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文章的这一段：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问题。刘少奇在参与领导纠正错误工作的同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答案。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刘少奇在一次小组会上向会议提出了三个引入深思的问题：（1）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倾向？（2） 1958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3）当时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希望大家展开讨论。刘少奇提出的这三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已触到了党内在思想认识上的敏感点。因为会议没有按照预定的方针进行下去，这一纠正错误的积极尝试也被迫中断。对此，刘少奇深感痛惜，后来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到此事。”

请注意，还是毛泽东带头纠正错误的，纠正的高指标与浮夸风当然不是毛泽东的错误，而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的错误（见前说明；邓的责任稍后再详说），或者说是属于他们直接责任范围下的错误；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上述问题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清楚的纠错思路，要不然你无法理解此时他为何还要让与会人员讨论有关左、右问题，但是此时距毛泽东觉察到地方的高指标想法苗头已经16个月、距他着力纠正高指标、浮夸风错误也有8个月之久。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庐山会议上刘少奇真的像作者此处所暗示的那样着力或下决心纠正有关错误码？不可能；因为从他对待彭德怀的态度即可对此做出一个明确判断。请注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态度差别：毛既要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又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有毛泽东罩着的刘少奇却完全不同，他可以对彭德怀严厉抨击而不必过分忧虑后果。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查阅更详细的资料以核实，或证伪，我此处的判断。

事实上，根据同一篇文章，刘少奇从1961年4月才开始下乡做相关调查或者纠错，但是此时高指标与浮夸风早已酿成了苦果，甚至多数地方情况已经得到初步扭转。

这样，我们便看到一件特色时代很奇怪的事情：一篇旨在说明、赞扬刘少奇代表正确路线的文章，不仅没有提供他在这方面正确的想法、做法的丝毫证据，而且让人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

当然，这里的东西同别处的证据都是完全一致的。稍后我们再接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