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在墨尔本工会大厦一间座无虚席的房间里，新成立的“澳英美联盟公共委员会”开始了它的工作。这个由前联邦部长彼得·加勒特领导的委员会，其成立完全源于人们对于核潜艇计划日益加深的忧虑：这项堪称澳大利亚近代最重要的战略协定之一的协议，推进过程却缺乏充分审议。围绕核潜艇项目落地难度、巨额成本开支以及国家主权受影响等争议不断发酵，最初零散的质疑声，如今已然演变为全民热议的公共话题。

于是，2026年6月启动了一项专项调查，其委员包括退役海军上将克里斯·巴里等人，针对的正是2021年宣布的价值3680亿澳元的澳英美联盟协议。委员会将举行公开听证会、收集意见书，并审查可交付性、核废料管理、成本及战略契合度等问题。支持者们认为，联邦议会从未针对该协议开展充分辩论，也暴露出这项澳洲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承诺背后，存在明显的民主缺位问题。

不过，该委员会的探讨范畴早已超越核潜艇本身。

澳英美联盟引发的诸多争论，触及了更为深层的核心矛盾，也是两股历史潮流碰撞下必然迎来的时刻。这是一个由两股历史力量碰撞所带来的清算时刻。一方面是国际格局的变迁：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维持三十年的单极主导格局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则根植于澳大利亚长久的历史底色：作为身处亚洲的移民国家，这片土地始终萦绕着身份焦虑，对华心态也反复摇摆。

两股力量交织之下，澳大利亚不得不直面历代人一再回避的深层难题。

资料图：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现有的科林斯级柴电潜艇沃勒号（Waller）。法新社

远不止采购争议

委员会收集到的各类担忧绝非杞人忧天。批评人士直言，澳大利亚计划引进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交付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多年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造船厂甚至难以满足美国海军自身的需求。作为联盟第三方的英国，同样深陷工业产能与作战能力不足的困境。

美国造船厂（主要是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一直未能达到每年建造两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目标，近年的年建造率徘徊在1.1至1.2艘左右。由于劳动力短缺、供应链问题、新冠疫情干扰以及优先建造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船厂积压订单不断增加，交付时间从疫情前的3至3.5年膨胀至五年以上。

美国希望造船厂每年建造2.33艘，以同时满足自身需求和澳英美联盟（为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目标；但近期预测显示，即便在高度乐观的预期下，美国也要到2032年前后才能实现年产两艘的计划。这已大大落后于原定时间表。与此同时，就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访问英国之际，媒体报道称，英国五艘核潜艇中竟无一艘在役；它们全部都在干船坞中。

面对产能短板，澳大利亚已承诺投入巨额资金助力美英完善军工体系（向美国投入超过46亿澳元，向英国投入同等巨额资金），可时至今日，澳方仍未收到任何一艘新潜艇。为填补战力空缺而启动的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也接连遭遇工期延误、成本超支等问题，多重规划接连受挫，战略布局陷入重重困境。

美英澳三国防长宣布调整核潜艇采购计划，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3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1艘新潜艇加上2艘二手潜艇 IC photo

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在委员会作证时，还指出了另一个问题：主权。任何由澳大利亚操作的核潜艇，都必然嵌入美国的指挥架构之内。这也引出核心疑问：澳方究竟能否掌握完整作战能力，还是仅作为美国大战略框架下的执行方？这让我们回想起美国外交官库尔特·坎贝尔曾在私下坦率的评论：澳英美联盟协议成功将澳大利亚“拉下墙”，使其未来四十年的安全与战略路线完全依附于美国，这番言论也让外界对主权问题的顾虑愈发强烈。

埃文斯认为该协议堪称澳大利亚外交史上最失当的决策之一，它牺牲了本国外交与战略自主空间。一旦爆发一场冲突（例如在台湾海峡或南海周边爆发冲突），美国极有可能调用澳方核潜艇，而双方装备与指挥体系的互通设计则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独立控制权的怀疑。批评者指出，1951年签署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并不承诺美国在澳大利亚遭受武装攻击时一定使用军事力量，这使得该安排具有不对称性。

这些担忧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将核潜艇作为澳大利亚防务核心的合理性。据保守测算，该项目至21世纪50年代中期总耗资将达3680亿美元。巨额开支挤压了无人机、导弹、网络作战等装备的研发投入，而这类非对称作战力量，其实更契合澳大利亚的地理特征。从国防角度看，核潜艇计划的机会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尤其考虑到休·怀特和萨姆·罗格芬等人已提出了更具成本效益的防务战略替代愿景，他们都认为，澳英美联盟安排不适合完成保卫一个广阔、偏远大陆的任务。

