容是怎麼編的。我說，我收到很多來信，打電話告訴田家英，田家英叫我專門編一期。那是群眾的意見和動態，我編了送給領導做參考的。楊尚昆就問田家英：戚本禹說是你打電話叫他編輯的。田家英對這個事情很惱火，追問我怎麼告密？我一愣，問：我告什麼密了？他說，你不是告訴別人說是我打電話叫你編輯的嗎？你跟別人說幹嘛？你知道這個事情很大，是反黨的，你這不是陷害我嗎？我說，我真不知道中央這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贊成的，裡面還有反對包產到戶的。

他們一查，果然有我說的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只是譚震林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看到。據說，後來會上有人說，人家刊物里也有反對包產到戶的來信嘛，兩種意見都向中央反映了，沒有罪。你有意見可以，不能追查人家。不讓底下反映，什麼都不反映，我們怎麼知道底下的情況。說這個話的人是誰呢？彭真。當時彭真也反對包產到戶的，他看到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覺得講得也很有道理。

那個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救了我，更救了田家英。田家英大概是以為我到中央告他狀，他不知道，我哪有那麼大的心機？是譚震林要報復他、整他，但沒有成功，他躲過一劫。要是中央同意譚震林的意見追查下去，田家英就是政治錯誤了，就可能要下放勞動了。他是領導，就是我搞的，他也責任在身，說他向党進攻是很容易的。兩邊材料都有，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後來田家英也對我說過： “虧得你搞了一個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不然就說不清了”。彭真當時不管跟不跟主席，他也不是要保護田家英，但是他確實解了田家英的圍。

不久中央下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指示，我們科長開會傳達，馬上就有一個人，是八司馬之一，說戚本禹搞的這個包產到戶的情況反映是右傾機會主義。好在田家英參加會了，他說，反映情況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那誰還敢工作呢？之後就沒有人敢講話了。閱覽室本來就有一份《群眾反映》 ，現在有多了一份譚震林對包產到戶的群眾反映的批示抄件，大概是譚震林的秘書放在那裡的，目標大概就是對準我的。

【關於這個事情，之前的材料說鄧小平救了田家英，請戚老核一下，我把之前整理的文稿摘錄放在這裡供參考：譚震林要追查是誰把主張包產到戶的材料搞在一起的……辦公廳的黨委就先找我談話。我不能說是田家英讓我弄的，我說： “這是群眾的意見和動態，我編了送給領導做參考的”。他們問誰批準的。我說； “按照規定，只要不涉及具體的人，只是反映情況，我這裡就可以送的”。他們責問： “包產到戶是受批判的，你為什麼要送呢？”我告訴他們： “我不光送了主張包產到戶的材料，也送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他們一查，果然有我說的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只是譚震林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看到。據說，後來會上有人替田家英說話，大意是： “這個材料兩邊的意見都有，這是他的職責所在，他是反映群眾的意見，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見，這是對的，印出來為什麼要追究責任？”據說，這話是鄧小平說的。 】

14.5 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擊退“三自一包”倒退風1962 年的單幹風越刮越大，劉少奇明顯是風源，又是保護傘。

在人民公社化時期主張或者贊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這個時候都轉向了主張或者贊成包產到戶。因此，中央常委中實際上多數都是贊成搞包產到戶的。具體說就是，劉少奇是堅決主張分田到戶的，主張要退夠；鄧小平也是主張包產到戶的；陳雲主張包產到戶，去反映了好幾次，說不包產到戶經濟恢復要八年，包產到戶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說什麼，總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參與；有很多材料證明，總理其實也是主張包產到戶的。這樣一來，黨的路線出現了倒退的危險。1962 年初開了七千人大會，可是，路線鬥爭絲毫沒有減弱。七千人大會後毛主席去了廣州，劉少奇、陳雲、周恩來他們開西樓會議，調子和七千人大會定下來的不一樣，引起了主席的注意。這其實就是說毛主席和他們的路線矛盾實際已到了非常尖銳的時候了。毛主席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數人和自己意見不一致，常委周圍還有不少田家英這樣的人，如果開中央常委會或者常委擴大會來表決走什麼路這個大政方針的話，他自己就會變成少數，主張包產到戶的那些人馬上就可以把黨的路線改變過去。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決定不開常委會來作表決，而是開中央全會來表決。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也不講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是重新講階級鬥爭，講社會主義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個是列寧都講過了的。這個階級鬥爭是解決問題的一把刀子。中央全會一開，那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是大躍進中過來的，都是當時主張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產到戶。因為如果那麼搞的話，他們大多要下崗，像安徽的曾希聖就把好多反對搞合作化的人打成反黨。所以，這個會一開，毛主席在中央全會上就是多數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數派。劉少奇他們即使想搞單幹，在會上也不好說出來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講階級鬥爭了。這就是說，毛主席發揮他的高超的、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擊退了一次路線上的倒退。

我保存着一份關於十中全會的筆記，現抄錄在這裡：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傳達中央領導人關於十中全會情況的講話要點十中全會中心議題是階級鬥爭。

國際上蘇修做了八件事（伊、印原子彈、和平大會等）問題是我們有的人對赫魯曉夫欣賞，在和平大會上支持他，犯了一個錯誤。國內颳起了兩股風：翻案風、單幹風。

翻案風：彭德懷寫了八萬字的申訴書，第一條：說他過去承認的事情都是被追逼出來的，你們要什麼我給什麼。第二條：他否認了裡通外國，說他不懂外文，怎麼裡通外國？

事實是：

1.他與赫魯曉夫講：中國過去不了解你的政治路線，現在了解了；
2.他與布爾加寧講：要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統一體（在華沙和莫斯科的宴會上都講了） ；
3.他與一個做情報工作的俄籍華裔吳（？）某單獨在莫斯科聯繫。再從蘇修那邊看：
1.赫魯曉夫說彭德懷是我最好的朋友，高崗也是我的朋友，毛澤東是破套鞋；
2.赫魯曉夫還在美國公開說，我至今贊成彭德懷。另外，彭德懷的申訴書說他早在 1926 年就在起義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員會，好像軍史應該從他那裡寫起。

現中央已組織了一個以賀龍為首的委員會來處理彭德懷的申訴。彭德懷善於在關鍵時刻用一些非正常手段來干擾黨的正確路線，上次廬山會議我們上了他的當，把原來的反左變成反右。現在不上他的當了，他的申訴由專門人去管，我們集中精力做好當前的工作。單幹風：大肆宣揚包產到戶、單幹，主要是鄧子恢。中央全會上批評了他（略） 。

其實，像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們腦子裡想的問題和一般人是不一樣的。他們所考慮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問題，或者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問題。要這樣看問題的話，就把問題庸俗化了。他們主要還是考慮怎樣才能把國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負的人，至於他們的抱負是不是正確，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這個層次上來講，這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權力之爭，而是方向路線之爭。他們是爭權，爭來的權力是為路線服務的，只有掌握了權力，才能貫徹他們的路線。

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有一個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長篇講話，其核心內容後來公布在會議公報里，逄先知他們編的《毛澤東傳 1949-1976》摘錄了這麼一段：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早期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又是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傳》的編者說： “這一段話基本形成後來被稱之為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黨內的一個主要思想。以後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 。這個說法基本事實是對的，但說文革是“十年內亂”就不對了。毛主席起初的確是想通過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在群眾中也來個徹底制止“包產到戶”倒退風。結果劉少奇故意扭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向，使它搞不下去了。毛主席為了從根本上制止單幹風、復辟風，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最終決定發起文化大革命。其他人干擾毛主席的戰略，結果出現局部的混亂，但很快就制止了。第一次文革也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第 15 章調後樓研究室參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情況調查

15.1 從《群眾反映》調去後樓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層在“三自一包”問題上鬥爭很激烈，最後是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擊退了“三自一包”的黨內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為《群眾反映》搞的“包產到戶”群眾意見專刊受到譚震林的打擊報復。出了這麼大的事，楊尚昆擔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繼續主編《群眾反映》會給中央辦公廳、給他楊尚昆自己捅漏子，就與田家英商量，調離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辦公廳後樓的《情況反映》沒有搞出多少東西來，倒是《群眾反映》這麼個小刊物給中央反映了不少情況，所以把你調到辦公廳後樓參加《情況反映》的編輯工作。就這樣，我離開了《群眾反映》了。調後樓時，龔子榮給我登記表上寫的是研究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還太年輕，到後樓參加研究員開會，我都自覺坐在最後一排，不跟正研究員坐一起。

對於這個調動，我也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群眾反映》辦得太尖銳，一有點什麼特殊化的事情就給登出來，有的中央高層領導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別喜歡特殊化的領導總是坐臥不安的。楊尚崑調開我，其實是代表了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這股勢力。田家英是從來不委過於下屬的。這一點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楊尚昆的意見也是迫不得已。因為他那時主張三自一包，已經完全倒向了劉少奇、鄧小平，而楊尚昆是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現在有人說，1957 年戚本禹參加了“八司馬事件”， 犯了錯誤；1962年，戚本禹又犯了錯誤。可是，我犯了什麼錯誤呢？他們語焉不詳。當時，中央下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指示，我們科長開會傳達，的確有一個原來“八司馬”中的人，馬上就是說戚本禹搞的這個包產到戶的情況反映是右傾機會主義。但田家英參加會了，他說，反映情況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那誰還敢工作呢？之後就沒有人敢講話了。所以，那是不算什麼錯誤的。可能楊尚昆、龔子榮、田家英一起把我調離《群眾反映》 ，在一些人看來是因為我又犯了錯誤。這些人還說，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攔下，向毛主席申訴冤情。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這送那，經常會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遠遠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來，把自行車靠在牆邊，以免弄出相聲驚擾了毛主席，等主席過去了我再走。 “八司馬事件”之後，主席對我印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和 1961 年的《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對後一個報告主席還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時候看到我了，就會主動跟我打個招呼。就是這個情況，哪裡有什麼路遇主席，把主席攔下伸冤這種事？《群眾反映》在我手裡一共辦了一百多期，我走後，是馬芷蓀接辦，她辦得也不錯。不過，後來我聽林克說，主席不大看了。

