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花舞影】

笔者在去年十月关于委内瑞拉文章中的乌鸦嘴——“特朗普和他政府班子代表……部分由犹太教-基督新教末日叙事决定……不能以利益计算衡量……的魔怔”——似乎不幸正一点点言中。

特朗普、鲁比奥和赫格塞思，一边在东半球大打出手，一边在西半球也没闲着。随着美以伊战争出现烂尾和危机溢出风险、共和党内对“二次踏入中东泥潭”的分歧和焦虑日益上升，急于塑造新“赢学”热点的特朗普在妇女节把13个拉美右翼极右翼领导人弄到迈阿密，召开了一场“和平（演变）、反共（古巴）、建国（MAGA）”的“共荣”峰会，提前庆祝了古巴的“最后时刻”：

“大地涌起和平的呼声，激动了万里的大进行。拉美民族，联合起来，复兴美国，共同防共！我们要扑灭世界的烽烟，我们要征服正义的反叛。努力前进，努力前进，完成毒品黑帮共荣圈……”（笔者填词）

唐纳德·特朗普的“圣意”飘忽不定，但他所依赖的这个充满右翼魔怔的“外交”团伙，对搞垮社会主义古巴的执念却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的代表一直努力与特朗普团队对话，但有鲁比奥这个“二鬼子”当道，预计这些对话和之前马杜罗的对话一样，指望“让”出什么各退一步、和平共处的结果，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在伊朗战事越来越难“赢”下去的今天更是如此了！

3月13日周五，迪亚斯-卡内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承认，由于美国的石油封锁，三个月来已经没有燃料进入古巴境内。14日周六凌晨，古巴中部传统糖业地带——谢戈德阿维拉省的一些人在集会抗议粮食匮乏和停电后，打砸焚烧了古共莫龙市委大楼，这是1960年代剿匪结束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16日周一，古巴再次发生全国范围断电。

不同于有战略纵深和军工体系的伊朗，甚至不同于至少能源可以自给的委内瑞拉；经历了疫情以来的长期困境、长达六十余年令人疲惫的封锁和十余年未按预期生效的“改革”和“开放”，在无数次孤身成功对抗美国帝国主义暴政的神话之后，古巴可能已经真的来到了某种临界点边缘。

CNN 3月17日报道：在美国实施数周石油封锁后，古巴电网崩溃，特朗普扬言"拿下古巴”

笔者现在非常担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足以对冲特朗普这波极限施压的国际援助，甚至不需要等到特朗普政权设定的“实现古巴政权更迭”的“2026年底”时限，古巴形势就将发生某种不可逆的变化。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许多欧美和非洲国家的共产党、左翼团体和民间进步人士（例如我们大多听说过的科尔宾、哈桑甚至“环保少女”通贝里等）正在组织一个名为“我们的美洲运输队”（Nuestra América Convoy）的对古支援项目，试图靠海空联运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在3月21日将一批人道主义支援物资送进哈瓦那。然而，他们毕竟只是一些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在这个空前的特殊时期，古巴仍然需要更加强大有力的援手。

古巴革命可视为伊朗革命的对称镜像

我们的革命不是红色的，而是绿色的！（Nuestra revolución no es roja, sino verde oliva）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5月21日电视讲话

随着国际形势演进到今天，对于古巴这个与我们距离最遥远、形象最模糊、认知最“二手”的社会主义兄弟，我们已不应仅仅满足于知晓和复述那些“中情局600次未遂暗杀”、“让迈阿密成为犯罪之都”之类的“龙王爽文”，而有必要更清晰、深入地去认识古巴革命得以在其社会中长期维系的本质机理。