但仅仅关注澳英美联盟的技术优劣或缺陷，便会忽略背后更深层的议题。这场争论的核心，实质上是一场关于澳大利亚未来定位的争论。

单极时代的终结

三十多年来，澳大利亚的战略假设一直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国际秩序之上。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全球主导地位。凭借海上控制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领先的科技实力与金融霸权，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绝对话语权。

澳大利亚在这些条件下蓬勃发展。事实上，其战略思维也早已适应了美国主导格局带来的稳定态势。如今，这些确定性正在消退。

无论人们将当前的发展解读为霸权衰落、权力扩散或是国际格局过渡，很少有严肃的观察家会否认世界正在远离单极化。经济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先进技术加速普及，昔日看似牢不可破的军事优势，如今也面临激烈竞争。

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大幅提升，亚洲整体经济体量彻底改写了世界格局。金砖国家扩容、新型金融合作机制涌现、地区大国纷纷谋求战略自主，多极化趋势愈发清晰。美国在诸多核心领域仍保有优势，但已无法实现全面主导，形成了学界所说的 “不完全单极” 或 “实力相对弱化的单极体系”。

这种转变令澳大利亚战略界陷入迷茫。国防文件一边沿用传统威慑理念，一边承认竞争加剧的现实。却始终回避核心问题：为单极时代量身打造的战略，已难以适配多极世界。

围绕英美打造联盟的焦虑情绪，恰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加倍深化与一个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的融合，只会让澳大利亚固守陈旧的战略思维，无法打造出适配权力多元化新格局的灵活防务体系。

前沿部署优势不再，美国亚洲威慑体系濒临瓦解

近期中东冲突的影响远超西亚地区。它们对美国自二战以来在亚洲的力量所依赖的整个战略架构的可行性，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几十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延伸威慑体系一直依赖一个简单的命题：部署在日本、韩国、关岛以及日益在菲律宾的前沿部队可以凭借部队的战场生存能力与作战效能，形成有效战略威慑。这套体系默认海外军事基地是绝对安全的后方支点，美军可在此集结并投送绝对优势军力。而近期一系列冲突，彻底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

本轮与伊朗的战争暴露了固定军事基础设施在面对大规模导弹袭击、无人机蜂群和精确打击时的脆弱性。商用卫星影像证实，美军中东多处基地遭遇损毁，伊朗采用的饱和打击战术，接连突破多层防空拦截网络。这一实战教训极具警示意义：如今精确打击武器与低成本智能化作战装备快速普及，战争攻防天平已彻底向进攻一方倾斜。

让这些事态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伊朗现有的作战能力，与中国相比悬殊。中国的导弹库存、工业能力和自主系统远超德黑兰。在中东基地暴露出的防御短板，在西太平洋地区只会被进一步放大。如果美国的防空系统难以保护基地免受伊朗的齐射打击，那么面对实力更强的解放军，其亚洲前沿基地的生存能力可想而知。正如詹妮弗·卡瓦纳最近指出的，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被证明无法抵御伊朗的攻击，那么在亚洲对抗中国的基地生存前景更是堪忧。

与此同时，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也日益凸显。多年支援乌克兰、支持以色列的需求以及与伊朗冲突的损耗，已经使关键弹药和拦截系统的库存捉襟见肘。有报道称，“战斧” 巡航导弹、高端防空拦截弹损耗速度极快，补齐缺口需要数年时间。美国国防部内部也弥漫着焦虑情绪：在兼顾全球多地防务承诺的前提下，美军是否还有充足能力，落实亚洲区域的应急作战预案。

一系列现实困境，正在颠覆美国战后亚洲战略的底层逻辑。延伸威慑能否落地，既取决于政治意愿，更依托于有利的军事力量对比。如今就连美国资深战略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过往的军力平衡格局已然不复存在。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中最具影响力声音之一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一再指出，亚洲的军事平衡已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

近期，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思对分担责任和盟友承担更大责任的强调，本质上也是承认，美国再也无法独力充当亚太地区唯一的安全保障者。赫格塞思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旨演讲中，甚至将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定义为确保没有任何单一强国能充当地区霸主。这就意味着美国凭借绝对军事优势掌控区域格局的时代，已然落幕。

2025 年2月，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明尼苏达号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斯特灵基地停靠。路透社