15.2 關於餓死人的數據調查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在困難期內全國就在做，葉子龍就是那個時期到河南信陽搞調查，大吃大喝，還在晚上找姑娘開舞會，違反組織紀律遭到處分的。七千人大會上，追查餓死人問題也是一個主要議題。會上有很多反映，許多人聽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衛員說，主席讀簡報看了地方上的發言，眼中含淚，飯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這個餓死人的具體情況。當時先有個初步統計說餓死的人是三百多萬。主席說了，都不得隱瞞數字，不然要受嚴厲處分。後來叫大家放下包袱說實話，又報上來一些，再加起來就有四百萬。安徽最多，八十萬。

七千人大會是第一次餓死人數字彙總。七千人大會之後，相關調查更加細緻。中央辦公廳後樓實際上是個研究室，是全黨最權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級別的幹部任職，總共有三、四十人。它沒有主任，只有一個個獨立的組：綜合組、工業組、農業組、文教組、群眾組；各組統統直接向楊尚昆、龔子榮（中辦副主任）匯報。1963 年我調到後樓研究室的時候，是在綜合組。組長陳麒章，原饒漱石的大秘書。1954 年楊尚昆讓陳麒章去查饒漱石的歷史問題，他去查了，實事求是，楊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後，陳麒章還在中央辦公廳做研究工作） 。當時綜合組正在匯總全國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材料。陳麒章具體負責，一個管農業方面的王青林協助他，我剛去是協助王青林做這方面的事，還有一個姓周的記者，是個老幹部，也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楚，困難時期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寫《評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這個事情又是特別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五級幹部大會，全國的縣委書記都來了。開過了七千人大會，全國的幹部都不怕講實話了，餓死人是過去的事，都知道隱瞞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了，誰瞞報就要受嚴厲處分；我們這時又特別向各地打招呼，統計數字要真實，誰不講真話要負責任的。那時，安徽曾希聖已經調離安徽了，他調離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虛報數字。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聖不在了，安徽的數據也實了。安徽都實，其他地方的數據也會實起來，整個數據都會實起來。所以，1963 年各地上報的數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個別地方統計不到，是估計的，需要做一個統計學方面的修正。

我們得到的實際數字，比七千人大會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萬。我們打算向主席、總理報告 600 萬。但有一個姓曹的地委書記說，恐怕還不止這些，要把沒報的、隱報的再增加一些。我們接受他的建議，考慮到一些邊遠地區可能統計不到，有些地方則是估計的，數字有點混亂，我們就在 600 萬的基礎上，加 20%作為修正，即虛增 120 萬。這樣就達到 720萬。那時氣氛變了，誰都怕瞞報受處分，有人就說再增一增。再增頂多也就 800 萬，最後決定上報總數 800 萬。800 萬那也是了不得的，當時我們心裡是很不好受的。漢代大災荒，幾十年，死了 2000 萬；抗日戰爭總死人是 3000 多萬。現在和平時期，三年死人 800 萬，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心裡能好受嗎？

我覺得，當時的調查報告是綜合組集體搞的，研究是很嚴格的，數據是差不多的。要說不準，那 800 萬隻會是多了，不會是少了。因為真正的邊緣地區，人煙稀少，可以當食物的自然生長的動物、植物又很多，餓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沒有的。那個 20%的修正值實際是放得太寬了，何況在這個放寬了基礎上又虛增了 80 萬。參加當年調查的人，有個叫靳耀南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委書記，我和他關係很好，在文革前夕後樓研究室解散之後，我曾把他要過來，當了我的秘書。他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在我 2011 年動念寫這個回憶錄的時候還在的，可惜現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後人會知道一些相關內容，如果是這樣，就希望他的後人有一天能出來說句話。

這幾年關於大饑荒餓死人的報告十分混亂，有個作者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墓碑》 ，把困難時期寫得淒悽慘慘！的確有悽慘的事情發生，中國歷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誇張了，竟能根據不完整的戶籍材料，隨意亂下結論，說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了近四千萬。胡編亂造、混淆視聽，莫此為甚。好在有幾位像孫經先一樣的嚴肅的專家和學者，感謝他們以超苦的研究，糾正了《墓碑》的胡編亂造，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歷史真相。如果說在事發後不久我們那麼多的研究人員、在那麼有利的各種條件下、花了那麼長的時間調查統計都沒有弄清楚，那麼過了幾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個人又怎麼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萬，那就真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了。1948 年，解放軍進攻蘇北，很多農民往上海跑，上海難民擠滿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臨時搭建的棚子裡，棚子都沒有的，就直接露宿街頭。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別冷，一次來了大寒流，晚上凍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處看到死人，大上海凍死八百多人，就路上這裡一個死，那裡一個死，那全國死近四千萬人是個什麼景色？那不是這裡一堆，那裡一堆？全國各地，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誰見過？誰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麼三千萬、四千萬，就是幾百萬也很多了，擴大到三千萬、四千萬，不科學，也很不應該。胡編亂造的人無非是誣衊毛主席，說他“建國有罪” ， “罪惡滔天” ；說他是殺人魔王，三千多萬近四千萬
人啊，那等於是毛主席殺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這樣搞攻擊的東西，說到底是沒有一點價值的，成了純粹的攻擊。再說，就是死 400 萬，或者800 萬，也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責任，除了天災，劉、鄧的責任更大。怎麼沒有人去說劉少奇、鄧小平有責任呢？這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嘛！當時的戶籍管理還不規範、不科學，現在的“研究者”根據當年的戶籍數據搞研究是不可靠的。文革剛過，胡耀邦他們發布了一個國家人口統計，顯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農村人口數量少了一千萬。後來很多人就說這一千萬是餓死了。且不說這個一千萬可靠不可靠，就是有這個一千萬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麼簡單，也不都是餓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工廠里。我知道有一種情況是這個農村人口減少一千萬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躍進的時候，城市大煉鋼鐵和發展其他工業，勞動力不足，很多農民到了城裡。當時，臨時工幾個月就可以轉成正式工，遷移一下戶口就行了。轉正了就有糧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年搞調整、整頓，工業與 1958 年比也收縮了，城市人口就多起來了，城市不堪負擔，就往回趕農民。但是，趕回了人，趕不回去戶口。在農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參加隊裡的勞動，分什麼都有，他們也不在乎戶口。

我在二七機車廠管的那個車間，就趕回去十幾個人，生產還受了點影響，不過實在講，留下的人員調整一下，還是可以維持的，不影響生產。農民趕走了，但戶口還“留在城裡” 。這邊消掉了，那邊沒有上。農村戶口不就少了嗎？還有一些人，人也沒有回農村，他們不願意回去，等着留在城裡有機會轉成正式工，這些人也在統計報表上沒有了。再後來，不是有個普查數據讓人覺得奇怪嗎？61、62 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統計到的，比當年登記在冊的還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個沒死，還多出許多。這都不是什麼稀奇。主要就是因為當時的戶籍管理還不規範、不科學。八十年代後人口大遷移，農民工進城，辦什麼都要戶口，身份證，就有很多當時不在冊的人口根據自己大致的出生時間，在出生地後補了戶口，所以就出現了出生 20 年後還活着的就比當時登記在冊的出生人口還多。那時的兒童都沒有餓死那麼多，那他們的父母當然也就是沒有餓死那麼多。他們的父母都餓死了，他們怎麼長大的？像樹一樣戳在地上就自己長大了？不可能的嘛！這是顯然的道理。所以，關於餓死三千萬、四千萬的說法，沒有半點可信的地方。

15.3 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有人以為是大躍進辦食堂餓死人。辦食堂是不餓死人的，只會撐死人。1959 年開春我到四川新繁縣去種糧，了解四川糧食產量實情，把新繁縣周邊方圓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騎車到過了。我採訪農民，他們都說，58年好啊，58 年辦食堂，我們比賽吃，看誰吃的多，結果有人吃撐了，送到醫院，想拉開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來，結果肚子還沒有拉開，人就死了。這樣的事，我聽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說，大躍進撐死人還不是個別現象。
辦食堂是劉少奇提倡的，當然，主席也沒有反對，也出來講話表示支持的，這是實際情況。關鍵的不是食堂，現在的人不是都願意有食堂嗎？食堂省事、方便，這是實際，在當時也造成浪費和許多的不方面，這也是事實。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別叫田家英搞過一個關於食堂的報告，那是當時田家英唯一的一個自己獨立搞出的報告。我問他對食堂是什麼態度，他說他是“維持派” 。理由是，糧食讓幹部貪污了，還不如讓食堂統一管起來，統一管理起來了，農民多少還有點吃的。在廬山會議上，我的《四川糧食產量報告》 ，田家英的關於食堂的報告，都批給了大會。

食堂不食堂，不是餓死人的原因。這一點必須要清楚。困難時期的饑荒也不是在大躍進中立即出現的，而是在 1959 年初開始露出苗頭的。我們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 年開春時節到四川新繁縣大風公社種糧，我們下去的時候，第一天吃的是乾飯，後來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是沒有那麼多糧食給我們吃，不是一個隊這樣，是各個隊就都這樣。農民說，我們沒去之前，他們都吃菜粥，還很稀，家裡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領點糧食回去。這就說明糧荒那時開始出現了苗頭了。我們工作隊下去，上面拔了糧食給工作隊，我們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點、飽一點了。所以老鄉們是非常歡迎我們的。但撥給工作隊的那點糧食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我到底下中隊裡面吃飯，還是都沒怎麼吃飽過。工作隊規定不能帶餅幹下去，我們就偷偷帶點糖什麼的應急。有些農民小青年，沒什麼文化，很喜歡聽我講故事。我歷史知識不錯，講歷史故事，比他們聽過的說書可能還好聽。這些小青年來聽故事，就會把他們家裡好吃的帶給我們吃。記得有個女孩子，家裡很困難，每次都帶東西過來給我們吃，她自己卻不吃。我們也不忍心吃她的。我們去了不久毛主席來過電話，我估計田家英在電話里把我們看到的情況都給主席匯報了，還告訴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糧食產量虛報嚴重。