与当前正让特朗普十分头疼的另一个国际社会知名“反美大V”——伊朗的横向对比，有助于为实现这一目的梳理出部分细节脉络。

195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是20世纪“不得民心的美帝国主义地区利益买办暴君被大帐篷革命推翻”的经典案例。两场革命都发生在未达工业化门槛、三大差别极其显著、内部发展极其不均衡，但已形成稳固国族认同的“典型第三世界国家”；两场革命都存在流亡外国的“公知”魅力领袖、都发动了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界限的爱国精英和普通群众；两场革命一开始都因这种“大帐篷性质”展示出了自在或自为的意识形态模糊性；两场革命最终的胜利者都带有一定程度“摘桃”性质，最终都由早期并非明确革命主体、但获得魅力领袖站队的那种意识形态夺取革命解释权，然后靠内部清洗运动完全夺占了国家政权。

然而，这两场革命走向了外交政策立场十分相似、但意识形态内政完全相反的方向。

古巴革命史上有一个常被外界忽略的重要阶段——“革命胜利的凝实”（Consolidación del Triunfo de la Revolución），亦即其“先建军、再建国、最后建党”流程的第三步。

在“胜利凝实”阶段前，古巴革命并无明显可见的马列主义色彩。七二六革命军表现得完全是一支美式的自由主义英雄叛军；直到1959年1月革命政府成立前，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明面上与古巴当时存在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老古共）处于半敌对状态。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第一任总统乌鲁蒂亚、第一任总理何塞米罗都是来自卡斯特罗系统外的“清教徒小资自由派”；菲德尔·卡斯特罗既没有任何公职，除“崇尚自由民主、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等共识性理念外，也没有表达任何明确的特殊政见。

从1959年春接管政权、直到1965年成立统一的古巴共产党，这期间，古巴革命者中的共产主义者不仅对接管的旧国家机器、而且对革命政府和革命军自身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镇压了混杂于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福音派、清教徒、因巴蒂斯塔混血血统反对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其他反共派系和亲美买办，将打着恢复资产阶级民主旗号的民族革命“夺舍”成了反帝反跨国资本的社会主义革命。乌鲁蒂亚、何塞米罗和一大批“反共革命者”都在这期间被赶出古巴或在外叛逃，成了继巴蒂斯塔余孽之后的第二批古萨诺。

古巴革命进行期间和夺取政权之初，在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眼中，卡斯特罗的革命军基本上是某种吉姆·雷诺式的美式刻板“抗暴起义自由英雄”

相比之下，伊朗革命同样是大学城镇年轻知识分子和农村底层极端保守宗教群众的共同行动，且前者中的无神论左派和信教世俗左派是革命早期（无论合法斗争还是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发动者；但与古巴的区别在于，伊朗的魅力领袖霍梅尼不是散发朝气蓬勃男性魅力的耿直青年，而是根据同行评议跻身顶级伊斯兰圣职已十余年、早已享受近乎教主式“言出法随”的权威长老和意见领袖，在十几年前的1960年代初就初步具备了忤逆国王的政治能量，并长期在伊拉克和法国掌握着对本土强大的舆论输入能力。

虽然由于巴列维国王的大量“西式侵犯人权”暴行（大赦国际在1975年曾怒斥巴列维伊朗为“世界上人权记录倒数第一的国家”），早期伊朗革命在城市阶层中，具有类似古巴的“打倒独裁、回归民主”叙事。但当时复兴党领导下的世俗伊拉克和后来的法国出于各种考虑，并未限制霍梅尼在自己庇护下发声，最终使其成为“被预言的救世主”、在伊朗底层草根传统信教群众（大都是被巴列维快速西化运动甩下的受苦人）中完全掌握了叙事引导权，以酷似2016年特朗普动员美国锈带底层工人的方式动员了他们。

然而，与一心搞钱毫无原则、与教会纯属互相利用（如上图，拍摄于今年3月5日）的特朗普不同，霍梅尼是严肃诚实的宗教学者。他发自内心地相信，通过回归古兰经和圣训，能让民风败坏、人心不古的伊朗社会“再次伟大”。这种差异塑造了伊朗革命和MAGA的不同走向 图源：白宫官网

