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9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然指控“印度情报机构涉嫌谋杀加拿大籍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此事瞬间点燃印加两国的激烈对抗。至2024年10月，双方互逐六名外交官，双边关系急坠，陷入全面危机。当月29日，加拿大更是直指印度总理莫迪的“亲密盟友”——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称其为下令袭击海外锡克教领袖的幕后主谋。对此，印度坚决不认账，还拒绝配合调查，抨击特鲁多政府是在“蓄意抹黑印度，谋取政治私利”。值得留意的是，此前美国司法部也指控印度前情报人员策划在美国暗杀锡克教活动人士，虽未遂，但美国官员已成功施压印度政府展开彻查。耶鲁大学南亚研究讲师苏尚特·辛格分析，莫迪政府此次在印加外交风波中态度强硬，背后动机或有三：一是料定特鲁多政府连任无望；二是自恃在西方盟国战略布局里地位关键；三是想展示打击对手的强硬姿态，以此赢取国内选民支持。然而，单就这起刺杀事件而言，本质上是一场毫无可行战略目标、极为短视的情报行动。阿米特·沙阿对外界形势的误判，给印度带来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境外暗杀”这一嫌疑，重创了印度苦心塑造的国家形象，还搅乱了美西方的国内政治生态、族群关系以及既有规则秩序，给印度当下与未来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旷日持久的挑战。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加拿大《海象》（The Walrus）杂志

一、事件回溯

2024年11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布兰普顿市印度教徒协会圣庙（the Hindu Sabha Mandir）爆发暴力事件。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总部位于北美的“锡克教正义”（SFJ）组织成员手持“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 movement，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主张锡克教徒脱离印度独立建国）黄旗，针对到场的领事馆官员进行抗议活动，并与手持印度国旗的人员发生冲突。此事件导致五人遭到逮捕，一名皮尔区警察和一名印度教牧师被停职处理。针对此次事件，印度外交部表示“极端分子、分裂主义分子是幕后黑手”，而锡克教正义组织则将其描述为“对支持卡利斯坦和平示威者的无端暴力袭击”。

事件发生不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于社媒X网站（原推特）发文表示，暴力行径“不可容忍”，“每一位加拿大公民皆有自由且安全地信奉自身信仰的权利”。次日，印度总理莫迪令事态升级。其在X网站上公开指责此次针对印度教寺庙的“蓄意攻击”行为，将暴力冲突归罪于锡克教活动分子，同时谴责“恐吓”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怯懦行径”，还补充称：“此类暴力举动绝不会削弱印度的决心。”

鉴于近一年来印度与加拿大外交风波不断，莫迪此番尖锐言论也就不足为奇。2023年9月，特鲁多在加拿大议会宣称，加方正在“全力追查可信指控”，该指控指向印度特工于6月涉嫌在温哥华郊区、锡克教人口密集的素里市（Surrey）一座锡克教寺庙外，对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实施暗杀行动。

随后在2023年11月，美国司法部披露了纽约一家法院针对印度公民尼基尔·古普塔（Nikhil Gupta）的起诉书，指控其谋划在北美暗杀至少四名锡克教分离组织成员，其中涵盖尼贾尔的同伴、锡克教正义组织总法律顾问潘农（Gupatwant Singh Pannun）。据了解，古普塔于2023年5月被印度情报人员招募，在密谋刺杀潘农未得逞后，于6月在捷克布拉格遭到逮捕，2024年6月被引渡至美国，当下其对上述未遂阴谋拒不认罪。

随着调查工作的持续推进，美国与加拿大获取了更多能够证实“印度策划境外暗杀行动”的证据。在2023年9月特鲁多于议会发表声明的三天之后，加拿大再度发生一起锡克教徒遇害事件，印度方面可能涉嫌其中，该案件目前仍处于调查阶段。值得留意的是，印度政府当下正协同美方对“刺杀未遂”事件展开调查，然而却对加方的指控予以强烈驳斥。

2024年10月14日，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特鲁多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印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与印度黑帮分子相互串通，在印驻加拿大高级外交官的协助下成功实施了对尼贾尔的刺杀行动。印政府旋即发布声明“强烈抗议这些荒谬指控”，并将其归因为特鲁多政府收割锡克教选票的政治议程。随后，两国相互驱逐对方六名外交宫。