全國情況差不多，同期都有糧荒的苗頭。59 年夏季收穫後，全國出現瞞報產量、私分糧食的事情。這就說明事情在起變化了，全國真正出現糧荒了。新繁縣大風公社黨委里那些人有頭腦，他們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把一些糧食交給國家，一些卻交到公社的倉庫裡面保管起來。他們知道糧食產量沒有報的那麼高，有的農民把糧食種子都交了，再到春天農民種子糧沒有了，生產不能維持。他們藏起來的糧食，一部分就是要當種子來春發給農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為公社儲備糧，專門對付糧荒的。我們到大風公社後不久就看見（不是公社告訴我們的） ，公社叫大隊的人到公社裡來，把公社的存糧往下運，那基本就是種子糧為主。1959 年夏收之後他們又私下搞儲備，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瞞報、私分了吧。這個時期，糧荒雖然有了，卻沒有達到餓死人的程度。吃不飽又沒有餓死，關鍵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個儲備糧！公社在最關鍵的時候發點給農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農民家裡有病人了，還可以到公社去領一點照顧糧。此外，農民在田梗上種的糧食是不交公的，歸自己，像胡豆（蠶豆） 、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達縣跑，實在累了就到一個小店賣碗面吃。吃着面我發現有兩個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們是正經的農民，不是流浪漢。我邊吃邊問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麼事。他們說： “等你吃完了，我們喝點湯”。我一聽是這麼回事，就說： “我吃過的，不衛生”。他們說： “你一來，我們就看你了，你不會有病的”。我吃過的東西，他們還要喝湯，我就不好意思。當時，我帶着糧票，就給他們買了一碗麵，叫他們分着吃了，還給店主說多給點湯。我正這樣安排着，後面又來人了。我一看情況不對，我也沒有那麼多糧票和錢，就走了。這事兒是在59 年大饑荒開始初期。這就是說，這個時候，農民已經很困難了。據我後來向人打聽，像這樣的農民，去飯館喝人家剩下的湯水，主要是出於節省，還不是已經餓翻了。而且，這種情況也是個別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這麼困難。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較各個地方看到的實際情況，所以我這樣說。
我見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糧食這樣緊張，自己吃不飽，卻還把很多糧食用“雞公車” （一種手推獨輪車）推去火車站、碼頭，交公糧支援全國，都沒有一點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眾來信來訪，反映餓死人的事；還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東的幹部和地方上的幹部也來信反映說，他們那裡有很多因飢餓而患了浮腫病的人。這些情況秘書室馬上匯總後報送主席了。主席看了這些訊息，立刻和總理商量採取緊急措施，用軍車調糧給斷糧地方的群眾。毛主席還對自己進行了肉體懲罰，節約飲食，以身作則，領導全黨與群眾共渡困難。1959 年國慶節前夕我從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區長辛店二七機車廠邊參加勞動，邊搞調查（參見第 12 章） 。我就是在這裡勞動時回中南海匯報工作，聽秘書室人說有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個警衛員告訴我，毛主席看了他探親回來從家鄉帶來的黑咕隆咚的糠菜糰子，就自己拿了吃。那東西很難下咽，毛主席就和着開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團很傷心，眼睛就濕潤了。主席說，我們奮鬥到現在，農民還是過這樣的生活。農民支持我們革命，我們怎麼才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主席決定懲罰自己，不吃肉了，讓把配給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說： “看見農民吃這樣的東西，我吃不下肉，我們沒把工作做好，什麼時候等農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 ”警衛戰士說： “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規定好給你的。 ”但主席還是堅決不吃肉，一段時間下來，營養不夠，人就消瘦了。這事讓總理着急了，總理過來研究辦法。總理說： “中南海里不是有魚嗎？把那個魚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讓主席吃”。主席開始也不吃，總理告訴他那是中南海戰士自己養的魚，主席才答應吃，不久身體也慢慢好起來了。主席後來說死後要把骨灰撒到河裡去餵魚，就是因為他覺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魚。

我在二七機車廠常在星期天和廠里的工人一起去他們家，看到工人都比較困難，吃的是玉米、高粱，還吃不飽，但沒聽說有餓死人的，只是有個別得浮腫病的。那時我們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夠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馬之江也得過浮腫。我聽說外地有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誇風的重災區，我在那裡種過糧，農民對我們很好，我對那裡是有感情的，就打電話給宋德成，就是教我種糧的那個老農，問他四川餓死人的事。他說： “別的地方有死人，我們這裡沒死人。這多虧了你老戚、田家英來了，我們得到了照顧”。我在四川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餓死人，老宋現在也說他們那裡沒有餓死人。我相信老宋說的話。

造成 1959 年開春後的糧食緊張和後來的大饑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豐產不豐收，因為農村很多壯勞力都進工廠大煉鋼去了，人手不夠，很多莊稼都爛在田裡地里了。這個情況我 1964 年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時候也得到了農民的證實（參見第 17 章） 。不過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個是天災，一個就是浮誇風。現在很多人不承認天災。但不承認沒有關係，當時大乾旱、大水災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劉少奇不是也承認有三份天災嗎？三分天災也是天災嘛！客觀存在就還是要承認。浮誇風就是劉少奇說的那“七分人禍” ！而他自己和鄧小平都是這個人禍的主要製造者。毛主席對大躍進有責任，但對浮誇風沒有責任，他是一直在糾正和制止浮誇風的。他從 58 年 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糾正左、反對左的講話都是很對的，1959 年春夏他寫了那個黨內通信，也是反左，要發到農村公社支部，要給農民去講，要支部書記都來抵制高指標、抵制浮誇瞎報。但我知道，全國很多地方都沒有傳達下去，四川省就是這樣的。我估計四川省就我們那個新繁縣傳達到了公社，是我們工作隊傳達的，別的地方根本不傳達，因為一傳達，毛主席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難辦事了。我們工作隊在新繁縣傳達的時候，各個生產隊拉上線，接上有線廣播，連到公社。開始是田家英讀毛主席的黨內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標準，當地農民不完全能聽懂，就馬上選了個初中畢業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廣播員。她口齒很清楚，田家英說要把她調到中央廣播電台來工作，當然後來也沒有調成。

浮誇風確實是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主要的人為的原因。瞎報糧食產量可是不得了，產量報高了，徵購就多了。報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實際只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麼辦？連帶種子糧全部交征還不夠，後果會怎麼樣？那不就要出餓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誇是最厲害的一個，征起糧來又是最厲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糧不夠了，他就派人去搶從四川經武漢運去上海的糧食。事發後上海就告狀到中央去了。我現在想，說不定王任重搶的那糧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農民自己捨不得吃，卻用雞公車推到車站、碼頭去交給國家的呢！王任重決不是一個好人。當年像他這樣的領導幹部說假話、搞浮誇，絕不僅僅是個頭腦發熱的問題。當時就有人發現，王任重向主席匯報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兩個口袋裡準備兩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緒和態度決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傾向“糾左” ，他就拿出糾左的材料來匯報，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來匯報。餓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 年情況就有所緩解了，因為國家進口了很多糧食。當然肉食、雞蛋、水果還很緊張。當時蘇聯逼債，我們要還債，沒有錢還，就拿雞蛋、水果和其他農副產品還。現在不但總有人誇大餓死人的數字，把困難時期寫得過於淒悽慘慘，而且總是有人對於毛主席搞的糾左、反左、打擊浮誇風，不以為然。如果毛主席沒有果斷從第二線走出來糾左、反左、打擊浮誇風，而是讓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再胡搞兩年、三年，那後果又會怎麼樣？真正有最大責任的人不去追究，盡了最大力量給他們收拾爛攤子的人，反而受到那麼多人的譴責、污衊、攻擊。這真是咄咄怪事。劉少奇是已經死了，鄧小平後來搞的那些則是可以說明問題的。鄧小平從極左跳到極右了，而且搞極右的改革開放還是搞極端、搞浮誇。結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鎮壓，調動野戰軍到北京，用坦克、機槍殺了那麼多學生和北京的老百姓。1992 年之後，他又推行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搞極端、搞浮誇，他說“膽子在大一點、步子在快一點” ，和他 1958 年在東北視察，罵人家糧食增長 20%是“烏龜爬”是一個腔調。結果把經濟搞得又是一片混亂，1992 年以來的那一場浮誇，造成了多大的經濟困難、浪費了多大的國家財產、損毀了多大的寶貴的人力、物力？！鄧小平搞浮誇是有傳統的，大躍進搞浮誇就是他的歷史前科，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他和劉少奇一樣，是罪責難逃的。

第 16 章1963 年《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風波

16.1 關於文章的寫作過程

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創辦了專供中央最高層領導閱讀的《群眾反映》簡報。此後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辦好這份簡報，直到 1963 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中央辦公廳決定調我到後樓研究室去加強《情況反映》的力量。就是在《編輯群眾》的時候，我從主席的閱讀書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國方面的書，讀過《劉秀成自述》 ，於是我也找來一些相關的著作閱讀，也讀了李秀成的自白書。一次，我看到了羅爾綱、呂集義等人之前關於《李秀成自述》的考證和評述，心中頗不以為然。羅爾綱歌頌李秀成是英雄，說他那是曲線救國，偽降（假投降） 。羅爾綱的書毛主席也看了，但沒有什麼批示。不過，我知道主席認為太平天國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對李秀成的問題也特別重視。我覺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個統帥假投降能行嗎？可以這麼做嗎？那麼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嗎？我不贊成羅爾綱他們說李秀成是假投降。假投降也不能那麼個降法，就是假的也成真了。明明是一個變節者的自白書，為什麼要那麼曲加解說呢？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問題，我又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一些史料，更覺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總想發泄，真如古人所言： “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1963年春節期間，我集中精力寫成了《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觀點是否認《李秀成自述》是一個農民革命英雄“堅定的革命立場”的表現，認為那是一個革命變節者的自白書。