然而，与一心搞钱毫无原则、与教会纯属互相利用（如图）的特朗普不同，霍梅尼是严肃诚实的宗教学者。他发自内心地相信，通过回归古兰经和圣训，能让民风败坏、人心不古的伊朗社会“再次伟大”。这种差异塑造了伊朗革命和MAGA的不同走向

结果是，与古巴革命“镜像相似”地，1979年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的第一任伊朗民选总统巴尼萨德尔、第一任伊朗总理巴扎尔甘很快都因立场世俗温和而下台。二人分别与伊朗共产主义者和“西式自由派”知识分子联合试图逆转伊斯兰革命，但这两个圈子都在1980年代初被教士阶层镇压——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霍梅尼那句名言“不要东方，不要西方，我们只要伊斯兰”，但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未必能正确体会到伊朗人当时的心态。

1960年代，正在夺取革命解释权、清洗福音派和西式自由派的古巴共产主义者们，在被美国入侵和导弹危机的大背景下成为古巴民族利益的强硬捍卫者，获得了远超当时古巴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程度的民意支持。类似地，1980年代初，正在夺取革命解释权、清洗马克思主义者和西式自由派的伊朗教士们，在被伊拉克入侵和人质危机的大背景下成为伊朗民族利益的强硬捍卫者，最终巩固了今天的神权监护共和制。

古巴革命胜利后，曾有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记忆中“安问狐狸”、“西方越南”的时期，曾十分积极地在拉美和非洲输出革命、支持左翼反帝武装斗争，直接派正规军赴外作战。伊朗革命胜利后，其输出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执念曾长期被与伊拉克的地缘对抗混淆，但随着美国推翻逊尼派的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即萨达姆）、使当地什叶派靠人数夺取国家主导权，伊朗开始像当年的古巴一样积极输出“革命”、支持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等、搞出了今天我们所知的“抵抗之弧”。

总结一下：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都是从民族主义反抗演变成的“去多元化”社会重塑，但在现代性光谱上最终走向了相互“对称”的两端。这种路径相似、理念镜像的道路，决定了二者在某些维度上强烈的“可参照”性和某些维度上的本质区别。

伊朗为镜照古巴

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他的劳绩，将被看见，然么他将受最完全的报酬……

——《古兰经》53:39-41

由于上节所述历史渊源，那些支撑着古巴革命直到今天的民心，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认为具有与伊朗“相似但镜像”的底层架构。

古共传统基本盘中，“反美民族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初期占据数量和人口比例上的绝对优势。随着1965年古共建党、1976年古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格瓦拉梦想中的一代（信仰传统苏联模式本质优越性的）“共产主义新人”逐渐被培养出来，但他们刚成年就遇上了苏东剧变和1990年代的“特殊时期”。

在艰难求生中，古巴无论党和政府、还是民间刚普遍（而非局限于少数左派知识精英）塑造起来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都向现实进行了大量自发乃至有意识的妥协：

1.一方面，革命叙事的务虚和“白左”化。

由于古巴革命史是一场典型的“西式自由民主推翻西式独裁”历史，且早期革命者中很多是律师、作家、艺术家等“叙事制造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以对西方的此类“观念输出”起家，古巴革命政权保留了大量自由派文化色彩，且领导层天然倾向与文化流变中的“欧美主流左翼”共情。

冷战结束以来，古巴虽然经济上一直面临严峻困难，但在对外宣传上一直非常成功，不仅获得了西欧北美大量左翼知识精英圈子共情，而且获得了其主流民意的“同情不反感”，长期以来把反古共叙事成功挤压在了美国华盛顿特区（“说官话的人”）和南佛罗里达的“古萨诺”（古巴裔润人社区）这两块右翼小圈子里：

在复读“资本把格瓦拉变成无害的神像”之类正确的废话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美国的旅游网站一直在提醒美国主流青少年：去迈阿密度春假不要穿这些衣服，是有害的（会被当地人打）

