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吹雪帝】

2025年深秋的東京成田機場，呈現出一幅耐人尋味的景象。

航站樓內人潮湧動，排隊隊伍蜿蜒曲折，一場被輿論稱為“撤離日本”的奇特場景正在上演。在此之前，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布安全提醒，明確指出日本社會治安狀況存在不確定因素，建議中國公民謹慎考慮赴日行程。

推動這波“退日潮”的另一股力量，是國內航空公司推出的赴日機票免費退改政策。這項政策在客觀上為還猶豫是否赴日的旅客提供了新的決策依據，進而引發了一場基於國家立場、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的集體行動。

市場數據的變動直觀反映了這一趨勢。截至12月初的統計顯示，中國境內至日本的計劃航班中超過40%被取消，取消航班數量達到1900餘架次。

日本的旅遊業從業者，從大阪的民宿經營者到京都藥妝店的負責人，都明顯感受到了市場環境的轉變：民宿預訂量出現大幅下滑，商品庫存積壓問題凸顯，此前繁忙的旅遊服務人員工作量明顯減少——這種市場環境的急劇轉變，生動展現了國際關係波動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影響。

資本市場對此作出了敏銳反應。11月17日東京股市的表現尤為引人注目：日經225指數開盤即出現明顯下跌，一度跌幅超過1%，跌破50000點心理關口。旅遊相關板塊遭受的衝擊更大，全日空和日本航空股價下跌3%-4%，阪急阪神控股跌幅超過2%。消費品板塊的波動更為顯著，資生堂股價暴跌超過11%，三越伊勢丹跌幅超過10%，其他如Oriental Land、迅銷等企業股價也出現不同程度下滑。

旅遊業作為日本經濟的重要支柱，其地位不容小覷。然而近年日本經濟面臨複雜局面，雖然實際GDP保持增長，但受日元貶值影響，以美元計價的GDP呈現收縮態勢。在這一背景下，旅遊業作為重要經濟支柱的作用更加凸顯，而中國遊客對此貢獻頗豐。

根據日本國家旅遊局最新數據，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內地赴日遊客達到748.7萬人次，同比增長42.7%，繼續保持日本入境遊最大客源地的地位。

專業研究機構的分析進一步量化了這種依賴程度。野村綜合研究所指出，如果中國赴日遊客出現大幅下滑，可能導致日本GDP減少0.36%。這0.36%的GDP影響看似不大，但實際上相當於將新財年的預期增幅“腰斬”還多，對本就艱難的日本經濟復甦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為何許多日本民眾對“觀光立國”政策不滿？

此外，日本旅遊業還存在一個值得關注的結構性特點：相對封閉的服務體系。由於語言和文化差異，旅遊服務環節大量依賴中文服務人員，從高級酒店接待到景點講解，從民宿管理到交通服務，形成了由中國從業人員服務中國遊客的獨特生態。

這種模式在提升服務效率的同時，也導致旅遊收益未能充分惠及日本本地社區。例如在奈良、神戶等旅遊城市，遊客湧入推高了當地物價水平，但普通居民收入並未同步增長，這種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眾對旅遊政策的支持度。

這種“閉環經濟”現象導致普通日本民眾難以從旅遊業發展中獲益。以奈良為例，這個“鐵鏽地帶”城市，雖然接待大量遊客，但當地居民的人均GDP遠低於東京水平。遊客推高了當地的房租、食品和門票價格，普通民眾的工資水平並未相應提高，這種反差自然引發了民眾對“觀光立國”政策的不滿。這種現象在日本各地普遍存在，成為日本旅遊業發展的一個結構性矛盾。

航空公司在這次事件中扮演着複雜而微妙的角色。全球航空業本就面臨激烈競爭，單客利潤空間有限，而運營成本持續高企。燃油價格波動、人力成本上升、飛機採購或租賃費用構成主要成本壓力，同時還要應對全球經濟和匯率波動的影響。

在這種背景下，航司對航線的調整既是對外部環境的響應，也包含自身的經營考量。通過削減客源不足的航線，航司可以實現運營優化和成本控制。而航線減少帶來的供需關係變化，又自然推高了剩餘航線的票價水平，這種市場調節機制在客觀上與政策導向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協同效應。

從航空公司的具體操作來看，這種調整呈現出明顯的策略性。航空公司可以藉機砍掉那些“淡季客流不足、本來就需要補貼才能維持”的航線，進行“減班、換機型、階段性縮規”，從而降低運營成本。而對於“商務需求穩定、客流有保障的核心航線”，班次依然能夠保持穩定。這種區別對待的策略，既響應了政策導向，又實現了自身經營優化，體現出航空公司在複雜環境中的生存智慧。