魯迅有“遵命文學”一說，後來有人看到我寫這篇文章得到了主席的讚賞，就說我寫的是“遵命文學” 。我跟主席是有點緣分，我初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任見習秘書期間，先是負責處理給主席的來信、接待群眾來訪。不久，田家英看我喜歡讀書，就讓我管理毛主席的圖書，我還因此以毛主席的書童自居。主席喜歡歷史，我就跟着主席讀過的書學習歷史。後來，田家英又讓我給他做助手參加《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這些早期在中南海的經歷，的確很大程度上為我寫出《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和文字基礎。我學太平天國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響。但不管怎麼說， 《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不是主席叫寫的，不是“遵命文學，也不是江青或者其他什麼人叫寫的，都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自然而然的行動。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書就覺得氣憤，投降了敵人怎麼就把敵人說的那麼好呢？現在不是把美國人說得那麼好嗎？道理是一樣的。如果說有什麼背景的話，就是當時國際、國內政治鬥爭的大背景。當時黨內對赫魯曉夫背叛列寧、斯大林的行徑正在批判，這激發了我的寫作衝動，因為我對叛變革命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

我文章寫了後，打算向《歷史研究》投稿，在投稿前想和秘書室的人討論一下，卻找不到一個可以討論的人。沒有人對歷史有興趣，就像現在公司里誰對歷史有興趣？我投稿前把文章拿給田家英看，田家英沒有時間看，只問了我的基本觀點。就因為我投稿前是報告了田家英的，田家英沒有反對，後來就有人說文章是田家英指導我寫的。其實不是，他沒有給我任何指導。

16.2 關於中宣部針對《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組織的兩場批判會

1963 年中我就調到了後樓研究室綜合組了，剛去的時候，是參加他們搞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情況調查。1963 年八月上旬，我作為後樓研究室綜合組副研究員，隨中央辦公廳農村調查工作組到冀東做農村調查工作去了。去之前， 《歷史研究》還沒有發表我的文章。去的地方是撫寧縣的一個偏僻鄉村，那裡沒有郵局，也看不到報紙。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人民日報》登的“小廣告” ，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八月《歷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但不知道北京已經連續開會批判我了。

九月底，我隨農村調查組回到中央辦公廳。我一回來，我的朋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辦公廳圖書館的小李就來看我，告訴我北京各地對我的文章反響很大，也告訴我中央宣傳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分別召開會議批判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們還告訴我，一組（負責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衛的工作組）派人到圖書館找有關太平天國和李秀成的書籍，說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對整個情況最了解的是中央辦公廳管文化學術的研究員兼組長李波人，還有我的領導經濟學家何均、陳麒章等人。他們都來安慰我，叫我對中央宣傳部周揚開的會不要太在意，說“主席還沒有說話哩”。還說田家英對周揚他們在批判我之前沒有給他打個招呼也不滿意。

情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我的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出來後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爭論。那一期的《歷史研究》印數不多，出來後就售空了。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北京晚報》在第一時間（1963 年 8 月 22日）刊登了關於這篇文章的報道，北京的很多讀者是從《北京晚報》的報道中知道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讀者都不知道我這個作者是誰。在爭論中，贊成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機關也是這樣。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學者對我的觀點很反感。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贊成羅爾綱等人的觀點的，在他們看來羅爾綱等人的觀點不容討論，我提出的異議觀點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就干預爭論了。

九月，周揚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學術界的大人物開會，還親自主持會議，對我的文章進行指斥和批判。參加會議的有劉道生、張友漁、侯外廬、尹達、劉大年、黎澍、丁守和、關鋒、林聿時、吳傳啟、翦伯贊、吳晗、秦柳方、沙英、吉偉青、林澗青、于光遠等。由於周揚已經明確發話，會議大體是一邊倒，關鋒等少數幾個人則沉默不語。周揚對文章的批判最為嚴厲，他說： “李秀成和曹操不同，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應當提交中央宣傳部討論，開部務會議，還應當請中央考慮。這關係對太平天國、對革命先烈估價問題，李秀成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我們是從他們那裡來的……要改變對他的評價，是帶政治性的問題”。周揚還批判戚文“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手法。我的文章是《歷史研究》的編輯丁守和與執行主編黎澍同意發表的，會上有人責備和埋怨《歷史研究》不該發表這篇文章，黎澍辯解說，戚本禹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文章也請田家英看過。周揚說，田家英不管這方面的工作。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響，周揚在會上提出幾個辦法，一是中宣部先發一個通知，各地不要轉載戚本禹的文章；二是由劉大年寫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文章仍由《歷史研究》發表，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態度；三是在劉大年文章寫好後，史學界開一個討論會，會後發消息，表示史學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觀點，以正視聽。

果然，在中宣部開了批判戚本禹的會議之後，中央報紙和各省市地方報紙都不許轉載我的文章，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還專門召開討論會，討論李秀成評價問題，會議由所長劉大年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范文瀾、牟安世、侯外廬、王戎笙、翦伯贊、張寄謙、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鄧拓、林澗青等約一百人。會上一邊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調子很高，總的是說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顛倒歷史客觀事實”，否定了英雄的“光輝形象” 。會後他們寫了篇報道送中宣部審定。對我的文章的批判聲勢浩大地展開了，而我這個文章的作者卻一無所知。這也難怪。雖然我當時已經因為是 1958 年 “八司馬事件的當事人之一，又因為 1961 年在北京長辛店鐵路工廠勞動期間寫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 ，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批示了“戚本禹是好同志” ，所以就在黨內一個小範圍內有點小名氣。但是，由於我參加工作後，只寫過一點內部刊物的小文章，沒有正式參加過學術研究，在寫《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的時候，在學術界是毫無聲響，默默無聞的，中宣部和學術界的大人物，我是一個也不認識，連發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與黎澍也不認識（關鋒也是後來才認識的） ，我不是領導人、不是學者、不是教授，當時又在冀東搞調查，自然而然中宣部組織批判我的文章，進而動員史學界的名流對我搞大規模圍攻，就不必通知我這個文章的作者了。

所幸我九月回來後，我在辦公廳的領導、同事和朋友都關心我，把批判我的情況扼要告訴了我，使我得以管中規豹，略知到底發生了什麼。據說，黎澍當時還說過： “這樣的文章，我們不發，別的地方也會發”。黎澍後來也曾親口對我說過： “你能成為新中國的梁啓超，筆端有感情”——這同文革後他對我的批判如有天壤之別。周揚這些人在文革後宣傳人權和人道主義很積極，可他們當時卻好像並不尊重一個被他們批判的無名小輩的人權，也不講什麼人道主義。

劉大年他們把會議後的報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組織人馬字斟句酌、反覆推敲、定稿完畢準備發表。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也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傳到了中宣部，中宣部就把報道壓下來了，不久就打電話通知各地，說今後凡是歌頌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發表了， 戲劇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發表了。短短幾天，一前一後、出爾反爾、互相矛盾的兩個通知，讓下邊不知道怎麼辦，也不知道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揚他們批判的對象，我當然希望更多了解批判會的情況。過了國慶節，我即打電話找負責發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幾次都沒有找到他，我就給他寫了封信。原信內容如下：

守和同志（請轉告劉桂五同志） ：
幾次打電話沒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時間在鄉下做調查，前天始返京。歷史研究所討論李秀成的會，沒有參加上，不知會上都有些什麼意見，如果有時間，您是否可以大概的同我講講。我已經聽說了一些意見（人大、師大的） 。還想多聽一些意見。
我的電話是：6725（不是 6554）
如果來信寄中辦就可以了。
盼覆，
握手。
本禹
10 月 2 日

丁守和接信後約我到近代歷史研究所會客室見面，我去了。他告訴了我周揚和劉大年兩個批判會的情況，還悄悄說，這次批判會的來頭很大，不僅周揚在管，而且周總理也過問了。周揚的講話和部署是報告總理批準的。
丁守和講這些話的時候情緒有些緊張，其言訥訥，欲說又止。這我理解，畢竟近代史研究所和《歷史研究》都歸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這麼大的禍，他作為文章的發稿人和《歷史研究》的負責人之一，可能面臨撤職甚至下放勞動的處理。我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和丁守和不一樣，一是我經歷過 1958 年的“八司馬事件”，有點對付鬥爭的經驗了。1958 年到 1963年已經 5 年了，這五年裡我又成長了許多；二是我已經從辦公廳同志那裡知道了毛主席正在關心這件事，又知道了田家英的態度，心理很坦然。田家英說“他（周揚）也太霸道了” 。當然事情牽涉到周總理那裡，我也不好說什麼，就只好表示自己對文章本身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是在東廠胡同，我從那裡回中南海，走過北海大橋，可以看到中海邊上的紫光閣，那裡是周總理辦公的地方；再往前是坐落在南海邊上的勤政殿，那旁邊是毛主席辦公的地方。我邊走還邊想，我一個年輕人，一篇微不足道的文章，能在中海、南海引起波瀾，牽動中國革命兩大領袖人物的關注，無論我將來的命運如何，都值了。

幾年前，一個喜歡造謠生事又不負責任的前《光明日報》負責人【此處可直接點名穆欣？】說我聽說中宣部批判我之後，嚇得“惶恐不安” ，趕緊檢討。這可真是想當然了。在“八司馬事件”中，支持何載的人地位也很高，我也沒有屈打成招，目前這個事不過是個學術批判，比“八司馬事件”中的“反黨右派”罪名小多了，我又何必惶恐不安地去檢討呢？我想這一點丁守和也是會有記憶的。

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奉周揚之命寫的《李秀成評價問題》在 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過黎澍從田家英那裡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國書籍、在研究李秀成評價問題，感到對於如何評價李秀成問題把握還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給周揚審閱的同時，也把文章送請田家英審閱。劉大年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他不難從會議上周揚的發言中，聽出周揚對田家英的反感。可是，不送田家英就穩妥嗎？毛主席這個人，哲學、史學、文學水平都很高，又沒有框框，誰也把不了他的脈，周揚講的就是終極真理了嗎？而且，別看毛主席從延安以來就批判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口號是虛偽的，可他自己是最不講身份、地位，最講平等的。周揚和戚某，將軍和小卒，教授和學生，官家和平民，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10 年前，在“ 《紅樓夢》批判事件”中，毛主席關於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批示，言猶在耳，劉大年他怎敢忘記？【加注紅樓夢批判事件】 。

