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铭基】

一、《汉书》乃难读之书

《汉书》自书成以后，诚为难读，如无专人传授，不能明白。《后汉书‧班昭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班彪、班固父子共撰《汉书》，固妹班昭“博学高才”，续写未完之部。马融“博通经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学问渊懿，著作丰硕；然其读《汉书》仍只能跟从班昭受读，则《汉书》之难读亦可见一斑。

《汉书》虽为难读，然自书成以后，甚受欢迎，《后汉书・班固传》云﹕“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时人喜读《汉书》，却不易通读，必待师传然后方明。王先谦指出《汉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以其《汉书》之“专门受业”，“与《五经》相亚”。《三国志》有《汉书》师法之记载，其文如下：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为江东霸主，因欲时为太子之孙登习知近代治乱兴衰之事，乃使其学习《汉书》。在东吴大臣之中，张昭好学而博览群书，孙权遂欲使太子孙登随张昭习读《汉书》。张昭少子休为孙登僚友，便将《汉书》教授孙登。据裴松之注引《吴书》，谓张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大抵即为张休授予孙登之读《汉书》法。

明代代表的《汉书》刊本之一，凌稚隆《汉书评林》

《汉书》之难读，并非文字释义上之困难。唐人颜师古注释《汉书》，每多指出《汉书》某字即为古字，明代凌稚隆《汉书评林》卷首有“《汉书评林》字例”，其中载有若干古字。

此外，相较《史记》而言，《汉书》时代虽后，却用上更多古字，刘知几《史通》以为史书每多“勇效昔言”之作，班固撰史自不例外，书中多用古字，文风渊懿。但是，文字之难，绝非《汉书》难读之因由。《汉书》难读之处，自当超出文字以外，乃涉乎全书撰史之精神。

二、《汉书》在六朝之传授

《汉书》无人教授，不可通读，义蕴宏深，难以明白。《汉书》注释者众，自汉代起已经出现专门传授的情况。如上文所引，马融已从班昭受读；延笃为后汉桓帝时人，本传言其“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陈直据今《汉书・天文志》昭帝部分颜注所引延笃注解，以为“延笃所注，别有《汉书音义》”。实为最早注释《汉书》之人。

本传又谓“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可见服虔尝参考延笃著述。准此，《汉书》在汉代之师承可得一脉落：“班昭马融延笃服虔”。这是有师传授的明证。

及至两晋，左思亦《汉书》名家，据本传所载，“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

意谓当时贾谧尝请左思讲授《汉书》，惜因贾谧被诛，事遂不成。又，石勒乃后赵之开国君主，其人“雅好文学”，亦使人专门讲授《汉书》，及至读郦食其、留侯张良事而有所感，事见《晋书・石勒载记》。又刘宣乃十六国时前赵之开国功臣，其人好学深思，师事孙炎，读《两汉书》，虽未言其《汉书》师承，亦必所学有自，事见《晋书．刘宣载记》。

又，《晋书‧刘殷传》谓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据此可见刘殷以《史》《汉》与五经并论，地位与经书相同，必待传授然后方明。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皆有传授《汉书》。《南史・臧严传》谓臧严能讽诵《汉书》，则必学有所承。又〈陆云公传〉言其“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亦必师承有自。《北史・崔宏传》云：“帝曾引宏讲论《汉书》 ，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

崔宏尝任北魏道武帝之吏部尚书，道武帝尝邀崔宏讲论《汉书》，则崔氏亦为深于《汉书》者也。且其子崔浩，撰有《汉纪音义》，乃唐代颜师古所征引前代《汉书》注解之一；崔浩之《汉书》学，盖亦受于其父崔宏。《李密传》谓李密“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

《包恺传》谓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者数千人”。准此，可见《汉书》在北方有“王仲通包恺李密”之传授过程。

至于隋代，《汉书》之学更是大盛。《隋书》载杨汪“受《汉书》于刘臻”，阎毗“受《汉书》于萧该”。刘臻当时号为“汉圣”，以《汉书》名家；萧该则是《汉书》学之宗匠，聚徒教授数千人。可知唐代以前，《汉书》之流传仿如经籍，必须师法授受。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六朝至唐初有三大显学，一曰三礼，二曰《汉书》，三曰《文选》，其论《汉书》云：

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

据其说，此时以三礼、《汉书》、《文选》为三大显学，遍及经部、史部、集部，而《史记》不在其中。赵氏所论，概括六朝、唐初《汉书》之注释与地位，足以参考。

三、《史》《汉》对读

历代论及《史》《汉》异同者甚众，晋人张辅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 ”此以字数多寡论二书之优劣，虽未足取，却属对读二书之先声。

