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场演讲很火爆，作者是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刘元春教授，他提出一个观点很能迎合当下大众的情绪：
刘元春教授提出，我国的基本经济模式是：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
这个观点当然很能迎合当下大众的情绪，你看，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大好，就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
所以我过得不好不是我不努力，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嘛。
这里给大家一个暴论——但凡没有理科背景的人提出的经济学爆款观点，不管这个人员是啥背景有啥光环头衔，这些观点多半是不靠谱的！
十年前的许某年，两年前的付首席是如此，现在刘元春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就实事求是拆解一下刘元春的观点。
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
我们不谈情绪，只谈逻辑与数据。
首先是强政府？
强政府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我给大家一组数据，我国宏观税负（如果只考虑税收）统计数据是16%左右。
即使加上非税收入包括罚款、政府基金（卖地）、社保这些，也就是在30%左右，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宏观税负是34%
也就是说，即使是广义统计口径，我国宏观税负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也是偏低的。
与欧美国家相比更是偏低（欧美国家一般是40%以上），那么强政府的逻辑何在？
再说富企业。
根据社科院统计的数据，我国实体类企业平均利润率是5%—6%左右，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利润也是5.5%—6.5%左右，A股上市公司平均利润大致也在5%—7%左右。
对比一下欧美企业。
美国标普500指数企业平均利润是10%—12%左右，欧洲斯托克指数企业平均利润也在8%—10%左右。
一个国家企业平均利润大致在5%左右的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有近一半差距，这个富企业的逻辑何在？
当然，我们央企平均利润要好一些，2023年央企平均利润大致在6.6%左右。
那么我国实体企业为什么平均利润偏低，央企为什么利润要稍微好一些？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来谈，但是无论如何说我们搞富企业是说不通的。
最后说说穷居民。
刘教授给出的数据依据是这样，中国居民消费在GDP占比偏低，中国只有38%，美国是68%，英国是64%，全球平均水平是55%
咋一看这个数据确实有点唬人，但也就是糊弄一下不懂经济学常识的人而已。
GDP的构成是什么？
是投资、消费、出口（净出口）三驾马车构成的。
我国居民消费GDP占比确实偏低，原因是投资占比更高！
为什么投资占比偏高？
因为过去二十年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
因为过去二十年我国处于产业升级的爬坡阶段！
我们以城市化为例。
一般来说，城市化率20%是一个门槛，低于这个数字意味着整个社会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城市化率高于70%则是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
英国城市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77%花了150年；
美国城市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73%花了120年；
日本城市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70%花了100年；
德国、法国城市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70%花了100—130年；
中国呢？
1980年城市化率大致是19%，目前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接近70%，如果算上非户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应该超过70%。
从1980年—2025年，满打满算也就是45年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用不到50年时间完成了欧美发达国家超过100年的城市化成果，并且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远比欧美国家更好更现代。
要用45年的建设超过西方100年城市化的成果，投资占比不高行吗？
同样西方列强工业化革命用了300年，信息化革命用了75年（以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台计算机出现为标志）。
中国呢？
就算是工业化从建国之初开始算起，我们完成工业革命也不过75年，信息化建设大致是用了20年左右。
目前的成就却是中国工业产品横扫全球市场，工业产值全球占比达到35%，信息化水平与西方相比也遥遥领先。
这一切成就都是投资GDP占比超过50%换来的。
这些投资钱是哪里来的？
政府税收、卖地收入是一部分，更大的是地方与中央负债投资完成的——包括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几千个机场等等。
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拥有如此大规模投资的组织动员能力，这是我们的优势，西方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个优势。
这就是西方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GDP构成中投资占比较低，消费占比较高的根本原因。
说实话，只要我们将投资砍掉一半，那么我们GDP中消费占比马上就能上来了。