这场战略变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美国长期奉行的前沿主导战略，也就是依靠密布海外的前沿基地网络投送优势军力的模式，已然沦为旧时代产物。如今美军推行兵力分散部署、机动化作战、盟友共担防务等举措，并非实力自信的体现，而是对自身战略劣势的被动调整，也印证了传统军事架构早已难以为继。

对澳大利亚等国而言，他们被迫要去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澳英美联盟和更广泛的联盟结构，都建立在继承自单极时刻的假设之上——美国的军事优势是持久的，前沿部署仍然可行，延伸威慑可以无限期继续。然而，一旦美国兵力投送的硬件根基不断弱化，澳大利亚赖以立足的整套战略考量，也必须重新审视。

当然，这并不代表美国会彻底退出亚太，大国战略收缩向来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意味着区域内会出现单一霸权力量。未来亚太地区将走向多元制衡、竞争加剧的新格局，没有任何外部势力能保有绝对的军事主导权。

对澳大利亚而言，当下的核心难题，并非强行维系早已崩塌的旧有力量格局，而是主动适应全新局势 —— 技术革新与现实军力变化，已经彻底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区域战略规则。前沿部署主导全局的时代已然走向终结，整个地区都需要思考，后一阶段的全新战略格局将如何构建。

联盟拥趸的困局

随着外界对澳英美联盟的质疑声持续增多，澳大利亚国内坚定奉行跨大西洋路线的阵营，其态度与应对方式也愈发耐人寻味。

几十年来，支持美澳联盟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建制派中占据着近乎正统的地位。朝野普遍默认美国的主导地位会长久延续，澳大利亚的安全根基也必然依托于对美追随，这些假设很少遭到持续的公开挑战。澳英美联盟本身就诞生于这种思想环境中。

然而，随着支撑该安排的战略前提受到日益严格的审视，联盟的捍卫者们以一种惊人的警觉和意识形态强度做出了回应。

联盟核心支持者近期的表态颇具深意。一部分人主张，澳英美联盟不应单纯被视作军事合作机制，更是 “捍卫共同价值观” 的集体契约；有人将美军导弹产能不足视作亟待解决的危机；还有人呼吁向本国青年普及地缘政治知识，争取民众支持增加国防投入、承担更多战略风险。与此同时，即便美国自身的可靠性不断下降，舆论在探讨联盟运作时，依旧反复强调要维系好与这位 “核心庇护者” 的关系。立来看，这些观点并不突兀，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却揭示了一些重要变化。

舆论风向已然转向：原本围绕作战能力、落地成效、战略价值的理性探讨，渐渐被价值观宣讲、立场表态与公众引导所取代。争论的焦点不再局限于联盟能否如期推进潜艇项目，或是亚太军力天平是否仍偏向美国。持异议者被贴上 “脱离地缘现实” 的标签，而联盟本身则被拔高为关乎道义与文明的坚守。语言已变得日益意识形态化。

这种转变本身就意义重大。信心很少需要被道德化。当一套固有理念赖以存在的前提开始动摇，其拥护者反而会变得愈发偏执强硬。

历史学家大卫·沃克在经典著作《焦虑的国度》中，为解读这一现象提供了思路。沃克记录了历史上的澳大利亚白人对亚洲和中国的恐惧历史上澳大利亚主流群体对亚洲、对中国的戒备心态，不仅体现在战略考量中，更渗透在文化叙事与道德说辞里。受制于地缘与人口格局产生的不安全感，让澳大利亚长久以来倾向于寻求远在大洋彼岸的盎格鲁强权庇护，同时始终深陷被盟友抛弃的忧虑之中。这些焦虑从未完全消失。它们只是找到了新的制度化表达。

随着美国独霸一方的时代走向落幕，过往的心态与逻辑再度显现。反复强调 “共同价值观”，实则是在回避军力短板这类现实难题；呼吁提升青年地缘认知，背后是担忧民众不再默认前代人信奉的战略逻辑。而部分人将澳大利亚的出路简单归为 “追随美国” 或 “受制于中国” 二选一，也暴露出思维局限 —— 他们无法设想，区域秩序可以摆脱霸权主导的层级模式。

事实上，一些知名评论员公开表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再由美国主导的亚洲环境中繁荣发展的澳大利亚。这种说法之所以有揭示性，是因为这并非单纯的思维短板，而是数十年单极格局下形成的世界观，已然难以适配新的时代环境。

因此，对澳英美联盟拥护者的激烈反驳，早已超出潜艇项目分歧本身。它反映了一个建制派在面临这种可能性时的不安：他们赖以立身的诸多核心判断，正在与当下重塑的国际格局渐行渐远。