此次布兰普顿印度教寺庙暴力事件招致莫迪的尖锐回应，这是印加关系恶化的最新体现，且已演化为重大外交危机。对印度政治与战略层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加拿大指控莫迪的亲信、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为尼贾尔遇害事件的幕后黑手。此外，被囚禁于印度一所高度戒备监狱的黑帮头目比什诺伊（Lawrence Bishnoi）亦被指涉入，这给这场相当拙劣的行动增添了险恶色彩——据说，此次行动由印度对外情报机构的一名前低级官员主导。

整个事件或博得了莫迪支持者的赞许，他们觉得这彰显出印度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能力，然而，印度也极有风险为此背负沉重代价。

故事的最终走向仍不明朗，但在这起充斥着“国际阴谋、间谍活动与犯罪行径”的事件里，有三个人的角色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黑帮团伙“成功刺杀尼贾尔”

首位便是先前所提的比什诺伊（Lawrence Bishnoi），特鲁多曾明确点出其名，并将他称为“被印度情报官员所利用，涉嫌于素里谋害尼贾尔的黑帮团伙头目”。比什诺伊现年31岁，来自于锡克教人口居多的旁遮普邦。自2014年起，比什诺伊虽已在至少七所印度监狱服刑，但其领导的黑帮组织在印度国内外依旧恶行不断。

最近多起案件都体现了比什诺伊的影响力。他曾公开威胁与他关系不和的宝莱坞巨星萨尔曼•汗（Salman Khan），并因此受到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赞扬。2023年3月，一家新闻频道播出比什诺伊被警方拘留期间接受的两次采访。10月，就在特鲁多点明比什诺伊涉嫌参与暗杀的前几天，比什诺伊所在黑帮团伙声称暗杀了孟买政客兼房地产经纪人锡迪克（Baba Siddique）。比什诺伊本人一直被关押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戒备森严的萨巴马蒂监狱（Sabarmati prison），但2023年9月，阿米特·沙阿领导的印内政部曾建议，不要将比什诺伊转移出萨巴马蒂，即使是审讯期间也不许。如今，这一不寻常的豁免又延长了一年。

三、情报官员“雇凶谋杀潘农未遂”

第二位是维卡什·亚达夫（VikashYadav），他在印度对外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RAW）当了近十年外勤官员。不过，印度政府称其已离职。美国司法部指控，2023年6月前后，亚达夫把与尼贾尔共事的潘农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了尼基尔·古普塔（Nikhil Gupta），还向其支付了暗杀行动预付款。如今，亚达夫和古普塔均面临雇凶杀人及共谋洗钱的指控。

2023年10月，美国官员向印度方面通报了暗杀潘农未遂事件。两个月后，经过九年打拼，亚达夫才获任调查分析局（RAW）全职官员。2024年10月10日，美国联邦发出逮捕令，把亚达夫列入联邦调查局（FBI）通缉名单。就在同一时段，10月12日，加拿大官员在新加坡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会面，分享了印度参与袭击加拿大锡克教徒的相关证据。

会面期间，加拿大提出三项提议：一是印度放弃六名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方便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对他们进行讯问；二是由渥太华直接驱逐这六人；三是印度接受一套替代方案，即印度撤回这六名外交官，把美国开展的相关调查范围拓展到加拿大，美加组建委员会携手杜绝外国干涉，同时让印度政府指示比什诺伊，叫停其在加拿大黑帮同伙的活动。特鲁多政府的家安全顾问娜塔莉·德鲁安（Nathalie Drouin）称，因印度政府选择不就建议的措施进行合作，加拿大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

值得玩味的是，亚达夫入职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前，曾就职于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2023年，他因违反内部指令被遣返CRPF，随后遭到免职。2023年12月，亚达夫被捕，获罪缘由并非美国雇凶谋杀一事，而是一起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案。他在新德里一所监狱服刑四个月，于2024年4月获释。尽管亚达夫的职业生涯看似已终结，但部分人认为，鉴于印度法律程序的复杂性，这起略显牵强的勒索案，会被用作拖延乃至拒绝美国引渡亚达夫的请求。

四、内政部长“主谋策划跨境暗杀”

亚达夫不过是印度政府的低级官员，然而，有消息称，下令在北美地区暗杀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的，是印度“仅次于莫迪的最有权势之人”——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英国《卫报》曾将沙阿描述为莫迪总理的“亲信、副手与执行者”。在莫迪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任职于古邦政府的沙阿还曾因涉嫌谋杀身陷囹圄。