我们中国民间对古巴社会主义的集体印象，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视为“西方的越南”、到了苏东剧变，知识界对西方无原则崇拜迷思泛滥的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反而逐渐变好，其实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这种“推崇古巴理想主义的‘西方主流’认知”影响。

然而，为了在后冷战时代维系这种对西方民间和相当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舆论输出能力，古巴过度迎合了欧美发达社会兴起的白左思潮和“教师爷优越感”，并为此付出了无形但巨大的治理代价。这其中，至少包括：

——因对“宗教自由人权”让步过大导致的共产党员世界观纯洁性问题；

——因国籍管理“美国化”（对双重国籍合法化、尤其海外古巴裔后代复籍和“本土中产移民西班牙”口子放得过快）导致的舆情管理复杂化；

——因不合时宜的“应润尽润”非理性（民粹风格）价值观、尤其（作为“自由迁徙人权”）明显不符合当前国情的尼加拉瓜免签而加剧的中产人口流失；

——因超越自身经济基础、过度迎合“生态农业”之类“发达国家左派热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基本口粮安全的关注（具体情形可参见之前的文章）；

——以及，超越自身“冷战后天主教回潮”国情、过度鼓励LGBT权益（例如，将变性手术纳入免费医疗福利），所加剧的生育率困境、与虔诚天主教保守人口的撕裂，以及“左翼人群‘白’化（意味着对西欧北美白左自由派议程的主观警惕性下降）”等问题。

2.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现实分层。

前一个方面演变的结果之一是，虽然美国拒绝承认，目前的古巴可能拥有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西式”言论自由。这种特征与海外古巴人过大的经济话语权结合，产生了一些十分独特的“侨汇分层”现象。

今天美国迈阿密以西的小城海厄利亚有一家极其知名的小店“Ñooo! Qué Barato”。“ñooo”是一个非常粗俗的西语单词——“coño”在古巴独有的“去敏感”化版本，是古巴人在一堆西语拉美人中相互识别的独特文化密码；“qué barato”则是“多么便宜”的意思。实际上，这家店面布局“颇有八十年代奥尔金（古巴城市）社会主义杂货店和廉价仓库混合体”风格的百货店，出售的就是各种面向古巴本土采购人的“特供”物资：

——多米尼加共和国生产的小圣像；

——仿佛东莞十几年前外贸尾单的乡村风文胸内裤；

——贴满亮晶晶反光片的廉价舞裙（参加地下舞会的姑娘们要穿。古巴地下舞会是近年来当地最重要的社交文化之一）；

——精巧的陶瓷娃娃和缩比太阳帽玩具；

——古巴人维持自力更生必不可少的打火机备份火帽（1990年代以来，古巴的一次性打火机通常会在用完后重新加注燃料反复使用多年，因此火帽成为关键“耗材”）；

——委内瑞拉产的高仿古巴酒红色小学校服（古巴正品校服由国家免费配发，但质量还不如仿品、往往跟不上小孩长个的速度，且一旦污损极难领到新的）；

——各种资料显示，在2021年“祖国与生活”动乱前，甚至还有古巴少先队的红领巾！（古巴少先队效仿东德，低年级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为蓝色）

“Ñooo! Qué Barato”店卖红领巾的生意一直遭到当地一些反古共人士声讨，但一直能做下去。2021年古巴动乱时笔者正好在南佛州开会，慕名跑去造访时，发现校服仍可买到，但红领巾被下架了；2025年，托一个原籍迈阿密的美国同学帮我补拍照片，结果她去时发现红领巾又出现在了校服区塑料模特的脖子上。

上：真正的古巴少先队员（注意大部分红领巾的蓝色是褪色的）；下：迈阿密社区频道UniVista TV一档节目中，主持人米哈伊尔在Ñooo! Qué Barato店试穿全套古巴少先队员服饰商品