随着美国优势的物质基础减弱，澳英美联盟的战略合理性持续受到拷问，旧秩序的维护者们愈发固执，他们越来越道德化、越来越焦虑。他们竭力守护的，不只是一个军事同盟，更是自全球主导权从英国移交至美国后，塑造了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定位的整套历史格局。

这般激烈的对抗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场挑战冲击的并非只是一项对外政策，而是代代沿袭的认知体系。这也是围绕澳英美联盟的争论始终裹挟着强烈情绪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根源。潜艇争端的表象之下，是深层的惶恐：那个澳大利亚可以安心倚靠远方保护者的时代，或许正在彻底远去。

澳大利亚在1901年至1973年间实施的一系列限制非白人的政策，史称“白澳政策”

历史的阴影

当下的困境固然有现实局势的催化，但究其本源，更深层的症结根植于漫长的历史之中。回想一下大卫·沃克所记载的，1850年至1939年间的猜忌与恐慌，塑造了澳大利亚白人对亚洲和中国理解的那些恐惧。对人口稀释、文化差异和战略脆弱性的担忧，已深深织入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肌理之中。

19世纪60年代，澳洲金矿爆发针对华人的暴力排外事件，自此，当地对华人族群发展壮大的不安便从未消散。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后，首部重要立法之一便是白澳政策，这套制度将排华、排亚的偏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尽管正式的种族排斥几十年前就已结束，但历史留下了长长的阴影。法律歧视的消失并未自动抹去继承下来的思维习惯。几十年来，对亚洲的焦虑周期性地以不同形式重新浮现。今天，对中国的担忧主导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战略话语，即便官方文件避免明确将中国点名为担忧的对象。没有人会被这种模糊性所欺骗。

如今的舆论氛围，与过往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正如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经济恐惧产生了夸大的恐慌一样，而当下的相关讨论，同样交织着客观的战略考量与根深蒂固的文化焦虑。

厘清这段历史，并非要全盘否定澳大利亚合理的安全诉求。任何国家都会直面现实的战略挑战。关键在于要认清：一国对外部威胁的判断，永远无法脱离历史语境孤立存在。正如沃克所剖析的，长久以来，“亚洲阴影” 始终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塑造 —— 从对外部势力入侵的恐惧，到固守 “白人国家” 身份的防御心态，历史记忆始终左右着其对外认知与行事姿态。

超越军事依赖：金融与技术主权的新架构

澳英美联盟带来的主权风险，早已超越潜艇合作与军事指挥体系，逐步渗透到支撑现代国家运转的金融、技术核心领域，对澳大利亚深层权力架构形成制约。加雷思·埃文斯曾点明，军事协同与指挥一体化潜藏诸多隐患，但军事依附只是双方深度捆绑的一环。如今日渐加深的金融与技术依赖，同样会从根本上削弱澳大利亚的战略自主空间。

金融层面的捆绑尤为突出。澳大利亚政府与金融机构持续引导养老基金加码布局美国市场、重仓美国科技企业，本国民众的养老储蓄大量流向美国，其中对人工智能赛道的投资占比极高。背后逻辑不难理解：美国聚集了全球顶尖科技企业，资本市场体量庞大、流动性充足。但高度集中的投资布局，也直接埋下安全隐患。

纳斯达克指数规则近期的修改，旨在为SpaceX等公司的最终纳入提供便利，这指向了一个未来：预示着未来头部人工智能企业也将被快速纳入主流股指。一旦纳入，追踪这些指数的被动投资基金就被迫购买其股票，几乎没有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指数规则无形中为企业估值筑牢底线。伴随被动投资规模不断扩张，股指编制规则对全球资本流向的影响力愈发强劲。

对澳大利亚养老基金而言，其影响是深远的。受受托责任与业绩基准约束，多数基金只能被动跟随指数调仓，一旦偏离，不仅业绩会落后同行，还会面临合规性质疑。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工人的储蓄在结构上与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命运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状况捆绑在了一起。

这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主权问题。如果数百万公民的退休收入变得严重依赖美国资产的持续升值，澳大利亚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行独立的战略政策？深度金融融合催生的政治依附，其约束力并不亚于军事同盟。