有关“沙阿参与北美锡克教领袖遇害事件”的传闻甚嚣尘上，加拿大记者持续向包括外长梅勒妮·乔利（Melanie Joly）在内的加方官员求证，却始终未获证实。10月14日，《华盛顿邮报》披露加拿大政府简报，首次将沙阿指认为暗杀事件的幕后主谋。10月29日，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大卫·莫里森（David Morrison）于渥太华的一个议会委员会上作证表示，加政府认定，沙阿参与指挥了针对加拿大锡克教徒的暴力袭击活动，谋杀行径亦在其中。

沙阿是这起谋杀案的关键人物。一方面，这意味着暗杀事件与印度政府最高层直接相关，毕竟境外暗杀行动极为复杂，需外交官、情报人员、官僚及犯罪团伙协同运作、统筹把控，唯有获得印度政府高层政治权威批准才可能成行。另一方面，沙阿来自古吉拉特邦，而比什诺伊正被关押在该邦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这无疑加深了外界疑虑。据印度媒体报道，沙阿本人并不在意西方制裁，自2014年莫迪当选总理起，沙阿从未有过出国访问经历，往后也无意出访。一位支持莫迪的记者透露：“要是问沙阿，他会讲，国外没有他要争取的选票。”

印度打击北美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的行动，背后存在多重驱动因素：其一，印度亟待压制由锡克教徒引领的农民运动，就在数年前，这场运动成功迫使莫迪政府撤回三项饱受争议的农业改革法案。其二，印度教多数主义者对锡克教所秉持的“非印度教教派且具独立性”的思想深感不安。其三，20世纪80年代旁遮普邦“卡利斯坦”运动兴起之际，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曾以间谍身份，暴力打压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这段过往至今仍有着不容忽视的遗留影响。

然而，对于有望接班莫迪出任党魁的沙阿来说，这次缺乏可行战略目标、极为幼稚的情报行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沙阿对印度之外的世界，认知似乎颇为有限，还莫名低估了西方国家的能耐。不管怎样，“卡利斯坦”运动在印度已然渐趋平息，所谓“剿灭锡克教分离分子”的尝试，几乎毫无实际意义。

加拿大皇家骑警总监迈克·杜赫姆（Mike Duheme）明确宣称，针对沙阿的指控不仅有情报作为依托，更是基于监控印度官员间数字通信所收集到的确凿证据。这类高密级情报，只可能来自加拿大在“五眼联盟”中的伙伴——美国。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法院后续的起诉书极有可能直接点出沙阿的名字，进而对印度的声誉造成更大冲击，与普京（Vladimir Putin）主政下的俄罗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掌权下的沙特阿拉伯，以及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的以色列相提并论。当被指认的只是一名低级情报特工时，诸多事宜或许还能遮掩过去，可一旦点到印度总理最亲近的副手，后果无疑会严重得多。

五、“印加对决”走向

印度高级部长被视作“莽撞且蛮横”，这对印度身为负责任全球大国的声誉造成了重创。沙阿极有可能成为首位遭到制裁的印度现任部长，国际刑警组织或许会对其发出通告，该案件也可能沦为全球人权论坛与多边组织热议的焦点话题。且不说颜面尽失，此事大概率会沦为印度对手肆意攻击其形象的把柄，就连印度的盟友也能借此大做文章，迫使印度在关键议题上与己方立场趋同。印度政府势必要耗费海量外交资源与政治心力，才能应对这般被动的局面。

莫迪与沙阿在国内的狂热拥趸，或许会将整个事件当作“新印度”实力的象征。在2024年印度大选期间，这两位领导人还自诩“于敌人家门口予以重击”。往宽容处讲，这类说辞是在竞选热潮中抛出的，而且仅针对巴基斯坦；但美国的又一起起诉无疑表明，这些夸夸其谈的言论会再度给印度带来困扰。

加拿大与美国对印度的指控高度相似。依据美国司法部文件，“尼贾尔遇害”与“刺杀潘农未遂”这两起阴谋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然而，印度企图在两国指控间制造差异、挑拨离间，一面抨击加拿大的指控，一面又表态愿与美国合作展开调查。印度资深媒体编辑敏锐指出，印方采取不同应对方式，原因在于“加拿大行事偏政治考量，美国侧重外交权衡”。