田家英看了劉大年的文章，說他寫得很虛偽，觀點上前後矛盾。這也不全怪劉大年，李秀成的自白書，對曾國藩“老大人”諂媚之詞寫得太過分了，劉大年簡直沒有辦法給李秀成做辯護。田家英叫我把劉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實，我在這之前已經從近代史研究所黨的領導人劉桂五那裡，得到了劉大年以《歷史研究》來稿的名義（未署名）送給我的文章初稿。我想，劉桂五這樣做大概也是劉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聽聽對立面的意見。劉桂五這個人平和樸素，沒有架子，我也不好為難他，就在文章送來兩周后，給了他一個答覆： “我懷着很大興趣讀完了無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評價問題’。我同意文章對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績的評價，也注意到了他不採羅氏偽降說，但是我還不能同意他對李秀成自述的評價。 ”我最後寫道： “李秀成自述問題是否可以展開進一步討論？與此文意見不同的文章能否再發表，希望給我一個復示” 。後來他們也沒有給我什麼復示。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964 年春天，毛主席在對新獲得的太平天國的資料做了研究之後，對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作出了十六個字的批示：

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忠王不終，不足為訓。

在此之前，江青派人三次找過我，前兩次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書沈同告訴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帶我去江青家裡見江青（順便說一句，我來機關的時候，就聽說江青脾氣不好，可我多次開會見她，也沒有看到她發過脾氣，反倒覺得她像個大姐。在“八司馬事件”中，她知情後也是支持我們的） 。江青告訴我，她從《歷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還說： “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還拿給我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說： “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 ，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 ”江青接着說： “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還說： “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爭鬥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 ” 。江青還告訴我，主席有十六個字的批示，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材料上，批給中央有關領導傳閱；批示後面還有“退江青”的字樣， “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說： “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麼” 。

江青當時說主席的批件“正在傳閱中” ，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但不知為什麼，這個批示她始終沒有拿給我看，因此我也無從得知哪些中央領導看過了。不過，我知道總理看了、康生看了、彭真看了、田家英看了。總理看了，是總理自己告訴我的。1966 年 5 月那次我因為主席在上海召見，住在上海錦江飯店，總理從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錦江飯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請總理，也請我作陪，宴會上總理與我說了不少話，還約我第二天早晨到飯店的頂層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晨 8 點不到，我赴約去了。總理問我的經歷，我告訴他年輕時在上海參加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總理說他30 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對上海很熟。在談話之中，總理忽然很誠懇地說： “我對不起你，周揚批你是我批準的。我其實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虧主席發現了，不然可要犯大錯誤。 ”就是在這次，總理告訴我他當時看過主席的批示。康生看了是鄧力群告訴我的，鄧力群從康生那裡看到批件了。我原以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 ，因為我文章里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鄧力群告訴我是“忠王不終” ，意思是晚節不保。我知道彭真看了，是因為 1964 年冬天彭真請我和關鋒吃飯時，對我說過： “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確是對革命不忠，真正對革命真誠的是農民英雄陳玉成。 ”田家英看了，是他自己告訴我的。前幾年聽說主席的這個批件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麼人要掩蓋歷史的真相，要淹沒真理的聲音。

16.4 李秀成學術大論戰的淡出過程

1964 年夏天，我寫了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 。文章初稿寫好後，江青與康老商量，讓釣魚臺的反修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臺，我得到了康老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歡迎，記得王力當時還說，我的文章對他們寫國際反修文章有所啟發，最近廣播的他的反修文章中的名句“傾伏爾加河之水，難以洗刷赫魯曉夫背叛革命之恥辱” ，就是從我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中“化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李秀成背叛革命之恥辱”的話移植而來的。在討論修改我的文章時，吳冷西、姚溱講的意見最多，他們認為我這第二篇文章氣勢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對手的調子來申辯自己，好像是理虧似的，要知道不是我們理虧，是他們理虧。康生提出連帶汪精衛好好批，汪精衛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後來當了漢奸，連上汪精衛，人們對李秀成的英雄情結就化解了。我虛心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出來的文章果然氣勢大增，江青看了也說好，還說： “我叫你去找康老沒有錯吧。薑還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顆老薑。 ”

這篇文章的最後修改稿在發表前，又送總理、康老、江青、陸定一、周揚、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范若增、許立群、關鋒、黎澍、鄧力群等審閱。他們或電話或書面給了我回話，周揚也電話表示支持發表，關鋒等對文章作了最後的修改。這之前，李秀成問題的論戰是按照《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陳俊生擬定的計划進行的：重發我在《歷史研究》發表的批判文章，陸續在報刊上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文章，以便展開討論。這期間在中央召開的一次文藝口的會議上，周總理和康老分別在講話中談到李秀成問題。我根據當時的記錄稿整理他們的發言要點如下：

周總理說：太平天國李秀成的問題可以討論。他稱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後來寫了個自述，向曾國藩投降，並表示願意為曾國藩收編太平天國的隊伍。有人認為李秀成這樣做是出於策略。但無論如何，投降是錯誤的，面對忠王這個“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國藩是殺害革命人民的劊子手，怎麼能向他投降呢？這樣的人能稱為忠嗎？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他的自述白紙黑字，是沒法改變的……太平天國的英雄還是應該寫，陳玉成就是一個。

康老說：現在報紙上大登評論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現在羅爾綱和戚本禹有兩種意見，一個說他是英雄，一個說他是叛徒。戲劇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辦《明報》好不好？好！刺殺攝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時在廣東幹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漢當左派好不好？好！但後來寧漢合流，他投靠了蔣介石，反共啦！後來又投靠日本人，當漢奸！老百姓誰不罵他！對原來的革命者，後來投降叛變應該怎麼看？希望你們認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們心中應該有個數。

1964 年 8 月 23 日， 《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了我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 《歷史研究》也在 1964 年第四期發表了這篇文章。釣魚臺本來是決定先由《人民日報》和《歷史研究》發文，各地報刊轉載，但《光明日報》的領導人找我要清樣，爭取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我請示康老，康老和此人關係很好，同意文章在兩報同時見報。這篇經過釣魚臺反修班子修改的氣勢恢宏的文章見報後在各地迅速被轉載，很快就在全國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一場大討論。本來在我第二篇文章沒有發表時，支持和反對我觀點的文章都有，折中於兩者之間的也有，現在大家聽到了周總理和康老的講話，又看到中央報刊未表態的表態了，於是支持我觀點的文章大增，反對我觀點的文章大減，慢慢的就不大見了。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或者我願意看到的。我始終是希望它是一場學術爭論，但和第一篇文章一樣，它一出來就演變成了政治風雲，不過只是兩篇文章測到的政治風向是相反的。反對的人不寫文章了，我就無戰可鬥了，這場史學大論戰也只好淡出歷史。我起草過第三篇文章，並以《紅旗》未定稿印了幾份，以徵詢意見，後來也沒有機會再修改發表了。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們！

以上就是《評李秀成自述》引發了學術和政治風雲的大致過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為是的“遵命文學” ，也不是其他什麼人叫我寫的，那是我體會毛主席的歷史觀之後純粹的個人自覺行為。讓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文章就像一塊巨石從高高的山崖掉進了山下平靜的大湖，在史學界掀起那場大波浪，還引發了文學界、戲劇界、機關、學校的大爭論，甚至有很多工廠也卷進了爭論。還有傳聞說作者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生，《評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處女作。該文發表三年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運動中對叛徒集團的批判和我個人的浮沉，使該文又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問我：“你寫《評李秀成自述》 ，是不是主席知道要解決叛徒問題呢？”這個問話中的“叛徒問題”不是李秀成的背叛問題，而是指抗日戰爭初期“61 人自首叛黨案” 。我寫《評李秀成自述》的時候，根本就還不知道有“61 人自首叛黨”的問題，因此不可能有這種聯繫。而且我認為毛主席那時也沒有想到要解決什麼“61 人自首叛黨”問題，他的着眼點就是江青說的是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

導致一場健康的學術討論發生變質的是周揚一伙人。我是後來知道，毛主席當年一聽說周揚他們用政治手段干預學術討論就很惱火，以至於1966 年 3 月 30 號，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陳伯達以及一批學術專家等人談話的時候，還提到這件事，說：什麼叫學閥？學閥就是那些有閥無學，自己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包庇叛徒李秀成，到處發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周揚他們的政治干預，讓毛主席警惕起來，最後有了毛主席關於李秀成的十六個字的批示。我有時甚至想，要沒有周揚干預這場學術討論，就沒有毛主席對周揚干預的惱怒和關於李秀成的擲地有聲的十六個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後來的命運會是什麼？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實際是我和反修班子的合作的結果，但也不是針對什麼“61 人自首叛黨”之類的問題，而是為了把學術討論引向深入。由於這第二篇文章發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來的對於李秀成問題的事先表態，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大討論很快就無聲無息了，這同樣留給後人很多的思考。大討論結束後，我很快就和關鋒、鄧力群、陳茂儀、陶文鵬、王夢奎、鄧紹英、滕文生、王銳生等十幾個文化戰士，一起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

文革中我的幾篇影響很大的文章，有《評李秀成自述》 、 《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 《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等。我比較滿意的是最後這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 ，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導寫的，而且毛主席改過的，後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幾次討論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無產階級的大權威，他也是滿意的。 《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實際上就等於把某些關於叛徒的觀念改變了，而且引起了爭論。而《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更是在整個史學界引起震動。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點過名的，本身也都有豐富的學術內涵。 《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個政治評論，主要是指出，彭真他們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他們自己就沒有貫徹，卻是他們自己所說的“以勢壓人” 。就說這個對我的《評李秀成自述》的批判，關起門來批判我，完了還要開大會，組織學術界權威圍攻我，都不讓我參加會，出了文件也不讓我看。這平等嗎？主席批評彭真他們的話比我要厲害得多：說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你們從來就沒有平等過。