《史记》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

其实，《汉书》百篇，袭取《史记》者计有六十一篇，取之而逐字逐句排比对读，则可见二书之异同。《汉书》袭用《史记》，无可疑议，惟其中有几项尤堪注意，可发前人之未见。

1. 续写《史记》乃《汉书》之原意

司马迁《史记》仅载汉武帝太初史事，此后阙而不录。后世史臣，多有续作，班彪（班固父亲）即其一。班彪撰《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启导《汉书》之作。今《汉书》虽不多见班彪《后传》之遗，然唐代颜师古云﹕

《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

颜氏以为《汉书》之赞语俱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赞语本出班彪，则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汉书》诸赞，有三处明确题为班彪所撰，并有两段虽不题班彪之名，却几可肯定为父彪所撰。《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三篇赞语明确题为《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纪赞》、《成帝纪赞》亦当出自班彪手笔。观此五例，若谓班固掩夺父名，未可遽信。

《汉书》继《史记》而作，故于武帝太初以前史事，多述《史记》，偶有不同，或作补充，要皆以《史记》为根本。举例而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有汉人贾谊之生平事迹，如河南守吴廷尉征之、在文帝朝最为年轻等，其《鵩鸟赋》与《吊屈原赋》，《汉书》皆载之；惟贾谊于西汉国策影响深远，《史记》却未有录其政论之文；反之，《汉书》补充《治安策》，实乃《汉书》补充《史记》之重要部分。

又如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载录其生平，《汉书》仍之，复补《天人三策》，则董生之学术思想自此了然。

2.袭取《史记》而自坏体例

据班彪所言，《史记》“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着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班彪以为《史记》在记载人物传记之时，传主之字、郡、县等，或记或不记，次序随意，班彪续《史记》，自当改正。

然而，《汉书》虽对《史记》体例之不严有所不满，却有自坏体例之举。考之《汉书》全书，其不依传主名字郡县序次者有之，盖有三焉，分别是《司马迁传》、《王贡两龚鲍传》、《叙传》。班氏所以自坏体例，实乃有意为之，一为颂扬史迁，嘉其编撰《史记》之功；二为激贪厉俗，歌颂贤德之人；三为历叙先祖，颂其扶风班氏源流。

3.《艺文志》•“有列传”之意蕴

《汉书‧艺文志》，盖以刘歆《七略》为蓝本，而《七略》又是依据刘向《别录》而来。篇中有班氏自注，张舜徽谓“凡事迹见于《太史公书》者，则曰有列传”，此实班氏视己书为续《史记》之书，且《史记》、《汉书》当合看之证。

张舜徽此说实本颜师古《汉书注》，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可谓知言，颜说是也。考诸《汉志》班氏自注为“有列传”者共十一次，分别是《晏子》、《筦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商君》、《苏子》、《张子》、《屈原赋》、《吴起》、《魏公子》。以上十一人皆属先秦，《汉书》不可能载录此等人物，故“有列传”者，必指《史记》无疑。

4.汉室之失，直书不隐

前人学者讨论《汉书》之于汉室之态度，刘知几云：“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王树民云：“《汉书》的突出特点，在极力美化封建统治者，异常地提高了统治者在历史上的地位。”二人以为《汉书》只是歌功颂德，美化汉室。但冉昭德则称赞班固能够“不为汉讳”。

举例而言，《史记》、《汉书》同写汉文帝，《史记・孝文本纪》称赞其“除肉刑”，《汉书・刑法志》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汉书》不单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颂，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轻用刑罚。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云：“史传有了互见之例，不但重复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贬，明忌讳，但是必待研讨全书而后纔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倘使谨读本传，那么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会是朦胧而不确实。”

又《汉书考索》云：“《史记》写作的特长，在于运用互见之例，常能使读者对于当前的人物，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认识。这一点特长，在《汉书》里是保留下来的，有时在运用上使人感觉到比《史记》更大胆，更灵活，因为班固所触及的人物，常常是几乎已经论定的，但是他提出其它的事实，我们不能不重加考虑。”朱说是也。利用史传互见之法，结合本纪与各篇所记，便知文帝为人。

至于景帝，包括其为太子时以棋盘击杀吴王太子、即位后将老师石奋调官、吴楚七国之乱时以晁错之命抵祸，《汉书》皆直书而不隐。

再如〈司马迁传〉，《汉书》袭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有一关键句子如下﹕

《史记‧太史公自序》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汉书‧司马迁传》 贬　　　　诸侯，讨大夫

王明通以为“班文删『贬天子』三字。盖班氏以为天子不可贬，而诸侯可退，大夫可讨，此为尊王之精神，亦为尊汉所本也”。王说似是。

吕世浩以为“《司马迁传》全抄史公《自序》之语，然于全文关键之史公述董生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删去‘天子退’关键三字，变成‘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拥护汉室统治而删改《史记》之态度，极为明显。”