笔者在上一篇讨论古巴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存在一个跨越美古国境、在物质和意识上均相互连通的“古巴人社会”。官僚化的美国“对古禁运”执法机制与这一社会长期磨合，最终催生了这种“委内瑞拉生产特供商品，合法出口到美国迈阿密公开销售，古巴‘骡子’以美国身份进去合法采购，然后再通过合法或灰色渠道拉回古巴”的奇观。

如果说近几十年的国营涉外窗口行业（旅游系统等，有的直接用外币发工资）和近十几年劳尔、迪亚斯-卡内尔的个体私营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那么传统拥有海外古巴裔亲友、2020年前能收到他们对古侨汇的岛内古巴人，则组成了当代古巴的“‘原始富’人”。

古巴2013年开放因私出国、2019年进一步明确双国籍合法性，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在古巴以外有事业和经济实力（因此能“涓滴”他们在古巴境内的大量亲友）、但持古巴护照、在古巴保有房产和生活，通常持不同政见（且为当今古巴言论自由空间允许）的“高能量半润人公民”群体，他们构成了当代古巴的“‘移植富’”人。

这三个群体都明显比没有“海外门路”的普通国企职工或山区农民（国营农业职工）有钱。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能拿出的美元又不足以在美国大手大脚乱花，正好够请“骡子”（或干脆自己）代购这些“特供古巴海淘商品”。这部分人口构成了“Ñooo! Qué Barato”这类“迈阿密走私店”运作的商业逻辑；或者说，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超出我们传统认知的、游离于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外的特殊经济阶层。

当今古巴的上层建筑危险：“阶层断裂”和“叙事断裂”的融合

当人们，离开我们的国家；有时候，让我哑口无言。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愿；和我们，生活在一边……

——《当人们离开我们的国家》，【东德】十月俱乐部，1988年

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笔者已经介绍过古巴自疫情以来面临的财政断链、自然灾害、自然资源和粮食困难等“经济基础”问题和他们民族的基本文化环境。本节将进一步讨论，在当前美国政府极限施压的形势下，古巴在“上层建筑”层面对应上节所述两种特征的两种危险——“叙事优势断裂”和“阶层心态断裂”的合并趋势。

1.“叙事优势”的断裂

古巴革命之所以能孤立地、在经济基础长期困难情况下在后冷战时代支撑到今天，与两种关键能力有关：

1）在国内精英圈层（艺术家、作家、记者、大学教授和其他文科知识分子、生物医学科研人员等）中维系革命话语正义性的能力；

2）在国际社会尤其西方面前“向有利方向扭曲对己认知、并使对方接受”的能力。

这其中，前者与上述古巴革命的人脉源流有关，而后者需要尤其注意：这种我们中国曾长期梦寐以求的“舆论战超能力”，是独立于古巴本身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客观免费医疗”、“客观免费教育”、“客观免费分房”等优势之外的。

一个重要观察角度是，在欧美各种从NGO到联合国国际组织编排的各种主观类“人民生活”排名中，朝鲜长年敬陪末座，而“在我们看来”政策相同的古巴却往往排在中间靠前的位置：

2022年“良好国家排名”中，古巴跻身最佳（前五十名）榜单之列，把美国挤出了这个榜单；朝鲜直接被排除在全部163个排名国家地区之外。

2025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古巴被列为“中上收入国家”组，而朝鲜被列为“低收入”组。

2024年“脆弱国家指数”排名中，当时国民经济实际运转已相当“脆弱”的古巴在179个国家地区中名列倒数第67（“基本稳定”，这个排名越低越稳定），甚至优于中国；而各方面明显更加稳定的朝鲜排名倒数第139（低于洪都拉斯，“高风险”）！

然而，自2021年以来，古巴正面临着自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国内“知识精英舆论阵地”的掌控开始部分丧失；另一方面，革命对国外“古巴形象舆论战线”的掌控开始部分丧失。笔者不希望为古巴的内外反革命势力传播反宣传，但可以概括地说，从疫情前数年至今，古巴知识精英圈层的集体心态是有明显变化的。不熟悉西语的读者，可以拿《流浪地球》小说中地下城后期的“还我阳光”剧情类比想象。