技术则引入了另一层约束。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一种为所有产业赋能的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单一产业。越来越多的国防系统、情报分析、后勤、医疗保健和公共管理都依赖于先进的软件平台和机器学习能力。因此，主导这些能力的公司获得了战略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美国帕兰提尔公司不断切入澳大利亚国防与政务系统，值得高度警惕。澳方与这家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绝非普通商业采购，而是将关键决策支撑能力，嵌入了由境外企业研发、掌控的封闭技术体系。数据标准、分析模型、运行流程逐步被同化，澳大利亚对这套生态系统仅能行使有限管控权。

这种依赖会产生强大的锁定效应，时间越久，技术替换成本越高，本土替代产业越难培育。相关专业技术与经验也不断向境外供应商集聚。单纯的软件采购，最终演变为根深蒂固的制度性依赖。

因此，军事、金融、技术三大领域的依附关系会彼此叠加、相互强化：澳大利亚国防体系受制于美国指挥架构，国民财富绑定美国资本市场与科技资产，政府与公共机构深陷美国主导的软件生态。三重束缚交织成密网，不断压缩澳大利亚未来的政策选择空间。

这些事态发展是在美国主导地位条件下的几十年一体化中有机地产生的。澳大利亚前20大公司中的多数由美国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由于大部分股份由美国大型机构投资者通过名义公司持有，隐匿了其实际控制权。在单极时代，这类合作被视作常态，外界也普遍认为依附主导大国就能换来稳定。

但时代格局已然改写。国际力量对比重构、技术迭代提速，昔日被视作安全保障的合作模式，如今暴露出巨大脆弱性。现代主权早已不局限于领土防卫，更体现在对资本、核心技术、信息系统与制度能力的自主掌控。

这一局面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的时刻，反而进一步深陷各类依附关系，行动自由不断被侵蚀。我们不应将澳英美联盟简单理解为一个防务协议，它是一套全方位融合体系的组成部分，正一步步侵蚀澳大利亚在军事、金融、技术领域的完整主权。

澳大利亚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切断这些联系。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重塑自身战略主动权，让伙伴关系停留在协作范畴，而非演变为被动依附，确保深度融合不会以牺牲自主决策空间为代价。毕竟，主权一旦逐步退让，便很难再度收回。

美国通过金融将西方国家高度捆绑

交易的终结

历史学家克林顿·费尔南德斯将澳大利亚定位为美国主导秩序下的从属伙伴与次级合作者。以政治支持、情报设施和战略通道作为交换，澳大利亚换取美国提供的安全庇护。

在过去数十年里，这一利益交换模式看似互利共赢。依托美国的安全屏障，澳大利亚得以在区域内施展影响力，稳居同盟体系内的依附者位置。

但时代格局剧变，这套旧模式内在的矛盾不断凸显。学者艾伦·金格尔曾指出，担忧被盟友抛弃，始终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挥之不去的心结。当下国内弥漫的种种焦虑，根源就在于维系同盟的传统逻辑，再也无法提供往日那般稳定的预期。

这也解释了相关讨论为何始终情绪激烈。各方博弈的核心，早已超越单纯的战略布局，更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博弈。

两个半世纪以来，澳洲欧洲裔族群的发展，始终依托远方帝国的庇护：先是大英帝国，后是美国。如今这套延续已久的相处模式行将失效，不安与彷徨自然随之而来。被撼动的不只是一套防务理念，更是延续数代的固有认知与发展想象。

让澳大利亚在亚洲站稳脚跟

新的时代潮流容不下固守过往的怀旧心态。澳大利亚既无法扭转单极格局落幕的大势，也不能回避一个既定事实：它的未来，注定与亚洲深度绑定。

这一转向，并非意味着要敌视美国，或是对其他地区大国一味妥协。成熟的治国之道，既不走向全面依附，也不陷入对立对抗。真正的出路，是保有完整的战略自主，立足本国利益开展对外交往，避免沦为他国博弈的附庸。

这场转型注定艰难。数十年累积形成的军事、金融、技术多层依附关系，无法一朝消解；深植于政治文化中的历史焦虑，也不会凭空消散。而历史发展从不会停下脚步，更不会迁就故步自封者。

围绕澳英美联盟展开的全民讨论，让澳大利亚走到了一场深刻自我审视的关口。潜艇合作争议的表象之下，是一个关乎国家走向的根本命题：澳大利亚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它是否要继续充当日渐衰落的旧秩序前沿据点，永远被历史遗留的恐惧与依附心态束缚？还是挣脱桎梏、树立自信，以独立姿态对接亚洲，并推动构建摒弃阵营对立、以共同安全与持久和平为内核的区域新秩序？

世界变革的车轮不会因澳大利亚的犹豫而停滞。如今，历史已然向这个国家抛出了必须作答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