我曾經是那麼幼稚，以為幾篇文章就可以讓革命勢力戰勝背叛革命的勢力。那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見太陽，我還清楚記得，我的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發表後，我耳邊響起了各種衷心讚揚和意圖捧殺的聲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日報》的領導人，當時對我好話說盡，還繪聲繪色，還引用毛主席的詩詞說我的文章“橫掃千軍如卷席” （我不敢當，當然否定，他卻還是笑眯眯的） 。他在文革中落難，我念及舊情，請示江青、康老、陳伯達，又拉上關鋒一起到報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罵我最凶、不惜造謠誹謗我的又是這位老兄。就是他說我盜竊魯迅手稿、向江青告密他等等無稽之談。這位老兄對於一個友人都是如此反覆，那麼他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會持之以恆嗎？他身上有無李秀成的影子？進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終”。如果把當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來看，那麼就會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終，多少“忠王”不忠當然也就談不上不終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時候，就企圖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業開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屍骨未寒的時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業同時問斬，一些人說了“永不翻案” ，卻一朝權力到手，就什麼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案不是翻了嗎？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嗎？就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案不是也翻了嗎？歷史已經證明：不僅在幾千年來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和社會新生力量支持的農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覆鬥爭，就是在有科學理論指導和先進階級力量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中，同樣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覆鬥爭。

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監獄中寫下過永垂不朽的《絞刑架下的報告》 ，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們大聲呼喊：警惕呀，人們！我願伏契克的呼喊，永遠迴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空。
第 17 章調《紅旗》雜誌社，去通縣宋莊參加四清運動

17.1 調《紅旗》雜誌社

1964 年夏，我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寫出之後，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釣魚臺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訴我，他想要我到他們的寫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辦公廳管人事的龔子榮要人。但是，陳伯達搶在康老之前給毛主席提出調我到《紅旗》雜誌社。田家英跟我說過，要去就去康老那裡，不要去陳伯達那裡。所以，在鄧力群代表《紅旗》跟我談話，要正式調我的時候，我對鄧力群說，我不想去《紅旗》 ，鄧力群一聽就板起臉來說： “這個事是給主席打的報告。主席批了，沒得商量了。 ”鄧力群也是老資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沒有選擇了，不得不到《紅旗》雜誌社去。1964 年底，關於李秀成自述問題的第二階段的大討論結束了，我也調到了《紅旗》雜誌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陳伯達矛盾很深，我們一起在天津搞工業調查的時候，陳伯達是組長，田家英是副組長，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不是人，對他們之間的矛盾是深有體會的。田家英曾當面給我說過，他擔心我萬一不由自主，在陳伯達面前說一些對他不利的話，現在我要調《紅旗》雜誌社，到陳伯達手下去工作，當然需要考慮田家英這位老領導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專門去給他辭了行，請教他我到了《紅旗》該注意些什麼，實際上是跟他保證一下，讓他不必有多餘的擔心，我不會在陳伯達面前說他的壞話。

陳伯達在爭取我到《紅旗》時說要給我副總編的待遇，其實只是在告訴別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沒有怎麼重視我，我去報到，他也不見我，是鄧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個辦公室辦公。報到後我到陳伯達辦公室見他，他也就一句“你來了” ，不談具體工作。後來《紅旗》成立歷史組，他才任命我當組長。康老沒有要到我，就跟我說，毛主席的事情你還得干，你要和《紅旗》副總編范若增一樣，經常參加釣魚臺的工作。於是，我調出中央辦公廳之後，編制在《紅旗》雜誌社，人卻是經常要到釣魚臺給中央寫文章。

17.2 我的四清經歷和幾個小人物的命運

1964 年入冬我們十幾個文化戰士去了北京通縣宋莊公社，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鄧力群帶隊任隊長，陳茂儀（ 《紅旗》雜誌秘書長）任副隊長，蘇星、關鋒、海波、鍾林和我分別擔任小組長，其他成員還有陶文鵬、王夢奎、鄧紹英、滕文生、王銳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隊。

根據我這個時期在現實中接觸到的、看到的，四清運動的重點就應該是批走資派。翟里大隊的一個副大隊長叫鄧慶福，他私藏私分糧食，群眾反映非常激烈，我們調查掌握證據後，就請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員一貧如洗，沒有吃的，鄧慶福家裡卻幾房子都是東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開一看滿滿的都是糧食。為了教育幹部社員，我們搞了一個展覽，社員們看了驚訝得不得了，他們從來沒有見到那麼多的東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綠綠什麼都有，還有補品、貴重物品，相當先進的收音機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這些東西在當時太超出普通農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來的糧食堆起來就像座小山！社員是按工分分糧食，他們是分了該得的糧食還私藏私分。他們怎麼私分呢？就是隊上交公糧後社員再分糧，分完都會剩下一些，這些不在統計之內，等社員都走了，他就帶領幾個幹部私分、私賣。參與的有保管、會計、隊長。這個副大隊長分得最多。糧食是農民最保貴的財產，一個普通的幹部，就居然私分得那麼多糧食，還有那麼多其他財產。

上有行則下必有效！有一個小隊長，是個皮匠，也私分糧食，群眾反映他不承認，硬說是節省下來的。我們從小隊會計突破，這個會計先也不講實話。我們說，不講我們就帶人抄家。一聽要抄家，他就主動交代了。

我們去小隊長家，發現糧食都藏在柜子裡。一個小隊的幹部，就那麼一點點權力，就敢在社員的眼皮底下私分集體的東西。所以，社員就沒有積極性了。他們說，我們干那麼多，都是給他們幹部干的，我們工分那麼低，就分一點點錢，一點點糧，他們說是為集體，其實都是為他們自己了。實際上這就是毛主席說的新的地主、新的富農。解放前是公開的剝削，他們這是不公開的剝削。我親眼看到這些之後，就覺得毛主席講重點是鬥爭走資派講得真對。

關鋒管的那個隊，副大隊長也貪污，情況和我這個隊的副大隊長類似。也辦了一個展覽，綢子緞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電器都是新的，餅乾都是鐵盒子裝的，數不過來多少盒。那時剛從困難時期出來不久，這些都是很高級東西了。他貪污錢，貪污糧多，家裡東西就多，光是這些他也是個貪污犯。當然，就數值來講那是和現在沒有辦法比較的。這個人有點成績，在公社裡有名，上下關係都好。所以，貪污證據確鑿，卻因為上面有人撐腰，誰也拿他沒有辦法。誰拿他，他就搬來上面的人，把拿他說成是整群眾，上面的人聽他的。關鋒對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氣，就是要拔這個釘子。這個人欺壓老百姓的事兒很多，不光是貪污錢和糧。關鋒很仔細，讓滕文生搞了一個小冊子，把他的種種惡行、斑斑劣跡都寫出來了，最後還是把他拿下了，開除了黨籍。關鋒倒霉之後，北京市馬上就給這個人平反了，平反的時候，也不講點具體材料，不談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是一句話：一批極左分子，在關鋒的領導下，誣陷造謠，加給 XXX 的罪名都是不實之辭。關鋒到去世的時候對這個事情也不服氣。當時他搞那個小冊子時說：我就寫本書定在那兒，他翻案也翻不了。但還是沒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內部材料，人家不給他發行。 “真理”都是相對的，誰掌握權力了就是“真理” 。當然這個“真理”是打引號的。真正的真理是動搖不了的。

我打成走資派的那個副大隊長鄧慶福也是這樣的，我倒霉之後，北京市就給他平反了，說他沒有私分糧食，也沒有貪污。還有一個人，解放前當過狗腿子，他在隊裡打穀場管稱杆子，利用這個權力和糧食緊張，採用“高抬低壓”秤桿的辦法，霸占和欺壓婦女。他看中誰家婦女，就讓秤桿高高翹起多給人家一點糧食，用這個辦法去誘騙人家，誘騙不成的，他就讓秤桿低低的，剋扣人家的糧食。有個外號叫“小半仙”的婦女，不結婚，喜歡誰，誰給她一點東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歡誰，誰給她錢，給她糧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歡這個把秤的，他再怎麼高抬秤桿她也不干，這個人沒有辦法，就把她強姦了。鄧小平重新掌權後，這樣一個壞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給平反了。只要是我們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連壞人也平反，理由是我們迫害群眾。看看今天農村的村霸，是不是與鄧小平的亂平反有關？

對比之下，有個老劉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老劉死了，對他的死，我是遺憾的，因為是我沒有處理好。在查了鄧慶福之後，有人說，有個人你們沒有查。他姓劉，現在是貧農，解放前當過土匪，經常搞綁票。一般來說， “盜亦有道”，當土匪也有當土匪的規矩，不能綁票自己村裡的人。這個人不講這個規矩，綁過村裡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歡他。我們在運動中不搞土匪，沒有這個任務。再說他已經是貧農了，解放後也沒有再當土匪，而且他的一兒一女，參加四清也積極。但是，社員反映了，我就要應着。我說，好吧，讓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說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隊員小周去找他談。結果他很緊張，以為我們搞了鄧慶福之後要搞他，小周找他談話後沒兩天，他就跳井自殺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說，我也沒有逼他，就是照你說的讓他交代交代。鄧力群經歷的事情比較多，又是帶隊的，我趕緊報告鄧力群。鄧力群說，沒多大關係，過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報案，給北京市公安局報案。我們報案後，公安局馬上來人，法醫一套人馬也來了。人已經從井裡拉上來了，法醫翻來覆去地看，照相、記錄，都好了就叫我們埋人。我說究竟檢查出什麼了？法醫說，我們的任務是來看是他殺還是自殺，是他殺就要立案調查，是自殺，那就是村裡的事了。我問，那怎麼知道是自殺呢？法醫就跟我講，被推下井的人要掙扎，到井裡還要掙扎，指甲蓋底下一定有泥灰，這個人指甲蓋很乾淨，沒有掙扎的痕跡，他是自己跳到井裡的，沒有掙扎。