这不过是一种数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是否可以将投资用的钱砍掉一部分，把这部分用于居民福利体系建设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牵涉国家层面一个基本策略的问题——但是即便这样干了，短期也看不到明显效果，需要长期积累。
为啥？
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大致是这样的模式，政府筹集项目30%的资本金（这个资本金来源可以是税收，也可以是卖地收入），然后银行与金融机构再贷款70%。
为什么金融机构愿意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贷款70%？
因为基础设施建成之后，不管是公路、高铁、机场还是充电桩、5G基站等等未来都是可以产生效益与现金流的。
假如我们将投资费用砍掉，真正能用于福利保障的最多也就是前面的资本金部分，总不能让金融机构贷款为居民搞福利保障吧。
这两年有一个现象很突出——
一帮所谓经济学家，一遇到经济疲软消费不振，就拿着分配制度说事，胡扯什么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
来来来，我就想问一下，假如你是总理，你觉得应该怎么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
企业让利给居民吗？
企业目前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再让利企业就要亏损倒闭了。
政府让利给居民吗？
政府税收占比只有16%，即便加上社保、卖地收入这些也只有30%左右。
这几年因为房地产下行，卖地收入锐减，全国已经有近30%的地方政府揭不开锅了，也就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都出现很大困难，还怎么让利？
那么能不能体制内瘦身，压缩财政开支呢？
实际上我国公务员大致有800万人左右，财政供养人群在职是4000万人，加上离退休人员与编外人员（也就是“临时工”）大致是8000万人。
这8000万人除了公务员之外，还包括教师、公立医院医生、军人、武警、基层社区人员以及大量离退休人员。
我们公务员编制目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要给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所以不得不聘请大量的“临时工”，所以体制瘦身是很难的。
对比一下，号称小政府的美国（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远低于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是2300万，占总人口比例式6.8%，高于中国的5.7%。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详细给大家梳理一下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运行模式。
建国之初，我们以制造业立国，那么工业化建设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搞的是城乡二元化，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是最大的贡献者。
改开之后，我们开始城市化建设并且同时推动产业升级，这个钱从哪里来？
除了税收收入之外，就是靠着卖地收入，同样农民也是廉价土地的供应者。
也就是说，建国70年不论是工业化建设还是城市化建设，农民都是最大的贡献者。
但是国家没有忘记农民的贡献——
最近二十年我们国企不计代价给农村修路架桥，通电通水通网络，并且启动大规模扶贫，让上亿农民告别了绝对贫困，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能做到这一切，前提就是我们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国家有钱了，所以有条件回馈农民，给农民分蛋糕。
从这个历程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的基本思路是先做蛋糕，再分蛋糕。
在蛋糕没有做得足够大之前，决不能将蛋糕分光，总得留一点积累下来为发展奠定基础。
我们企业为什么利润率偏低？
工业企业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在曲线的两端分别是研发和品牌，这两端恰恰是产业链利润最丰厚的部分。
曲线的底端是生产加工，这是产业链利润最薄的部分。
我们是后发国家，恰恰就是从加工生产起步的。
微笑曲线的两端都被先发的发达国家占据，我们只能从加工产生起步，慢慢想办法去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这个过程很艰苦，也很不顺利。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自己不生产一台手机，但是却能攫取苹果产业链最丰厚的利润。
我们自己的华为好不容易具有挑战苹果的潜力，马上就遇到老美倾举国之力的打压，这个过程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的央企为什么利润高于普通企业？
因为国家赋予央企更多的资源，同时也赋予央企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是普通企业无法承担的。
比如，在农村那怕是常年亏损，也要给农村通电通水通网络；
比如南海填岛，压力大风险高同时根本看不到什么收益，也是我们央企顶在一线干出来的；、
比如遇到突发天灾，包括汶川地震、湖南大雪、新冠疫情，同样也是我们央企在第一时间冲锋陷阵，包括新冠疫情的医疗防线也是公立医院承担了主力；
为什么我国民间贫富差距较大？
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基本法则就是赢家通吃，你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尊重这个基本的法则。
但是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特色就是给传统市场经济打了一个补丁。
在欧美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则就是赢家通吃，资金自由（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
我们搞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下，作为普通老百姓参与分配的经济增长财富实际上是超过欧美国家的。
我的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
我们先列举大家都能切身感受的事实，再说数据。