2.“阶层心态”的断裂

如前所述，随着2008年新社保法（由国家包干转型成社保自行缴费）通过以来的经济改革深化，古巴产生了自己的贫富差距；而这种分化进程与美国“穷古”“困古”政策带来的虹吸效应结合，在社会内部、尤其年轻人中间，形成了某种“东柏林式”的焦虑感。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古政策的松紧随着两党轮替不断两极反转，部分古巴中产在物质供给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美国/其他拉美市场“依赖-断裂-依赖加深”，最终与古巴国家商业体系“平行生活”、两不相沾的恶性局面。

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巴海淘电商的兴起。

笔者在前文中曾指出，小麦并非古巴传统粮食作物，古巴长期以来在本土的试种改良也只能说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苏联时代到俄乌战争前，古巴面粉供应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面粉在国营的食品配给大礼包中则处于长期缺货状态。然而，为了满足上节提到的那些因各种原因持有外币的“特殊阶层”，2016年，古巴（或者说佛罗里达）出现了笔者已知第一家专门服务古巴岛的跨境电商公司——katapulk，它与西联汇款合作，可以让这些“外币中产”们直接买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面粉，并直接配送到家。

由于katapulk的所有者是一个支持奥巴马“鼓励交流、和平演变”思路的美籍古巴人，不受古巴政府控制，而这种“私人海淘”客观上造成了古巴境内严重的外汇流失。为减小这种损失，古巴党和政府选择了与之竞争、而非将其封杀形成新的黑市。

2020年疫情以来，古巴借助自己在海外古巴裔中的支持者帮忙，通过复杂的股权关系搭建了Supermarket23（库房在美国南佛州，美元结算）、Merco Caribe（库房在西班牙，欧元结算）等一系列“事实国营”电商平台，配合古巴境内的配送系统，使“外币中产”们可以用高于传统实体国营店的价格，快速确保买到从面粉到Anker SOLIX C1000便携式电源站的各种商品：

Merco Caribe提供批发服务，可以为古巴的私营小企业主大量代购面粉、奶粉、牙膏等

Fagales和Supermarket23更加离谱，可以代购iPhone17和小米14C手机、便携式电源、短缺药品和验孕棒等，笔者之前文章里提到的私人进口中国光伏板也是这样进去的，他们甚至可以海淘冷链生鲜和冰淇淋

这种“平行生活”其实最早在苏东剧变前就存在，当时是通过在古巴称为“外汇回收店”（Tienda de Recuperación de Divisas, TRD，俗称“美元店”）的友谊商店系统实现的，是效仿苏联建立的特供体制的一部分。1993年古巴友谊商店面向本国公民售货后，这种“国家用掌握的高档商品从民间收回海外古巴人寄给国内私人的外币”的运作体系已经成熟，但主要存在于一个相对小范围的侨眷群体。

然而，随着古巴体制改革深化、疫情以来财政资金周转困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长期失血、加上在改革中形成的一点“造血能力”被美国持续极限破坏（除煽动古巴人才/劳动力流失外，美国一直利用自身体量优势对古巴经济改革施以强烈的恶意引导。例如鲁比奥最近宣称的“支持对古私营企业放贷”，通过下场站队把新生的古巴民族资本“勾引”向买办资本方向、鼓吹其与共产党对立，就是这类促成古巴内部自乱阵脚的阳谋），今天古巴这种“有钱人直接依赖美国”的特征已达到任何人都很难忽略的程度：

例如，由于国家食品配给礼包经常缺货，私人在facebook上囤积居奇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简单地说，在孤军奋战中改革的古巴，同时占据了改革两头相互矛盾的问题：