取意亦与王明通相近。然而，《史记》和《汉书》既然应该合看，《汉书》乃续《史记》之作，天子不得贬，但读者取《史记》对照《汉书》，自可见班固刻意删去“天子退”三字，欲盖弥彰，反而彰显《汉书》立意褒贬之史书笔法。

5.取用“谤书”之勇气

《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无书，今所见者实为后世所补。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所记略同。

陕西西安，街边立着司马迁的雕像（@东方IC）

《后汉书》载王允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李贤注清楚定义何谓“谤书”，其曰：“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之类是也。”

此等“汉家不善”之事，《史记》多有载之，故得“谤书”之名；可是，“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三事《汉书》亦皆袭取《史记》，则《汉书》亦可谓之为“谤书”乎？

在撰写《汉书》以前，班固已尝因撰写汉代历史已为人诬告，陷于囹圄。如非固弟班超代为上书，并亲见明帝，具陈兄长著述之意，班固早已死于狱中，而不能有《汉书》之作。由是观之，班固早已明了撰写历史之危，然不单继承父业，更加大量取用《史记》，以及对史迁之歌颂。此正反映出班固之史家精神，与史迁源出一辙。因此，《汉书》之中，班固亦必以不虚美，不隐恶，以史书为尺度，欲令乱臣贼子惧。

四、《汉书》之史学精神

顾炎武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这种不待论断而在叙事之中可见旨意的撰史笔法，《汉书》有之，顾氏亦已略加举例矣。

《汉书》之史书笔法，简言之，有以下数项。

一为秉笔直书，不作回护。如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便揭露了诸侯王之奢侈纵欲，无法无天。《景十三王传》总写诸王云：“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在骄淫失道。”直接指出诸王不法，而朝廷亦不过问。

二为微显婉晦之曲笔。《汉书・外戚传》云：“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所谓“缘上雅意”，即按照武帝的心意，让李夫人在宗庙配享。

《晚笑堂画传》由清代画家上官周绘制，分上、下二卷，1743年雕版刊行

这里所说的“缘上雅意”，寥寥四字，毫不起眼。然而，这代表了霍光乃是极为了解汉武帝的臣子，因其“缘上雅意”，及后西汉帝王继位，皆与此相关。辅助昭帝、立废刘贺、拥立宣帝，霍光在昭宣二朝一直拥有绝对权力。汉武帝的好恶，霍光的“缘上雅意”，一直延续。

三为属辞比事。《礼记・经解》所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属辞比事原指连缀文辞，排比事实，记载历史。后泛称作文纪事。如此排比对读，在《汉书》而言，便是苏洵在其〈史论中〉评论《史记》时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互见之法。

在《汉书・武帝纪》的“赞曰”，就汉武帝之雄才伟略推崇备至；在《汲黯传》里，汲黯尝评论汉武帝，其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话便恰好反映汉武帝个人性格之最大问题，“多欲”却又希望成为古代圣贤君主。

四为“赞曰”以见史家之议论。举例而言，《汉书・酷吏传》“赞语”亦源自《史记・酷吏列传》，只是较诸《史记》而言，《汉书》似乎并无《史记》对于酷吏褒贬并见的态度。《史记》“太史公曰”部分以为酷吏虽然残酷，但在某一特定时空，酷吏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

只是部分酷吏只尚残酷，无可足称。反之，《汉书》删去冯当、李贞等语，其实正反映《汉书》心目中所言酷吏只需残酷即可，过于残酷而无所足称根本不是问题。由是观之，《汉书》跟《史记》就酷吏之态度取意不同，正是《汉书・酷吏传》“赞曰”之微旨所在。

五、结语

据以上考察，可总之为三。首先，《汉书》续《史记》而作，然《史》、《汉》关系除文献互见外，尚有其它重要原因。《汉书》乃继《史记》而作并当与《史记》合看。其次，袭取《史记》而独见微词。《汉书》袭取《史记》者众矣，则

“不虚美，不隐恶”者不独《史记》，而《汉书》与有荣焉。

最后，尊显汉室而不失《春秋》笔法。今观《汉书》不为汉讳之例大有所在，言有尽而意无穷，深具《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精神。

以上报告内容，参考自笔者三项著述：

1. 〈《史记》《汉书》关系新议〉，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第6期（2017年12月），页31-36。

2. 〈班固《汉书》的经学意义与《春秋》笔法——兼论《汉书》的传授与读法〉，宣读于世界汉学研究会主办、德国维藤大学承办之“首届世界汉学论坛”，2017年8月19-20日。

3. 《汉书及其春秋笔法》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