上个世纪九十年初，老百姓买粮食油料还要凭票供应，当时国际上最担忧的就是未来谁来养活中国。
短短二十几年之后，十四亿中国人食物消费水平已经超过亚洲的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蔬菜、水果、鸡蛋、肉类与水产）。
1999年，中国平均居住面积只有8平米，现在是46平米；
1999年中国空调销售是不到1000万台，现在是年销售超过1亿台；
1999年，中国私家车保有量不到1000万台，现在已经快要达到3亿台；
1999年中国手机销售是1600万台，2024年手机销售是3.6亿台（其实还低于高峰时期的4.5亿台）。
那么这个消费水平与欧美国家对比怎么样？
我们以美国为例（欧洲的数据远逊于美国）。
在新冠爆发的前二十年，中国GDP符合年增长率是9%，消费复合年增长率也是9%；
同期美国经济符合年增长越为1.8%，消费复合年增长则是2.1%，看上去美国消费增长略高于经济增速。
但是，在2000—2019年，中国国民总储蓄率平均水平在47%—48%左右；
同期美国国民总储蓄率平均水平约为18%—19%，中国老百姓储蓄率高于美国近30个百分点。
居民在国民经济分配的财富用途就是消费+储蓄，美国消费增长略高于中国（与GDP增长相比），但是储蓄率远远低于中国。
这足以证明，中国老百姓在经济增长的财富分配中要高于美国。
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消费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与欧美国家相比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例如，2024年中国零售增长3.5%，与美国3.6%水平几乎持平，2025年前四个月，中国零售同比增长4.7%，还略高于美国的3.8%
实事求是的说，虽然近几年中国消费增长绝对速度与美国差不多，但是考虑到中美GDP增速的差距，中国消费增长幅度与美国相比这个差距是扩大的。
扩大的原因也很简单，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政府给全美提供了高达4.2万亿美元的巨额补贴，其中家庭与个人拿到了2.3万亿美元，企业部门拿到了1.9万亿美元。
这是特定时期美国印钞撒钱的结果，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我们对比2000—2019年中美消费与储蓄率数据，刘教授关于中国搞穷居民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么中国居民是怎么实现财富分配高于美国的？
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
美国税收是以直接税为主，主要针对个人征税，中国税收是间接税为主，主要针对企业征税。
美国是无差别征税，中国则是一种差别化的征税模式。
比如中国对企业主要是规模以上的企业征税，对真正容纳就业的主力军小微企业基本是放水养鱼的模式。
小微企业年营业额低于120万，增值税全免，高于120万，增值税就是象征性的1%，企业所得税只要利润低于300万，实际税负大致只有5%。
对于大量现金交易为主的小微企业、个体经商户，则是基本不用纳税。
至于个人所得税，虽然我们税基是5000元，但是这几年陆续增加多项扣减，包括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大病医疗、房贷利息、继续教育等等，这些扣减加上去，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10万元以下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这就是中国居民在经济增长中实际分配财富水平高于美国也高于欧洲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消费增速下降？
因为中国房地产从2021年之后开始出现长达四年的调整。
由于房价持续下降，中国人大都面临着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现状。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作为个体不得不压缩开支，这就是消费增速下降的原因。
消费增速下降，但是同时工业产能持续扩张——
我国每年发电量增长超过8%，供给端与需求端出现增长与萎缩的错配，自然凸显出消费疲软内需不振。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中国GDP大致是134万亿元，摊在每个人身上不到10万元，蛋糕只有这么大，扣除成本，无论怎么分要改变大部分中国人的现状，都是不够的。
还是要把蛋糕做大，还是要靠产业升级，要制造业克服一切困难去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具体而言就是在各行各业都培育出我们自主品牌，先国内再国外去冲锋陷阵跑马圈地。
只有企业先“富起来”，蛋糕做大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相比2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靠十四亿中国人勤勤恳恳起早贪黑一步步干出来的。
同样，我们现在正处于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
要突破现有的瓶颈，让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也需要我们勤勤恳恳一步步努力奋斗。
没有努力与奋斗就期望改变现状是做梦。
刘元春的观点就好比一支军队在即将冲锋战斗的时候，在军队中宣扬大家作战这么辛苦完全是指挥出了问题，只要把指挥思路变一下，大家不用战斗就能赢得胜利。
这不是胡扯吗？
刘元春教授的观点，本质是将政府、企业、居民视为“零和博弈”的对立方，但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效发展模式”——
其核心是”政府、企业、居民共同推动蛋糕做大，再逐步优化分配”，这正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
刘元春教授的“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既忽略了中国用几十年完成西方数百年发展的奇迹，也否定了十四亿人通过奋斗实现生活水平跃升的事实，更误解了后发国家赶超的基本逻辑 ——
这种观点看似 “批判现实”，实则是脱离发展阶段的片面判断，经不起数据与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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