一方面，亲眼看到贫富分化的自然发生，导致年轻人心态躺平，对国家向心力下降；

另一方面，国家提供的绝对平均解决方案从“共同贫困”下降到“难以维系”，导致年轻人心态躺平，对国家向心力下降。

古巴“阶层心态断裂”问题的本质，是外（美国）来物质利益不均匀的“涓滴”进入、与本地物质财富创造能力不足以冲淡这种“天降”收益的矛盾。近年来、尤其特朗普二次上台至今，这种结构性矛盾与伴随舆论场复杂化进入的美国右翼极右翼叙事结合，正在催生出更加不祥的东西。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没有残疾而安坐家中的信士，与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士，彼此是不相等的。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的人，真主使他们超过安坐家中的人一级……

除安坐者所受的报酬外，真主加赐奋斗的人一种重大的报酬！

——《古兰经》4:95

经历了6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十余年改革的古巴，正字面意义上地处于这样一个关口：

“……这些年，由于国际大气候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如果示弱、退让，我们牺牲……换来的……共和国将毁于一旦，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将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首先应当指出，从建国起到苏东剧变的绝大部分时间，新中国与古巴这个国家的关系并不好。1959年之前，古巴是一个纯粹的美帝国主义仆从国；从1965-1966年“大米事件”后很长一段时间，古巴则是毛主席所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中的那只狐狸。1979年，中国惩戒越南的小霸行径，古巴领导人和媒体发表了一些很不好的言论，中古关系进入广为人知的历史最低谷。从1990年代至今中古官方关系的恢复，其实更多地与中共-日共和解类似，不过是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远近”新政策的结果。

古巴没有石油资源或其他值得贸易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还不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原本的蔗糖产能与我国广西等地冲突，2022年以来甚至连蔗糖都无法提供了。自从1966年《人民日报》公开喊话“中方早就建议实行粮食自给自足，但古巴不听，要按苏东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用蔗糖换大米、至今不能摆脱殖民地时期造成的单一经济的格局”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甲子过去，古巴在粮食自给问题上的局面仍然是老样子。

考虑到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以及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自身面临的治理挑战，如果强力帮助古巴度过当前的难关，避免他们的共产党政府颠覆、或出现类似委内瑞拉那样被美国劫持的局面，对我们自己是否还有意义和价值？

笔者以为，以下几个点仍然是有必要考虑的：

1.防止中国在拉美的利益整体动摇。

拉美国家在现实合作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政策随选举周期摇摆、且政府各派系都深受美国渗透，在美国极限施压时容易动摇，巴拿马最近的恶劣行为、墨西哥之前的对华加征关税等都是典型例子。古巴拥有拉美唯一的宪法社会主义制度，且政府完全由共产党组成，在我国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约束下，古巴的政策连续性预期理论上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都要强。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和钱凯港落成，拉美已经成为我国有现实国家利益的合作对象，我们不能任之完完全全地成为美国的“后花园”。相比巴拿马这类反复无常、政权严重缺乏连续性的国家，古巴面临长期严峻的地缘政治困局，与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形势相似。只要古共不被颠覆，收获类似巴基斯坦的长期友谊是可能的。

2.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滑坡效应。

古巴不是阿萨德的叙利亚、也不是委内瑞拉，一个长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突然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多年以后最终”）垮台，必然在舆论场上造成一阵扇阴风、点鬼火的“无脑崇美、自我唱衰”浪潮，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些冲击。

3.防止“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收缩为一个局限在东亚一隅的地域性运动。

一方面，虽然世界分为民族国家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终究还是应当有一些“认清生活本质后仍热爱生活”的理想主义情怀的。另一方面，古巴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独特的人脉圈子，有些甚至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我们当年搞“农村包围城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不能指望因为鬼子国民党进了村都是抢、我们买卖公平，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新根据地就不必白白付出体力给房东扫院子挑水、或者做了以后找他们收劳务费。今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做相似的事情，仍然有相似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人的信心来源于理想信念，但广大群众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权巩固基础上。大争之世，我们自己其实和古巴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因团结而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