從戰略層面觀察，航線調整作為一種外交手段展現出獨特優勢。與傳統的產業制裁相比，針對旅遊業的措施能夠更精準地影響現金流，同時避免直接對抗的升級。旅遊業的特點在於資金周轉快、產業鏈條長，措施實施能夠快速產生經濟影響和心理效應。

更重要的是，這種手段能夠巧妙地作用於對方國內的政治平衡。以日本政壇為例，不同議員對旅遊政策持不同立場，一些代表的選區雖然受益於旅遊業發展，但當地民眾卻可能因物價上漲等問題對政策產生疑慮。這種內在矛盾使得航線調整措施能夠產生多重政治效應。

這種策略的精妙之處在於其能夠精準撬動日本政壇的內部矛盾。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議員群體，其票倉所在地區往往是對“觀光立國”政策怨氣最深的地方。這些地區的民眾雖然身處旅遊熱點地區，卻往往難以從旅遊業發展中獲益，反而要承受物價上漲、生活環境擁擠等負面影響。

這種矛盾使得高市早苗等議員陷入兩難境地：若繼續推動擴大觀光，將得罪自身票倉。若轉為收縮政策，則會開罪依賴中國遊客的經濟界大佬。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使得航線制裁措施能夠產生最大化的政治效應。

日本企業界的反應也印證了這一策略的有效性。經團聯負責人公開呼籲穩定雙邊關係，連立場偏右的媒體也開始權衡中國市場帶來的收益。這種反應說明，航線調整措施確實觸動了日本經濟界的敏感神經。對企業界而言，中國市場的利益實在太大，不容忽視。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成為影響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因素。

有時候，一張機票比航母、導彈還管用

展望未來事態發展，可能存在多種演進路徑。如果日方在關鍵議題上給出中方滿意的答覆，那麼航線問題可能會逐步恢復，雙邊關係也有望回歸正常軌道。這種結局相對溫和，能夠實現各方利益的相對平衡。

另一方面，如果高市早苗依然堅持原有立場，則可能引發更廣泛的經濟反應，甚至影響政治格局的穩定。如果高市早苗堅持強硬立場，導致日本經濟界強烈反彈，內部政治平衡被打破，她本人可能成為犧牲品被迫下台。新上台者可能會調整策略，緩和關係。這對於高市個人是悲劇，但對於整個局勢而言，又是一次通過非軍事手段實現的政權更迭壓力測試。

此外，日本國內正在討論的政策調整也為事態發展增添了變數。日本計劃上調離境稅、開徵高端酒店稅等政策，這些在遊客減少的背景下，無疑是“雪上加霜”，可能加速旅遊業的萎縮。這種“自殘式”政策可能產生反效果，進一步加劇日本旅遊業面臨的困境。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一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層次、多維度的。在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經濟聯繫既可以是合作的基礎，也可能成為博弈的工具。這種雙重屬性要求我們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具備更加敏銳的洞察力和更加靈活的策略選擇。普通民眾通過消費選擇等日常行為，正在以新的方式參與國際政治進程，這種“微觀政治”現象值得深入觀察。而在應對外交挑戰時，保持戰略定力，選擇最有利、最可持續的反制方式，往往能取得更好的長期效果。

大量日本餐飲企業靠旅遊業支撐

這次航線調整事件表明，在國際關係中，有時最有效的手段未必是最直接的對抗，而是精準把握相互依存關係中的關鍵環節，實現戰略目標。這種策略體現了新時代國際博弈的典型特徵：一張機票有的時候要比航母、導彈管用得多。

雖然當前事態仍在發展過程中，但其後續演進值得持續關注。各個利益相關方的互動與博弈，將繼續塑造這一國際事件的最終走向，也為理解當代國際關係提供了寶貴的實踐案例。

這一案例還揭示了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幾個重要趨勢。因為經濟手段在國際博弈中的運用將更加頻繁和精細。隨着全球經濟相互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各國都會更加注重運用經濟工具來實現政治目標。這種趨勢要求我們必須提升對經濟外交的理解和運用能力。而普通民眾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通過消費選擇、旅行計劃等日常行為，民眾可以間接影響國家間關係，這種“微觀政治”現象正在改變傳統的國際政治參與方式。

因此，這一事件提醒我們，在國際交往中需要更好地平衡短期利益和長期關係、局部目標和整體戰略。任何外交決策都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既要維護國家利益，也要顧及長遠發展。