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举国大搞基建没钱可用，为了解决银根的问题现在都快“豁出去了”，只能说越南高层这一把赌的有点大。

越南国家银行近日下发了一份特殊公函，为国内18个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特殊的贷款机制，允许各商业银行将这些项目的贷款从信贷增长计算之中排除，释放信贷空间。

与此同时，从今年7月1日起，银行可用短期资金发放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上限将从30%提升至40%。这两项举措指向同一个目标，确保承担这些项目建设的3家越南头部私营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避免因融资问题拖慢项目进程。

这套组合拳看似是技术性的金融微调，背后折射出的却是越南领导人宏大的基建雄心，与财政捉襟见肘之间的现实矛盾。

在此之前，为有效调节信贷供应、应对恶性通胀等风险，越南央行每年会根据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不良贷款率等指标，统一分配年度信贷增长限额。商业银行只能在央行给定的空间内放贷，一旦用完了当年的额度，即使有优质客户和充足的资金储备，也不能再新增贷款。

而未偿贷款恰恰是计算商业银行是否触及年度信贷增长限额的核心分母，只要未偿贷款还在账上，就会持续占用银行的信贷增长限额空间。

央行现在明确这18个项目的新增贷款可以不计入年度信贷增长限额，相当于变相释放了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让它们可以为这些大项目放款，且不必因此挤压对其他企业的正常贷款。

将短期资金用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上限从30%提高至40%，则是从另一个维度为长期基建项目开辟了额外的资金通道。

越南央行这两项举措的背后，是本届越南政府全面推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浪潮。眼下，越南正将其作为拉动国家经济高增长、实现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去年8月便在同一天开工了超过160个基础设施项目，全国俨然一片大工地的景象。

但在众多项目之中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央行此次特批的18个项目便是需要最快完成的一批。

其中既有APEC会议中心、富国国际机场扩建等关乎明年APEC会议能否顺利召开、对外展示越南形象的配套工程，也有边城至芹苴高铁、河内至广宁高铁、嘉平国际机场等战略交通基建项目，还有巴地头顿综合城区等大型城市综合体。

根据越南央行数据，这18个项目及其组成部分的总融资需求约为752.14万亿越南盾，约合1943.8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2026年一年就需要筹集约210.05万亿越南盾的资金。

按照常理，在APEC会议中心等具有国家形象意义的项目上，政府应当投入部分财政资金以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事实上，越南此前开启的30多年来最大规模改革，大量裁撤中央部委、将全国行政区划从三级压缩为两级、大批裁汰公务员，本身就带有减少政府日常支出以便为重大工程项目筹措资金的意图。

但事与愿违，相比于越南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改革过程中节省的资金仍是杯水车薪。

按照越南官方数据，在大量裁撤机构与人员后，政府每年能够节省下来的资金也只有39万亿越南盾，约合1亿元人民币。而且为了在改革后稳定人心，越南政府已决定从今年7月起为所有公务员、公共雇员和武装部队成员涨薪8%。

节流所获微乎其微，支出端的刚性增长却如期而至，越南政府只能在金融领域进行细微调整，希望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撬动私人资本，为国家的基建雄心提供关键的金融支持。

然而，这种金融操作并非没有代价，风险正在两个方向上同步累积。

第一个风险是期限错配的加剧。央行将银行可用于中长期贷款的短期资金比例上限从30%提高到40%，直接推高了银行体系内已经存在的流动性隐患，当银行过度依赖短期存款来支撑长期项目贷款时，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或储户集中提款，银行将面临巨大的流动性缺口。

越南国内的部分数据已经揭示了这一趋势的严峻程度，截至今年5月底，越南银行体系信贷增速达到5.71%，而存款增速仅为2.98%，两者之间的缺口超过2.5万亿越南盾，存贷比已攀升至约115%的危险高位。

这一比例在2025年底时还维持在105%左右，短短数月间的快速攀升表明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正在加速恶化。为了争夺存款填补缺口，部分越南商业银行的6个月期存款利率已被推高至7.2%。

第二个风险是信贷集中。此次央行特批的18个重大项目，开发商为越南首富范日旺执掌的温纳集团、黎越林创建的太阳集团等3家头部私企。

将巨额信贷资源集中于少数企业和项目，形成了巨大的行业与借款人集中风险，一旦这些企业或项目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尽管央行在公函中要求商业银行强化对这些贷款的独立监管，但各国的金融史反复证明，信贷过度集中本身就是诱发系统性坏账的前兆。

越南现在正处于一个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阶段，大规模投资既是拉动增长的引擎，也是累积风险的过程。

在基建项目贷款的集中投放之下，房地产信贷领域的“灰犀牛”已经若隐若现。能否在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将是越南领导人及其主要经济副手、总理黎明兴未来要面对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