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试图对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案件加以区分，他称：“美国有别于加拿大，不会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为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站台。”印度外交部还指出，《今日澳大利亚》曾报道苏杰生同澳大利亚外长会面，然而数小时后，该社交媒体页面在加拿大遭到封禁，这与加方宣扬的言论自由承诺相悖。实际上，此次封禁背后的真正缘由是，由于社交媒体巨头不满加拿大立法，Meta平台网页在加拿大无法访问，《今日澳大利亚》不过是受此波及的新闻媒体之一。

此外，苏杰生先前声称“美国分享了具体信息，加拿大却没有”，这番言论正遭受质疑。据媒体报道及官员采访内容，10月12日，加拿大高级官员在新加坡会议上向多瓦尔出示了相关证据，却遭到多瓦尔冷遇。印度媒体与现任安全机构联系紧密，纷纷撰文力挺，甚至公然报道此次会议详情，全然不顾两国官员就会议内容达成的保密协议。在此情形下，加拿大方面决定直接将事情公开，披露了更多令印度方面极为尴尬的细节。

美国司法部最新提起诉讼，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就印度调查委员会访问华盛顿特区发表声明，二者同步发布，绝不可能只是偶然。美国司法部的指控清单还涉及莫迪办公室，“亚达夫受雇于印度政府内阁秘书处，而该部门隶属印度总理办公室。印度调查分析局（RAW）也是内阁秘书记处的分支。”

美驻印大使埃里克·加塞蒂（EricGarcetti）的表态，远比加拿大方面来得严厉：“此类行径绝不可接受……身为美国人，我们当然无法容忍。这是一道红线……不论涉事者是谁，也不论他们作何说辞……在我看来，唯有切实追究责任，美方才会满意。”部分印度评论家指出：“尼贾尔-潘农事件整体态势表明，西方对印度经济、军事的崛起高度戒备。如同对待中国，西方更倾向于印度仅维持地区大国的身份定位。”

除沙阿外，后续或许还会有其他暗杀事件参与者浮出水面。2024年9月，多瓦尔并未随莫迪前往美国出席“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这是他自2014年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以来的首次缺席。官方未说明具体缘由，不过，这一安排似乎是受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向美国法院发起的诉讼所影响，该诉讼直接将多瓦尔与萨曼特·戈尔（Samant Goel，印度调查分析局跨国暗杀行动负责人）列为被告。就在莫迪抵达纽约的前几日，美国官员还公开会晤了锡克教领袖，此类会面尚属首次。

特鲁多政府公开表示，已知会其余驻加印度外交官，部分印度官员因而高度警觉，竭力避免卷入这场外交风波。印度政府似乎已“舍弃”亚达夫，虽说表面上正全力阻拦将亚达夫引渡至美国，意图保护其上司，可这种做法并没能让印度官员安心。印度或会进一步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对那些在灰色地带展开秘密行动的印度情报官员来说，这无疑会极大挫伤他们的工作士气。实际上，损害已然酿成。

尽管特鲁多本人及其他加拿大官员言辞强硬，加方政府却并未制裁印度情报机构，也没有叫停2018年签订的印加情报共享协议。印度方面或许会错把这当作加拿大示弱的表现，而且鉴于特鲁多可能在加拿大下一次联邦大选后卸任，印度兴许打算等加政府换届之后，再调整对加政策。然而，无论特鲁多是否继续出任总理，国家深层的制度性记忆远非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更迭所能左右。即便进入后特鲁多时代，印加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在情报共享这类敏感领域的合作，也会远远落后于从前。

令印度稍感宽慰的是，“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国家，诸如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对加拿大的支持表态相对温和。不过，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在澳大利亚、英国面临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已下达指令，遣返数名印度情报官员。这些国家政府对与印度开展情报合作心存疑。不管是恐怖组织的谋划，还是来自中国、巴基斯坦这类传统对手的挑战，终究都可能引发印度的安全隐忧。

印度长期期望在西方眼中被定位为战略伙伴，然而，其或许很快便会察觉，西方国家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强调，极有可能沦为抵制印度的依据。莫迪及其内阁成员正竭力遮掩这一难堪事件，虽说此举博得了国内支持者的欢心，但长远而言，印度必将付出代价。

作者简介：苏珊特·辛格（Sushant Singh），耶鲁大学南亚研究讲师、《大篷车》杂志咨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