這個老劉，家裡一大堆人，他一死沒有強勞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難。人不死，怎麼對待土匪都沒有問題，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來了，幾十年前的事也原諒他了，都覺得我過分了。我沒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責任，我為這事檢討過。我要將他家生活穩定下來才好，後來我給他女兒找了一份國家工作，讓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終歸是死了。

通過“四清”我們把幹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隊除了那個副大隊長，其他幹部都沒有清出很大的問題，那個小隊長的問題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員出工，打了鍾還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後，沒打鐘就在鍾底下等出工了。

我親眼看見，社員的積極性確實是提高了。社員們說，大躍進的時候，地里的莊稼都沒有好好收，南瓜都爛在地里了，收起來的也沒有人去分，還是爛掉了。58 年確實風調雨順，確實豐產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東西收不上來。全國都有這種情況。豐產不豐收，豐收不豐分。老百姓實際沒有分到多少東西。後來農民積極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對，主要還是幹部的問題，幹部貪污，欺壓社員。四清整頓了一下，社員積極性又起來了。我們工作隊很清廉，工作隊到的地方，幹部也不敢貪污，社員分的糧食就多。他們說，你們每年來一次就好了，特別是收糧的時候，你們來跟我們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說，生產解決了，大的問題就是分配問題，解決了幹部的私分問題，社員的心就順了。我們走了後他們連年豐產豐收，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說四清主要矛盾是群眾和走資派的矛盾。這是對的。我們就是搞幹部貪污、私分糧食、欺壓群眾這些事。鄧力群大體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資派幹部，主要是搞共產黨的幹部，不是搞其他幹部。原來王光美搞的那個“桃園經驗” ，搞的問題就多了，包括歷史問題也搞。我們不搞歷史問題，死了的那個老劉，也不是我想搞他歷史問題。搞歷史問題就大了，農村有很多人參加過什麼偽團丁，那麼多人怎麼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讓我捲入高層漩渦

四清運動要發動群眾起來，提高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自覺抵制資產階級意識。我們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發動群眾，對貪污的幹部的鬥爭，也不是搞噴氣式什麼的，叫走資派站在那裡就行了。可是，當時王光美已經發明的“桃源經驗”，是搞秘密串聯，搞“小台灣”，神秘兮兮。而且鬥爭走資派搞噴氣式，很殘酷。劉少奇到處推廣王光美的“桃源經驗” ，劉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學“桃園經驗” 。群眾和那些走資派也是鄉里鄉親的，你要搞噴氣式、搞殘酷的肉體鬥爭，群眾也掰不開面子，所以就抵制。我們，包括鄧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園經驗”那個搞法。劉仁看到下面的群眾一時間不起來，都抵制那個搞法，就認為是下面幹部搞四清不積極。他發了個講話，說你們不搞就算了，我們都撤回去。

劉仁的這個講話精神下去後，我是有些看法的，當時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個領導講的，還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劉仁講的。我那時年輕氣盛，也沒考慮那麼多，就批評說那樣對待群眾是老爺作風。群眾不覺悟，就應該去做工作，發動他們起來，而不是要訓斥、要撤走工作隊。當時後樓主辦的內部刊物《情況反映》是給中央領導看的，經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況。研究室的領導之一陳麒章當時是負責這個刊物的。他們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經常跟他們溝通溝通，報告報告。所以，我離開後樓研究室之後，還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聯繫，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況寫信告訴他們，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給一個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對劉仁講話的看法都寫出來了，因為是私人通信，也寫得就比較激烈。那位同志覺得內容不錯，沒有跟我說，就把信轉到陳麒章那裡去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那樣的通信都是與工作有關的，很難說是完全的私人性質。陳麒章看後認為我對劉仁講話的批評意見是有點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登出來了，還從辦公廳的北京市簡報里找到劉仁的講話，作為附件一起登出了。

主席向來很反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從《情況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見，把我的意見批給彭真看，好像還批評了劉仁，說劉仁不該那樣講話，讓彭真去處理。這之後劉仁就檢討了，還生病了，不過很快就治好了。我對他們提出的批評是有點過火，主席又過問了，彭真就很緊張，意見也很大。這下北京市的領導就反感我、攻擊我，說我吹毛求疵，說我以勢壓人，弄得主席批評劉仁了。彭真先找了陳伯達，說劉仁這個人是老革命了，你們批評我們的書記，先給我打個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評他的，你這麼一登出來，給主席看了，這事情就弄大了。

陳伯達這個人沒有獨立自主性，的確是像主席說的那樣，經常在黨內這一派和那一派之間搞投機。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劉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劉少奇是一條線的，我們批評劉仁就等於是給彭真難堪，就等於是搞到劉少奇那裡去了。而且彭真這個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厲害程度絲毫不在鄧小平之下。所以，陳伯達一看北京市對我有意見了，彭真也不滿意了，就很緊張。說實話，我這個信也的確是給他造成了困難。不過，那時候，陳伯達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彭真更怕跟我們起矛盾，因為毛主席是支持我們的。

陳伯達來電話批評我們：你們是怎麼搞的？不經過我同意，怎麼隨便給人下戰書？我也沒有叫你們下戰書。你寫這東西應該先通知我。你是《紅旗》的人，這影響很多人，牽涉到《紅旗》和北京市委的關係， 《紅旗》和黨中央書記處的關係，影響我和彭真的關係，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們這麼一弄，彭真還以為我要整他，對我有意見了。我跟陳伯達解釋： “我知道了，以後反映什麼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給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講得隨便，有點上綱上線，不是正式意見，沒有想到他們會登出來。登出了，有些話就是過分了。請彭真給劉仁打個招呼。我說他是老爺，他也不會超過王光美的，怎麼會變成資產階級老爺呢？我們收回這話。要不要我給彭真寫信說明，這是我的問題，跟你沒有關係。 ”陳伯達說，你別這樣寫了，趕緊到彭真那裡去檢討，認個錯。

由於我的文章裡面還引用了關鋒的幾句話，比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關鋒一起去。說來也巧，陳伯達要我們去向彭真檢討，彭真也找我們了。彭真看了我寫的情況簡報，怕我再直接給主席寫信，找他麻煩，就指名叫我和關鋒去參加他召開的四清工作動員會（要關鋒也去是因為我那個信也提到關鋒了） 。那天天寒地凍，雖然專門給我們弄了個火爐子烤火，我們還是冷得不得了，聽了四個小時，凍了四個小時，底下的幹部沒有火爐子，就更遭罪了。聽完會，主持人說，你們兩個請留下，一會兒有車送你們到彭書記家，彭書記要見你們。彭真是很大的領導，要見我們，我們要不去問題就大了。一會兒車子來了把我們從頭銜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裡，熱氣開放，溫暖如春。以前我給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沒有到他家裡去過。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麗堂皇，就像現在很豪華的裝修，比現在的豪華飯店的高級房間還要高級。桌子都是很高級的木頭，我以前都沒有看見過那麼好的木桌。吃飯是個專門的房間，很大，有很多精緻的擺設。我當時沒有見過大世面，我在上海見過我爸爸的老闆，家是很氣派的，但那是資產階級，共產黨裡面這麼闊氣的我沒有見過。在團校、在中央辦公廳我都沒有見過。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沒有吃飯的房間，吃飯都在辦公桌上。當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長。可是，主席家裡與彭真的家相比，也簡直是兩重天，暖氣不暖，常在屋裡呆要穿棉襖。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參觀一下，木床、舊沙發……。總理家裡我也去過，西花廳，總理和鄧穎超住在一間小屋，都挺樸素的。林彪的家我沒有去過，不知道。

彭真是個大手筆，領導能力很強。他知道主席重視這事，就在向陳伯達做過交涉之後，又親自和我們交涉。他實際是希望我們別再告他，想與我們緩和關係。我們去了他那裡之後，他不但不批評我們，好像還很重視我們。關鋒是老幹部，我以為他會以關鋒為主。不是，他把關鋒冷在一邊，老跟我說話。

他先跟我們嘮家常，問寒問暖，連我老婆怎麼樣，多大年紀，長得好不好，感情怎麼樣都問，還叫我常到他家裡來。我說，我還不知道您愛人叫什麼名字，他就說叫張潔清。然後，問我最近看什麼書，主動提起我評李秀成的文章，當然他先說了關鋒的文章好，讚揚關鋒一番作為鋪墊。他對我說，我看到你的關於李秀成的文章，當時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寫得好，那麼長的文章，我一口氣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賞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對的，周揚他們不對。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確是對革命不忠，真正對革命真誠的是農民英雄陳玉成，跟你一樣是擁護陳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們黨的新興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負黨的培養。彭真說他支持陳玉成，反對李秀成，一下子把我們的距離拉近了。陳伯達說彭真是副書記。這麼高的中央領導，和主席一樣支持我，我對他的好感一下子起來了。乘此機會，我說，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對劉仁同志的那個意見應該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給辦公廳寫了封信，他們就登出來了。這個事情跟陳伯達同志沒有關係（我們來之前，鄧力群也在通縣，我們跟他通報過彭真要見我們。鄧力群也叮囑說，見了彭真說一下，你們寫的那個情況匯報，主席批的那個東西，是你們自己弄的，不是陳伯達叫寫的，陳伯達對這個事情很惱火，你要提陳伯達撇清楚） 。

彭真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你有意見，有權利寫。還說，你們的意見很好，對待群眾怎麼能用這種老爺式的腔調呢？說完他還要請我和關鋒兩人以後擔任整個北京地區四清工作的顧問，參加北京的會議。但是，他又說，劉仁這個人呢，講話就是怪，喜歡講反話，我體會，他那個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說，下面再不積極的話，他就不管了，這是激發他們積極起來。他說不管了，意思還是要管。你們就當成他的真話了。他不是這個意思，他要是真反對就不對了。他是個書記，怎麼能真不管呢？

彭真講的很有道理。我說，我水平低，當時我跟關鋒講，關鋒也沒有仔細看。我們倆水平不高，可能領會錯了，主席看了我們的報告認為劉仁不對，就批評了。這是我們做得不好。彭真說，沒關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主席批評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緊張，心臟病都發了。他以後知道該怎麼講話了。激發人家，就正面講嘛。

