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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新疆阿克苏再发爆炸案，造成7死14伤。这是孤立的个体事件，还是与两年前一般，针对军警的集体性自杀袭击事件？现在仍无定论。无论如何，此事让新疆问题在2009年“七五”造成数百人死亡之后，再次以血淋淋的事实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本期《上海视窗》，将介绍中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关于新疆问题的一些观点。

　　强世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学、法理学，与房宁等左派宣传学者不同，强世功对西方政治哲学浸淫很深。

　　2004年，强世功被借调到香港中联办做研究工作，其文章结集为《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一书，他探讨了香港这一“边陲”，版图“统一”后的文化与政制主导权的争夺流变。

　　此书一出，他也被视为年轻一代学者中，中国官方的智囊人物。

　　在香港研究观察4年后，从研究香港入手，强世功对中央与边陲、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华夷之辩到现代少数族群问题，有了独特的视角与认识。在强世功的学术架构中，他对政制发展背后的文化、制度、人心的争夺特别重视。

　　5 月份，强世功接受了广东《南风窗》专访，谈了对新疆问题的看法与建言。强世功认为，新疆问题固然是中国内政，但必须放在全球政治权力格局中来思考。他认为，无论台湾、香港和澳门，还是西藏和新疆，都是中国和西方进行政治较量的前沿阵地。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政治较量增加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

　　“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新疆和西藏，也出现在香港和台湾，因此边疆问题首先表现为是政治文化思想问题，尤其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

　　对于官方在新疆的巨额投资和发展规划，以发展促稳定。强世功认为“经济发展问题固然重要，但绝不能陷入庸俗的‘发展主义’，经济发展不一定能解决族群团结，有时候反而会导致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

　　在他看来，“新疆族群关系恰恰是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不同族群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有所不同，而一些致富的少数族群精英提出更多的要求，甚至走向分裂的道路。”

　　强世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独立主权国家的建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由此才有我说的这些“边疆问题”。

　　而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继续近代以来的国家建构，只不过时代不同，问题表现也不同。他认为，“如果说台湾问题的最高目标是统一，港澳的最高目标是长期繁荣稳定，那么西藏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教关系，新疆要解决的问题是族群融合。”

　　因此，新疆政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促进族群融合，任何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必须有利于族群融合，而不是族群分离。在这方面，美国解决族群问题中提出的“熔炉理论”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从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历史60年的治疆政策来看。

　　强世功认为，前三十年中央治理新疆的最高目标就是族群融合。“首先就是汉族入疆，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融合，而新疆建设兵团就是族群融合的重要举措。”其次，它通过 “阶级”概念以及穷人翻身解放运动把少数族群的下层百姓整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下，新疆政策实际上迷失了方向，甚至背离了族群融合目标。

　　“经济改革导致内地其它族群进入新疆仅仅为了赚钱，而没有与当地族群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基层的衰败导致汉语教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清真寺取代了学校，致使社会下层失去了与国家的文化纽带，开始接受另一套教育。”

　　而改革开放后，传统意识形态淡出，“阶级”概念的衰落增加了政治融合的难度，法律上的族群不平等甚至歧视，也阻隔了族群融合。

　　强世功提出，新的新疆政策应该以族群融合作为目标。“不仅要进行经济和社会的融合，而且要进行法律与政治的融合，最终是促进思想意识形态的融合。”

　　首先，经济融合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要把新疆经济整合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巩固和强化新疆与内地的经济纽带。社会融合就包括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社区建设和通婚等方面。政治融合就包括把新疆的少数族群的精英整合国家政治阶层中。法律融合就是推进族群在公民身份上的人人平等。

　　当然，文化方面，族群融合绝不能理解为汉化，而是在保持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各族群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自觉地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并在政治上认同奠定中国的精神基础。

　　首先，面对现代法治观念的兴起，应当借鉴美国模式中的需要积极要素。把作为族群融合的政治基础从“阶级”概念转向“公民”概念，从强调族群平等转向强调公民个人平等，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尤其要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

　　此外，他认为，应该推广汉语和普通话，他认为少数族群若不掌握汉语和普通话，必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强世功建议，应积极利用现行体制这个这个族群融合机制。既然“党”是超越族群、社会身份、信仰和性别的因素的“先锋队”，那么就要促进不同族群的党员在党的体系中的流动和融合。

　　除了选拔大批的援疆干部，还应当鼓励边疆少数族群的干部到内地进行挂职、锻炼。

　　而对少数族群的文化保护不能变成族群上的刻意分割。应当纠正“少数民族”这个概念的误用，代之以更为科学严谨的“少数族群”概念。

　　他建议应当选择适当时机，把自治区或者自治州等名称中的少数族群的名称去掉，直接称“新疆自治区”、“广西自治区”等更为恰当。

　　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中就应当取消目前的民族学校，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教育体制在“阶级”整合失效的今天疑凸显并强化了族群身份，造成了族群的无形隔离。“让不同的族群在一起上学、生活，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族群的社会融合。”

　　在他看来，这种融合“必须强调大的族群对小的族群的帮助和扶持，从而最可能追求实质平等”，这个政治责任必须有最大的族群汉族来承担，汉族要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牺牲和贡献。

　　最难、最核心的是文化意识形态融合，也就是增加少数族群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美国的政治认同是自由主义，而中国的政治认同，则还在摸索中。 “这几方面的融合要齐头并进，相互促进，任何单一维度的融合都难以长期凑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