彭真這麼一說，我和關鋒倒覺得過意不去了，因為當時我們對劉仁也並沒有什麼看法，只是覺得他的話講得不對。聽過彭真的這些話，我覺得彭真好像不在乎這個事。於是，我再次強調說這個批評不是陳伯達的意見。他說，就是陳伯達的意見也沒有關係。彭真又說，你們《紅旗》雜誌辦得很好，工農兵學哲學，主席都說了，我也是這個意見。彭真的這個態度和陳伯達的指斥大不一樣，這使我對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這些話，就吃飯。我第一次吃這麼細的飯，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關鋒是老吃肉，那個肉也好吃。我們在通縣都是“三同” 【是通吃、同住、同勞動嗎？】 ，都在社員家吃飯，到工作隊隊部也沒有什麼好吃的，就在這裡大吃了一噸。在中央開會，我以為吃得也不錯，中南海我們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請我到四川飯店吃過，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這個飯菜，都是天差地別。

走的時候彭真叮囑我，以後看到北京有什麼事你就直接跟我寫信，寫我親收，信封上寫上你的名字，他們就不會壓了。我領會他那意思是說，以後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別人說了，要跟他本人說。這一點我不反感，因為當時彭真黨內很有威望，中央會上常是他講話，比鄧小平還厲害。那時也沒有什麼“二月提綱”的事，我確實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來了就說我的文章好，我批評劉仁的事也不在乎，態度和藹，又請吃，又嘮家常，還問寒問暖，問我看什麼書，連我老婆怎麼樣，多大年紀，長得好不好，感情怎麼樣，都問，我能不感覺他是自己同志嗎？我那時 30 多歲，也沒有經過複雜的事，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比較簡單，不知道有那麼多矛盾，就覺得他是一個關心我們的首長。當然，我也知道，這個首長關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為毛主席挺重視我。

我回來以後對關鋒說，彭真請我們吃飯這麼隆重啊！關鋒說，還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權力大，陳伯達都不敢得罪他。你寫了那封信說劉仁的壞話，陳伯達要你去說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請吃飯還不是因為那封信，因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說了嗎，以後北京有什麼事給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這樣的話，我們還能說他不好嗎？關鋒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銳，他究竟是經驗多。我問他，我跟彭真講清楚沒有？他說，你應該說明，你是跟中辦同志個人寫信，不經意說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狀。應該把這個意思說清楚。我說，那你怎麼不當時就補充？他說，你的事我怎麼補充？我回來一想，覺得是我們自己對事情沒弄得很清楚，就批評起來了，是有不足的地方。於是我就給彭真寫了一封信，一來是按照關鋒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說清楚一點，也算是對向陳伯達有個交代；二來吃了人家的那麼一噸飯，也該說聲感謝。給彭真的信，不是關鋒叫我寫的，我在信里說了對彭真招待很感謝，希望他轉告劉仁同志，消除誤會。此後我和彭真再沒有什麼來往，也沒有寫過信。

文革後彭真隔離審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給康老了，那裡面就有我的這封信，那時候彭真好像是反黨集團一樣，所有跟他關係好的，都要懷疑、審查，戚本禹響噹噹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陳伯達、江青都看了。就說我是拍彭真的馬屁，向資產階級投降。江青有點懷疑，問我： “你怎麼跟彭真寫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說，是陳伯達叫我去認錯的。如此這般講了一下過程。江青就問陳伯達，陳伯達說“沒有啊，我不記得啊” 。還好在開會的時候，關鋒也在。我說： “江青同志，這個事關鋒同志可以證明”。關鋒也證明了。江青知道了實情就說陳伯達： “你這個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還說人家。 ”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說他仔細看了我的信，彭真請吃飯，一般的感謝，沒有講別的內容，沒有什麼事兒。康老這麼一解釋，這封信就不算事了。陳伯達說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後，開始是陳伯達整我，後來是總理、康老、江青講話，講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陳伯達的遺稿才知道，把我抓起來，他們都贊成，就是康老說了“要謹慎，戚本禹在群眾中有影響，這個事情……恐怕要請示主席”。康老那時病了幾天，不知道其實抓我是請示過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請示過主席的之後，為了撇清，就又說我早就投靠彭真了，還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話“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 ，說可見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與彭真成為一家人了。總理 315 講話也說 ，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這都是不對的。我要做最後的聲辯：寫信是 1964年的事，當時彭真是黨內很重要的領導，位置僅次於鄧小平，毛劉周朱陳林鄧，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員，陳伯達叫他副書記，可見他是實實在在的中央領導，他請我吃飯，我就寫了那個信表示一下感謝，算不算罪狀？怎麼是投靠？那時候總理還三天兩頭跟彭真一起開會哩，難道總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這話，不過是客氣話而已。現在還有人造謠說我信里寫了“最敬愛的彭真同志” 。我給主席都不這麼寫的，怎麼可能給彭真寫“最敬愛的”這種話呢？造謠的人自己沒有頭腦，不等於其他人也沒有頭腦。

17.4 批評“繁瑣哲學”惹出的麻煩

翟里大隊歸宋莊公社管轄，宋莊的四清由上面統一管，上面經常讓我們匯報，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很複雜，我們得派一個專人來應付。正好《哲學研究》約我寫文章，我就說現在是繁瑣哲學盛行。什麼繁瑣哲學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問題，沒完沒了的統計、填表、查問，上面老來人聽匯報，要這材料要拿材料，比隊長鄧力群來得還勤，鄧力群有什麼事，叫我們說說就行了，也並不經常開會。他們是沒完沒了地折騰你。一天晚上，我越來越氣就寫了一篇短文，批評繁瑣哲學，關鋒拿去看了說好，我就交給《哲學研究》雜誌發表，清樣出來了，鄧力群看到了，就問，你這個批判繁瑣哲學是不是中央跟你說了什麼？我說沒有。他說，毛主席正批評劉少奇的繁瑣哲學呢。

我當時寫的是文牘現象，但是提到了哲學高度講這個問題。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條時，毛主席和劉少奇發生了分歧，毛主席說要解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主要抓黨內當權的走資派，劉少奇說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四清、四不清的問題要解決，黨內外矛盾交叉的問題要解決，毛主席就說他是繁瑣哲學。而我講繁瑣哲學是講具體方法問題，跟劉少奇搞的繁瑣哲學一點關係沒有。因為我是從哲學角度講，所以用了繁瑣哲學的題目。鄧力群是劉少奇的秘書，很敏感，一看我講繁瑣哲學就警惕了，以為我是在批判劉少奇，以為我消息靈通，以為一定是聽到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繁瑣哲學。我問他，你怎麼知道主席批繁瑣哲學。他說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說毛主席跟劉少奇發生分歧了。鄧力群跟康生關係不錯，有時候跟康生打電話。鄧力群說，這個事中央還沒有公開，不要去趕這個熱鬧。他以為我是要乘機出風頭。其實，我研究理論寫文章真沒有想投什麼機，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寫的，後來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也是我自己寫的，沒有人布置任務，也不是因為聽到什麼消息。再後來到文革中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那是任務了，因為毛主席說要搞大批判，要研究歷史寫批判文章，但也沒有給我規定題目。我跟鄧力群說，我批判繁瑣哲學，批的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我一點不知道，我在農村沒有回家，自從上次那個私人通信搞出那麼多的事情後，我也沒有和辦公廳通信。鄧力群相信我，說那就趕緊把文章撤回來吧，以免引起誤會，你看我都誤解你了，別人誤解就更大了，黨內文件一傳達，你的文章一出來，好像你在反對劉少奇（他不願意我反對劉少奇） ，這樣的話引起黨內矛盾不好。這是中央上層的東西，領導之間的事，現在沒有傳達，我們不要作這樣題目的文章為好。我認為鄧力群的意見對，馬上打電話告訴《哲學研究》雜誌的林聿時，請他趕緊把文章撤下。他們說目錄都上了，印刷費都付了。我說哪怕印了也要抽下來，損失我賠償，我說這是鄧力群交代的，不能發了。我也不好說怕引起什麼誤會，就說請他幫個忙吧，下次我一定寫一篇大文章。他說那要損失多少錢，我說我來補。他說那倒不用，別的雜誌賠錢，他們雜誌賺錢，不在乎這點錢。他最後把文章撤了。因為這麼一個情節，我就特別留意毛主席和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關他們分歧的文件傳下來後我仔細看，覺得還是毛主席對，劉少奇不對 。鄧力群看了後，卻搞調和論，說他們是一個說法問題，一個工作，不同的說法而已。劉少奇也沒有否定搞黨內矛盾，我和關鋒不同意鄧力群的說法，認為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內部矛盾，干群矛盾，貪污腐敗，私分糧食，各種人的歷史問題，農村什麼問題沒有，你要找矛盾什麼矛盾都有。這是客觀情況，但是我們工作隊的體會是，你不能一天搞那麼多的事情，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黨內腐敗問題，要讓農民多分糧食，這是主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鄧力群認為，你得把各種矛盾擺出來，然後才能抓主要矛盾。我們怎麼能一進去就知道什麼矛盾呢？主席說，什麼都抓是繁瑣哲學，但你擺出各種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瑣哲學。我們就這麼隨便議論，也沒有誰要抓誰的辮子。

我四清回來才看到“桃園經驗” ，當時還覺得不錯。為什麼主席後來跟劉少奇產生這麼大的分歧，還專門把陳伯達從農村叫回來寫二十三條？那時候僅僅知道主席和劉少奇有分歧，在這個封鎖哲學的問題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個時候說劉少奇不讓主席開會，講話，主席與劉少奇有那麼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

【關於批判繁瑣哲學，我綜合所有材料後，得到關於此事的以上表述，原來材料中有很多小衝突，我都抹平了，當然也許沒有平。原來的材料有個說法與現在這個整理矛盾比較大，無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 “後來稿子送到康生那裡，康生就給我打電話，要我到釣魚臺去一趟。我去後康生說： ‘這個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煩瑣哲學是主席批評劉少奇的，你這文章在這樣的刊物上發表，別人就會以為要批判劉少奇了。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